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指出：“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随后强调：“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在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1月31日，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阐述了新的生产力理论与高质量发展的因果关系，“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明确揭示新时代新质生产力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因果关系是“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进而深刻指出“需要我们从理论上进行总结、概括，用以指导新的发展实践。” 这就是说，新质生产力理论是指导高质量发展的“新的生产力理论”,既然如此，新质生产力理论的来源是什么?新质生产力理论到底是什么?我们认为，这两个问题涉及生产力规律、生产力发展规律、发展新质生产力政策选择的科学性等三个问题。
一、依据生产力理论，把握生产力规律，进而探讨新质生产力理论
任何理论的产生和发展都有其理论渊源，“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也有其“已有的思想材料”,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生产力理论。
（一）生产力理论
对生产力概念深入剖析后，我们会发现，生产力理论就是由先进生产力论、生产力决定论、生产力标准论、生产关系反作用论和生产力发展论五个方面共同构成的，是对生产力客观规律的正确反映和概括。
1.先进生产力论
马克思深刻指出，物质生产力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在这里，马克思强调生产力的物质性，强调这些物质特性是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来“指明”的“变革”。因此，马克思反复强调：“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大工业的发展“产生了空前大规模的资本和生产力，并且具备了能在短时期内无限提高这些生产力的手段”。“正是由于这种工业革命，人的劳动生产力才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这就是说，在马克思所处的资本主义工业化时代，体现为工业、大工业、工业革命的物质生产力是至关重要的，是当时的先进生产力。正是这些先进生产力，才形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社会形态。对这一先进生产力的阐述，形成了先进生产力论。
2.生产力决定论
马克思反复强调生产力是人类全部历史的物质基础，“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这就是说，每个时代的生产力都是客观的，是不以人们意志转移的，这是生产力决定论的第一层含义。马克思进而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就是说，物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及其全部社会形态，这是生产力决定论的第二层含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应当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先进生产力决定了先进生产关系。坚持生产力决定论，既可以避免建立超越生产力发展阶段的生产关系，也可以避免忽视生产力已经发展了的事实而固守旧的生产关系并且反对生产关系变革的僵化思想和做法。生产力决定论强调生产力水平决定生产关系性质，是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客观规律静态关系的正确认识，是衡量一个时代如何选择合适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形态的根本标准。
3.生产力标准论
由生产力决定论可以引申出生产力标准论。马克思指出：“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他进而又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这就是说，生产力发展水平取决于“劳动资料”,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测量器”,是社会关系的“指示器”,区别各个时代的标志是“劳动资料”的性质，这实质上就是生产力标准。列宁曾把“生产力的发展”看作是“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把“生产力状况”看作是“整个社会发展的主要标准”。既然如此，生产力标准衡量和评判什么呢?在马克思看来，就是衡量和评判生产关系是否先进。因此，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反复强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针对“四人帮”颠倒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原理的错误认识，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历史上关于生产力标准最科学、最完整、最实用的阐述，也是在我们党历史上首次把生产力决定论、生产力标准论上升到生产力理论高度进行的首次概括。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党的十三大报告正确地指出：“只有在承认生产力的决定作用，承认生产力是根本标准的基础上，才能正确处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保证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革能够真正适应当代中国生产力发展的状况和要求。”
生产力标准，是一个时代、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及其社会形态、推进其持续健康发展的依据。譬如，在生产力发展水平处于自给自足的古代中国，只能选择封建主义社会形态，只能持续推进封建社会的发展；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近代欧美各国，必然选择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只能推进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国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连续多年保持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全球经济地位。
4.生产关系反作用论
在实际社会经济运动过程中，生产力的主导地位是不能动摇的，但也不能因此而否定或者忽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这就是生产关系反作用论。马克思认为：“摆脱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局限性的社会可以更大踏步地前进。这个社会造就全面发展的一代生产者，他们懂得整个工业生产的科学基础，而且每一个人对生产部门的整个系列从头到尾都有实际体验，所以这样的社会将创造新的生产力。”因此，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是能够创造“新的生产力”的。马克思、恩格斯还明确要求，无产阶级掌握革命政权后要“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深刻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是对生产关系反作用论的最完整阐述。
实际上，在任何时代，生产关系都能够反作用于生产力，先进生产关系推进生产力质的飞跃能够创造“新的生产力”。譬如，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建立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大力解放和发展了英国的社会化生产力，使英国率先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也推进了工业革命率先在英国的孕育和发展；俄国十月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再改造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大力促进了俄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俄国率先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俄国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雄厚物质基础；中国革命推翻了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国民经济发展奠定了工业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更加证明，首先是思想解放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其次是以生产力决定论为指导来改革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及其经济体制，有力推进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生产力的大发展。
5.生产力发展论
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过程中，生产力是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的，既有量的变化也有质的变化；相应地，生产关系也是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的，既有量的变化也有质的变化；只不过，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决定了生产关系的变化和变革。马克思深刻指出：“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尽管如此，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并不能同时、同步加以变革，于是就形成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先进生产关系可以促进落后生产力的发展，落后生产关系会阻碍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以上这些观点可以统称为生产力发展论。生产力发展论是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客观规律动态关系的正确认识，下一节拟将详细阐述。
综上，本文从五个方面阐述了生产力理论。既然如此，生产力理论是否适用新质生产力的分析呢?是否需要发展新质生产力理论呢?我们认为，新质生产力必须遵循生产力规律，仍然可以运用生产力理论来分析，但必须发展新的生产力理论，形成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质生产力理论。
（二）新质生产力遵循生产力规律，新质生产力理论应运而生
我们可以从生产力理论的五个方面来分析新质生产力，正确认识新质生产力是如何遵循生产力规律发展而来的，从而形成新质生产力理论。
第一，依据先进生产力论，新质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的一种类型。因而，新质生产力并没有超越生产力的一般内涵、一般规律，即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并没有脱离生产力规律，反而是遵循生产力规律；更没有背离生产力理论，尤其是先进生产力论。
我们认为，每个时代都有各自的新质生产力。针对资本主义先进生产力主要表现为工业化生产力的现实，马克思明确指出：“发展为自动化过程的劳动资料的生产力要以自然力服从于社会智力为前提。”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物质生产力是基于自然力的科学技术（“社会智力”）带来的，是科学技术改造物质资料（劳动资料）的结晶，这一结晶表现为人类运用自己的“智力和体力”改造物质自然界的能力。由上可见，在马克思所处的工业化时代，科学技术提升人类改造自然界的能力，集中体现为工业化水平的提升，工业化生产力就是当时的新质生产力。
当今世界“科技创新链条更加灵巧，技术更新和成果转化更加快捷，产业更新换代不断加快，使社会生产和消费从工业化向自动化、智能化转变，社会生产力将再次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将再次大飞跃”。从这一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现实出发，针对当今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时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创新而形成的先进生产力就是新质生产力。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述了新质生产力的先进性：一是新质生产力是 “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二是新质生产力“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这就揭示了新质生产力的形成规律，即技术革命、生产要素创新配置、产业转型升级推进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跃升。三是判断新质生产力水平的高低是“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四是新质生产力的特点、关键和本质是相互关联的，“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其“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
第二，依据生产力决定论，一种类型的生产力是相应类型生产关系的根本前提，这是人类历史上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规律。石器时代的生产力是原始社会生产关系的物质基础，青铜时代的生产力是奴隶社会生产关系的物质基础，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力是封建社会生产关系的物质基础，社会化大生产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物质基础，新质生产力是新型生产关系的客观基础。
第三，依据生产力标准论，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应当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就应当有什么样的社会形态，最终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新质生产力是如何选择合适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形态的根本标准，也是如何推进生产关系及其社会经济形态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根本途径。
第四，依据生产力反作用论，基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根本前提，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反作用，既有正向的反作用也有负向的反作用，既有量的推进作用也有质的推进作用。新型生产关系的反作用是推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
第五，依据生产力发展论，生产力总是发展的，既有量的扩张也有质的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仍然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根本最紧迫的任务还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因此，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如何发展，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形态。既然如此，新质生产力如何发展呢?这取决于“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
综上，我们认为，在生产力理论指导下，形成了新质生产力理论，有以下五个含义：新质生产力是人类有史以来最高等级的生产力，是最先进的生产力，因而形成了新质生产力先进论；新质生产力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规律，因而形成了新质生产力决定论；新质生产力是如何选择合适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形态的根本标准，也是如何推进其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根本途径，因而形成了新质生产力标准论；新型生产关系反作用并且推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因而形成了生产关系反作用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如何发展，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的生产关系、社会形态及其持续健康发展，因而形成了新质生产力发展论。
既然如此，在生产力理论和新质生产力理论指导下，基于先进论、决定论、标准论和反作用论，我们需要重点关注如何遵循生产力发展规律，探讨新质生产力是如何发展而来的。
二、遵循生产力发展规律，依据生产力发展理论，探讨新质生产力发展理论
生产力发展论强调生产力发展推进生产关系的变革，是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客观规律动态关系的正确认识，是明确一个时代如何变革既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形态的理论依据。为此，需要探讨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动因是什么以及如何发展生产力，进而形成新质生产力发展理论。
（一）科学技术进步是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动因
生产力发展论认为，在构成生产力的众多生产要素中，科学技术既是独立的生产要素，也全面渗透和武装了其他生产要素。因此，科学技术的先进性，既成为各种生产要素是否先进的决定因素也成为生产力是否先进的决定因素，进而既成为先进生产力的衡量标准也成为发展生产力的根本动因。
首先，在生产力发展论看来，科学技术是独立的科学活动，进而演进成为独立的科学技术产业，在今天就是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等等。
马克思深刻指出：“大工业则把科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能力与劳动分离开来。”这就是说，科学技术活动本来是蕴含在劳动和土地乃至生产工具之中的，并没有独立出来，是随着工业化的进步才逐步“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能力与劳动分离开来”,成为工业化进程中的独立生产要素。随着工业化的深入，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的推进，科学技术的独立性日益增强，科学技术产业向全产业的渗透越来越深。
鉴于科学技术成为独立的生产要素，马克思进而指出：“社会生产力不仅以物质形态存在，而且以知识形态存在，自然科学就是以知识形态为特征的一般社会生产力。”这就是说，随着工业化时代的来临，社会生产力已经不仅仅是物质生产力，还包括知识生产力。也就是说，社会生产力=物质生产力+知识生产力。只不过，随着工业文明的时代变迁和科学技术的日益进步，物质生产力与知识生产力在整个社会生产力中的占比结构逐步改变。在工业化之初，物质生产力占比较大、知识生产力处于次要地位。但随着工业化的日益进步，已经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目前正在进行第四次工业革命，这就使得知识生产力与物质生产力在整个社会生产力中的占比发生了根本改变，总的趋势是物质生产力占比越来越小而知识生产力占比越来越大。总的来看，随着信息化、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深入推进，物质生产力的占比越来越小，知识生产力的占比越来越大，新质生产力呼之欲出。
正是基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对社会生产各个方面的渗透，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敏锐地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深刻揭示了“现代科学为生产技术的进步开辟道路，决定它的发展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总结道：“历史经验表明，那些抓住科技革命机遇走向现代化的国家，都是科学基础雄厚的国家；那些抓住科技革命机遇成为世界强国的国家，都是在重要科技领域处于领先行列的国家。”在这里，习近平总书记深邃地洞察到当今世界生产力发展的根本途径、根本趋势和根本规律，进而科学地提出了能够全面反映生产力发展规律的理论，即新质生产力发展理论。
其次，在生产力发展论看来，科学技术还武装了其他生产要素，从而提高了这些生产要素的能力、质量和效率。
马克思认为“社会的劳动生产力，首先是科学力量”。科学技术通过教育和文化武装了劳动者，提升劳动者的劳动技能和劳动素质，使之成为社会生产力中最活跃的更高质量的生产要素，也使之成为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发展质量的决定性因素；科学技术通过创造新的生产工具和发现新的生产资料，提高生产工具的性能，提升劳动资料的等级和质量，优化劳动资料的结构，提升劳动资料的功能和作用，使之成为社会生产力的客观基础，也使之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正是因为科学技术对劳动力和劳动资料的全面渗透，社会生产力才得以持续进步和升级。
这种持续进步和结构升级，在资本主义社会，表现得淋漓尽致。马克思深刻指出：“社会地控制自然力，从而节约地利用自然力，用人力兴建大规模的过程占有或驯服自然力，——这种必要性在产业史上起着最有决定性的作用。”这就是说，社会生产力的大小表现为对自然力控制的大小和利用的多少，而控制和利用自然力的能力取决于科学技术的进步程度。因此，“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大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生产力，从而社会生产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条件下，全部生产资料（生产工具和生产对象）都体现为马克思所指的“固定资本”。在“固定资本”中，社会知识（即科学技术成果）已经全面渗透到物质生产资料之中，转化为直接生产力，也就是知识生产力与物质生产力融为一体，物质生产力“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
再次，在生产力发展论看来，科学技术水平决定了生产力发展水平。
随着时代变迁，科学技术水平是持续提升的，这种提升过程并不是均衡式的而是跃迁式的、跳跃式的，具体表现为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和第四次科技革命。与科学技术水平的时代变迁相一致，每个时代的生产力水平都是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跃迁而跃迁，具体表现为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和第四次工业革命。对此，马克思指出：“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
最后，在新质生产力发展论看来，当今时代的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
既然科学技术演进成为独立的生产要素并且孕育出高新技术产业，既然科学技术还武装了其他各种生产要素并且提高了这些生产要素的能力、质量和效率，既然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决定了生产力发展水平，那么，科技创新也就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动因。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这一重要论述，是对当今世界科技发展大势的重大判断，是我国依据这一科技发展大势制定经济发展战略的主要依据，为进一步发挥科技创新作用、推进我国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
从创新视角看，纵观当今世界，计算机技术、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区块链、机器人、移动终端设备、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相互融合、相辅相成而构成的数字技术体系，使整个国民经济呈现信息化、数字化和智能化的发展趋势。针对当今世界信息化、数字化和智能化的现实，社会生产力也呈现新的特征。这些新特征决定了社会生产力已经发生质的改变和跃升，成为新质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
（二）生产力发展是由新生产要素的加入并且导致生产要素结构变化而发展的
在生产力发展论看来，尽管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动因是科学技术，尽管科学技术既作为独立的生产要素又渗透到其他生产要素之中，但也不能忽视生产力是由各种生产要素构成的综合力（即全要素生产率）,更不能忽略生产力发展是由于各种生产要素量的扩张和新增生产要素导致质的提升。
生产力是由各种生产要素构成的综合力，各种生产要素量的扩张决定了生产力总量的扩展，新增生产要素导致生产要素的结构跃升决定了生产力质的提升和结构上的升级。生产要素结构的跃升，主要体现为，随着时代进步和科技进步，生产力中不断添加新的先进生产要素，这是生产力发展规律的具体演进过程。对这一事实和规律的持续概括，就导致生产力发展理论的持续创新。
经济学说史上，针对不同时代生产力中新生产要素加入的现实，所处时代的经济学家们都做出了及时而准确的概括，提出了符合各自时代生产要素实际的生产要素理论，进而概括为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生产力发展理论。
在工场手工业时代，先进生产力主要是工场手工业的生产力。在工场手工业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是工人的劳动和资本家占有的土地，也就是说，此时的生产要素是由劳动与土地组成的。劳动，主要是简单劳动，科学技术还不需要通过复杂的教育过程来武装劳动者，只需要简单的培训即可上岗；劳动工具是简单的、简易的，是从自然界直接采伐的木材经过简单加工而成的；劳动资料也直接来自农产品或者矿产品。很明显，无论是劳动工具还是劳动资料，与劳动一样，都没有蕴含多少科学技术的成分，生产力的发展主要取决于劳动和土地数量的多少。因此，劳动量的多少和土地数量的多少，决定了此时的生产力总量和发展水平。鉴于这个时代经济发展的事实，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提出了“土地为财富之母，而劳动则为财富之父和能动的要素”。这就是说，在工场手工业时代，生产要素是劳动和土地，劳动和土地的综合力就是此时的生产力，劳动量的增加和土地的开发就是此时生产力的发展。与之相应，就形成了配弟的生产要素学说。
在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时代，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劳动过程所需要的一切要素：物的因素和人的因素，即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相比于配第时代，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机器大生产时代生产力水平的最大特征是自动化生产。自动化生产过程中的生产要素更加丰富，配第时代的“土地要素”扩展为马克思恩格斯所处时代的“物的因素”,配第时代的“劳动”具体化为马克思恩格斯所处时代的“劳动力”,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完全分离。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全面概括了机器大生产时代生产力包含的生产要素，指出：“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在这里，马克思发现，构成生产力的生产要素包括工人、科学技术、生产资料、自然条件等等。很显然，这里的工人已经是掌握了一定科学技术的工人，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独立的生产要素，生产资料已经是蕴含着一定的科学技术的生产工具和原材料。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生产力发展理论。
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经历了第一次、第二次和第三次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生产力水平发生了多次质的升级和结构变化。基于这些事实，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总结出了各种经济增长理论。这些经济增长理论，从本质上看，也是生产力发展理论。尽管是资产阶级生产力发展理论，但其中包括了反映生产力发展规律的科学内核和共性特征，值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生产力发展理论吸收和借鉴。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把生产要素概括为劳动、资本（包括土地）,构建了以哈罗德-多玛增长模型为代表的各种经济增长数理模型；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把生产要素扩展为劳动、资本（包括土地）和技术，构建了索罗-斯旺经济增长模型和柯布-道格拉斯经济增长函数为代表的各种经济增长数理模型。
由上可见，随着时代进步和科技进步，新的生产要素不断加入。习近平总书记做出了深刻总结：“历次产业革命都有一些共同特点：一是有新的科学理论作基础，二是有相应的新生产工具出现，三是形成大量新的投资热点和就业岗位，四是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发生重大调整并形成新的规模化经济效益，五是社会生产生活方式有新的重要变革。”新的科学、新的生产工具、新的投资热点、新的就业岗位、新的经济结构、新的发展方式、新的社会生产生活方式，所有这些都是新的生产要素带来的。针对当今世界和我国的生产力发展事实，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数字技术、数字经济可以推动各类资源要素快捷流动”。这就是说，数据作为生产要素，还推进其他生产要素的流动，提高全部生产要素之间的组合效率，因而，“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对传统生产方式变革具有重大影响”。正是基于当今时代新的生产要素——数据，习近平总书记及时而敏锐地提出了新质生产力理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生产力发展理论的最新贡献，是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原理，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核心内容。
（三）生产要素的质变决定了生产力的质变和生产关系的质变
在生产力发展论看来，生产力发展既是指生产力自身在量和质上的发展，也是指生产力发展促进生产关系在量和质上的发展。马克思深刻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这既明确了生产力发展是生产关系发展的决定因素，也明确了只有先进生产力（即“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才能推进先进生产关系（即“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的形成。马克思还指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在这里，马克思实际上指出，生产力是不断发展的，生产力的变化必然引起生产关系的变化，但生产力的发展处于主动地位；生产关系也是不断发展的，但生产关系发展处于被动地位；生产力的发展最终决定了生产关系的发展；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化并非绝对同时、同步的，从而形成了两者之间的矛盾；“现存生产关系”,因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由于先进生产力的出现和壮大，先进生产力总是与这个时代的“现存生产关系”不相容甚至发展成为“生产力的桎梏”,摆脱桎梏的途径既可能是革命也可能是改革。由上可见，每个时代都会形成各自的先进生产力，进而推进生产关系作出相应的变革和革命。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
以上关于先进生产力、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发展决定生产关系发展的阐述，充分说明生产要素结构的质变（即添加新的生产要素）决定了生产力的质变和生产关系的质变。我们还发现，每个时代总是先进生产力与落后生产力并存，然而，是先进生产力率先与现存生产关系发生冲突，进而引起生产关系的变革。因此，正是每个时代的先进生产力起着对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牵引作用。在当今时代，这个先进生产力就是新质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的内涵之一是数字生产力。以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3D打印技术、6G、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高性能计算、数据库、操作系统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创新，以及通过数字网络和智能算法使数字技术与其他技术领域不断实现的跨界协同和数字技术协同创新，是新质生产力的根本来源和根本动力。这些数字技术在各产业领域的进一步渗透、覆盖和应用，就会引致全部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实现整个社会经济的信息化、数字化和智能化。这种新质生产力决定了生产关系的质态。
新质生产力的内涵之二是绿色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所谓绿色发展，就是指不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的发展，以便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是基于自然界良性循环的可持续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之一；所谓绿色生产力，就是指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本身就是生产力的有机内容，区别于过去以牺牲自然环境和掠夺自然资源为代价的生产力。
由上可见，新质生产力是数字生产力与绿色生产力的乘数：新质生产力=数字生产力×绿色生产力。
综上，我们认为，生产力发展理论主要包括：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动因是科学技术；生产力发展的标志是新生产要素的加入；生产要素结构上的质变引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质变。与之相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理论主要包括：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的科学技术带来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的标志是数字生产力和绿色生产力的乘数；新质生产力引致全面深化改革，以便创新更加先进的社会主义新型生产关系。
三、发展新质生产力政策选择的科学性
以上阐述了生产力理论的五个方面（简称“五论”）和生产力发展理论的三个方面（简称“三论”）,进而提出了新质生产力理论的“五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理论的“三论”。阐述的目的是基于“五论”和“三论”,进一步阐述新时代我国生产力相关政策选择的科学性。我们认为，尽管新质生产力是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9月首次提出来的，但是由于理论与实践并不能做到绝对的同时性、同步性（亦即理论可以落后于实践一段时间、实践也可以落后于理论一段时间）,因此，我们无法做到新质生产力理论与新质生产力实践及其政策是同时、同步提出来的。实际上，党的十八大以来的相关生产力政策实践已经体现了新质生产力理论的指导，党和政府实施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更加重视高新技术、未来技术的发展，更加重视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培育和发展，采取了一系列推进科学技术发展、推进新产业孕育和发展的政策举措，有力促进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由此可见，我国新质生产力的实践早于新质生产力的理论。正是基于新时代我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阐述了新质生产力理论。反过来，新质生产力理论也充分证明了我国实施的新质生产力政策选择的科学性。
（一）新时代基于新质生产力理论“五论”政策选择的科学性
1.依据新质生产力先进论政策选择的科学性
因为新质生产力是新时代的先进生产力，所以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我国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和根本目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必须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如何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一是要摆正科技、人才和创新的突出位置，坚持三个“第一”,即，“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二是要实施正确的发展战略，落实三个战略，即，“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三是要针对新时代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实际，“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已经实施了相关政策，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数字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逐步形成了新质生产力。
关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策，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等一批新的增长引擎。”很显然，战略性新兴产业源于高新技术，引致的各种产业必然是先进产业，其中的生产力亦即新质生产力。
关于推进数字产业的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为什么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习近平总书记进行了深刻阐述。首先，数字技术已经融入国民经济各个领域，“近年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加速创新，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这是对当今世界数字技术创新并且融入经济社会各领域的精准把握，是我国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数字产业集群的客观事实依据；其次，加快发展数字经济是当今世界各国政府的政策选择，“各国竞相制定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出台鼓励政策”,因此，加快发展数字经济的政策是我国保持与世界同步的重要举措；再次，数字技术既创造了数字产业也推进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形成数字经济，“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加快发展数字经济是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最后，加快发展数字经济能够推进我国更高水平开放，推进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形成，因为数字经济“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数字经济，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新型工业化的突出特征是数字经济，数字经济的亮点是人工智能在经济领域的广泛运用和深度渗透，推进人工智能成为引领未来的战略性技术，加快形成人工智能产业，推进新质生产力的加快形成。
关于推进未来产业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全球范围内孕育兴起，世界各国纷纷抢占未来产业发展制高点。”未来产业是着眼于未来的先进产业，抢先占领这些未来产业就等于抢得“先手棋”,赢得先发优势。既然如此，如何抢占未来产业发展制高点?我国实施了以下四个方面的政策措施。第一，需要确定未来产业所在的领域，“在类脑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术、未来网络、深海空天开发、氢能与储能等前沿科技和产业变革领域，组织实施未来产业孵化与加速计划，谋划布局一批未来产业”。第二，需要搭建新兴产业创业创新平台，引领未来产业发展，“设立新兴产业创业创新平台，在新一代移动通信、集成电路、大数据、先进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方面赶超先进，引领未来产业发展”。第三，设立未来产业技术研究院，加大新兴技术供给力度，“在科教资源优势突出、产业基础雄厚的地区，布局一批国家未来产业技术研究院，加大前沿技术多路径探索、交叉融合和颠覆性技术供给。”第四，创造示范工程，加速形成未来产业，“实施产业跨界融合示范工程，打造未来技术应用场景，加速形成若干未来产业”。第五，开创各类产业的协同联动发展格局。今年1月份，工信部等七部门发布《关于推动未来产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构建未来产业和优势产业、新兴产业、传统产业协同联动的发展格局，形成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成为世界未来产业重要策源地”。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打造生物制造、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若干战略性新兴产业”,“开辟量子、生命科学等未来产业新赛道”。具体说来，发展未来产业包括但不限于：推进生物制造向采矿、冶金、电子信息、环保等领域拓展；发展商业航天，依托我国卫星、火箭、发射场等航天产业的硬件基础，培育未来经济；发展低空经济，推进通用机场、航空园区、航空小镇、无人机基地、飞行营地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形成未来产业。未来产业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顶部、顶端，代表了一个国家产业结构的最高水平、最新领域，亦即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领域。
上述党和国家采取和实施的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数字产业和未来产业的相关政策，既符合当今世界科学技术发展方向，也符合新时代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趋势，必将深刻改变我国既有国民经济的产业结构、经济结构，也必将导致传统产业的技术升级和数字化转型，因此，是关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政策的正确选择，具有高度科学性。
2.依据新质生产力决定论政策选择的科学性
新质生产力决定新型生产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主导国家命运的决定性因素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只有不断推进科技创新，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才能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因为新质生产力发展决定了新时代先进生产关系的变革，所以全面深化改革和更高水平开放是我国新时代经济发展政策的根本途径。
3.依据新质生产力标准论政策选择的科学性
新质生产力是判断新时代生产关系是否先进、全面深化改革和更高水平开放是否有效的标准，进而成为新时代相关政策选择是否科学的标准。
首先，要明确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政策取向。2024年1月22日，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要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以人工智能和制造业深度融合为主线，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以场景应用为牵引，加快重点行业智能升级，大力发展智能产品，高水平赋能工业制造体系，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为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和数字中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其次，要建立健全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工作机制。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要按照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完善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合理流动的工作机制。”如前所述，自工业革命以来，社会生产力表现为物质生产力和知识生产力的总和；在数字文明时代，知识生产力早已经超越了物质生产力，成为社会生产力的主力军。发展知识生产力的根本途径是教育、科技和人才，教育、科技和人才等方面质量和水平的提升需要“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的保障；为了实现“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提升教育、科技、人才的水平和质量，必须“完善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合理流动的工作机制”。在“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和“完善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合理流动的工作机制”基础上，就能够发展知识生产力的根本力量，形成创新团队，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要大力造就世界水平的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卓越工程师、高水平创新团队。”
再次，要完善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激励机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健全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机制，激发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和数据等生产要素活力，更好体现知识、技术、人才的市场价值，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新质生产力是知识密集型的生产力，知识生产力本质上是“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和数据等生产要素”的综合力，因此，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主要依赖“知识、技术、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根据科技发展新趋势，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人才培养模式，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培养急需人才。”由上可见，如何激发“知识、技术、人才”的潜能，使之成为现实的新质生产力，“健全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机制”“更好体现知识、技术、人才的市场价值”“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都是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政策的正确选择。
4.依据生产关系反作用论政策选择的科学性
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和更高水平开放必将加快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是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政策的正确选择。关于全面深化改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化经济体制、科技体制等改革，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建立高标准市场体系，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经济体制、科技体制等改革的着力点是“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目标是“建立高标准市场体系”,目的是“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作用是“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由此可见，我国的经济体制、科技体制等改革是正确而科学的政策选择。关于更高水平开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营造良好国际环境。”新质生产力来源于正在发生的第四次科技革命和第四次工业革命，无论是科技革命还是工业革命，都是世界性的，单靠一国的力量是难以实现的，因此，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是必然的、必需的、正确的政策选择。总之，加快全面深化改革和高水平开放的方针和政策，可以推进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所需要的生产关系变革，既决定了新时代我国的新型生产关系变革取向，也决定了新时代我国国家命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经济社会形态的变革，因而是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正确的政策选择。
5.依据新质生产力发展论政策选择的科学性
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等科技创新带来生产力的新动能、新动力、新的生产要素（尤其是数据）,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加快培育新的发展动能，改造提升传统比较优势，增强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整体改善。”,这是我国新时代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指导方针。
加快培育新的发展动能，依靠创新驱动，必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正确地指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最根本的是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最紧迫的是要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最大限度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
加快绿色生产力发展，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牢固树立绿色发展就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理念。如何实现绿色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是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二是要实现绿色经济政策工具与绿色金融、绿色产业集群、绿色生活方式的协同，“持续优化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经济政策工具箱，发挥绿色金融的牵引作用，打造高效生态绿色产业集群”。三是要优化全社会生活方式，“在全社会大力倡导绿色健康生活方式”。四是要推进发展方式的绿色转型，“必须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助力碳达峰碳中和”。
总之，为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必须加强科技创新特别是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使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竞相涌现，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动能”。因此，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绿色发展，是我国新时代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政策的正确选择。
（二）新时代基于新质生产力发展理论“三论”政策选择的科学性
1.基于科技是生产力发展根本动因政策选择的科学性
当今世界科技革命的最突出特征是数字化和绿色化。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泛应用数智技术、绿色技术，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数智技术带来数字生产力，绿色技术带来绿色生产力。如前所述，数字生产力×绿色生产力就是新质生产力。不仅如此，新质生产力还承担着改造传统生产力的重任。在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过程中，“要及时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这就明确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根本目标是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而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根本方式是“及时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根本途径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这样的政策选择是符合新质生产力发展规律和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规律的。
2.基于生产力发展是由新生产要素的加入并且导致生产要素结构升级而带来的政策选择的科学性
数据成为新时代的重要生产要素，必须打造数字产业集群，推动数字生产力发展。因为数据与劳动、土地、资本和技术并列，彼此协同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所以，发展数字经济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根本途径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
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发展绿色生产力。因为当今时代社会生产力呈现出物质生产力比重持续下降和知识生产力比重持续上升的趋势，生产力的各个要素都体现了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趋势，这一趋势的本质就是绿色化、绿色转型，所以，技术和数据在生产要素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并且极大地推动了绿色化、绿色转型，创造出来了绿色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正确地指出：“加快绿色科技创新和先进绿色技术推广应用，做强绿色制造业，发展绿色服务业，壮大绿色能源产业，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和供应链，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
总之，随着先进技术和数据等生产要素的进入，带来了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发展数字生产力和绿色生产力，必须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必须培养高质量发展急需人才。
3.基于生产力质变决定生产关系质变政策选择的科学性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张，生产力的质变导致生产关系质变；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张，第四次科技革命催生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新质生产力导致新时代我国新型生产关系变革和完善。
变革和完善新时代我国新型生产关系，必须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任何生产力，无论是先进生产力还是非先进性的生产力，都是由产业链供应链的可靠性来实现的。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也是如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
变革和完善新时代我国新型生产关系，是为了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进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围绕推进新型工业化和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和农业强国等战略任务，科学布局科技创新、产业创新。”
四、基本结论
本文的探讨，得出了以下结论。
第一，概括出了新质生产力理论“五论”。
本文认为，新质生产力理论“五论”是：新质生产力是人类有史以来最高等级的生产力，是最先进的生产力，因而形成了新质生产力先进论；新质生产力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规律，因而形成了新质生产力决定论；新质生产力是如何选择合适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形态的根本标准，也是如何推进其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根本途径，因而形成了新质生产力标准论；新型生产关系反作用并且推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因而形成了生产关系反作用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如何发展，决定了新型生产关系、社会形态及其持续健康发展，因而形成了新质生产力发展论。
第二，概括出了新质生产力发展理论“三论”。
在新质生产力理论“五论”基础上，本文重点阐述了新质生产力发展理论，认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理论“三论”是：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的科学技术带来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的标志是数字生产力和绿色生产力的乘数；新质生产力是生产力质变的结果，也引致了新时代的全面深化改革，以便创新符合新质生产力要求的更加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第三，论证了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政策实施的科学性。
在新质生产力理论“五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理论“三论”指导下，结合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政策实施，论证了新时代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各项政策的科学性。
（作者简介：李正图，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政治经济学学会副会长；朱秋，上海外国语大学贤达经济人文学院教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浙江学刊》202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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