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中华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生长出来的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具有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与习近平提炼和总结的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性有直接的关联。在这些方面，毛泽东以丰富的历史知识、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做过许多精辟论述，值得重温与深思。我们要坚持守正创新，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
一、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
毛泽东的史学启蒙是从读《三字经》开始的。《三字经》中有九十句是关于历史的内容，浓缩了从伏羲、神农至两宋期间的中国历史。在以后的日子中，他又读了《史记》《三国志》《资治通鉴》等历史著作，打下了中国史学的深厚根基。
对此，毛泽东在1938年《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有段经典表述，“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1939年12月，毛泽东在延安发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指出“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已有了将近四千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1955年4月15日，毛泽东指出：“中国医学的经验是很丰富的，它有几千年的历史了，要有同志去整理它。”
在陕北，毛泽东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坦承，小时候读了孔夫子的《论语》。1938年10月9日，他在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两周年大会上说，“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1939年2月20日，毛泽东在给张闻天的信中说，对孔子在观念论方面的长处“应该说到”。他在1956年写的《水调歌头·游泳》一诗中有“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的著名诗句。同年11月，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肯定孙中山“在政治思想方面留给我们许多有益的东西。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
红军长征胜利后，毛泽东在阐述长征的历史意义时说：“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他第二次提到三皇五帝已经是1964年春，在《贺新郎·读史》中从“五帝三皇神圣事”写到“陈王奋起挥黄钺”。
1936年3月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中说：“我中华最大敌人为日本帝国主义，凡属食毛践土之伦，炎黄华胄之族,均应一致奋起，团结为国。”1937年4月5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人民抗日红军总司令朱德，敬派代表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祖涵，以鲜花时果之仪致祭于我中华民族始祖轩辕黄帝之陵。毛泽东撰写的祭文曰：“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祀绵，岳峨河浩。聪明睿知，光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此前即1937年3月29日，毛泽东在给范长江的信中，专门附上与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的谈话记录稿和祭黄帝陵文，请他“可能时祈为发布”。在民族危亡的时代背景下，该祭文实为中国共产党号召全民族抗战的宣言书，也是炎黄子孙奔赴抗日前线的“出师表”，同时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和祖先的态度。1936年2月毛泽东在著名诗篇《沁园春·雪》中历数历代风流人物：“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其实毛泽东还是高度肯定秦皇（详后）汉武的。1957年6月13日，毛泽东在同吴冷西等人的谈话时肯定“汉武帝雄才大略”。
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批评党内一些同志“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近百年的经济史，近百年的政治史，近百年的军事史，近百年的文化史，简直还没有人认真动手去研究”。他提出：“不要割断历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1964年6月24日，毛泽东与来访的马里朋友谈话时旧事重提：“中国人喜欢写历史。我们正在组织写中国近百年史，写近百年通史，即综合性的历史，还在写近百年的军事史、政治史、经济史、哲学史和艺术史。也有一些人提议写党的历史，写党史还没有布置好。”
加拿大记者马克·盖恩（Mark Gayn）在延安访问毛泽东后，写了一篇《不会失败的毛泽东》。文章说，毛泽东熟知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家和哲学家。他谈到赤眉、黄巾、义和团，熟知他们的成功和失败，在侃侃谈论过去的社会革命时反复强调他领导的这场革命不会失败，因为这场革命有一个有纪律的党和英明的政策。延安整风时，为吸取历代农民战争的教训，避免重蹈李自成覆辙，毛泽东提议党中央印发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该文介绍了明朝末年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进入北京推翻明王朝后，其主要首领因为胜利而骄傲起来，生活腐化堕落，政治上进行宗派斗争，最终导致1645 年失败的全过程。毛泽东指出：“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要引以为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以为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1949年春，在从西柏坡出发的进京路上，毛泽东与周恩来谈起“进京赶考”时，明确表示我们不做李自成。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热情歌颂广大人民群众都是古代历史传说尧舜一样的圣人，“六亿神州尽舜尧”。
二、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
历史上中国的四大发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毛泽东对“四大发明”有这样论述：“在很早的时候，中国就有了指南针的发明。还在一千八百年前，已经发明了造纸法。在一千三百年前，已经发明了刻版印刷。在八百年前，更发明了活字印刷。火药的应用，也在欧洲人之前。”马克思认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文明。中国历史上拥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使中国哲学、医药、丝绸、瓷器、茶叶等传到西方，保证了中国传统的农业、手工业长期处于世界前列。毛泽东高度评价舜帝时期“大禹治水之功”，说“大禹治水是用疏导的办法，有进有出”。1954年7月9日，毛泽东在对中医工作的指示中又说：“我们中国的医学，历史是最久的，有丰富的内容，……中国人口能达到六亿，这里面中医就有一部分功劳嘛。”
在毛泽东看来，创新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独树一帜。在国体方面，考虑到新中国少数民族总人口占百分之六，因此没有采用苏联实行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的办法，而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办法”。1956年8月24日，毛泽东对中国音乐家协会负责人说，音乐工作“总要有民族特色，要有自己的特殊风格，独树一帜”“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在政治方面如此，在艺术方面也是如此”。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毛泽东提出：要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鉴，“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1959年底1960年初，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遭受严重挫折后，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明确提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经过后一阶段，到了物质产品、精神财富都极为丰富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的时候，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在他看来，当时的中国社会还只是处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当然不能立即进入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列宁提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可能分阶段的理论创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前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提供了思想基础。
三、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
统一性是毛泽东一贯看重的。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中说：“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
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高度评价秦始皇与曹操，多次表达对他们的赞许。1958年11月10日郑州会议上，毛泽东说，把秦始皇、曹操看作坏人是完全错误的。1954年夏,毛泽东在北戴河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曹操是政治家、军事家，还是个诗人，能文能武,那时封建军阀,天下大乱,三国时代魏蜀吴的魏国就是他建立的，他统一了北方，打击了豪强,施行屯田制，开荒生产，提倡节约，改革东汉的弊制，使社会稳定，促进了社会进步难道不该肯定吗？”并写下了“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的著名诗句。他在读卢弼《三国志集解》卷一《魏书·武帝纪》时批注：李太白云:“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此为近之。
1964年6月24日，毛泽东对来访的马里朋友说：“秦始皇，历来说他不好，……我们认为应该讲公道话，秦始皇比孔夫子伟大得多。孔夫子是讲空话的，秦始皇是第一个把中国统一的人物。他不但政治上统一中国，而且统一了中国的文字、中国的各种制度如度量衡等，有些制度后来一直沿用下来。中国过去的封建君主还没有第二个人可以超过他的。”1973年7月4日，毛泽东在与张春桥、王洪文谈话时说，“不能大骂秦始皇”，引用李白诗“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肯定了秦始皇“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的历史功绩。1973年7月17日，毛泽东在会见美籍华人杨振宁时，杨问“秦始皇是不是对中国有贡献？”毛泽东回答说：“他是统一中国的第一个人。”1973年9月23日，毛泽东在同埃及副总统沙菲的谈话中说，“我是赞成秦始皇”，“因为秦始皇是第一个统一中国的、统一文字，修筑宽广的道路，不搞国中有国而用集权制，由中央政府派人去各个地方，几年一换，不用世袭制度”。
他在读欧阳修撰的《新五代史》武英殿本二十三史考证时有感而发，批注道：“中国统一,为河与外族进攻二事。分裂则二事皆不能办。”毛泽东在《晋书·谢安传》上一处批了“谢安好”，而在《晋书·桓温传》上则写了“是作样子”四个字。1975年，毛泽东再读《晋书》，高度评价谢安维护了东晋的统一，而认为桓是搞分裂的野心家。他认为《旧唐书》比《新唐书》写得好，《南史》《北史》的作者李延寿有倾向统一的思想，比《旧唐书》更好些，指出《南史》《北史》具有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的经世大用：“我们的国家，是世界各国中统一历史最长的大国。中间也有过几次分裂，但总是短暂的。这说明各族人民热爱团结，维护统一，反对分裂。分裂不得人心。《南史》和《北史》的作者李延寿，就是倾向统一的。”
1949年，解放战争“三大战役”胜利后，国内外有人提出人民解放军应止步长江北岸，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划江而治。对于这一“南北朝方案”毛泽东不予理睬，并发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新中国成立后，为实现国家统一，毛泽东还提出国共第三次合作，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设想，指出只有实现统一，才是逃到台湾的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唯一出路。
在国内现实政治生活中，毛泽东提出，东西南北中，工农商学兵，“党是领导一切的”。1962年他在“七千人大会”上要求“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叫做集中统一”，并用马克思加秦始皇比喻民主与集中的关系。
四、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
在政治上，1949年新政协制定的临时宪法的名称就是“共同纲领”。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和政府对旧人员在生活上采取“包下来”的政策。后来又在艺术上提倡百花齐放、在学术上提倡百家争鸣。1956年2月，毛泽东提出，对学术问题的不同意见不应禁止谈论。“如果企图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在文化上，他在对中央音乐学院的意见来信的批示中赞成“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在对待中医与西医、中国画与西洋画的问题上都是如此。1956年7月，他还就绘画、雕塑使用模特问题作出专门指示。
1953年2月7日，毛泽东在政协一届四次会议上说：“我们这个民族，从来就是接受外国先进经验和优秀文化的。在封建时代,唐朝兴盛的时候,我国曾经和印度发生密切的关系。我们的唐三藏法师，万里长征去取经，……我们现在的乐器大部分是西域来的，就是从新疆以西的地区来的。我们这个民族，从来不拒绝接受别的民族的优良传统。在帝国主义义压迫我们的时候，特别是……一八九四年到一九一一年那一段时间，全国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学习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学习他们的科学，有一个很大的高潮。那时，我们的先辈很热诚地参加学习西方的活动，许多留学生到日本、到西洋去。”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对我们国家的进步是有很大的帮助的,特别是在自然科学方面”。
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鸦片战争以后并没有屈服的中国人民，在奋力探索民族复兴之路。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说：“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出世之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
毛泽东反对割裂历史，主张在文化传承上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他说，“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对中国的文化遗产，应当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同时“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提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而且应当与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他明确提出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科学的企业管理方法，设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
当然，包容是有原则的，是择善而从，不善不从。只有这样，才能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
五、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
1936年5月5日，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与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联名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向南京政府当局诸公进言：“在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理应幡然改悔，以‘兄弟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体办法。”同年10月26日，毛泽东等人在致蒋介石及国民革命军西北各将领书中认为：“国势垂危,不容再有萁豆之争。”1945年抗战胜利后，为争取和平民主，毛泽东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他离开重庆前说：重庆谈判的目的“是要实现和平建国。中国今天只有一条路,就是和，和为贵，其他的一切打算都是错的”。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提出，同一切愿意和平的国家团结合作。1955年1月28日，他在接受芬兰首任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表示：“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是可以和平共处和友好合作的。”1959年12月，毛泽东又强调：“我们是希望不打世界大战的，我们是希望和平的。……争取十年、二十年和平，是我们最早提出的主张。”1964年6月23日，他对来访的智利朋友说：“中国要和平，凡是讲和平的我们就赞成。”
毛泽东认为，“和平—战争—和平”是“战争辩证法”。1936年，他在给东北军将领王以哲的信中就说，要“大规模动员广大民众，组成和平与救国的阵线”来反对侵略。1938年，他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我们的抗日战争包含着为争取永久和平而战的性质”“我们的战争是神圣的、正义的，是进步的、求和平的。不但求一国的和平，而且求世界的和平，不但求一时的和平，而且求永久的和平。欲达此目的，便须决一死战，便须准备着一切牺牲，坚持到底，不达目的，决不停止。”1955年，毛泽东在接受芬兰首任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强调：“我们有两条：第一，我们不要战争；第二，如果有人侵略我们，我们就予以坚决回击。”（注释略）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特约研究员）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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