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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努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无疑成了我们时代的主旋律。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让中国赢得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人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现代化成就。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不断开辟新境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命题就是对我们所进行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高度凝练。中国式现代化着力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在创造出巨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创造出相应的文化形态，这种文化形态也是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的成果。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习近平，2023年，第6页）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是通过“第二个结合”创造出来的。其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标示了民族性的维度，并提供了深厚的传统文化基础；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提供了现代性实践的理想维度。“第二个结合”有效地化解了中国近代以来“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文化紧张，既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特征，又凸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包容性与创新性，为我们面向未来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提供了方法论指导。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系统阐述了“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突出强调了“第二个结合”的重要地位，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同上，第5页）。“第二个结合”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中国发展实践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这一重要论断正是基于中国的具体国情，特别是基于近代以来中国艰难曲折的现代化探索历程而作出的，是科学的论断。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的国门被坚船利炮打开，中国被强行拖入了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之中，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与西方主动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并通过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等文化运动不断调整“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最终走上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多有不同。中国在被拖入现代化进程之时，在经济上没有现代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基础，在文化上没有成熟的现代化思想资源。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人开始有了民族危机意识，并对民族未来的发展道路进行冷静思考。1842年，魏源首先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想法。（参见夏东元，第18页）他的这一想法得到当时一些求变革的进步人士的认同，成为洋务运动的思想萌芽，而认同这一思想的人形成了洋务派，与洋务派思想相左的则被称为顽固派。“对于西方近代文化，顽固派采取了一概拒绝的态度，主张‘夷夏之辨’，洋务派则采取比较开放的态度，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体西用’是洋务派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原则，也是洋务派回击顽固派进攻的武器。”（章开沅、朱英主编，第122页）可以说，正是从洋务运动期间洋务派与顽固派之间关于“体”“用”的争论开始，“传统”与“现代”的紧张关系问题逐渐凸显。

　　几乎与洋务运动同一时期，日本开始了明治维新这一资产阶级改革运动，通过举国上下大力学习西方文明、脱亚入欧、发展现代教育、提高国民知识水平、培养现代化人才等举措，逐渐实现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日本的国力日渐强盛。开始于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以中国的完败而结束，这标志着清朝政府历时30余年的洋务运动彻底失败，所取得的现代化成果化为乌有。甲午战争的失败给自傲的清政府和当时的知识分子带来了极大的震撼，于是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首的维新派开始主张变法图强，希望从政治、经济、军事和教育等各方面学习西方，体现出了像日本一样全面向西方学习与看齐的趋势，但这些想法还没有完全付诸实践就失败了。由此可以看出，通过对“体”“用”关系这一极具民族色彩的命题的探索，当时的思想家们表达了中国人“睁眼看世界”、参与全球化进程的基本态度。

　　我们知道，日本在历史上长期向中国学习，甚至以此来推进其社会历史进程。然而，当人类全球化的浪潮波及东方，尤其当西方列强将军舰开到家门口时，日本却非常决绝地选择向侵略自己的西方列强学习，几乎没有纠结“体”“用”问题。日本的快速转变与其历史上善于向强国学习的传统分不开，也与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日本思想家们大力推崇西方文明有关。例如，福泽谕吉曾认为“现在世界各国，即使处于野蛮状态或是还处于半开化地位，如果想使本国文明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确定它为一切议论的标准，而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福泽谕吉，第11页）。可以看出，福泽谕吉主张全面向西方学习，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日本成为文明国家。福泽谕吉作为日本近代的著名思想家，其思想无疑深刻地影响了日本的价值选择，其中“脱亚入欧”的思想就是典型代表。

　　那么，中国为什么不能像日本一样全面学习西方，而是一直在“体”“用”的两难关系中犹豫和徘徊呢？理解的关键也许在于，中国是拥有上下五千年连续性文明历史的国家，甚至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在世界文明格局中处于领先地位。这种悠久的文明历史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像日本一样放弃自己的文化传统而全面学习西方，但现实的压力又迫使中国不得不寻求文化改变。尽管中国人穷尽了“体”“用”关系中的各种可能性组合，试图找到正确处理“传统”与“现代”之间紧张关系的答案，但最终都宣告失败了。这又进一步引发了国人的思考：一个民族究竟如何选择才能既走向现代化又能够保持本民族的个性。中国人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初期，发起新文化运动的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既见证了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的失败，又看到了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而成功走向了现代化，这种时代的紧迫感以及被压迫的屈辱感促使他们毅然决然地走向反传统的道路，他们甚至颇为极端地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我们从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如陈独秀、胡适、吴虞、钱玄同、鲁迅等的言论中，就可以看到这种反传统的鲜明态度。

　　新文化运动彻底摒弃传统文化的选择，尽管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过于绝对，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中国走向现代化、接受民主与科学的现代思想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当然，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采取的极端态度也使得其并没有很好地解决“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紧张问题。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开始了探索现代化的历史实践。从某种意义上说，建党百年历史就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探索、实践现代化并建构自己的现代化理论的历史。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以建立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也就是说，尽管中国近现代史从1840年开始，但是从1921年开始我们才真正步入由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所进行的探索现代化发展并建构自己的现代化理论的历史。在这一历史实践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并回答“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诚然，中国共产党人在现代化问题上也经历了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艰辛探索过程。例如，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破除“旧文化、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郑谦、张化，第48页）的口号，实际上就是对传统进行了不加甄别的破坏，与传统进行了最彻底的决裂。但是，当我们走出文化大革命的曲折弯路后，中国共产党人基于对中国国情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觉，对“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有了全新的认识与解读。关于这一点，突出体现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历史实践进程中。

　　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史对于中国而言，不仅是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历史，更是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实践从自发走向自觉的历史。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旗帜鲜明地指出：“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习近平，2018年，第4页）改革开放不仅在实践中让中国真正地融入世界，开辟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发展道路，而且在理论上内含着对“传统”与“现代”关系的重新厘定。这样的一种伟大觉醒让中国共产党人得出了一个日渐清晰的结论，即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土壤里也可以结出人类现代化的果实。这一结论是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历经长期的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艰辛探索而得出的。

　　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明确提出，夺取中国革命胜利后的首要任务就是“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7页）。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四个现代化”思想，即要“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32页）。可以看出，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对于中国的现代化思考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现代化问题思考的深化。邓小平在继承“四个现代化”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现代化理论，指出“我们的概念与西方不同，我姑且用个新说法，叫做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496页）。后来他又进一步地概括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同上，第497页），并强调“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4页）。邓小平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创新，并重点强调了“中国式的现代化”要从中国的特点出发，这实际上表明中国的现代化实践不能离开中国的国情、不能脱离民族文化传统的土壤。

　　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改革开放以来探索和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和拓展了中国的现代化实践，清晰地描绘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蓝图。“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找到了一条经过实践检验的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所强调的，“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第14页）显然，坚持“两个结合”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密不可分，即“两个结合”始终伴随着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而“第二个结合”的提出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在现代化的实践探索中找到了克服近代以来古老的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所面临的“传统”与“现代”之间紧张关系的方法，找到了解决长久以来作为文明古国的中国既要实现现代化又要继承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矛盾的方法。因此，“第二个结合”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实践发挥了更深层、更基础的作用，这将有效提升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自信、筑牢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根基。

　　只有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可能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习近平，2023年，第8页）的重大意义。近代中国的长期落后，使得国人不觉间形成了一种非此即彼的知性思维定式——“传统”与“现代”势不两立，要想实现现代化就必须要反传统，就必须要与传统实行决裂。然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实践表明，我们在中华民族传统的土壤中成功培育出了现代化的果实，这让我们获得了一种对现代化发展模式的新认识，在建设性的意义上实现了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总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现代化的实践进程中创造性地提出了“第二个结合”，从而成功克服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二元对立思维，实现了又一次的思想解放。那么，“第二个结合”为何能够有效克服“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紧张，有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实践，并造就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呢？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蕴含的现代性思想作进一步的阐释。

　　马克思主义是当今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改造世界、实现现代化的指导思想，其中蕴含了深刻的现代性思想。自觉对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及其价值内涵进行考察，将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把握“第二个结合”的理论内涵，从而更好地在“第二个结合”的指导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的建构，更好地完成现代性这一“未完成的设计”（哈贝马斯，作者前言，第1页）。具体说来，对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考察。

　　第一，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就是一种现代性理论，它标示了人类现代化实践的理想之维。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在人类现代化的历史实践中形成、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的背景以及价值关切都离不开现代化和现代性这一时代主题。在19世纪的欧洲，资本主义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特别是英、法、德等国已经完成或正在进行工业革命。马克思置身于工业革命的最前沿，在写作《资本论》时曾长期居住在最早完成工业革命因而也是工业最发达的英国。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切身体验，所以马克思才能更加深切地认识由资本逻辑宰制的现代化，进而更加全面地审视和批判资本主义及其现代性思想。因此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就是一种区别于资本逻辑的现代性理论。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马克思的文本中得到确证，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了普遍交往的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开拓了世界历史，“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66页）。马克思在自己的著作中还提出了诸如“现代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等概念范畴，可以说这些概念范畴都是现代性话语或人类现代化实践话语的不同表征，表现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人类现代化这一宏大叙事的自觉关切。

　　更进一步来讲，马克思对资本逻辑剖析所采取的态度是一种理性尺度与价值尺度相统一的双重关切态度。这主要表现在，一方面，马克思在其文本中肯定了资本对于人类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贡献。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5页）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推动了资本的全球化扩张，使各个民族都卷入了人类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之中。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不仅使地方的民族的社会生产发展成为不可能，“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同上），而在这种精神生产的基础上将会产生马克思所憧憬的未来文学形态即“世界的文学（Literatur）”。这是马克思从理性的角度给予资本主义的客观历史评价。

　　另一方面，马克思看到了资本逻辑在现实生活中的展开给世界各个民族带来的伤害，看到了资本的反人性的层面。马克思指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71页）在资本的扩张过程中，“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71页）。资本的扩张受到资本逻辑的宰制，将人贬低为价值增殖的工具，从而阻抑了人的全面发展。此外，马克思也对西方列强对包括中国、印度等在内的东方国家的殖民侵略进行过强烈谴责，如他将英法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称为“海盗式的扩张”。这是马克思从价值的角度给予资本主义的控诉。

　　从上述论证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具有强烈的历史建构性，马克思认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02页）。无论是理性角度的对资本主义的历史评价，还是价值角度的对资本主义的控诉，都贯穿着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马克思对资本所作的解构和批判，恰恰代表了人类现代化理论及其实践的理想之维。也就是说，人类现代化的实然性已经被资本的扩张呈现出来了，但是人类现代化的实践还有一个应然性的维度，这个应然性的维度恰恰是马克思通过对资本的解构与批判而获得彰显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将马克思视为现代主义者的观点与将其视为后现代主义者的观点貌似截然相反，实际上并不矛盾，因为它们对马克思理论的评价都是围绕着现代化和现代性的历史逻辑展开的，只不过解读的角度不同。反思现代性及其问题是马克思思想建构的核心主题。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肯定了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不可逆转的发展方向，但同时也批判了由资本逻辑所宰制的西方现代化实践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并在这种批判中建构了自己的现代性理论，标示出人类现代化实践的理想维度。

　　第二，马克思对现代性思想的阐发具有开放性和未来指向性特点，即在改变世界的价值诉求中，马克思建构起了自己的现代性思想。

　　开放性和未来指向性是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突出特征，这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从马克思的思想本身来看，马克思认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2页）。这无疑凸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性品格，而这种批判性品格内蕴着开放性和未来指向性。诚如恩格斯所言，“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691页）。恩格斯对马克思思想的总结更加明确地指出了马克思思想的开放性和未来指向性特征。的确，马克思主义不拘泥于事物的任何一种既定形式，在对资本主义开创世界历史的肯定中同时包含对资本主义导致人的片面发展的否定。因此，马克思主义不迷信资本的逻辑就是人类现代化的普遍性的展现逻辑。人类现代化的社会形态应该具有多种可能性，应该发展出更加理想的形态——消灭剥削、克服人性异化的形态，即共产主义社会。

　　另一方面，马克思对东方社会的关注，以及在马克思逝世之后世界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实践，也证明了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具有开放性和未来指向性。当把唯物史观运用到对东方社会的考察时，马克思看到了唯物史观关于五种社会形态划分的理论对于解释东方社会尚有不适应的地方，因此需要对东方社会予以特别的关注与研究，以期进一步完善唯物史观。实际上，在马克思看来，没有定于一尊的人类现代化发展模式，他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指出，他对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不是“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因此并不是“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466页）这充分说明了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具有开放性和未来指向性，它要求我们对社会发展道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后来俄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成功都证明了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理论观点的正确性，也证明了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开放性和未来指向性。

　　第三，中国式现代化表征了马克思现代性思想对资本主义现代性思想的内在超越。

　　在此前欧洲中心论话语中，人们常常认为资本主义就代表了现代化的社会形态，即资本主义与现代性具有一致性。但人类现代化实践发展到今天已经充分表明，资本主义与现代性的结合只是现代性的一种呈现方式，人类的现代性实践包含着内在超越的价值维度。诚然，在全球化时代，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从传统走向未来，真正完成由传统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历史性跨越，都必然要经历现代化的洗礼，这一点已经为世界各国的历史发展所证明。但是，在这个现代化实践过程中，并不是只有一条现代化道路，即西方发达国家所走的现代化道路。实际上，当前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在努力追赶现代化，它们在进行现代化实践的过程中结合了自己民族的文化特质，从而呈现出了各种不同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便是当今世界较为成功的现代化发展模式之一，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表明“现代性的内在超越并不是走向彻底终结，而是超越了现代性的特定发展形式即‘资本主义现代性’，从而走向新的发展形式即‘社会主义现代性’”（郗戈，第235页）。

　　正是基于马克思现代性思想对资本主义现代性思想的内在超越，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第二个结合”的命题。这个命题内涵的合理展开意在强调：在人类现代化历史实践进程中，马克思主义既然标示了人类现代化理论及其实践的理想维度，那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就会有效超越“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实践中，实现二者之间的相互契合乃至融合，创生出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的成果。在此意义上我们才可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表明了“第二个结合”正是我们能够克服“传统”与“现代”二者之间紧张关系的重要方法。当然，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现代性理论，不仅是“第二个结合”命题的逻辑前提，也是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命题的内在理论支撑。理解了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及其特征，也就理解了“第二个结合”对于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的重要意义。

　　总的说来，我们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时代背景、理论内涵以及实践经验的考察，明确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就是一种现代性理论，其所标示的是人类现代化发展的理想之维，具有开放性和未来指向性的特征。同时，马克思现代性思想内蕴对资本主义现代性思想的超越，这种超越性品质引导着中国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在此基础上，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和未来指向性使“第二个结合”成为可能，而作为现代性理论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成功克服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紧张关系。因此，在面向未来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的文化实践中，我们必须继续坚持以“第二个结合”为方法论指导，不断推动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

　　“第二个结合”克服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紧张关系，实现了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习近平，2023年，第9页）。因此，我们必须从方法论的高度来看待“第二个结合”，以“第二个结合”指导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具体说来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着力。

　　第一，要自觉以“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致力于文化建设。

　　我们为何要在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时首先确立“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呢？实际上，近代以来，“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紧张关系始终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浮现。即使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存在的“文化热”，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其折射的核心问题依旧是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二者之间的紧张关系，而“第二个结合”正是中国共产党人找到的能够平衡“传统”与“现代”之间紧张关系的正确方法，体现了一种超越两极对立的“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在哲学家黑格尔看来，两极对立思维实际上是一种典型的知性思维，它执着于思维规定的片面性和差异性，因而“理性的斗争即在于努力将知性所固执着的分别，加以克服”（黑格尔，第102页)。也就是说，“第二个结合”实现的前提在于变革我们的思维方式——“传统”与“现代”二者之间非此即彼的知性思维方式。除此之外，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两创”，即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其前提也是要变革我们的思维方式，要看到“传统”与“现代”二者之间非此即彼的知性思维不利于我们健康地展开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实践。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要求我们必须培育建设智慧，树立“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既不能过于保守，也不能过于激进——以达致天地和谐运行、万物并生而不悖的中和状态。

　　实际上，这种建设智慧贯穿于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并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性成就中得到了证明。邓小平在1992年视察南方时指出，“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4页）“南方谈话”进一步推动了思想解放，推动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邓小平提出的“不争论”思想所蕴含的建设智慧。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全党同志一定要统一思想认识，抓住机遇而不可丧失机遇，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增强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坚定不移朝着既定奋斗目标迈进。”（《胡锦涛文选》第3卷，第441页）胡锦涛的“不折腾”思想继承了邓小平的“不争论”思想，突出强调搞建设、谋发展，实际上也是建设智慧的体现。正如前文所提到的，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次伟大觉醒，笔者认为“觉醒”的突出表现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秉持一以贯之的建设智慧。

　　面向未来，我们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要继续秉持建设智慧，不断提高中国的现代化水平，如果囿于两极对立、非此即彼的知性思维，就只会迟滞我们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步伐。同理，在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时，我们也要汲取“第二个结合”中所蕴含的建设智慧，以“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来指导我们的文化实践。

　　第二，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需要寻找民族性和时代性的彼此契合之点。

　　就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来讲，“中国式”彰显的是文化的民族性维度，而“现代化”彰显的则是文化的时代性维度。我们知道，文化哲学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哲学形态，其中最基本的命题之一就是民族性和时代性的关系问题。在人类现代化实践的背景下，“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紧张关系正是民族性与时代性矛盾的具体表达。因此，我们在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时，需要努力寻找民族性与时代性之间的彼此契合之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离不开“第二个结合”的指导，要在“第二个结合”的基础上使马克思主义更加彰显中国特色，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加具有时代特征。

　　具体说来，一方面，我们要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来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理论层面要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语体系建构。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期，毛泽东在领导党和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为“实事求是”这一中国传统话语赋予了马克思主义内涵，毛泽东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1页）进入新时代，无论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新发展，还是人类文明新形态对马克思文明形态论的创新，都充分表现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活力。此外，理论的创新离不开实践的发展，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离不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历史实践。小康社会的命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的标志性创新之一。邓小平在会见时任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第一次提出中国要建设“小康之家”（《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7页），使“小康”这一出自《诗经》的古老词汇在新时期得到了新阐释。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并踏上了实现共同富裕的新征程。无论是小康社会还是共同富裕，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充分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养料而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的中国化创新和发展。

　　另一方面，我们还要以马克思主义为“魂脉”来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社会主义现代文化的必由之路。但与此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必须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需要。马克思深刻地指出：“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所制约。意识［das Bewußtsein］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das bewußteSein］，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4-525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一种“意识”，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实践的智慧结晶，是由古代中国从事现实活动的人们所生产的，它同样也受到当时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制约。因此，在当代中国，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两创”时，就必须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当代实践，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转化为适应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满足人民精神生活需要的文化。

　　显然，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需要找到民族性和时代性的彼此契合之处，而这种契合只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实践过程中才能够凸显出来。彼此契合不是简单的语词含义相近，而是精神内涵的彼此相通，这一点只有在“第二个结合”指导下的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特色、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时代特征的过程中才能够得到彰显。

　　第三，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是中国式现代化未来发展的文化气象。

　　人类的任何实践都需要确立价值目标，没有目标就没有实践的方向。在“第二个结合”的指导下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其实践旨趣就是推动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而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正是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民族性和时代性的辩证统一。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所要建构的目标，或者说是中国式现代化未来所呈现的文化气象。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把先进的思想理论带到中国，以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引领中国走进现代世界，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习近平，2023年，第6页）以推动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为价值目标，需要明确文化与文明的区别与联系。具体说来，文化更多着眼于事实判断，文明更多着眼于价值判断，即文明是文化的正价值取向，所彰显的是人类的一种进步状态，是人类在克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等诸多矛盾的努力中所达到的历史进步。因此，推动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目标实际上为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提出了更高要求。要实现这一目标，既要阐扬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也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一方面，要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觉阐扬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以及和平性，这五种突出特性是我们能够从总体上认识中华文明的基础。连续性要求我们要以上下五千年的视角认识中华文明的发展方向，创新性要求我们要以革故鼎新的态度认识中华文明的发展方式，统一性要求我们要以多元一体的态度认识中华文明的信念，包容性要求我们要以和合共生的态度认识中华文明的内涵，和平性要求我们要以美美与共的态度认识中华文明的原则。在深刻把握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我们要以时代精神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的内涵，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优秀品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发展。

　　另一方面，要坚持以当代中国具体实际为出发点，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基础上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回顾我们走过的历程，中国共产党人在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基础上发展出了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推动中华文明向现代转型的重要力量。因此，面向未来，我们更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紧紧围绕中国的具体国情，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需要强调的是，中国的具体国情既包括物质层面即生产力发展水平、生产关系等，也包括精神层面即中华文化传统等。只有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沃土，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才能更具中国气质，更有中国风范，更适合指导当代中国的发展实践。

　　我们相信，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将创造“第二个结合”的成功典范，是民族性与时代性的有机统一，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的具体呈现。以“第二个结合”为指导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就是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一步推动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进一步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习近平，2023年，第6页）。

　　总之，以“第二个结合”为推动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的方法论，首先，要树立“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建设性思维方法，摒弃非此即彼的知性思维。其次，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时，要在建设性思维方法的指导下寻找民族性与时代性的彼此契合，不断平衡“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紧张关系。最后，明确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的实践旨趣就是推动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在这个基础上要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使它们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中结出新的文化果实。

　　（作者简介：邹广文，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教学委员会委员）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哲学研究》202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