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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党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这一命题，自然，也必然有一个“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形态”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从政治维度已经初步地建构起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基于这一理论体系，当然还需要从学理上进一步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形态。

　　习近平同志指出：“推进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是理论创新的内在要求和重要途径。”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史和思想史，凡是具有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的重要思想理论，均具有体系化、学理化特质。体系化、学理化，既是重要思想理论形成发展的一般规律，也是重要思想理论科学性的基本标准。因此，学理化建构，既是揭示和阐释思想理论体系科学内涵的基本方法，也是昭示和体现思想理论体系时代价值的内在要求。

　　从历史发生学角度看，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演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形态沿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命题的正式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形成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形态的初步建构”这一历史逻辑出场。从中国思想理论建构和意识形态建设演进角度看，基于西方先行开启和推动现代化的理论谱系，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形态，从学理上正是在西方现代化的理论体系占据中心和统治地位的背景下，在与西方现代化的理论体系的较量和比较中，所作出的历史自觉和自主选择。在一定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形态，正是针对“西方中心论”的理论体系而出场并建构起来的，它区别于又超越“西方中心论”的理论体系，是解构“西方中心论”的一把利剑。总体来讲，“西方中心论”是扩大了的欧洲中心主义，是欧洲中心主义自身逻辑与权力体系的放大，它既与资本主义的全球性扩展具有同构关系，又将非西方视为西方扩展和殖民的对象，因而具有强烈而鲜明的霸权意识。黑格尔对欧洲中心主义乃至“西方中心论”作出了最为系统、深入和精致的哲学论证。“西方中心论”，是由“线性道路”“单数文明”“种族优越”“为我人性”“社会进化”“理性标准”（或“万能理性”）、“普世价值”“开化使命”“美丽神话”（或“上帝神话”）、“唯一哲学”等基本要素所建构起来的理论体系与意识形态。马克思晚年的东方发展道路理论、列宁晚年对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道路的探索，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走自己的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中国式现代化，就是批判和超越“西方中心论”的历史成果。中国式现代化，就是拒斥“西方中心论”的叙事逻辑而向人类实现现代化展现出的文明图景。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形态，以思想的力量，不仅打破了“西方中心论”的话语霸权，而且在实践上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新的选择。基于上述理解，从学理上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形态，就成为进一步提升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基本进路。

　　从学理上来讲，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形态是基于以下十大要素及其内在逻辑建构起来的。

　　“西方中心论”认为，西方现代化道路是世界实现现代化的普遍的、唯一的道路，世界各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走西方现代化道路。用我们中国的话来讲，似乎“自古华山只有一条路”。这种理论只看到现代化的普遍性而忽视其特殊性。

　　实际上，任何样式的现代化都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毫无疑问，中国式现代化与世界各国现代化具有共同特征。从横向一般要素来讲，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社会结构之历史变迁进程中，任何国家搞现代化都必然注重工业化、城市化、经济全球化，注重市场经济、科学技术，注重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自由平等。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总体上也注重这些一般性要素。从纵向发展规律来看，任何国家搞现代化也必须遵循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如何揭示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规律？这是学术界还需要进一步深究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窃以为，世界各国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规律，简要来说，就是现代化起飞阶段相对注重发展动力，持续运行阶段相对注重发展的平衡和谐，当发展动能不足、发展失衡时，就要注重治理。中国式现代化也遵循这条一般规律。

　　习近平同志指出：“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他把发展道路问题置于“四个讲清楚”的首位，彰显了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之于现代化的前提性意义。各个国家搞现代化，也必然具有本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道路集中体现为“多样性”。用我们中国的话来讲，就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当今世界，最具世界影响的现代化，是西方现代化和中国式现代化。针对西方“以资本为中心、两极分化、物质主义膨胀、对外扩张掠夺，并以其他落后国家为代价”的资本主义现代化，为解构西方现代化的“线性史观”及其“线性道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集中体现为“中国特色”。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多样性生成”逻辑，它从“生成路径”上回答中国式现代化“是什么”的问题。

　　“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在理论上，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历史发展道路的多线性和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多样性，认为任何国家最终都要走向现代化，但都要根据本国的国情、历史、文化、传统和实际，选择适合本国国情、解决本国问题的自主发展道路，决不能“用西方的鞋套中国的脚”，“用西方的公式剪裁中国的现实”，“耕了西方地荒了中国田”。否则，就会适得其反。在实践上，中国式现代化强调要符合中国具体实际，坚持走自己的路，具有中国特色，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及其本质特征，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和源、根和魂。在历史上，回溯中国现代化历程的艰辛探索，探析中国现代化实践生成的坚实足迹，盘点中国现代化的人类文明意蕴，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式现代化在定义或规定其现代化发展道路的选择上，在定义或规定其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上，具有强烈的历史规律意识和历史主体意识，内蕴历史发展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统一、连续性和阶段性统一、进步性和曲折性统一，以及历史发展道路的多线性。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政治基础的特殊性，即历史和人民选择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历史和文化基础的特殊性，即中国式现代化有深厚的文化根基和历史传统；现实基础的特殊性，即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本质特征的特殊性，即本质上不同于西方那种“以资本为中心、两极分化、物质主义膨胀、对外扩张掠夺，并以其他落后国家为代价”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理论基础的特殊性，即“两个结合”所形成的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的特殊性，即“主主平等普惠”（对此，后面还详加分析）；实践愿景的特殊性，即牢牢把握五个重大原则，致力于全面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在学理上，可从五大逻辑进一步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本质特征的理解：（1）政治逻辑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它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这就在性质和方向上与西方现代化区别开来。（2）时代逻辑是“强国时代”。这是我国发展起来以后走向强起来的时代，亦即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或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句话”本质特征，就是对接新时代大国成为强国的“强国时代”的，它是大国成为强国即实现强起来的现代化。（3）现实逻辑是人口规模巨大。这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不同，其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其发展途径和推进方式也不同于西方现代化，因而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不能急于求成，要保持历史耐心，坚持稳中求进、循序渐进、持续推进。（4）理论基础是新发展理念。以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为核心内容的新发展理念，是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长期实践中得出的至关紧要的规律性认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与“共享发展”本质相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与“协调发展”本质相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与“绿色发展”本质相关，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与“开放发展”本质对接，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内在要求充分发挥亿万人民的创造伟力与“创新发展”本质相联。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蕴含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创新性、独特性和自主性，它是“世界现代化道路”的一种新的范式和类型，具有世界意义。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史传统与中国国情，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打破了似乎“自古华山只有一条路”的对“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强调“条条大路通罗马”，创新性地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现代化道路的新型现代化道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也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

　　这在实质上是倡导非线性史观和现代化观，区别于“西方中心论”的线性史观和“西方现代化道路是唯一现代化道路”的道路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存在”。

　　审察长期以来普遍流行甚至根深蒂固的关于文明形态的理论，以社会形态作为论据的“五形态”说，技术形态作为论据的渔猎、农业、工业文明“三形态”说，传统—现代二分作为论据的“二形态”说，均认为文明具有唯一性、同一性、单线性、确定性、规范性，文明形态具有一元性、单数性，进而认为文明只属于欧洲或西方，拥有先发现代化的“高尚民族”就站在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制高点上，在价值上具有了解释世界如何运转、历史如何进步的话语权，而非西方的“非文明民族”则属于需要文明开化的“野蛮、愚昧民族”，这在实质上奉行的是鲍登所谓的“单数”一元文明。

　　针对这种臆造出来的“单数”一元文明的神话，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种基于人类文明在中国的具体实现形式，主张文明是从“真善美”上对社会和人的发展进步的总体性描述，本质上是一个“事实判断”，因而主张文明具有多样性，应当互学互鉴，这可称之为“复数”文明观。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逻辑，主要回答中国式现代化如何彰显“人类文明”问题。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是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这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形态的明确宣示和集中表达。结合上述理解，我们尝试从本源、关系、过程、结构、功能五个方面，展开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形态之科学内涵及其深层逻辑的学理阐释。

　　本源意义上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揭示的是其本体性存在。文明的本体论基点是“人”之真善美，而不是“物”，是基于“为他”的整体人类社会和人的发展的进步亦即普惠。我们不能因为文明进程的推进而忘却和忽视“人”这个原点，忘却和忽视文明是对愚昧、野蛮、丑恶的摒弃，是对“真善美”坚持不懈的“元”追求及其累积起来的积极成果。为此，中国式现代化所秉持的文明观具有四大要素：对创新动力、创新能力、创新活力的不懈追求及其积累起的积极成果；对平衡、和谐的不懈追求及其积累起的积极成果；以德治和法治的协同使世界与国家、社会得到有效治理；对人类、群体、个人与世界、国家或民族、社会等发展进步的追求且达至共生共进共享进而井然有序，使人人过上美好生活。

　　关系意义上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揭示的是其关系性存在。任何事物都处在各种关系构成的系统之中，文明主要是通过与文化关系的辨析而加以把握的。文明和文化都是难以释清的概念，二者有着直接和复杂的关系，人们时常将二者等同，时而也把二者对立。其实，在作为“人化”的产物以及均具有“化人”的功能这两大方面，二者具有相通之处。然而，当务之急是理清文化和文明的区别。理清二者的区别，不仅能深化对文化和文明问题的理解，而且也会推进文化和文明理论上的创新突破。

　　哲学是文明活的灵魂。过去我曾认为现在更加强调，我们不仅可以从考古学、文字学方面推进文明探源工程，也可以从哲学入手推进文明探源工程。从哲学意义上讲，文明和文化具有重要的区别。

　　一是相对性不同。文化主要是相对于未经人的活动外化的“原始自然”而言说的，讲的是“人化自然”“人化事物”，是人的内在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就此而言，它定义了文化含义的基本走向。文明则是相对于未经开化的“野蛮”“丑恶”而言说的，说的是人类追求真善美的“发展进步”过程和结果。就此而言，它定义了文明含义的基本走向。正像鲍登在《文明的帝国》一书中所说的，传统上，文明的对立面是野蛮。

　　二是哲学基础相对不同。文化的哲学基础是知识论，主要与认识世界相关。它相对侧重于人和物的关系框架中的“人化”事物或“人化为物”，相对注重运用文化知识、技术技能做事化事，注重外化于事物，主要坚持事物尺度。“理性”“知识”“技艺”“科学技术”“社会财富”，是其常用范畴。文化也有“化人”之义，即注重使“自然人”掌握文化知识和技术技能进而适应社会，把“自然人”化为“社会人”。然而，文化之“化人”和“人化”有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积极的方面是通过把文化转化为文明而化人和化物。教育的功能在于“化人”，既化为“文化人”，又化为“文明人”，然而，当今我们的教育重“文化人”有余而重“文明人”不足。文明的哲学基础主要是价值哲学和道德哲学，主要与改造世界和教化人相关。它相对侧重于人和人关系框架中的“化人”，即使人成其为“人”的积极成果（由自然人到社会人再到具有健全人格的人），是一种人类“开化”“教化”性的自我约束、自我完善、自我进步，相对注重化人做人且为他，注重内化于人、化人为善，主要坚持人的尺度。“德性”“德行天下”“善治”“伦理道德”“民主法治”“公平正义”，是其常用范畴。它也有“人化”因素，但它是人化过程中因人性进步而注重“为他”的发展进步的积极成果。这里，文化不完全等于文明，文明也不完全等于文化，文化中蕴含文明但不都是文明，文明中有文化但不等于所有的文化，即文明是“文化之善”，是文化成果中有益于人性进步且化人为“善”的进步方面；文化是文明的前提，文明是对文化的升华；文明高于文化，因为西方文化在一定意义上会异化为野蛮，而文明特指化人为善、利他进步的事实。福泽谕吉就指出：“在未开化的野蛮时代，支配人们关系的，唯有道德。”

　　三是侧重点相对不同。文化是基于民族性和地域性的一个概念，相对强调民族自我、民族特质、民族差异和民族认同，它看重传统，注重边界。人们常说的欧洲文化、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便是如此。文明当然也会呈现民族特色及其独特性，但从整个人类发展进步来讲，它更加注重民族之间的统一性、交融性、互鉴性，注重民族或地域文明所具有的世界意义，它超越边界，看重人性进步和人类进步。一定意义上所讲的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就是如此。

　　四是作用相对不同。文化有先进落后、好坏优劣之分，落后的坏劣的文化会阻碍人类与国家、社会的发展进步包括文明进步。我们过去讲的“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表明文化有“先进”和“落后”之分。基于事实且作为描述性概念的文明，是人类发展和文化发展之演进中沉淀下来的有助于人性进步、人类进步、国家进步、社会进步的积极成果，是文化中的先进方面和状态，适合整个人类共用，它只有特色不同，没有优劣之分。习近平同志指出：各种文明也各有不足，世界上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明，也不存在一无是处的文明，但“文明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有特色、地域之别”。

　　五是所在方式相对不同。文化之本，是一定地域的人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思维方式的呈现，是一个国家、民族的存在样式，不可复制，如中华文化等。文明之本，则是一个国家、民族之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思维方式，以及存在样式的“形象”呈现，是一个国家、民族发展进步事实的积极呈现状态，如政治文明。

　　过程意义上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揭示的是其过程性存在。哲学层面的文明演进过程，侧重于人类交往范式的历史变迁。依据马克思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三形态”理论，可以把这一过程描述为基于“人的依赖”的“主客混体”文明范式—基于“物的依赖”的“主客二分”文明范式—基于“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主主平等”文明范式。

　　结构意义上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揭示的是其结构性存在，即可以也应当将文明置于人与世界的关系结构中来理解。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亦即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观，在人和物的关系上就是大力发展物质文明，进而实现共同富裕；在人和人关系上就是人际文明，把人当作目的；在人的身心关系上就是精神文明，实现精神充盈富足；在人和自然关系上就是生态文明，走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人和社会关系上就是社会文明，注重公平正义、善治良序；在人和国家关系上就是政治文明，注重德法并治、人民民主。

　　功能意义上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揭示的是其功能性存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亦即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观倡导文明进步评价标准的同一化（不是“双标”）、评价主体的公正化（避免话语垄断）、评价方式的正义化（利于人类进步）、评价话语的共识化（不是唯我独尊），防止借话语权而把文明异化为野蛮，反对借主导“文明标准”的制定而演化为帝国殖民扩张。鲍登指出，文明“是一个既可以描述现实又能塑造现实的概念”，文明“这一术语的力量相当之大，既可以用于赞扬，亦可用于谴责”。

　　中国式现代化立足人类社会，创造出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是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这在实质上推崇的是复数多元文明观，区别于又高于“西方中心论”的“单数文明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存在”。

　　西方所强调的现代化的一般样态、共性特点，或者剥离现代化的民族属性且强调现代性，或者如鲍登所谓的“种族优越论”，其实质是为“西方中心论”辩护的。针对“西方中心论”中的“种族优越论”，我们强调中国式现代化的民族特质，就是强调中华文明最能体现中华民族的突出特性。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民族性”逻辑，主要回答中国式现代化的“根脉”问题。

　　马克斯·韦伯强调：“民族国家是国家与民族的结合”。在一般意义上，不同民族都具有各自特点的自然条件如地理环境，历史传承如语言文字、文化传统、道德习俗，社会状况如经济实力、文化实力、政治影响等，这些因素的内在联系和综合作用，必然造就不同的民族特性。作为“两个结合”的理论创新最新成果，中国式现代化及其理论形态根植于中华民族深厚的文明沃土，引领谱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致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而赋予自身深刻而鲜明的中华民族文化特质和中华民族突出特性，成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的现代化篇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习近平同志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首次系统而深刻地阐明了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五大突出特性。这既是对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最新阐发，也是我们理解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之民族特质、民族底蕴的根本遵循。

　　生生不息的生命基因彰显中华民族突出的连续性。这是在历史进程意义上，将中国式现代化置于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在与其他现代化形态比较的意义上揭示中国式现代化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的民族之源。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命源头和历史根基发祥于中华民族的生产和生活实践，这不仅体现在天然造就的封闭性的地理环境所提供的防御外敌入侵屏障，多子多福观念生成的规模化的人口资源所提供的维系社会生产的基本资源，与大自然和平共处形成的自然经济所提供的生存和生活资料，也体现在延绵不绝的礼教和宗法所维系的大一统政治社会及其超稳定的社会结构。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命养分和现实根基，来源于中华民族创造的丰厚充盈的文明成果，一脉相承的优秀文化基因，接续创造的博大文明成果，特别是在近代以来历代仁人志士探索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创造的巨大物质财富和精神谱系，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最为厚重的坚实支撑。因而，“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命精神和价值根基来源于马克思主义，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主要体现在中华民族始终是一个自强不息、奋斗进取的文化生命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民族忧患意识、“走自己的路”的民族自信精神、“自强不息”的民族奋斗意志等，是其鲜明表达和集中体现。因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思想资源，滋养了中国式现代化独特的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赋予了中国式现代化以强大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

　　兼容并蓄的体系结构彰显中华民族突出的包容性。这是在体系性意义上，将中国式现代化置于人类思想演变的历史长河中，在与其他现代化形态之比较意义上揭示中国式现代化所具有的鲜明体系性的民族之源。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及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性，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形态在学科上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在领域上覆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科技、军事、外交、党建等，在立场观点方法上相互支撑，从而形成科学的理论体系，都与中华民族以儒家思想为主、以道释法等为辅的兼容并蓄的文化基因和特质，与“多元民族文化”“一体中华文化”并存共处的中华民族文化历史，是一脉相承的。习近平同志强调：“要不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重点研究阐释我们党提出的新理念新论断中原理性理论成果，把握相互的内在联系，教育引导全党全国更好学习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体系。”当前最为迫切的一个重大课题，就是揭示和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形态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在联系，澄明认识和思想上的困惑。

　　返本开新的进步理念彰显中华民族突出的创新性。这是在创造性意义上，把中国式现代化置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理论图谱中，在与其他现代化形态之比较意义上揭示中国式现代化所具有的巨大创新性的民族之源。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成就，能够成为人类实现现代化的新的选择，能够开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其中最为根本的，就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传承“返本开新”的优秀文化传统，坚持“两个结合”，大力推进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不断推进和实现现代化理论的与时俱进。中华文化传承下来的神话传说、寓言故事、成语典故等，蕴含的就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和创新精神，如女娲补天、愚公移山、火正祝融、金睛无支祁、燧人取火、大禹治水、伏羲画卦、神农尝百草、盘古开天、精卫填海、夸父逐日、女娲造人、后羿射日、鹿女降龙、神笔马良、灶王爷救百姓等等。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

　　整体发展的价值追求彰显中华民族突出的统一性。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形态之价值取向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十分注重差异格局中的统一性和共同性。在新时代，各个民族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共同走向物质生活共同富裕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就呼应了“我们致力于共同富裕，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过上美好生活。摆脱贫困，是中华民族的千年梦想。共同富裕，是中国人民的共同期盼”这种精神，也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必然得到中华大家庭各个民族的拥护和支持。

　　和平发展的道路选择彰显中华民族突出的和平性。这不仅表达了中华民族自古就倡导的“协和万邦、兼济天下、美美与共、世界大同”的天下胸襟和情怀，也“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就充分体现这一点。

　　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表达了中华民族的鲜明特质，这种突出特性和鲜明特质又使中华民族进而使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显著的民族优势。中国式现代化，是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伟大实践进程中走出来的，具有连续性；它区别并高于西方现代化，具有创新性；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也与各国现代化具有共同特征，具有统一性；它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具有包容性；它走和平发展道路，具有和平性。

　　它区别于又高于西方中心论的“种族优越论”，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民族性存在”。

　　针对“西方中心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且在群己关系中注重自我、为我的人性逻辑，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对人性理解的本质性超越，这集中体现为在社会性的群己关系中定义人性和人的本质，认为人的现实本质就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是在社会性的群己关系中注重他者。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性”逻辑，主要回答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性基础”问题。

　　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这一论断的深层理据，源于中国哲学对人的本质的理解。

　　中国哲学对人的理解区别又高于西方哲学对人的理解。西方哲学相对注重从自然本性理解人，把人理解为单个个体，强调人之实体就是个人，较为注重作为自然人的自然属性（或生物本能）和精神属性，将个人对物质、利益与自由、民主、人权的追求视为天经地义的，属于天赋人权，符合自然秩序，切合人的本性，进而把占有私有财产视作神圣不可侵犯，把追逐物质财富视作至高无上，把个人自由、民主视作天然权利，把实现自我价值视作人生的全部意义。于是，关于人的本性是“自私”“自保”“人和人的关系像狼”等理论就纷纷出场。这里的“自我”“为我”，实质上是西方的化身，是西方的人格化表达，是放大了的“西方自我、西方为我”。

　　中国哲学不否认人的自然属性，但更加注重人的社会性，注重人的社会关系，主张在整体性视阈即在群体、社会、关系中理解人的本质，坚持社会性、社会关系在人的本质规定中处于根本地位和首要位置，认为单纯将自然本性视为人的全部本性，势必将人等同于动物。人只有在一定的社会关系总和中才能成其为人，这意味着人的社会关系也是一种实体，要从人的社会关系总和中去理解和把握人的社会性，从人的社会性和整体性中理解和把握人及其本质。由此，中国哲学就往往从“伦理关系”“群体关系”“他者”“为他之仁”去理解和把握人及其本质，强调人是“大写的人”，是在社会性的群体性关系中成其为人的，是在创造社会价值中实现自我价值的，是在关怀他者中使其成为善者的。由此，人首先应注重其集体性，注重在群己关怀他者。这样来理解和把握人，显然比西方对人的理解要文明得多。

　　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就是在各种关系及其“为他”关系中来定义和理解的。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主要讲的是在迈进现代化社会进程中，中国人口规模和发达国家总人口的比较关系；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主要讲的是所有中国人民在创造和分配财富上的关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主要讲的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主要讲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主要讲的是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

　　总之，中国式现代化不是“西方中心论”那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利己主义、损人利己的现代化，而是奉献自我、服务社会、关怀他者的现代化。这可称之为“人的为他本质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性存在”。

　　作为共性与个性内在统一的中国式现代化，必然要求构建中国式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维度。这一维度强调现代化既是一个多线性的系统治理，也是一个有规律可循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从横向静态来讲，基于历史发展道路的多线性，注重对现代化系统各要素的战略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亦即注重全面协调、统筹兼顾、平等普惠，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必须体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从动态纵向来说，这种规律坚持现代化发展的动力、平衡和治理相统一。就是说，它把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所蕴含的注重战略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注重全面协调、统筹兼顾、平等普惠，聚焦于坚持动力、平衡和治理相统一，并将其作为社会治理原则，全面贯彻到现代化建设的一切领域和现实进程中。坚持动力、平衡和治理相统一，蕴含着坚持效率和公平有机统一、动力和平衡有机统一，它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区别又高于“西方中心论”的“社会进化论”。

　　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机制，是指现代化建设中的基础性、核心性要素的相互联系和作用所构成的动力系统及其作用机理，它试图解决现代化的动力、活力和效力，从而使现代化各要素、各方面和各领域充满发展动力和创新活力。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科学技术、制度机制、阶级斗争等，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构建和完善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机制，主要解决的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从而实现高质量发展这个根本任务问题。

　　中国式现代化的平衡机制，是指现代化各要素、各方面和各领域之间在系统上的协调、平衡、和谐，在运行上的稳定、有序及其作用机理。马克思主义科学描绘了未来理想社会的美好蓝图：“这种共产主义……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构建和完善中国式现代化的平衡机制，主要解决的是社会各要素的全面协调、统筹兼顾、公正和谐、稳定有序，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最终达至团结奋斗、合作共赢、共同富裕。

　　中国式现代化的治理机制，是指现代化各要素、各方面和各领域之间的优化、配合及其作用机理。构建和完善中国式现代化的治理机制，主要解决的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不相适应，以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领域体制不够完善问题，既为现代化建设注入强大动力和创新活力，又促进现代化建设的平衡和谐稳定。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之所以能够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就是因为不断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妥善处理现代化建设中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既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也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遵循的一个基本方法。“发展”与动力机制有关，“稳定”与平衡机制有关，“改革”本质上是一种治理机制，目的就是致力于解决好动力和平衡的有机统一问题。习近平同志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正确处理好效率与公平、活力与秩序等一系列重大关系。这正是我们党对于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之间关系的深化和拓展。

　　中国式现代化注重动力、平衡、治理相统一，区别又高于“西方中心论”的“社会进化论”，可称为“社会治理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性存在”。

　　针对“西方中心论”的“理性尺度”或“理性标准”观，中国式现代化在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上坚持人民至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调检验中国式现代化成败得失的根本标准，是人民标准。离开人民标准，其他都无从实现、也无从谈起。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本”或“民本”逻辑，主要回答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民性”问题。

　　“西方中心论”强调理性万能，理性具有唯一性、主体性、裁定性和统治性，认为理性是万事万物的最高尺度和评判标准，一切都要拿到理性的审判台前加以评判。这种万能理性，实质上就是“西方至上”“西方标准至上”的本质体现，认为西方就是那种万能理性的化身。

　　中国式现代化首先遵循现代化发展的一般逻辑和普遍规律，它没有脱离世界现代化进程、人类文明进程的进步轨道，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真理性”方面，否则，就没有资格称之为现代化。然而，在此基础上，中国式现代化又是由中国人民能动创造和自主建构的，它在深化和发展现代化普遍规律的基础上，更注重坚持人民至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式现代化固然重视发挥资本的作用，但其遵循的根本逻辑并非资本逻辑，而是坚持人民至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本逻辑、民本逻辑。这种逻辑的核心内容就是：把人民当作主体，一切依靠人民；把人民当作目的，一切为了人民；把人民当作标准，坚持人民至上；把人民当作根基，牢牢扎根于人民。由此，中国式现代化把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作为一个重大原则。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形态的真理性和人民性在其显著成效中得到了充分验证：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使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也建构起行之有效的现代化的中国范式。这才是其之所以打破“现代化=西方化”迷思的理论凭依和现实支撑，也是对西方现代化的根本性超越。

　　中国式现代化把坚持真理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人民标准看作最高尺度，它具有本质性、判别性、主体性，强调一切都要拿到人民标准的评判台加以评判，认为只有坚持人民标准，才能真正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因而，可基于人民标准来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用人民标准检验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和拓展的实效。

　　人民标准观区别又高于“西方中心论”的理性尺度观或理性标准观，可称之为“人民标准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民性存在”。

　　全人类共同价值与西方“普世价值”有本质区别。“普世价值”既是一种哲学价值观，又是“西方中心论”所主张的一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普世价值”是一种“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它在本质上以“我”为“主”，把“他者”当作纯粹的“客”，而且是与“我”不平等的“客”，甚至是与“我”根本对立的“客”。因而，普世价值时常在一种以“我”（西方）为“主”、以“我”（西方）为“中心”的“自我优越感”中，不加掩饰、甚至毫无遮掩地利用强制手段推行自己的价值理念。显然，这种“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奉行的是“双重标准”“单边主义”。

　　“普世价值”的底层逻辑是，西方是“普世价值”的确定者；“普世价值”的具体内容是依据资本家、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设置的；它凭借抽象普遍性的外表，向全世界输出和推广“普世价值”；在输出和推广过程中，掌握着定义和解释“普世价值”的话语权、裁定权；如果西方认为其他国家“违背”了“普世价值”，就会凭借“抽象的道义”或“美丽的神话”对其围堵打压，甚至发动战争；其意图，就是凭借所谓抽象的“普遍性”而获取其特殊利益。

　　“普世价值”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为“西方中心论”服务的。其实质，就是打着“普遍性”的旗号获取其“特殊性”利益，用“普世”价值掩盖其价值“观”的本质。

　　中国式现代化倡导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有其深厚的时代背景和依据。一是就世界而言，是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高度发展的今天，各个国家之间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不可分割的生存与发展格局，人类命运已经不可抗拒地交织在一起。虽然各个国家在道路、制度、理论和文化等方面存在差异，但是，合作、共赢、互利、互惠已成为大多数国家对外交往的目标与追求。二是就国内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站在了实现“强起来”新的历史起点上。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勇立时代潮头，清醒认识党情、世情、国情，深刻把握世界发展趋势，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

　　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哲学基础，是人类社会而不是市民社会。市民社会强调的是个体、个人及其物质利益，人类社会则强调的是类。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人类社会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等关系的共同价值准则，也是人类共同努力的方向。

　　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关系概念，是在当今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的时代，各国在处理国内外，尤其是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时所应遵循的根本价值观念。全人类共同价值在中国对外关系、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上，体现在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其实，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必然具有的品质。为人类谋进步，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志向，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为人类进步事业提供了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它不但是中国共产党伟大使命与责任担当的鲜明彰显，也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重要体现。

　　全人类共同价值作为一种价值理念，区别且高于西方的“普世价值”。第一是哲学根基不同。“普世价值”的哲学根基是“主客对立”“你输我赢”，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哲学根基则是“主主平等”“普惠共赢”。第二是思维方式不同。“普世价值”是一种“主客对立”的思维方式，全人类共同价值则是一种主体际的思维方式，它强调“主主平等”。即这种思维方式在把自己当作“主体”的同时，也把对方和他者当作“主体”，强调“主体”间是平等的，双方在坚持自己主体性的同时，也应当彼此尊重，寻求合作共赢的基础。因而，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一种注重平等、强调对话、尊重“人”权的价值理念，是一种真正的“主体间性”思维方式。第三是理论实质不同。“普世价值”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是为“西方中心论”服务的，而全人类共同价值不否认文明差异和道路多样，它是中国人民甚至是世界各国人民追求发展进步、走向互利共赢与和谐共生的精神支柱。第四是理论基础不同。“普世价值”的理论基础是“西方中心论”，认为西方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制高点，从而“唯我独尊”、排斥多元，强调其他“落后”国家或民族都应该走西方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理论基础则是文明互鉴论，认为每个国家或民族都有自己的发展历史，都有自己的独特文明，都有选择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或制度的权利和自由，各国之间应该求同存异、优势互补，在相互借鉴中求得共同进步。第五是理论特点不同。“普世价值”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性，它虽然在历史上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后来却被宣扬成甚至自诩为适合全人类的、具有普世性的“永恒”理论。甚至，它还企图垄断国际话语权，强迫其他国家或民族接受其价值观，否定其他文明之价值存在的正当权利，因而“普世价值”带有强烈的独断论和话语霸权倾向。全人类共同价值则以其多样、统一、平等、共同、包容、互鉴等主张而彰显这样的道理：没有离开特殊的普遍，并不存在抽象的适合全人类的永恒价值，一切价值观念都是具体的、历史的，都必有其现实的文化载体，因而，应当在充分尊重特殊性和差异性的基础上寻求“共同”或“普遍”，应当客观认识并充分尊重每一种文明样态和价值观念存在的现实与必然。一句话，全人类共同价值“更强调价值在实质内容、实现方式和实际效果上的普惠性”。第六是认识路线不同。“普世价值”注重用一般规约特殊，把一般作为前提，然后规范特殊，全人类共同价值则注重从特殊到一般，以特殊为前提，从特殊中抽象概括出一般；“普世价值”所讲的普遍是“抽象的普遍”，是外在的普遍，只强调共性而否定个性，全人类共同价值也讲普遍，然而讲的是“具体的普遍”。第七是实践导向不同。“普世价值”在实践上导致了西方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导致了西方某些强国的殖民主义，导致了西方一些国家的掠夺性扩张行为，给世界许多国家的人民带来了灾难性后果，而全人类共同价值则在实践上形成的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负责任大国外交，是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构想与实践行动，是共赢普惠。

　　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其本质要求，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体现了全人类共同价值。全人类共同价值区别又高于西方的“普世价值观”，可称之为“全人类共同价值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存在”。

　　针对西方现代化靠殖民掠夺起家，认为扩张霸权天经地义且是行使上帝旨意的“文明开化使命”的逻辑，中国式现代化明确宣示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合作共赢道路，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且将其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这既是摒弃“西方中心论”困局的内在要求，也是走出“西方中心论”框架的必由之路，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合作共赢”逻辑，主要回答中国式现代化的“普惠性”问题。

　　不可否认西方现代化的历史性贡献，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然而，进入21世纪，整个世界陷入“发展赤字、和平赤字、治理赤字和信任赤字”的巨大困局之中。深究其根源，如果说作为“西方中心论”和西方文明哲学根基的“主客对立”是其哲学根源，作为西方文明精神源头的自由主义是其人性根源，那么，作为西方文明行动指南的对外扩张，则是导致世界困局的制度根源。要言之，是西方文明的哲学逻辑、人性逻辑、制度逻辑出了问题。如何寻求世界发展的再生之路？人类进步的取向、世界发展的呼声、国际秩序的重建，呼唤新的现代化理论和新的人类文明形态。

　　作为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之一的“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能为破解人类发展难题、重建世界秩序提供科学理论指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是以利益共同体为首要内容。它倡导和践行正确义利观，致力于破除“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世界秩序法则，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议，改变不公正不合理的现行国际秩序，注重构建和平共处、均衡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强化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二是以价值共同体为价值追求。倡导和践行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全人类共同价值，着力打通不同社会形态在制度和价值理念上的隔膜，合理管控意识形态分歧，凝聚价值共识、夯实价值认同。三是以发展共同体为实践路径。倡导和践行共建、共享、共赢，在现代化建设实践上注重以协调与合作的方式共同将全人类“蛋糕”做大，在现代化成果分配上注重以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的方式，让现代化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国人民，在现代化思维方式上注重以双赢、多赢、共赢的方式摒弃和超越零和博弈，走出一条在开放中实现共同发展的新路。四是以安全共同体为行动保障。倡导和践行共治、共商、共处，在现代化建设环境上超越和避免“修昔底德陷阱”，这是和平发展的题中之义。它通过建立化解矛盾、消弭冲突的机制和手段，努力构建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伙伴关系。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超越“西方中心论”的世界秩序且重建世界新格局的重大理念，内在蕴含追求多样性、平等性、包容性、普惠性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基本旨趣，展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愿景。中国古代的“华夏中心论”不可取，西方近代流变至今的“西方中心论”也不符合时代潮流。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作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中国共产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初心和使命的生动体现；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科学社会主义主张站在人民、人类的立场上，坚持走全人类自由解放的社会发展道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崇高追求的生动彰显；中国式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生长出来的现代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源头和精神基因，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独特世界观、文明观的生动实践。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站在人类真理和道义制高点上，是化解世界冲突、管控国家分歧的“定海神针”，是引导经济全球化走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它从根本上区别于“西方中心论”的“文明开化使命论”，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普惠性存在”。

　　“西方中心论”为给西方现代化所导致的世界困局作辩护，竭力制造并贩卖许多“美丽的神话”，认为西方现代化是为了实现人类的普遍利益。

　　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揭露了西方现代化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野蛮”基因和逻辑，认为那是一种损人利己、充满血腥罪恶的老路，给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带来深重苦难，因而破除了“西方中心论”这种美丽的神话，而且为人类实现现代化作出了中国贡献。

　　中国能为世界贡献什么？这是中国的梁漱溟、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之问，也是毛泽东最为关切的一个重大问题。梁漱溟、汤因比曾问：中国以什么贡献给世界？毛泽东同志说，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贡献。这个新时代，是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今天我们可以自信地说：新时代中国从实践上为人类实现现代化贡献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典型的“中国样本”。

　　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过去认为，只要搞现代化就必须走西方现代化这条唯一的道路。中国式现代化在世界上的成功，破除了对“自古华山只有一条路”的迷思，使人们看到人类实现现代化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即通向现代化的道路是多条的，中国式现代化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条。

　　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近代西方文明曾在世界历史上发挥过积极推动作用，它使民族历史成为世界历史。然而，自从西方把西方文明演变为一元“帝国文明”，就蕴含着异化为“野蛮”的基因和逻辑，这种“帝国文明”因哲学根基为“主客对立”，从而把整个人类带入了歧途乃至深渊。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一种以“主主平等普惠”为哲学根基的“人本文明”“民本文明”“全要素文明”“和合普惠文明”，这样的文明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指明了光明前景。

　　中国式现代化要使14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它不仅解决了占世界总人口五分之一的贫困问题，也为世界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发展空间，这是对世界的生存性贡献和经济贡献；中国式现代化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它不仅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新的途径，也为人类实现以人为本的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这是对世界的道义性贡献和稳定性贡献；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它不仅推进整个社会全面协调发展，而且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是对世界的发展性贡献和制度性贡献；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它不仅能使人们在美丽的环境中工作和生活，而且也保护了人类的生存家园，这是对世界的绿色性贡献和文明性贡献；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不仅有助于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生存权利和发展权利，而且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这是对世界的人类性贡献与和平性贡献；中国式现代化还为创新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基石，它是创新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立足点，这是对世界的理论性贡献。

　　这些贡献蕴含着包容、利他、平等、统一、和谐、普惠的基因和逻辑，因此，中国式现代化能真正创造人类文明及其人类文明新形态。由此，我们一定要讲好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新的选择的叙事和故事。

　　这可称之为“世界贡献论”，区别于“西方中心论”的“美丽神话论”，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性存在”。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考察西方现代化时代、实践和理论三大逻辑的历史演进可以看出，它注重用“一”的理性思维法则为现实物质世界建构“同质性”的秩序。在世界历史进程和全球版图中，世界现代化的核心理念和实践运动肇始于西方特别是欧美是个不争的事实，现代化成为文明标识和经典话语，也与西方现代化所创造的历史贡献、文明成果密不可分，现代化成为世界潮流与各国的共同命运乃至首要选择更是不容否认。然而，“先发”并不意味着唯一正确，更不意味着绝对真理；“先天优势”也不代表不需要反思，更不代表人间正道。伴随人类社会走进21世纪，特别是西方现代化模式带来的“西方之乱”与中国式现代化带来“中国之治”的鲜明对比，中国式现代化已经逐渐成为世界现代化体系和格局的新锐力量、新的趋向和新的话语。

　　基于对人类文明历史演进和现实语境的深刻洞悉，围绕正确理解、系统把握中国现代化的理论形态所蕴含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习近平同志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这表明，在哲学根基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哲学，可以称之为一种“有机整体主义”，它认为宇宙的一切都是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每一事物都是在与他物的关系中显现其存在和价值,因而，人与自然、人与人、文化与文化之间应当建立起和谐共生关系。在中国式现代化的魂脉层面，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在于其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对西方现代化、“西方中心论”的“主客对立”哲学根基及其思维逻辑展开深刻批判的同时进行革命性改造，致力于构建“真正的共同体”或“自由人联合体”。其崇高的历史使命和价值追求，就是批判和颠覆理性形而上学而走向唯物主义历史观，批判和破除资本逻辑而走向人本逻辑，促进人在精神和物质上的双重解放，将全人类解放、无产阶级解放和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注重为中国现实社会建构一种良性秩序，为其确定作为根基的哲学基础。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层面，西方文明固然对推进人类进步和人类文明产生重大影响、作出历史贡献，但奠基于“西方中心论”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之上的西方现代化，必然遵循“主客对立”“主统治客”的思维逻辑和行动逻辑，进而它往往以“文明”之名对他者所谓“不文明”的民族或国家堂而皇之地进行殖民扩张，或武装干涉，或颠覆政权。中国式现代化以开放包容的文明心态、共建共享的行动姿态，注重借鉴吸收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在本质要求上，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彰显着“发展成果上的主主平等”，应当从权利和制度上保证每个人都能享有发展成果；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意味着二者“发展机会和内容上的主主平等”，应当从布局上保证人的身心和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昭示着人与自然在“物质、信息、能量交换上的主主平等”，应当从交换上保证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标志着世界各国不论强弱大小，应在“发展权利、机会和规则上的主主平等”，应当从规则上保证每个国家和民族都享有发展主权和机会。

　　哲学根基或哲学范式不同，不仅决定了现代化的理论形态和理论体系的本质差别，也决定了两种现代化模式的现实运动、实践道路及其历史命运之别。“主主平等普惠”之哲学范式，既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逻辑，又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注重主体性、平等性、普惠性的现实逻辑，还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逻辑，这一理论逻辑之哲学根基，就是系统为基的“主主平等普惠”之哲学范式。

　　这可称之为“哲学根基论”，区别又高于“西方中心论”的“主客对立论”，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哲学存在”。

　　总之，上述所阐述的“本质特征”“文明形态”“民族特质”“为他人性”“社会治理”“人民标准”“共同价值”“人类命运”“世界贡献”“哲学根基”等十大要素，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形态的十大标识性范畴，也是一个环环相扣、步步深入、逻辑严密的系统整体。它不仅系统建构起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形态，而且彰显了既区别又超越西方现代化及其“西方中心论”的显著优势。马克思指出：“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中国式现代化及其理论形态，不仅彰显出既区别又超越西方现代化、“西方中心论”的显著优势，走出了“东方从属于西方”的框架，而且还以思想的力量，在实践上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新的选择，在思想理论建设上进一步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

　　（作者简介：韩庆祥，中共中央党校专家工作室领衔专家、一级教授，海南师范大学“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专项”首席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