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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的跨越理论是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理论设想，主要是19世纪70—80年代马克思通过研究俄国社会发展，特别是通过研究俄国农村公社的历史发展和历史命运，明确提出的一个重大理论设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和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及其草稿等重要文献中，对这一重大理论设想有过明确和具体的阐述。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的基本结论是：“俄国的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由于当时俄国公社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就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公社中来。这是马克思在当时条件下，对俄国农村公社中存在公有制和私有制两种因素的发展，以及俄国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关系的发展进行研究后形成的一个基本的也是比较稳定的观点。是马克思晚年关于社会主义道路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成了马克思关于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这一重要的史学思想。

　　在科学社会主义史上，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理论设想提出以后，经历了从具体性到一般性的历史变化。就是说，19世纪后期在研究俄国公社的基础上形成的对俄国社会主义前途的理论判断问题，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发展成为一个落后国家如何走向社会主义这个更大范围内的历史实践课题。马克思的跨越理论是十月革命指导思想的重要来源。而十月革命又扩展了马克思跨越理论的历史内涵和实践内容。1920年，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论述俄国革命的意义时说：“我国革命的某些基本特点所具有的意义，不是局部地区的、一国特有的、仅限于俄国的意义，而是国际的意义。”事实上，这就把俄国所开创的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道路问题提到了世界历史的议程中来了，使马克思的跨越理论具有了新的世界史意义。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学术界围绕马克思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理论设想及其对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理论意义展开系统研究，取得重要学术进展。这一研究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与不同时期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紧密结合在一起，并在这一结合中不断走向学理深入，在整体上为深入认识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规律提供了重要学术参照和学术依据。进入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新发展和理论体系的初步建构，为理解马克思跨越理论提供了新的理论和实践启发。近些年来，在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中，马克思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理论设想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关联性，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学术研究图景的重要特点。这为从经典马克思主义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贯通性中，深刻理解蕴含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史逻辑提供了重要学术视角。中国式现代化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的探索结果，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对人类现代化新道路的探索结果。把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解放事业有机结合起来，呈现出中国现代化的个性和人类现代化的共性的内在统一。

　　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过程和理论成就充分表明，对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跨越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政治行动，而是一个持续的历史过程，是一个要在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完成现代化发展任务的艰苦斗争的过程。

　　在马克思跨越论的理论设想中，马克思对于俄国在农村公社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前途，始终保持两种可能性的历史判断，即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也可能不得不走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两种可能性的决定因素是俄国革命。俄国革命如果能够“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够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么，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新生的因素，变为优于其他还处于资本主义制度奴役下的国家的因素”。在这一理论逻辑中，马克思并没有明确论述过关于跨越的历史持续性这一问题，但从马克思对这一跨越的历史和革命条件的假设，以及在俄国农村公社与欧洲资本主义同时存在条件下对资本主义文明成果运用的设想来看，完成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跨越并不是一个复杂的、持久的历史过程。当然，当时的历史和认识条件也还不允许马克思在理论上把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和跨越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类生产力和文明成果的发展进行区分。

　　十月革命是马克思跨越理论的第一次实践，是这一理论设想向实践的飞跃。但这次飞跃不是在原初设想的发展俄国农村公社内部的公有制因素和战胜私有制因素的基础上进行的，而是在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中形成的激烈社会矛盾的基础上出现的。另外，这次革命在胜利后也没有像原来理论上设想的那样，实现与西方革命的互补，而是客观上不得不单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在这种情况下，十月革命实现的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及其推动的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跨越，就不可能会是“一下子”的历史行动，也就是说，这必然要把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持续性问题提出来。这一问题的出现，推动了马克思跨越理论在新条件下的继续发展。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在领导和组织苏俄社会主义建设中所面对的是战略进攻还是战略退却的问题，实质上也是一个“马上实现”还是“持续实现”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问题。在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的转型发展中，这一问题表现得非常复杂，在“马上实现”中有“持续实现”的理论冷静，在“持续实现”中又有“马上实现”的历史冲动。但从列宁思想发展来看，把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和跨越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类生产力和文明成果的发展进行区分，提出生产力和工业化的中心任务的思想，作为一条主线贯穿在1918年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1921年的《论粮食税》和在莫斯科第七次党员代表会议上的报告及其晚年著作等重要文献之中。但是，在后来的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中，列宁一方面把工业化作为中心任务，另一方面又不断宣布建成社会主义并强行向共产主义过渡，十月革命后列宁思想中包含的把跨越资本主义制度作为“从农民的、庄稼汉的、穷苦的马上，从指靠破产的农民国家实行节约的马上，跨到无产阶级所寻求的而且不能不寻求的马上，跨到大机器工业、电气化、沃尔霍夫水电站工程等等的马上”。作为一个实现现代化的持续性历史过程的认识萌芽，没有能够在苏联马克思主义发展中被进一步明晰化和理论化，强跨越的思想和政治一直支配着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无法形成指导苏联现代化的科学战略指导思想。20世纪90年代，苏联共产党的垮台和苏联的解体，在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中，意味着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历史失败。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在学习苏联模式的这个阶段上，也受到苏联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影响，形成了对工业化中心任务的强调与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推进同时共存、相互交织的特殊阶段。在对这一阶段社会主义发展经验和教训的总结中，中国共产党开始深刻认识到：“在近代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不承认中国人民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革命发展问题上的机械论，是‘右’倾错误的重要认识根源；以为不经过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就可以越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革命发展问题上的空想论，是‘左’倾错误的重要认识根源。”在这一认识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大创新就是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用对本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科学判断作为奠基和支撑，把跨越资本主义制度作为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过程的认识。在这个阶段，必须科学认识社会主要矛盾，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党的中心工作，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由此，由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和党的中心任务三个具有内在统一性的要素系统，架构起了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夺取国家政权后，在发展生产力基础上把实现现代化作为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战略指导思想。这是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探索中，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跨越理论的重大贡献。中共二十大报告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对新时代新阶段、新的社会主要矛盾判断的基础上形成的对党的中心任务的重要认识，鲜明地呈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对马克思跨越理论的思想贡献的理论逻辑。

　　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过程和理论成就充分表明，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是一个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要在新的社会制度基础上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也要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推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断实现新的统一，实现高质量发展，塑造社会主义新的实践形态。这一思想贡献丰富了对实践马克思跨越理论的历史过程性的理解和把握。

　　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来看，马克思的跨越理论是超出具体国家范围的，是在世界历史整体演进的视野中，研究和探索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问题的。这一理论设想在世界历史的层面上提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统一的复杂性和曲折性问题。这是马克思晚年对历史唯物主义新发展的重要贡献，也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贡献。

　　十月革命后，列宁在领导俄国实现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过程中，对于跨越的方法有过不同的阶段性认识。在十月革命胜利初期的战时共产主义阶段，苏俄试图在短期内通过改造生产关系来实行社会主义。但这一做法在背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并开始导致尖锐的社会矛盾后，列宁认识到，“我们用‘强攻’办法即用最简单、迅速、直接的办法来实行社会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原则的尝试已告失败”。因此，从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也是列宁试图回到生产力标准的尝试，并在这一标准下提出发展商品经济和市场关系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性。这是面对原来在理论上设想的、以西方革命的胜利成果来解决俄国革命胜利后落后的生产力对社会主义的制约性的历史可能性消失后，列宁晚年对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新探索和新思想。但在整个新经济政策实施期间，列宁和俄国共产党所理解的社会主义，无论是作为一种生产关系的类型还是作为一种制度形态，都是以一种既定的或先验性的理想状态存在着的。也就是说，列宁固然一方面看到了生产力落后对社会主义的制约，因此需要把生产力发展放在中心任务的位置，但另一方面，对于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却没有形成一种基于自身实践的新认识。因此，列宁只看到生产力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基本经济制度的制约性，却没有充分认识到基于经典文本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基本经济制度对生产力的制约性，并因而去改革和调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基本经济制度。后来，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从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这一原理出发，解释苏联确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问题时说：“当时我国的生产力，特别是工业中的生产力，是具有社会性的，但所有制的形式却是私人的，资本主义的。苏维埃政权依据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这个经济规律，把生产资料公有化，使它成为全体人民的财产。因而消灭了剥削制度，创造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如果没有这个规律，不依靠这个规律，苏维埃政权是不能完成自己的任务的。”苏联在理论和实践上始终都不能正确提出改革的重大课题，由于过度依赖通过改造生产关系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宣布建成社会主义后，很快又提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直接任务。虽然此后多次调整发展任务和发展阶段，但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中始终不能根据自身的发展实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新的统一和构建出一种新的社会主义实践形态。这种对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强跨越，在根本上违背历史规律。

　　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着眼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一方面在总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验教训的过程中，牢牢确立起生产力标准的首要地位，认识到“离开了生产力标准，用抽象原则和空想模式来裁判生活，只能败坏马克思主义的声誉。我们承认并且充分重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巨大反作用；但是，只有在承认生产力的决定作用，承认生产力是根本标准的基础上，才能正确处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保证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革能够真正适应当代中国生产力发展的状况和要求，而不致陷入主观随意性”。另一方面，基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统一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中国共产党又根据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不断调整和改革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特别是在把市场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发展的方向后，在短短几十年中形成了巨大规模的资本。在以往的社会主义发展实践中“基本上没有遇到大规模资本问题。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造。既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必然会产生各种形态的资本。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和社会主义社会的资本固然有很多不同，但资本都是要追逐利润的”，“我们要探索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同时有效控制资本的消极作用”。巨大规模资本的形成既是生产力发展的产物，又推动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中，以实践为取向形成具有实践生命力、与“模板化”的社会主义有本质区别的社会主义发展新形式。经过长期的探索，在所有制关系、分配关系和资源配置方式等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基本经济制度。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中，加强对不断发展的复杂的社会主义的资本的驾驭，科学地完成了对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性质和发展的新制度建构。

　　恩格斯在阐述历史唯物主义时说：“整个伟大的发展过程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进行的。”中国式现代化既从发展生产力的角度赋予马克思跨越理论以新的发展创新内涵，同时又从完善生产关系的角度，赋予了这一思想以探索社会主义发展新道路新形式的制度创新内涵。在十月革命以来的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推动社会主义经济进入了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使落后国家在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后，通过艰辛探索，第一次摆脱了贫困的发展特征，转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高质量发展的阶段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史上的一个新阶段，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史上的一个新阶段。这一新阶段的出现，进一步证明了马克思跨越理论的科学性和实践性。

　　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过程和理论成就充分表明，对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跨越，是一场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巨大创新。社会主义承担的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创新人类发展文明形态，也只有在不断开创人类文明新发展中，才能巩固社会主义的历史成就和历史胜利。

　　马克思在提出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理论设想时，就蕴含着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中心论的批判。1877年，马克思在写给《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中说，不要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并由此就认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这与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想在整体上保持对资本主义文明批判的理论主线是一致的，也是在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这一问题上，对这一理论主线更鲜明具体的表达。十月革命后，列宁在领导苏俄持续探索跨越的过程中，逐步开始明晰对社会主义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作用的认识。他在晚年反驳攻击俄国革命的错误观点时说：“你们说，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好极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为这种文明创造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同时，列宁也客观地看到：“我们的文明程度也还够不上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虽然我们已经具有这样做的政治前提。”列宁这一观点的深刻性在于把社会主义放置到人类文明演进史的大视野来认识，把社会主义看作人类文明史上一个内在的发展阶段，并承担着发展文明和创新文明的历史使命。虽然，后来的苏联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没有能够走向对人类文明的新创造，甚至在发展的方式上与社会主义在文明发展问题上的先进要求形成了尖锐的冲突。尽管如此，列宁在继承马克思跨越论思想过程中明确阐发的这一认识，对社会主义的整体性走向仍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和价值。在东欧剧变的过程中，邓小平清醒坚定地说：“到下个世纪五十年，如果我们基本上实现现代化，那就可以进一步断言社会主义成功。”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把“高度文明”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战略目标，这是对列宁这一重要思想的坚持、发展和创新。

　　文明是从整体上对文化的一种描述与规定。在中国式现代化探索中，一直伴随着对创新人类文明的思考追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经过70多年的探索，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历程，成长为世界上第二大稳定的经济体，走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世界现代化史上的奇迹，也为处在十字路口的人类现代化带来新的机遇。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扎根在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史上，以新的实践不断证实着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同时又是面向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物欲追求奢华无度，个人主义恶性膨胀，社会诚信不断消减，伦理道德每况愈下，人与自然关系日趋紧张”等重大问题持续展开的。关于中国式现代化在人类文明史上的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中国式现代化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重大成果，在国际上引起广泛关注。”从与西方文明比较的意义上看，中国式现代化超越了建于“资本至上、弱肉强食、两极分化、霸道强权的本性”之上，以资本主义现代化为物质基础并不断引发巨大人类灾难的西方文明，在人类文明史上第一次开创出以人民为中心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不同文明间相互学习借鉴而不是对抗和冲突的新的人类文明形态。这一新的人类文明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所凝结的人类史意义，宣告了以西方文明为目标的“单线式历史观的破产”，同时也宣告一种与西方文明不同的新的人类生存之道、发展之路和交往之理。

　　李约瑟在对中国科技和文明的研究中曾得到一个重要结论：“从中国人的智慧和经验中，我们可以获得许多医治现代病症的良药。”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从文明史的高度彰显出李约瑟所说的这一智慧和经验。从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视角看，这是对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巩固，也是对马克思跨越理论的一次巨大实践深化。这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当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而是社会主义道路成功建成现代化强国时，我们党领导人民在中国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将更加充分地展示出其历史意义。”

　　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过程和理论成就充分表明，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这场社会革命成功的关键在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力量，在于马克思主义政党能否从跨越理论的大视角出发，以一以贯之的历史使命意识对自己提出进行伟大自我革命和伟大社会革命的历史任务，并不断推动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

　　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是历史发展客观规律和人民的主体选择、历史主动精神的统一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政党肩负着代表历史进步的正确方向和集中无产阶级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以先锋队的历史作用领导国家实现跨越的历史任务。因此，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历史使命来看，马克思跨越理论的提出及其历史实践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提出了更高的历史要求。马克思主义政党在领导广大人民群众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过程中，不仅要勇于进行社会革命，更要勇于进行自我革命。20世纪初，列宁在研究俄国的社会主义道路问题时系统阐述了建立一个高度集中统一、组织化、职业化、纪律严明、步调一致的真正无产阶级政党革命家的组织的极端重要性，指出：“我们如果从扎扎实实建立坚强的革命家组织开始，我们就能保证整个运动的稳定性。”这其实是在马克思理论设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实现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领导力量问题，深化了对跨越的历史条件的认识。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在此，败也在此。“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取得过辉煌成就，但后来失败了、解体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苏联共产党脱离了人民，成为一个只维护自身利益的特权官僚集团。”苏联共产党自我革命能力的丧失及其所导致的推动社会革命乏力，是苏联始于十月革命的历史跨越最终没有成功的根本原因。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探索进程中，始终坚持把党的领导看作中国式现代化最根本的特征，这“直接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前途命运、最终成败”，坚持把勇于自我革命看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品格，为领导中华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成功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提供了强大政治保障和领导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无论我们吸收了什么有益的东西，最后都要本土化。十月革命的风吹进来了，但我们党最终也没有成为一个苏联式的党。冷战结束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我们仍然走自己的路，所以我们才有今天。”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的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的思想滋养基础上，经过百余年革命性锻造，形成了强大的自我革命能力。自我革命主要是指中国共产党基于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和宗旨的深刻认识、践行所形成并展现出来的直面自身存在问题的历史勇气，以及既把自己作为革命主体、又把自己作为革命客体的政治能力，是意识、精神和行动的高度统一。正是依靠自我革命的能力，中国共产党不断探索正确解决长期执政条件下存在的问题，成功探索到跳出历史周期率、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成功道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革命在不同阶段取得重大历史性成就，在根本上保障了成功实现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历史任务。

　　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探索和历史成就表明，“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这里的“其他政党”，既包含其他性质的政党，也包含同一性质的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独特的中华文明和独特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锻造了中国共产党独特的自我革命能力。历史一再表明，“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具有极强的自我修复能力”。以党的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在历史的客观发展上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的历史引擎，在理论的贡献上则成为中国共产党对实现马克思跨越论思想的百年实践的规律性总结。

　　从认识和实践的关系来看，“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从马克思提出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理论设想，到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开辟，是统一的历史过程、认识过程和实践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跨越理论的思想真理性和科学性在中国得到广泛而深刻的证实。同时，中国式现代化也赋予了马克思跨越论新的思想内容，使马克思的这一思想的时代性和实践性不断发展，开辟了21世纪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发展的新境界。

　　（作者简介：任晓伟，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中央单位第十批援藏干部人才，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陕西省宣传思想文化系统“六个一批”理论人才，宝钢优秀教师。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共党史党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领域的教学和研究，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项，出版《中国共产党百年对马克思主义的原创性理论贡献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起源》等学术专著8部，合作出版或主编《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史话》《关于马克思社会主义学说史上的若干重大分歧问题》等9部，参与“马工程”教材编写2部，发表学术论文和理论宣传文章180多篇，研究成果获省部级教学和科研成果奖励10余项，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网络编辑：同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