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把握历史发展大势，抓住历史变革时机，立足中华民族历史现状，面向全人类的发展未来，凝练出“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时代命题。这两个时代命题都包含着“现代”的价值诉求，其主体都是“中华民族”，体现了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进一步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更多凸显的是“中国式”的整体性，体现的是与其他国家、民族不同的现代化道路，即在路径层面上表明“我们是什么”；“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更多强调的是“文明”的地域性，指的是在精神、思想维度上与其他文明相比较的独特内涵，即在样态层面上阐明“我们怎么样”。今天，如何处理好民族性与时代性的关系，既是中华民族逐渐走向全球舞台中央所面临的重要课题，更是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本质内涵及其关系的重要视角。
一、民族性与时代性相统一：把握现代化与现代文明的重要视角
18世纪60年代，珍妮纺纱机的诞生拉开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序幕。随之而来的蒸汽机和一系列机器，使得现代大工业代替了工场手工业，产生了工业资本家的社会。在历史上，作为掌握现代社会话语权的资产阶级曾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中对世界历史而言，最重要的就在于开拓了世界市场，消灭了古老的民族工业，让一切文明民族主动或被动地进入现代化的历程之中，开始思考“新的工业的建立”的问题。然而，距离第一次工业革命拉开序幕大约一百年后，当人们还在大力地为资本主义唱赞歌、享受工业文明带来的一系列先进成果时，19世纪中期，马克思、恩格斯却发现资本主义带来的现代化存在着一系列的困境与问题：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定期出现的商业危机所“造成的不幸和不道德比大瘟疫所造成的更大”、工人不得不从事的异化劳动是“外在的劳动，人在其中使自己外化的劳动，是一种自我牺牲、自我折磨的劳动”、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造成了“在这个国家里，社会战争已经全面爆发。每个人都只顾自己，并为了自己而反对其他一切人”等等。对于世界各民族而言，资本主义虽然将文明带至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但目的是实现自身的扩张，这便使得各民族之间建立起了“盗贼的兄弟情谊”。
为了解答资本主义社会带来的现代化谜题，马克思、恩格斯以民族性和时代性相统一的视角，深入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同时在世界历史的背景下进行分析，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同时，马克思认为要想研究资产阶级社会的新发展阶段，必须“根绝一切犹豫”，深入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内部，由此，他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因此，在世界历史大势下，各民族唯有根绝一切怯懦与彷徨，跻身于现代化的时与势之中，才是对历史“符合现实生活的考察方法”，才能建设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的个人的现代生活方式。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将“历史之谜”视为“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随着现代化的发展，这一“历史之谜”愈演愈深，“存在与本质”具象化为“知识与信仰的矛盾”，人的自我确证在“确定性和不确定性”之间摇摆，“自由”沦为了“彻底的非理性”，“必然”极端化为“彻底的合理化”。也就是说，虽然西方早早步入了现代化，却陷入现代化的悖论之中。马克思之后，马克斯·韦伯将这一“悖论”总结为“理性化的悖论”(The paradox of rationalization)，认为悖论产生的原因在于：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化、合理化的特质要求其不断对世界进行祛魅，确证世界的意义，即“资本主义的现代形态依赖于现代科学的特点，特别是基于数学和精确理性试验的自然科学的特点”；但另一方面，这一“祛魅”的过程又在不断地为人类的信仰与价值“施魅”，也就是说，现代理性主义的发展使得人们依赖理性主义与科学计算，无法找到生活的意义与价值，成为精神上的“三无人员”即“无归宿的漂泊感，无意义的反常感和无价值的冷漠感”的现代人。
随着现代化的纵深式发展，我们今天为何仍要以民族性与时代性相统一的视角来把握现代化与现代文明？这具体体现为三个层面：
首先，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的关系是文化哲学研究中的突出问题。人类现代化进程的这种文化观照，引发了一系列文化哲学问题，而文化哲学中首先的突出问题就是在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如何处理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的关系。例如，作为新康德主义代表人物、文化哲学奠基人的狄尔泰在建构自身的文化哲学体系时强调，“人认识自身只是在历史中，不是通过内省”。人是“内在于时代的民族生活中”，同时“没有民族期待死亡”，以此狄尔泰探讨了“各民族”在“时代”中的发展问题；海德格尔则认为，“人作为animal rational(理性的动物)，现在也即作为劳动的生物，必定迷失于使大地荒漠化的荒漠中”，由此他对技术的时代进行追问，并认为只有艺术可以对技术进行根本性的沉思和解析。之后，卡西尔以民族性与时代性为坐标轴建构其文化哲学体系，指出：“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文化，可以被称之为人不断自我解放的历程。语言、艺术、宗教、科学，是这一历程中的不同阶段”。在不同民族的不同发展阶段中，人开创了属人的、文化的、理想的世界。此外，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哈贝马斯指出，解救理性主义的方案的核心在于文化的合理化。针对韦伯的“理性化的悖论”，哈贝马斯指出，重建现代性就在于重建文化的合理性，其中重要的是，要延续西方的传统，而非完全抛弃启蒙成果，“我们不能挑选我们自己的传统，但我们能够认识到如何延续传统是由我们决定的”。哈贝马斯在综合政治、经济系统、社会规范结构等方面形成了比较全面的社会合理化概念，让人们在现代性的过程中找到共同的生活方式，这一生活方式将不会导致个人的自主性和社会的同一性的冲突与对立。可见，以时代为立足点关注、审视人类的生存与文化、历史与现状是每一位文化哲学家的理论关切。
其次，在文化高度交流互鉴的今天，保持民族独特性、塑造民族自我是处于全球化舞台的各民族走向未来的秘籍与优势。文化多元性的前提是文化的异质性。各民族只有保持本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与连续性，才能长久地屹立于世界舞台之上。事实证明，文明的兴盛是世界各个民族的梦想与希冀。例如20世纪80年代中期，德国曾有一场著名的“史学家辩论”(Historikerstreit)，一些历史学家重拾德国的中欧意识，强调中欧的特殊性，以文明中心为目标，期望能重建德国民族的同一性。那么，就此而言，作为从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走出来的统一民族，中华民族的文明复兴具有较强的历史优势。当然，中华文明的繁荣兴盛既是中华民族的复兴愿景，也是中华文明本身的历史诉求。因为，从文明史的发展脉络来看，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这五大突出特性也标志着中华民族的独特性，在与世界其他民族文化交流的过程中自觉彰显出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
再次，当前全球化进程是未来世界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全球化使文化从一元走向多元，从一种声音走向多种声音，从民族历史走向世界历史。文化交流互鉴已成为全球化纵深式发展的潮流与主旋律。事实证明，任何方式的文化孤立、文化保守主义注定要被时代所淘汰。全球化本身带有一种开放性和包容性，它欢迎全世界各个国家、民族一起参与文明方案的制定。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发展如果不以全球化为前提，就无法实现本民族的长远发展。因此，各民族要以一种历史性、整体性、全局性的思维，秉持一种开放性的视野进行文化交往交流交融。“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从鸦片战争到今天，中华民族从历史中深刻领悟到：如果不以全球化的普遍性为发展前提，就无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特殊性。
总而言之，民族性与时代性相统一是我们理解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本质内涵及其关系的重要视角。文化的民族性是在漫长的文明历程中形成的，并且体现了一个民族的共同生活特征，体现在物质、制度、精神文化中；文化的时代性是指文化在面向现代的过程中要有超越地域的视野，适应时代的发展需求。所以，文化的时代性决定了民族文明能否存续，即“能不能活下来”，而文化的民族性则决定了民族文明能否长远发展，即“活得好不好”，二者之间的张力是文化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世界历史已经表明，全球化时代，没有文化孤岛。置身于全球化时代，意味着任何一个民族文化要想真正拥有未来，必须要在坚守自身民族性特点的前提下，开放文化心胸，积极让自己的文化迎接时代的挑战。也就是说，只有以开放的心胸拥抱时代，让自己的民族文化呈现出一种现代化的转换和创新性的发展，民族才能真正走向现代。所以，民族性和时代性相统一是文化真正健康发展的重要的方法论前提。我们要从自身民族性的视角出发，进一步呈现中华文化的时代性的发展潜力，也就是说既要捍卫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又要实现文化的现代转型。
二、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建立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的基础之上，既回应了全球化的时代主题，也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要求，更体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价值诉求，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
“旧邦新命”的说法出自《诗经·大雅·文王》，其原文是“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大意为：周文王神灵在天，光辉闪耀。周虽然是旧的邦国，但它的使命在于“新”。这里的“新”既是形容词，表示一种“常为新”的状态；又是动词，表示“革新”，意在开拓新局。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对此进行注解：“言周国虽旧，至于文王，能新其德以及于民，而始受天命也。”再结合朱熹对“新”的解释：“新者，革其旧之谓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由此可见，首先，“新命”来自“天命”。周王受命于天，将为周国祛除旧污。这是天命，非人力所能更改。其次，“新命”意味着对“旧邦”的继承。《礼记·大学》记载，商汤王在浴盆上刻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以此提醒每日都需洗濯其心，如沐浴其身以除垢，周朝对此精神进行传承，并在此基础上“新其德”。最后，“新命”意味着“使民新”，是一种修养功夫。《大学》开篇便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程子曰：“亲，当作新。”所谓的“新民”，就在于去除旧染，而后使心正、使身修、使家齐。唯有“新”才能通达“至善”
结合现代化在中国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察中国式现代化何以成为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
(一)“现代化”一词具有时间性，指向的是“旧”向“新”的转化
现代化(modernization)一词来源于“现代”(modern)，本身就包含着从“旧”到“新”的转化，指向的是一种时间上的进步。从词源上看，早在5世纪，“现代的”(modernus)一词就以通俗的拉丁文出现，源自“modo”，指“最近、现在”。“modernus”通常指的是目前的、当下的、同时代的东西，因此“现代的”就与“古代的”相区别。可以说，在“modernus”一词刚出现时，还不涉及时间的问题，那时古代与现代的区分并不体现在时间上，两者的区别是绝对的。从文艺复兴开始，人们逐渐认为“modernus”包含着从古代到现代的进步观，这一概念逐渐具有时间性。直到19世纪，“现代”一词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成为时代的主流，表现为最新的技术、方法或观念、语言发展的特征等。“现代”是人们从“传统”到“未来”的必经阶段。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又被称为“新时期”、“新时代”。
人们经常在“断代史”的意义上使用“现代”，特指生活的时代。“现代”表示既与过去有别，又传承了过去。如今，“现代”一词蕴含了一种不可逆的时间意识，是一种面向未来而不是朝向过去寻找意义的意识。一方面，“现代”意味着经济与科技的全球化，世界历史的产生使全世界各个民族连为一体，同呼吸、共命运；另一方面，“现代”是一个具有逻辑先在性的概念。在现代化社会中，历史的客观时间被赋予了主观的意识价值，由此现代的时间不是均匀流逝的，也不是周而复始的，所以现代化社会往往呈现出“叠加性”的局面，也就是说，虽然人们的物质生活有了极大的进步与发展，但并不意味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实现了完全的现代化转型，因此整个社会呈现出古今中西交融的“叠加性”的局面。
(二)对于中华民族而言，“旧”与“新”的关系是现代化的重要命题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英国以坚船利炮敲开了中国的国门，打破了清朝“天朝上国”的中心主义美梦，中华民族被迫地卷入现代化的浪潮之中。正是由于这种被动性，导致了中华民族还没有做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物质与心理准备，而中国社会也长期处于古今中西杂糅的“叠加性”状态。从那时起，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思考中国的现代化何去何从的问题。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所面临的重要命题就是“旧”与“新”的关系问题。一方面，旧与新的关系问题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民族性，这里的“旧”往往代表着传统。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比中华民族更需要处理旧与新的关系，也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比中华民族更需要认真反思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另一方面，旧与新的关系问题也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性，这里的“新”往往代表着现代化。因此，中国式现代化要以符合人类现代化发展规律为一般性前提，融入时代、顺应时代、拥抱时代，但如何摆脱西方现代化的桎梏，走出自己的现代化道路是中华民族面对时代的重要课题。而正是在认知“旧”与“新”关系的问题上不断成熟，对于“现代化”，中华民族从“不知所措”到“被迫追赶”再到“主动参与”，由此走向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因此，从历史上看，现代化对于中华民族而言是一个“旧题”；但是从现实来看，现代化对于中华民族而言是一个“新的挑战”，更是“新的使命”。
中华民族在处理“旧”与“新”的关系中经历了从物质到制度，最后走向精神的层层深化的现代化过程。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为代表的洋务派思考的问题是“旧物质”与“新物质”的关系，他们主张在物质层面向西方学习，兴办现代工商业，创办近代学校，学习自然科学，但都以失败而告终。随后的戊戌变法运动、辛亥革命意识到科学技术的发展要有相应的社会政治体制。于是，人们开始反思“旧制度”与“新制度”的关系，认为必须在政治制度层面进行改革，学习西方先进的制度，进行政治改良。但由于封建势力的顽固与复辟，同样走向了失败。基于此，一些先进知识分子意识到中国的现代化危机根本上是文化的危机，不能只学“形下之粗迹”，还要学“形上之真髓”。于是，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发起的新文化运动审视“旧文化”与“新文化”的关系，主张以德先生、赛先生为师，“整理国故”，以此来挽救中国人的精神。至此，中国步入现代化过程中的新旧之争达到了顶峰。
文明的危机往往触及中华民族最核心、最灵魂的部分。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青年杂志》的第一卷第一号发表文章《敬告青年》，以六条标准定义“新青年”：“新青年”的“新”就在于心理的新，即“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但实际上，到新文化运动的新旧之争为止，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始终没有得到系统性的梳理和合理化的现代转型。为此，如何辩证地处理好新旧关系，成为中国共产党建设“新中国”的重要任务，更是中华民族走向独立自主的现代化道路的重要命题。
(三)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守正创新的伟大成果，是“旧邦”与“新命”的有机结合
中国共产党人在对待中国革命与建设的问题上，始终以民族性与时代性相结合的视角，辩证统一地看待“旧”与“新”的关系，从而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前提是建立一个“新中国”，实现国家独立。在旧中国，以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为代表的三座大山使中国人民苦不堪言。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始终在思考“如何处理旧中国与新中国的关系”、“如何建立一个新中国”、“建设一个怎么样的新中国”等问题。基于此，毛泽东在1940年《新民主主义论》中通过论述“旧中国和新中国”、“旧三民主义和新三民主义”、“旧文化和新文化”等内容集中阐释了“旧”与“新”的关系：针对以往由于旧文化统治而愚昧、落后、封建的旧中国，毛泽东表示“要建立一个新中国”，这一“新中国”就体现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上。此外，毛泽东还以民族性与时代性相结合为视角分析中国革命，得出著名的结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并强调这一世界革命是新的世界革命，是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而且是在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上的新变化、大变化。正是在辩证统一地对待新旧关系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
“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对“如何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的思考具象为“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1959年，毛泽东认为“过去干的一件事叫革命，现在干的叫建设，是新的事”，此时，中国共产党认为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而是要敢于打破常规、破旧立新，走一条新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到了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基于中华民族“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的判断，进行改革开放，提出要走“中国式的现代化”的道路，并认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改革开放带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历史机遇，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而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场接力跑。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同时系统化、体系化地梳理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方面，即“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由此可见，中国式现代化既是中国共产党人辩证统一地对待“旧”与“新”关系的历史成果，也是结合世界发展大势和民族发展趋势的时代使命，更是中国共产党人守正创新、走向未来的自信底气。
总而言之，如果说“中国式”更多彰显的是民族性的特性，那么“现代化”则凸显了时代性的格局胸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在中华大地上长出的现代化，也是文明更新的历史成果。
三、凸显中华民族主体性的现代文明
20世纪初，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提出，“为什么科学发展、艺术发展、政治发展或是经济发展在中国和印度不能同样地走上西方所独有的理性化道路呢？”，他将其归因为中国缺乏“西方文化独特的理性主义”。但是，问题的关键恰恰在于，这种“理性主义”是否是西方文化中的“独有”？人类现代化历史表明，马克斯·韦伯的问题在于看到了西方文化的“有”、中国文化中的“无”，但未看到中国文化的“有”、西方文化的“无”。西方现代化暴露的问题，恰恰说明了西方这份“独有”并非人类走向现代化的“唯一解”。21世纪初，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实现了“有”，继而补足了西方文化的“无”。因此，要想回答“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何种程度上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奠定文化根基”这一问题，需要从以下三个视角展开。
（一）从历史视角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产生于现代化的“挑战—应战”之中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在传统文明基础上创新性发展出的新文明。作为一种生命体，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我是谁”的文明自觉，彰显了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中孕育而来的。没有历史传统根脉的现代文明不会有自己的特色和生命力。中华文明是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体系，形成于华夏民族的发展历程中，是华夏民族文化的总称。中华文明在历史上是连续的，而非断裂的。在时间先在性上，公元前3300年的良渚遗址考古发现，使得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得到有力的考古实证；在逻辑先在性上，轴心时代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和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开创了中华文明的先河，其中儒家思想一直以来是传统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想。正可谓“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孔子创立的以“仁”、“礼”为核心的家国同构的人伦秩序，一方面塑造了中国人的“反求诸己”、“向内探索”的文化心理，即遇事“向自家身上讨道理”，并不积极地激励人去寻求对外在世界系统、科学的了解；另一方面塑造了中国人“立德、立学、立功”的人生准则，以一种规范化的人生路径达成一代代中国人的文化共识，从而保障了文明的连续性。
正如董仲舒向汉武帝献策时，认为“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则可善治，善治则灾害日去，福禄日来”。实际上，中华文明与其“向外探寻”不如“退而结网”的文化心理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中国自清朝以来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处在“天朝上国”美梦中的清王朝并未看到世界历史的大势，这种本以为的“进步”，反而成为中国落后于世界的“退步”，其中1793年英国使者马戛尔尼率团访问中国就是最好的例证。在变革即将到来的前夕，此时自称“文明”的双方在彼此试探，关于行礼的形式发生的冲突只是问题的表象，而其实质则在于来自现代文明中心的西方文明对身处于前现代文明中心的中华文明的考察。然而，此次访问却以乾隆皇帝认为“天朝自有天朝礼法，与尔国各不相同”，从而拒绝通商买卖，并遣令该使等安程回国为止。
在此次访问结束后不到半个世纪，1840年英国以坚船利炮叩开了中国的大门，促使中华文明正式被抛入世界之中，开始迎接现代化的挑战。中华文明作为海德格尔现象学意义上的“此在”被抛入世界后与世界照面，经历了“畏”、“怕”等情绪，从而自觉筹划、领悟、操持着自身的存在。中华文明作为“存在者全体”，近代以来被抛入世界之中，在这里它发现自己并不是有所感知地摆在世界面前，而是“带有情绪”地自己现身，这种“情绪”恰恰是在中华文明无所反省地任由其所操劳的“世界”袭击而来的。就其现身现象而言，当“中华文明”置身于世界舞台的聚光灯下时，刚开始呈现的是一种“怕”：一方面“西方文明”作为一种“可怕的东西”使“中华文明”感受到了来自“他者”的威胁性；另一方面，西方列强的入侵让“中华文明”产生了一种生存危机。列强的入侵使中国领土四分五裂，中华文明如何不被毁灭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一种生命体，是在中华文明“被抛”的境况下成长起来的。如上所述，这一“怕”恰恰开启了中华文明新的生存可能性，并且筹划着成为其自身，从而赋予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使命。鸦片战争后，当时社会上流行一种观点：我们的物质文明不及西方，我们的精神文明亦不及西方，须得向西方学习。所以，从生硬地搬运物质文明，到派大批留学生到欧美与日本，去学他们的法律、政治等社会科学，照搬制度文明，再到新文化运动时期，猛烈地抨击中国的传统儒学。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在工业化的过程中逐渐丧失其吸引力，而以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贺麟为代表的新儒家则开启了传统与现代融合之路，为儒学思想找寻一条新的现代化道路。例如，贺麟从理学、礼教、诗教三个方面重启儒家思想的未来：“有理学以格物穷理，寻求智慧。有礼教以磨炼意志，规范行为。有诗教以陶养性灵，美化生活。”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一种生命体，是在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过程中实现彼此成就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最本己的能在本身，在“寓世”存在的过程中，主动与他者融合，实现与他者的共在。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发展过程中，这一他者就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注入点亮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二者相结合共同开启了中华文明的现代之路。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马克思主义把先进的思想理论带到中国，以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引领中国走进现代世界，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这种生命更新体现在：第一，这种更新意味着对以往生命的辩证超越，外力与内因的有机结合促进了文明的主动革新。不可否认，中华文明曾遭遇西方文明的猛烈冲击，并暴露出与时代不符的弱点与缺点，但正因如此，中华文明得以“睁眼看世界”，内生性的动力使中华文明非但没有断裂，反而发现彼此契合的“马克思主义”，从而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第二，这种更新意味着中国需要世界，中华文明在马克思主义的注入下具有了新的质，在走向世界舞台的过程中拥有更强的生命力。例如，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的自由与解放的学说，这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君子”带有了社会使命和人类使命，即要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来实现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第三，这种更新意味着世界需要中国：中华文明不再是被动抛入世界，而是主动融入世界，为世界提供了新的、更高水平的文明方案。正如毛泽东所言：“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这种更新为中华民族注入了强大的文化自信，并且敢于在世界面前发声，展现出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同时也为世界其他国家、民族提供了文明的发展方案，即无需总带着他者的视角批判本民族文化，西方已经不再是文明的唯一代言人，并不掌握唯一的话语权。世界舞台上其他国家和民族都可以为自身文明发声。世界各国应在尊重、正视自身民族文化特质的基础上，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走出自身文明发展的特色道路。
（二）从现实视角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凸显中华民族的主体性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培育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从而坚定文化自信，走向文化自强。因此，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为了谁”的文明自觉，深刻体现了“民族性”特征。
文明的含义中就指向了文明一定带有主体性，即文明要明确“为了谁”。首先，文明“civiliz(s)ation”一词内含着“主体”：“civitas”指“城市，城邦，包含城市的国家，及公民权”，“civis”指“公民，住在市镇上的人”，“civicus”指“属于城市或市镇的，属于某公民的”。其次，之所以文明常与野蛮相对，是因为在不同文明相遇时，“野蛮”往往是文明强势的民族对文明弱势的民族所作的判断。正如持有种族主义文明观的达尔文(Charles Darwin)认为，“各个文明的族类几乎可以肯定地会把全世界野蛮人的族类消灭干净而取代他们的地位”。基于此，一些西方学者自觉认为一切文明皆来自白种人，带有一种强烈的种族主义色彩。最后，文明意味着民族自我反思意识的出现。具体而言，文明标志着一个民族可以理解自身活动的本质，并且觉知到自身如何发展，带有一种进步性。法国政治家基佐(Guizot，F.P.G.)指出，文明这个词是“社会活动的发展和个人活动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人性的进步。”
中国是一个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的国家。一直以来，中华民族秉持着一种自觉的大中华意识，历经几千年的发展历程，把许多原来孤立、分散的民族单位，通过接触、交流与融合，逐渐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既有共性又各具个性的多元共同体，这保障了中华文化的悠久历史与连续发展。从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国家的民族政策越来越强调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这对于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且需要认真考量的话题。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强调的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它不是某一个区域、部门的现代化，而应该是整个民族共同迈入的物质与精神相协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本质力量的确认，是“依自不依他”的文明。中华民族确证了中华文明的文化自我，印证了中华文明的五大特性：中华民族的代代相传，始终走自己的路，体现了中华文明具有历史上的连续性；中华民族以创新精神不断创造自身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凸显了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中华各民族同呼吸、共命运，56个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牢牢抱在一起共同成就了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中华民族与其他民族文明在交往中始终坚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中华民族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彰显了中华文明的和平性。这一坚定的文化自我，使中华民族与其他民族、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区别开来，中华文明由此成为世界上别具一格的文明。所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主体性使中华民族在与世界其他民族文明交流互鉴中具有鲜明的文化特性，因此，时代性决定了一种文明能否“飞得远”，而民族性则决定了一种文明能否“飞得高”。
事实证明，现代文明的发展离不开各民族的文明，各民族的文明不是“拼盘”和“简单相加”，而是有机结合、相互成就。第一，各民族是世界历史交往的主体，离开了民族主体，世界历史便成为空洞、抽象的精神。民族既是一个整体概念，又是一个部分概念。从整体而言，民族这一总体必然内含着现实的个体的生活状况以及彼此之间的交往；从部分而言，各民族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构成了人类共同体的一部分，在世界舞台上交流交往交融。第二，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取决于民族内部的生产力以及交往程度。一个民族的分工水平体现了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既决定了民族的内部结构，也决定了它与其他民族外部交往的发展程度和在世界舞台上的话语权。第三，民族的文化要想成为世界的、时代的文化，就要超越自身“狭隘的民族性”，以全人类普遍原则的视角审视自身。正如马克思所言：“不言而喻，在不同的民族那里，运动从哪个领域开始，这要看一个民族的真正的、公认的生活主要是在意识领域还是在外部世界进行，这种生活更多地是观念的生活还是现实的生活。”现代化毫无疑问是从一个民族的现实的、外部的生活开始的，但随着时代的变化，现代化进入了“意识观念”的深水区，这就需要世界各民族共同建设一种面向未来的公共生活，塑造一种面向全球的公共文明。
（三）从未来视角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基础上形成的崭新文明
现代化所指向的是社会的全面进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上延伸、发展的新文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我要到哪里去”的文明自觉，体现了与世界接轨的“时代性”特征。
首先，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了中华文明以现代性的力量。中国式现代化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方式方法。也就是说，在全球化时代，我们要通过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让中华文明呈现出它的现代力量，从而进一步推动中华文明与时俱进、返本开新，焕发出时代的光彩。概言之，中国式现代化是推进中华文明现代转型，从而真正建设成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抓手。
其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构又赋予了中国式现代化以鲜明的时代文化印记。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一种社会化的呈现。所以，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必然要以中华文明的现代建构为展示方式。而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内涵恰恰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内涵，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在现实生活层面的文化样态，所以二者之间是一个双向赋予、相得益彰的过程。
最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一种崭新文明，其核心在于回应中国式现代化对人的文化关切。因为中国式现代化从根本上而言是人的现代化，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说到底是现实的个人的价值观念的转型，是全民族文化素养的提升。正如马克思所言，“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所以，在现代化发展的今天，我们要关注个体的现实境遇，从而推动人的现代化转型。
不可否认，当今社会依然呈现出历时性文化的共时性承受的叠加局面：摩天大厦与木板小屋共在；传统的家庭制度与现代的社会组织共在；盲目崇拜西方与排外的因循守旧共在；物质的发达与精神的贫困共在，等等。当然，这种“叠加性”并非中国独有，却是中国所无法回避的。要想从文化层面解决这种“叠加性”的现状，中华民族要经历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再到“文化自强”的过程，具体说来：
第一，文化自觉是文化自信的前提。费孝通提出了“文化自觉”的命题，即任何一种文化都要认识你自己，要有充分的自觉性，即自知之明。这种自觉既是一种向内觉知，即正视自身的文化，不“自卑”也不“自大”；又是一种向外审视，即正视这个时代，使自身的文化能根据所处的环境加以调整。从事实判断而言，中华文明具有五千多年的历史，因此，我们应该了解自身，了解中华文明的知识谱系和发展历史，从而在多元文化世界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从价值判断而言，我们要走进传统、了解传统、热爱传统从而超越传统，由此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脉与魂脉。
第二，文化自信是文化自强的关键。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提是文化的复兴、文化的繁荣兴盛，而文化的繁荣兴盛又以高度的文化自信为基础和前提，所以文化自信是我们建设中华民族文化使命的重要的方法论。或者进一步而言，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强大的内在标志。正如卡西尔所言，“人不可能过着他的生活而不表达他的生活”。一个民族文化自信的过程就是在认识本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在稳定化和进化之间保持张力，并勇于表达自己生活的过程：一方面，人要力图保存旧形式；另一方面，人要勇于产生新形式。基于此，文化就是“在传统与改革、复制力与创造力之间存在着无休止的斗争”。历史已经证明，中华文明是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是我们安身立命、走向未来的重要思想资源，因此，我们要充分挖掘传统文化的资源，实现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塑造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的自信，推动文明的现代转型。中华文明在20世纪一直在“退却”中，现在我们应该使之“向前”，这一“向前”的过程就是文明的现代转型过程，就是使传统的文化价值回归到实际中来，符合中国式现代化的需求。若非如此，文化就会变成尊古复古，而非守正创新。
第三，文化自强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动力。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了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支撑力量。一个民族的复兴既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更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所以，建设文化强国是实现文化繁荣的具体指向和延伸。因此，要想实现文化自强，就要重视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创新，阐发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同时，要积极建构核心的自主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知识创新、话语创新和方法创新，这样才能担负好新时代的文化使命，铸就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创造属于这个时代的新文化。
结 语
现代化发展到今天，我们发现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当前，中华民族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我们作出的任何一个决定都带着世界性和历史性。而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双向赋予，共同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这一“人类文明新形态”首先是“文明的”，是东西方文明在交流互鉴中实现的文明形态；其次是“新的”，这并不是意味着与过去、传统相决裂，而是在以往基础上实现更新、创新，具有超越性和开放性；最后更是属于“全人类”。我们要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从“民族的事情”上升到“全人类的事情”，使人类文明新形态超越“地域性的意义”，实现“世界历史性的意义”。那么，人类文明形态既是中华民族的又是全世界的，必将是普遍性与特殊性、民族性与时代性、一般性与个别性的和谐统一。
恩格斯曾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一百年前，身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中的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中写下：“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一百年后，我们直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中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出了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从“无路可走”到“康庄大道”，我们成功的经验就在于中华民族站在全球和全人类的角度来思考，在民族性与时代性相结合的基础上，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奠基，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中国式现代化铸魂，从而致力于建构一种全球文明，为人类文明开出了一种全新的形态。
（作者简介：邹广文，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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