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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化的主体自觉就是将自身摆在现代化的征程中，认识和把握现代化基本规律和本质特征，实现对现代化的概念框架、意义框架和解释原则的自觉，进而形成自身对现代化的新理解、新认识和新实践。“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特质就在于其内在地包含中国社会对现代化的意识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凸显了现代化的民族风格与文化特质，也使其体现为具有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现代化。在主体自觉的意义上，深刻认识“中国式现代化”与“现代化在中国”的差异性，梳理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主体自觉生成与发展的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进而对以主体自觉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规律加以探讨，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1]（P22）这表明“现代化在中国”并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事实起点。在一般意义上，“现代化”指向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发展过程中生产方式的变化所引发的城市化、信息化等客观变化以及教育普及、文明程度提升等主体变化的客观进程。西方作为最先开启现代化进程的区域，曾经一度将他们对现代化的理解标榜为现代化的本质和规律。作为后发国家，中国对“现代化”的最初探索呈现为西方的“现代化”在中国的样态，从严格意义上讲其只能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资源和前期形态，实现“现代化”的主体自觉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真实起点。

　　1. 第一种方案:“现代化在中国”。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从理论和实践上将西方“现代化”全部或部分迁移入中国是中国社会探索“现代化”路径的第一种方案，这实质上是“现代化在中国”的理解方式。“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要求、殖民扩张导致的“侵略-反侵略”的现实任务推动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五四运动时期，一些有识之士为挽救民族危亡提出的“西化”“欧化”主张就隐含着“现代化”的含义。20世纪20年代的学界开始有了对“现代化”一词的零星使用，并出现将现代化与西方联系起来理解的倾向。在黄惟志译介的大川周明关于印度复兴路径的文章当中，就将印度模仿和复制西方文明的做法看做是近代化的探索；柳克述的《新土耳其》一书也用土耳其的发展警示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有学者在翻译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时，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角度关照了中国的现代化，只不过这些使用总是与“近代化”“近代国家”“现代国家”等概念置于一起。这一阶段对现代化的认识基本上体现为西方的现代化，一些学者在新旧的意义上将现代与传统对立起来，认为以西方的现代化取代传统才能解决问题。陈独秀、胡适、陈序经等人均持此观念，他们认为借助于从西方传播过来的思想，才能推进中国新知识和新文化的开启，并认为这是解决中国现代化问题的基础。这实质上体现为西方化的主张。

　　2. 第二种方案：“文化的现代化”。将现代化等同于文化现代化，强调从理论和实践上凸显中国文化本位立场是探索“现代化”路径的第二种方案。近代中国社会关于“现代化”争论集中体现在文化领域。在一些学者看来，要想完成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首先要完成文化的启蒙，即以现代文化改造传统文化，使之发生现代转型并以此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文化现代化就是现代化的首要前提。他们始终强调保持自身的主体性，如梁漱溟看到东方化面对西方化步步退让，在他那里已经存在将中国化根本达到的意图，提出中国自己的问题要自己做主，要“自谋”自身的前途和命运。[2]（P189-190）张东荪讨论了民族的根性与外来文化的关系，认为“一个民族有他由历史而来的根性，断不是一旦要采取外来的文化而就能立刻办到的。并且外来的文化充分灌入以后，固有的根性也不会消灭”[3]，同时指出西洋文化中的以“科学”“民治”为代表的文化已经取得了世界文化的地位，因此采取西洋文化就是吸收人类共同的东西。严既澄则提醒在实现文化现代化过程中不要“开口便是世界，开口便是人类，已不遐想及‘我’是个什么东西”[4]，而需要从本己的需求出发探寻文化现代化之路。这一阶段表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关注自身与现代化的关系。

　　3. 第三种方案：“中国的现代化”。将现代化等同于工业化，从理论和实践上立足于中国社会基本状况是探索“现代化”路径的第三种方案，这实质上是“中国的现代化”的理解方式。还有一些学者从中国社会现实出发，立足于西方社会对现代化的基本认识，在近代中国探索以工业化和生产力发展为核心的现代化之路。从政治经济等方面探索“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在《申报月刊》策划的“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中集中呈现，学者开始将“现代化”作为近代中国发展的总问题予以思考和关照。讨论集中于“实现中国的现代化需要何种先决条件”以及“中国的现代化应该走何种道路”两个核心问题展开。而作为前提的问题就是“什么是现代”，正如孟森指出的那样：“即以现代化字面而论，必有一形成之现代，而后从而化之。”[5]这就表明必须有对现代的充分认识，而后才有对“中国的现代化”条件和路径的探索。这次讨论中绝大多数学者将以工业化和生产力发展为特征的现代化与以社会主义制度为目标的政治革命连带起来思考。亦英在“现代化的正路与歧途”中将“现代化”理解为运用现代技术实现生产现代化。董之学和杨幸之则将“中国的现代化”定位为发展中国的生产力，这一对现代化的定义体现为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和观念，董之学指出“离开了中国的经济现状来谈生产发展的路线，那恰是闭门造车的乌托邦理想”[6]。吴觉农则从“中国农业现代化”角度指出有统一的政府和贤明的政治、脱离帝国主义的羁绊、改革土地私有制、铲除商工资本的榨取形式的社会主义革命是“现代化”的先决问题。可见这一时期中国学界对“现代化”问题的讨论已经体现出“中国的现代化”的意识自觉。

　　从历史线索可以发现，先期准备阶段更多体现为一些学者对“现代化”的初步认识，既没有对自我与“现代化”关系的深刻自觉，也没有确立起实现“现代化”的政治主体，无法真正开展“现代化”的主体实践。从“中国的现代化”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再到“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历程，深刻体现着中国共产党人对现代化的主体自觉，也彰显了其对现代化的普遍一般到以自我为核心的特殊规定性的实践探索，在主体性不断认领的过程中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

　　1. 从“中国的现代化”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彰显了以社会主义国家作为“现代化”主体的身份标识，蕴含着主体自觉从现代化的普遍一般到社会主义的特殊规定。新中国成立标志着作为“中国式现代化”政治主体的中国共产党具有全域性统筹推进现代化的地位与能力，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将自身作为现代化政治主体在国家治理中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开端。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就指出，“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7]（P207）。这就明确将中国式现代化置于“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主体性建设目标，并对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做出三个方面的定位。这一时期还提出“走自己的路”的主体性发展道路，彰显出从“以苏联为借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他者道路到逐步探索“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的主体自觉。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对苏联的经验“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8]（P262）。可以说，《论十大关系》是“第二次结合”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方向，是党系统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始。周恩来对实现现代化过程中要重视农业的相关论述，刘少奇提出的应学会走自己的路、根据中国特点情况方法进行建设的主张，都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立足本国国情探索现代化的基本立场。

　　在“中国式现代化”具体路径上，党提出了从“一化三改”到“四化”再到“两步走”的主体性战略安排。社会主义制度基础是在社会主义意义上实现现代化主体自觉的重要前提，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借鉴苏联现代化模式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具体国情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一化三改”，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在“一化三改”的基础上，为进一步促进我国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正式提出“四化”，而后“四化”的内涵有所变动，最终确定为“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在回答如何建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的问题上，党和国家领导人创造性地提出了“两步走”战略，即“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9]（P439）。“四化”和“两步走”战略作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理论指导，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式现代化的形成以及中国式现代化主体自觉的成熟奠定基础。

　　2. 从“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凸显了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当代中国作为历史文化主体和实践主体的实践论和认识论自觉，蕴含着主体自觉从社会主义的特殊规定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唯一主体。这一时期，中国式现代化主体自觉鲜明地体现为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命题紧密相连。这一方面体现在“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和“中国式的现代化”命题的正式提出，标志着将现代化主体自觉提升到新境界。邓小平在会见英中文化协会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时指出：“我们定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的概念与西方不同，我姑且用个新说法，叫做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10]（P496）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中又将“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简化为“中国式的现代化”。“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和“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提出意味着以此为基础探索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目标的确立，标志着我国独立自主地推进现代化的发展，根据本国国情进行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探索。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主体自觉鲜明地体现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题紧密相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质，也是在现代化征程中凸显社会主义与中国主体立场和主体特色相结合的鲜明表达。在党的十二大上，邓小平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11]（P2-3）邓小平的讲话凸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中国式现代化的紧密联系——“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中国式的现代化”发展的必然结果，更是中国式现代化主体自觉成熟运用的又一体现。在此基础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逐渐构建起来，并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这一时期“小康”目标的提出为“中国式现代化”确立了阶段性总目标，尤其是“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12]（P16）的“三步走”的战略部署，也为现代化确立了基本步骤，奠定了我国而后几十年的发展基调，指引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的有序进行。这些都建立在对“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认识基础之上，在一般意义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基础上凸显了中国立场、中国特色和当代中国的主体性。

　　3. 从“中国式的现代化”到“中国式现代化”。从“中国式的现代化”概念命题的提出到“中国式现代化”基本特征和理论体系的确立和完善，昭示着“中国式现代化”主体自觉不断成熟，表明主体自觉中的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步入更高阶段。相较于前一阶段，新时代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更加凸显现代化中国主体的中心地位，其主体自觉彰显于现代化理论和实践创新的主体自信当中。这一时期开始以自我为主体定义“现代化”中国范式的本质属性和核心特征。本质属性和核心特征的厘定鲜明表征“中国式现代化”在理论上跳出西方现代化的窠臼，以主体理论自觉奠定起“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就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提出九条坚持，其中前两条即为“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3]（P23），明确赋予现代化以中国主体的党性和社会主义性质。以此为根本，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14]（P22）。显而易见，自此“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确立与完善有了根本基调，主体自觉的发挥在强调中国范式的过程中兼顾世界和谐发展。这一时期的鲜明特征还体现为科学总结以自我为中心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两个结合”的基本方法。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以“两个结合”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经由两个“‘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15]，站在规律性高度形成“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方法自觉。“两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生动体现，为以自我为中心探索“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方法指引，“中国式现代化”是“两个结合”在现代化方面的目标和必然实践结果。在此基础上，党和国家战略规划“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设计和安排。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作为党的中心任务[16]（P21），从根本上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地位做出规定，并对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做出说明。从“中国式现代化”中国主体性的本质与特征的界定到探索“两个结合”的基本方法再到“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规划，党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构起从理论到实践的完整体系，表明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达到新的高度。

　　在“现代化”的意义上看，中国社会经历了“现代化在中国”“中国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三个发展阶段；与之相对应，中国式现代化在“主体自觉”的意义上体现了从“中国的现代化”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最后到“中国式现代化”的自觉过程。其既体现了中国社会对现代化的纵深理解，又体现对“现代化”从一般到特殊再到个别的认识过程，两者最终使“中国式现代化”形成了鲜明的主体特征和内在规律。

　　1. 中国式现代化主体自觉实现了道路自觉、模式自觉、理论方法自觉的跃迁。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自觉，既体现为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始终立足中国社会现实为国家谋发展、为人民谋幸福的理论和实践探索，更体现作为后发国家的中国突破已有的现代化固化思维和固化模式，创造新的现代化道路的主体担当和勇气。在主体自觉的意义上，形成了从选择、迈入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到立足自身，选择、创造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和现代化模式的自觉，再拓展到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并为世界各国提供发展道路和模式的理论和方法自觉的三次跃迁。“中国式现代化”主体自觉的第一次跃迁表现为选择、迈入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其主体自觉萌发于早期共产党人的现代化建设事业。面对内忧外患的时代局势，李大钊首先发出“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7]（P38）的呐喊，社会主义道路从此跻身于众多救国方案。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开始领导自主建立大批工业基础设施，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主体自觉的萌芽。“中国式现代化”主体自觉从无到有的跃迁是“中国式现代化”形成的主体性基础，同时构成“中国式现代化”主体自觉进一步发展的应然前提。“中国式现代化”主体自觉的再次跃迁表现为立足自身，选择、创造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和现代化模式的自觉。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中国式现代化”主体自觉在选择与借鉴苏联现代化模式中得到发展，并在批判苏联现代化模式中孕育着创造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和现代化模式的自觉。该时期我国现代化“样态”选择的主动精神、批判精神以及在此指导下的现代化建设活动，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主体自觉发展到新高度。“中国式现代化”主体自觉的第三次跃迁表现为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并为世界各国提供发展道路和模式的理论和方法自觉。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并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8]（P3-4），凸显现代化建设的中国主体性。此后，在党的历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特色”不断丰富。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的创新突破，使得涵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最终确立。“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提供了一套全新的现代化理论和方法，标志着建立在“中国式现代化”主体自信基础上的主体自觉达到新高度。

　　2. 中国式现代化不断确证政治主体、理论主体、文化主体和力量主体的基础性作用。作为政治主体的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力量是“中国式现代化”主体自觉的基础性前提。与此同时，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主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中国式现代化文化主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力量主体的广大人民，使中国式现代化主体自觉的内涵和维度更加丰富。“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自觉到坚持作为政治主体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取得重大成就的政治基础。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形成。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主体和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

　　“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自觉到坚持作为理论主体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中国式现代化走向胜利的理论基石。“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19]（P16），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守正创新、自立自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奠定现代化基础，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建设现代化，在改革开放时期探索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丰富中国式现代化内涵、开辟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新境界，实现了现代化发展由依托国外到突破固化模式再到发展特色模式的成功转向，在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守和创新中形成促进中国式现代化发生和发展的合力。

　　传承作为文化主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展现自身特色的文化基点。五千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塑造出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特征[20]，也塑造出作为中华文明接续发展成果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禀赋，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主体。“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1]（P61），被赋予独特的民族禀性、丰富的现代化内容、强大的文化自信。正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赋予中国式现代化的民族禀性、现代化内容和文化自信的作用下，中国式现代化突破了西方现代化固化思维，以独立自主、兼容并包的面貌实现现代化精神、理论、发展模式的中国式转变。

　　“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自觉到坚持作为力量主体的人民主体性是中国式现代化从成功走向更大成功的力量源泉。“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22]（P19）在依靠人民、为了人民的过程中，中国式现代化得以不断推进，因此人民作为动力主体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是理论主体、政治主体和文化主体作用发挥的根基。以人民作为现代化的力量主体，既是对人民主体地位的“守正”，又是通过提高人的现代化水平而对人民力量发挥方式和程度的“创新”，人民主体通过与现代化其他主体的有机结合，产生跳出资本逻辑、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强大力量。

　　3. “中国式现代化”基于主体自觉形成本质维度、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的独特“现代化观”。中国式现代化主体自觉事实上内蕴着对于什么是现代化、现代化为了谁、如何推进现代化等重大问题的回答，而对这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回答中必然蕴含着对现代化的独特认识，形成中国式现代化。

　　在本质维度上，“中国式现代化”体现为以人的发展为核心的现代化观。现代化的实质不是“物的增长”，而是人的现代化，是服务于人的美好生活的现代化。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中国式现代化”五大特征的归纳分析，实质上是以人为本的现代化观对人的现代化的“量”与“质”相统一的现实关照，彰显出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民本色。在中国式现代化主体自觉推动下建构起以人民幸福生活为旨归的现代化观，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理论，体现、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模式的题中应有之意，并完整呈现于“中国式现代化”模式的发展成熟之中。

　　在时间维度上，“中国式现代化”体现为与传统相互关照、相互结合的现代化观。一国传统是本国现代化道路选择的重要依据，同时构成现代化道路建设的重要资源。中国式现代化主体自觉表明现代化并非与传统相互区别甚至相互断裂，只有立足传统才能更好走向现代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孕育土壤，回望历史、立足现实、远观未来，形成“两个结合”作用下根植本国历史文化的守正创新的现代化观，彰示现代化的中国特色。

　　在空间维度上，“中国式现代化”体现为立足自身、放眼世界的现代化观。现代化建设必须以我为主，但也绝不局限于一国一域，需要在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思考本民族的现代化进程及其现代化模式。中国的问题必须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由中国人自己来解答，但同时也应在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比较和对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借鉴中形成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判断。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国式现代化基于自身国情、又借鉴各国经验，既传承历史文化、又融合现代文明，既造福中国人民、又促进世界共同发展，是我们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也是中国谋求人类进步、世界大同的必由之路。”[23]随着国家间交往日益密切，历史愈发成为世界历史，立足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式现代化”，对容中国于世界、为世界提供“中国方案”并提高我国国际影响力具有重大意义价值。

　　（作者简介：史巍，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迟云，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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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