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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面当代经济形势变化，立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伟大实践，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是学界的普遍共识。“新质生产力”概念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对处于历史交汇点上的中国为什么发展以及发展什么样的生产力具有举旗定向的指导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中高屋建瓴式地凝练了内蕴深刻理论意义和重大现实意义的新质生产力要义。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具有复杂的层次、深厚的理论，对全面领会和学习新质生产力提出了较高要求。自“新质生产力”概念提出以来，学者们从新质生产力的生发背景、原因、特点和形成途径等进行阐释，深刻揭示了“新质生产力”概念所蕴含的道理、学理和哲理。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任何概念的成立都要言之有理，它必须符合科学理论的基本原理”。“新质生产力”的概念界定仍存在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新质生产力”的本质是“生产力”，“生产力”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有着严谨、明确的学术定义，不可随意将“新质生产力”落脚为“新经济”“新业态”“新产业”等，也不能将新质生产力产生的原因、条件，尤其是特征和功能视为“新质生产力”的内涵，这些都是对“生产力”概念内涵和外延的模糊，也就是概念混用的表现。“新质生产力”概念的学理化阐释需要回到马克思的“生产力”概念，并在中国经济发展实践中找寻“新质生产力”概念的生发逻辑，这样才能真正理解“新质生产力”全面、准确而严谨的内涵。

　　推动我国高质量发展的“新质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意义上的“生产力”，而不是别的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是以马克思的“生产力”概念结合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生产方式变革而发展出来的，科学的“新质生产力”概念建立在正确理解马克思“生产力”概念的基础上，对其概念进行全面而科学的理解，是回答为什么要发展新质生产力以及发展什么样的新质生产力问题的理论前提。“生产力”概念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最基本的范畴之一，一直都是学界最关注的一个复杂概念，学者们为此留下诸多研究，我国学者也在正确理解马克思“生产力”概念的道路上付出了艰难而曲折的努力。马克思（Karl Marx）在《资本论》中多次使用“劳动生产力”“生产力”“活的劳动力”“资本的生产力”“有用的、具体的劳动的生产力”“自然力”等二十余种不同的生产力概念，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马克思的生产力概念是一个具有广阔思想史背景、内蕴着不同层次的复杂概念，任何一个单一指向的生产力概念都是对马克思生产力概念的狭隘理解。

　　受苏联教科书的影响，我国学界形成以“要素说”解释“生产力”概念的惯例，这就导致学界长期存在生产力二要素、三要素甚至五要素的争论，后有学者认为这种“要素说”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人们一提起生产力就会联想起工具、机器、资源、能源等非常具象的实体性东西，而偏离了马克思“生产力”概念的根本能指与原初语境，这是对马克思“生产力”概念的一种根本性误读。进入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很多学者虽然从生产结果上将“生产力”理解为“征服说”“控制说”“改造说”“影响说”“适应说”等不同的内涵，但总体上将“生产力”落脚为一种“能力”或“力量”，摆脱了“生产力要素实体说”。

　　在此基础上，随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以原著文本来理解概念的能力的提高，有学者深入研究马克思首次在理论建构意义上使用“生产力”概念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为《形态》），从马克思所使用的“生产力”（Produktivkraft）一词追溯到思想史，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劳动生产力”线索，以及舒尔茨（Wilhelm Schulz）、赫斯（Moses Hess）和李斯特（Friedrich List）三条德语语境线索中还原了马克思“生产力”概念的原初语境。随着马克思的工艺学笔记《布鲁塞尔笔记》和《曼彻斯特笔记》的深入研究和推进，德国一般工艺学研究代表人物约翰·贝克曼（Johann Beckmann）和约·亨·摩·波佩（Johann Heinrich Moritz Poppe），以及英国资产阶级工艺学研究代表人物查理·拜比吉（Charles Babbage）和安德鲁·尤尔（Andrew Ure）对马克思工艺学研究的影响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可以说，学界已经在还原马克思生产力概念的形成过程、梳理生产力概念思想史方面有了重要学术成果，这为理解新一轮科技革命下的生产力内涵提供了更科学、全面和丰盈的可能。

　　首先，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明：“摆在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这与《形态》中关于人类历史前提的描述是一致的，只要人类社会存在，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就是前提，这是“生产的一切时代有某些共同标志，共同规定”的人类学认知。在这一维度上，生产力就是人们以“一定的生产方式或结构在实际运作中发挥出来的程度、能力和水平”，马克思第一次将物质生产自觉提升至哲学总体的高度，“生产力”也成为唯物史观中具有“基始”意义的概念。其次，“生产力”作为一个社会历史性概念，内蕴着生产关系维度。“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eine Produktivkraft）。”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在德文原版《形态》中将生产力加上了引号，且前面还有一个不定冠词“eine”（一个、一种），但这个不定冠词在中文翻译的过程中被省略了，因此这句话应该是由“一定的生产方式、一定的工业阶段、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一定的社会阶段和一定的生产力”这五个“一定的”所构成，更加强调了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决定一定的生产方式，进而决定整个社会的性质；也就是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人们在同一生产过程中以一定的生产方式同时形成的，“生产力”作为人们抽象出来的概念，指称在生产过程中的“能力”“力量”和“水平”，而“生产关系”则同样是人们从这一生产过程中抽象出来指称生产过程中所形成的人与人的关系维度。生产力一定是一定生产关系中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一定是在一定生产力水平中表现出来的关系，根本不存在彼此独立、割裂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最后，与劳动是价值创造的唯一源泉不同，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有用的、具体的为劳动提供创造使用价值的能力。《资本论》一开篇就开宗明义地提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马克思运用科学的抽象法将财富的商品形式区分为使用价值和价值两方面。价值分析的目的在于揭示资产阶级无偿占有剩余价值从而剥削无产阶级的本质，目的是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理论武器；但是，“不管生产力发生了什么变化，同一劳动在同样的时间内提供的价值量总是相同的”，价值本身无法衡量生产力水平。生产力水平由有用的、具体的劳动创造的使用价值决定，马克思的“生产力”和“劳动生产力”可以作为“内涵一致的概念交互使用”。其根本原因在于生产力的本质就是劳动生产力，就是“有用的、具体的劳动的生产力”。区别于厂房、原料、工具、机器等“死的物”，劳动者作为这个过程中唯一有生命的活的主体具备一种天然的“自然恩惠”，那就是劳动力作为特殊商品在发挥使用价值时像“活的酵母”，只要同这些“死的物”接触，就能使它们复活为劳动过程中的因素。劳动过程不是具体劳动的“独角戏”，而是具体劳动和其他生产要素结合起来创造使用价值的过程，生产要素水平及各要素之间的动态组合水平都是生产力水平的影响因素。由此，马克思说：“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同时，马克思根据生产力发展规律科学预判了“随着大工业的这种发展，直接劳动本身不再是生产的基础”，物化劳动即劳动的物质要素，尤其是科学技术对生产力的提高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从马克思的“生产力”概念到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之间具有深刻的必然性逻辑。“生”字的古义即有生命生长、生化之义。“生发”一词强调一新物自根而生、循律而发的生命感和力量感。“新质生产力”这一新概念是以马克思的“生产力”概念为基始，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中形成。但是，我们需要进一步阐释其理论必然性和实践必然性。

　　其二，唯物史观要求在“旧质”瓦解和“新质”形成的动态过程中理解生产力的历史革命作用。恩格斯说马克思“把科学首先看成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杠杆，看成是按最明显的字面意义而言的革命力量”。“科学的历史杠杆作用”是在唯物史观视野中，对生产力革命意义的精要凝练。“资本本身是处于过程中的矛盾”，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而是取决于科学的一般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这种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由此，劳动本身的发展一方面把劳动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另一方面又使劳动时间成为财富的唯一尺度和源泉，直至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这时，“资本用来从它的有限的基础出发进行生产的手段”就成为摧毁整个基础的物质条件。此时的生产力基础才会造成另一种更高级的社会形态的必然性。“生产力演进遵循一定规律。从生产力的重大变化来看，人类社会经历了农业时代、工业时代、信息时代的生产力变迁。”马克思没有以“新质生产力”指称各时代新生的生产力，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讨论过“新的生产力”，“任何新的生产力，只要它不是迄今已知的生产力单纯的量的扩大（例如，开垦土地），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而“分工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当下，作为社会主要劳动资料的机械机器正逐步被数智化的自动机所取代，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算法、脑机接口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强势推动人类社会由传统工业时代向数字信息时代跨越，生产力总是在“旧质”瓦解和“新质”形成的动态过程中不断发展，而这个发展过程必然伴随着所有制即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

　　马克思指出，所谓一切生产都适用的一般条件不过是一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生产阶段。马克思的“生产力”概念作为唯物史观最根本的理论基石，具有“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内涵，是抽象出来的适用于一切人类社会历史阶段的社会历史本质规律，一定意义上可以认为其是“无现象”的，即不能直接在生活中指认，也不能用感性经验直接证实。理解“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的生产力需要进入具体社会历史阶段的具体生产关系当中。从人类生产力历史来看，“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任何一种具体的生产关系都是一定生产力水平中的关系，任何具体的生产力都内蕴具体的生产关系维度。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当生产关系已经完全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时，即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时，就必然要求生产关系的全面变革，用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新生产关系代替原来的、业已丧失必然性的生产关系。不可否认的是，在资本主义生产阶段，资产阶级用这样的生产方式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然而，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本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终究因其自身的狭隘性根本无法容纳由于社会化大生产而产生的现代生产力，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不可避免地要敲响，“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取而代之的必然是更为先进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我国以后发国家基本国情为基础，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发展道路上进行了艰苦探索，既取得了伟大成就，也经历过严重曲折。经过改革开放，我国最终建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正是这样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使我们从“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的境遇中走到“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的发展轨道上。以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奋斗，终于在2021年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据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00万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万美元”，中国“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大国竞争局势严峻，新一轮科技革命势头迅猛，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面临各种风险和挑战。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方位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发展生产力的历史使命，创造性地提出“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在中国经济建设实践中形成，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中孕育，也必将在基本经济制度的保障下成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坚实基础。

　　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2024年1月，在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这一重要论述，紧密联系党的二十大关于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系统建构。我们不难发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回应二十大中对于中国如何以高质量发展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一时代课题的具体回答。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发展新质生产力已然嵌入实现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逻辑链条中。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而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需要我们从理论上进行总结、概括。”新质生产力基本内涵的层次复杂、理论根基深厚，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三个层面来理解。首先，与传统生产方式相比，新质生产力的“新质”具有高科技、高效能和高质量特征。其次，相比于生产力外延式增长，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在于突破关键领域的颠覆性技术，“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配置、产业深度转型”成为新质生产力的三大催生力量，其中数据、算法和计算能力作为数字科技的“三位一体”必将成为新质生产力发挥“乘数效应”的关键所在。同时，核心科技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高水平科技创新的自立自强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必要条件。最后，新质生产力作为人们实现应用能力的结果，本质上是先进劳动生产力，来自人们发挥其主观创造性，在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动态组合间创造性地开发来自生产资料、自然力、集体力和“一般智力”等重要力量的过程。

　　其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在于推动高水平科技创新。马克思在“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的阐述中区分了剩余价值的外延式扩大和内涵式扩大，“如果生产场所扩大了，就是在外延上扩大；如果生产资料效率提高了，就是在内涵上扩大”。新质生产力是以内涵式扩大为主，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的先进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引擎是科技创新。”从中国科技生产力发展历史来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中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所形成的历史性交汇，为生产力的“新质”迸发提供重大机遇。从蒸汽机到智能机，是科技变革给生产力带来“质”变的重要直观表现，煤炭、石油、天然气伴随两次工业革命成为发展生产力的关键，数据这一新生产要素则成为第三次科技革命以来的“新石油”，数据、算法和计算能力一起构成数字科技的“三位一体”，成为新质生产力发挥“乘数效应”的关键所在。中国用几十年的时间走过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从前两次工业革命的“跟跑者”向第三次科技革命下数字科技的“并跑者”甚至“领跑者”跨越。我国率先提出把数据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来看待，并不断完善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顶层设计。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23年）》，中国以数字科技为核心驱动力量的数字经济规模在2022年达到50.2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0.3%，已连续11年显著高于同期GDP名义增速，数字经济占GDP比重达到41.5%前言1，数字经济成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战略性产业，数字科技成为新质生产力当之无愧的核心“新质”。这一“新质”独特的“乘数效应”体现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部分，数字产业化包括但不限于电子信息制造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等新产业，它们在创造新生产力的同时为传统产业提供数字技术、产品、服务、基础设施和解决方案，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产业。产业数字化即“传统产业应用数字技术所带来的产出增加和效率提升部分”，2022年我国服务业、工业、农业的经济渗透率分别达到44.7%、24.0%和10.5%，同比分别提升1.6、1.2和0.4个百分点，服务业、工业和农业数字化转型深度推进，数字科技以独特的“乘数效应”对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发挥显著作用。当然，没有数字科技就没有新质生产力，但新质生产力不是只有数字科技，它还离不开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材料产业、生物产业、新能源产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中的诸多核心关键技术。

　　再次，自立自强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必要条件。以数字科技研发为例，与所有高精尖科技一样，数字科技研发极其复杂且成本高昂，牵涉材料、能源、化工等多领域技术，仅决定数据计算能力的一块小小的芯片就需要硅材料、光刻机和芯片设计软件等多项技术，这也正是中国被美国芯片战卡脖子的关键所在。中国的科技发展历程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内忧外患下的近代中国先后错过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美国就自恃核武器而发动朝鲜战争，毛泽东同志深切感慨：“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原子弹）。”在向苏联请求帮助而被拒绝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毅然决然地从头开始研究“两弹一星”，最终成功发射。在多个科技领域实现从无到有的突破，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三次科技革命兴起以来，在2000—202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进口芯片的花费超过进口石油，但与石油不同，芯片的供应被美国政府和几家顶端数字技术公司所垄断。中国人民从来就明白核心科技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强调：“如果核心元器件严重依赖外国，供应链的‘命门’掌握在别人手里，那就好比在别人的墙基上砌房子，再大再漂亮也可能经不起风雨，甚至会不堪一击。”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在提出“新质生产力”后，紧接着在12月份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再次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同时将“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首次列入中国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里。不论是20世纪50年代美国以核技术威胁中国，还是近几年来以芯片封锁中国经济，现在的军事力量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芯片，比如运行人工智能算法的强大处理器，处理数据的大存储芯片，以及感知和产生无线电波的完美调谐模拟芯片”。核心科技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农业、工业、军事等战略性核心领域的安全与未来产业的发展能力，“是中国式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物质技术基础”，核心科技的自立自强就是新质生产力的命脉所在。

　　最后，新质生产力的本质是先进的劳动生产力。我们在回到马克思的“生产力”概念时强调，马克思的“生产力”和“劳动生产力”可以作为内涵一致的概念交互使用。事实上，不论是传统生产力还是新质生产力，作为“人们应用能力的结果”其本质上都是人们在有用的、具体的劳动中创造使用价值的能力，不同的是新质生产力更多依靠人们的复杂脑力劳动。虽然说任何劳动都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综合作用的结果，但狭义上可以将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中主要依靠肌肉操作工具和机器的劳动方式称为体力劳动，而现代以计算机、大型实验设备等为劳动工具，从事科学技术研发、大国工器制造、航空深海航行器研发的劳动称之为脑力劳动。从生理上来说，人们的体力是有限的，尽管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的运动健儿仍在不断突破人类的各项生理极限，但总是在一定限度内，而人的脑力开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无限的。大机器体系解放人手、节省人的体力，但并未解放人脑。如果说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是对人们有限的器官和有限体力的突破，那么第三次科技革命带来的新质生产力就是人们不断突破脑力和智力限制的过程，本质上仍是人们在复杂的脑力劳动对象化过程中发现自然界的科学规律并形成科学原理，发明科学技术以克服主客观条件限制而进一步提高的适应自然、改造自然和保护自然的能力。

　　其一，新质生产力表现为生产资料的跨越式提升。生产资料分为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二者作为物的因素和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构成了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一切原料都是劳动对象，但并非任何劳动对象都是原料。”劳动对象包含自然状态存在的物和经过劳动而发生变化的原料。在人类历史的早期，加工的石块、木头、骨头、贝壳，包括经过驯化的动植物都是重要的劳动资料。进入工业革命时期后，作为生产的脉管系统的管、桶、篮、罐以及作为生产的骨骼系统和肌肉系统的机械性劳动资料，都是大工业时代重要的生产资料。不可否认的是，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所发现的“物的机械的、物理的、化学的属性”在今天依旧是重要的生产基础。但进入21世纪后，生产资料在新质生产力发展下取得了质与量的双重跨越式提升，这一方面印证了马克思所说的“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只能在继承的生产力基础上发展；另一方面，“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

　　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决定了人们生产力的广度、深度和力度。“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新质生产力之所以被称为“新质”，不仅在于其在传统领域上生产力的大幅提升，更在于其对既有自然条件甚至物理时空限制的突破。从农业领域来说，杂交水稻技术发现了自然界天然高产水稻苗株，经过培育研发，结合人工智能灌溉、施肥系统、大机器收割作业，大大突破了既有粮食产量，实现了农业领域生产力的整体跃升。从工业领域来说，新能源、新材料、新设备层出不穷，全自动化智能工厂全天24小时工作，中国在新能源电车领域持续领跑，北斗卫星、深海蛟龙、航天站、盾构机等大国重器无一不体现了中国的新质生产力。在第三产业，我国是持有个人人工智能设备最多的国家，这些数据作为新生产要素深度参与到每一个人的衣食住行；计算机技术和智能终端设备的普及使我国日常生活场景高度数字化，甚至可以说是在现实物理世界之外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数字世界，并且这个数字世界和现实物理世界相生相随、同步联动，人们在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数字世界完成社交、娱乐、工作、购物等多项社会活动，创造了独属于数字时代的新质生产力。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科幻电影《流浪地球2》中丫丫的数字生命不失为未来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前景，片中呈现了通过脑机接口实现了生命的另一种延长，虽然这项技术在现实生活中尚未得到实现，也存在诸多伦理问题，但这是中国人在航空航天领域和数字生命领域对未来生产力的丰富畅想，为人们继续实现跨越式生产力发展提供蓝图，并证明了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无穷潜力和宏伟前景。

　　其二，新质生产力表现为自然力的高质量开发。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说：“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配第虽然混淆了财富和价值的关系，但已经认识到大自然对于财富创造的重要意义。马克思正确认识到土地、风、水、矿脉中的铁、原始森林中的树木等自然物在生产过程中的真正价值，一切未经人的协助就天然存在的生产资料充当使用价值的形成要素，这是“一种自然力的利用结合在一起的劳动的较大的自然生产力”。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前提下，“这种自然力是一种可以垄断的自然力”，这种自然力占有所形成的垄断成为较高生产力的条件。但是，我们要注意，利用瀑布而产生的超额利润只是产生于资本对垄断的自然力的利用，而这种对自然力的垄断在私有制条件下是合法合规的，在这种情况下，超额利润也就落入瀑布的所有者手中。

　　在地大物博的中国，自然中有不计其数的山川河流、矿藏脉络，它们都是有待使用的自然力。需要注意区分的是，首先，由风力发电、水力发电等所产生的自然力不完全来自大自然，其中最为核心的是风力发电和水力发电技术，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各种机械设备和运维工人所付出的劳动。但是，一旦这些基础设施建设完成，大自然风力带动风车扇叶、水流巨大落差产生的压力都源于大自然的馈赠。虽然劳动对大自然的开发是这部分生产力的价值来源，但大自然条件是这部分生产力得以产生的物质基础和这些电力使用价值的形成要素。其次，在中国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条件下，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山海湖泊、森林树木都属于国有资产，不可私人占有，杜绝私人资本对自然力无节制、无规划，以无限度追求利润为目的进行开发和利用。一方面，中国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集全国之力兴办大型基础设施，更大规模、更科学、更集约地以最低成本最大批量发挥自然力的生产力。以我国正在实施的“东数西算”工程为例，东部和南方所需要的数据处理工作放在西部地区进行，提升了西部地区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效率。另一方面，这部分在私有制下落入个人资本家腰包的自然力馈赠，现在以人民属性配合全国资源需要，在国家顶层设计的统一调配下完成了“西电东送”“西气东输”以及“东数西算”“东数西存”等这些别的国家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事情，真正做到了将大自然的力量为国为民计民生。

　　其三，新质生产力表现为集体力的创新性利用。除了来自大自然的自然力，马克思在《资本论》当中还提到了一种生产力——“劳动的社会自然力”，也可称之为“集体力”。在大工业机器生产中，集体力表现为由协作和分工产生的额外的生产力。伴随中国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数字技术不仅带来了新质生产力这样的生产力革命，也实现了社会集体力前所未有的创新。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实现了对社会集体力的创新式开发。马克思曾以100个人收割干草来举例，干草之所以能在未腐烂以前被收割掉，“只是由于100个人同时进行同一劳动的结果”。这是已经包含在人们生产生活经验中的认知，同理可扩展至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特别是平台经济发展中。以网约车平台为例，平台之所以能捕获网约车司机、打车用户这两大群体的行为特征，因为在交通高峰时期，网约车平台能根据交通实时路况调整出行路线、分配司机数量，甚至对不同用户进行差异定价，这就有相当数量的平台用户在同一时间，使用同一平台，进行叫车活动，而这些协作行为都以数据的形式传输到平台，在算法构架下完成一系列的调配活动。“这里产生的力量，不是单个人孤立地所具有的，而是只有在他和其他人同时协同动作时才能产生。”大量数字用户通过协作在24小时周期中所生产的数据，不仅一个数字用户生产100天完成不了，而且100个数字用户单独生产100天而不进行数据叠加也完成不了，这部分生产力就来源于大量数字用户的协同活动所产生的社会自然力。

　　其四，新质生产力表现为“一般智力”的普惠发力。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出了“一般智力”的概念，理解这个概念需以唯物史观的方法，有机地看待整个社会生产。人类历史是人们在现实的生产生活中产生的，一经产生就是生产与生活、物质与意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体，不存在先生产、再生产关系，又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础上产生生产方式，最后在经济基础之上人为建构上层建筑，我们必须是在这些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下科学地理解人类社会，而不是说人类社会就是按着这样的范畴顺序机械地产生和完成。人们在现实生产生活中生产着生产生活本身，因此，也在生产生产力的同时，有了现有的生产力水平并持续生活。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就体现了它决定着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一般智力”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而言，“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

　　新质生产力实现了“一般智力”在整个社会的普惠发力。我们不是在一个具体的科学技术水平下生活，也不是在一个领域的科学技术水平下生活，而是在社会生产力的一般水平下生活，这个既有的生产力水平决定了我们衣食住行的基本水平。新质生产力不仅体现为以上所说的劳动者能力素养、生产资料水平、自然力利用水平、社会集体力发展水平，更体现为新质生产力对整个社会整体生活水平的影响，它渗透于人们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微信、支付宝等移动支付的普及，共享单车、网约车等的生活便利化，普遍提升的医疗保健水平下人们寿命的延长，扫地机器人、洗碗机等智能家居带来的生活智能化等。这些都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可感可知的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不是只存在于高精尖的科学实验室中，也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这是新质生产力“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的最好体现。

　　在马克思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以前，古典政治经济学已经提出了众多生产力理论，但直到马克思的《资本论》问世，科学的生产力理论才得以诞生。理论的诞生过程往往是艰难的，大机器工业生产对于当时的马克思来说是历史上不曾出现的新事物，面对资本层层遮蔽下的“机器吃人”现象和庸俗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激情辩护，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提出了科学的生产力概念，还留下了打开社会历史秘密的钥匙——唯物史观。进入21世纪后，科技革命强势裹挟人们进入数字化生存时代，人们的生产生活在互联网、人工智能、数据模型、算法等科技的强势冲击下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24小时无人自动工厂、突破传统雇佣关系的平台零工经济、各类大型AI机器人等无一不是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所没有的。毫无疑问，这些新型产业和未来产业创造了比传统大机器生产时代更多的物质财富，那么这些生产力超越了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力了吗？我们该如何认识和发展当下的生产力呢？答案还在于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

　　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不是僵死的教条，而是活的方法论。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强势兴起、世界局势变动不安和中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所形成的历史交汇点，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这是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然要求，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内涵要在马克思的生产力概念及其发展的理论路径上得以理解。首先，马克思的生产力概念是新质生产力的理论根基。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产力理论，才能在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中抓住劳动生产力这一根本力量，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同于资本主义的人民属性。其次，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指导中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方法论。我们不能奢求马克思在著作中将21世纪的发展问题全部预设，但马克思留下了社会历史发展的科学规律，坚持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指导地位意味着要充分重视科学技术生产力的重要力量，“新质”即科技发展带来的高质量、高效能、高潜力的内涵式增长力量。最后，新质生产力是中国历经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及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才取得的生产力结果，“新质”非孤立之质，而是现代科技以独特的乘数效应放大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生产力的特质，兼顾传统与未来，重视劳动力、生产资料、自然力、集体力和“一般智力”等多种新质生产力影响因素是当下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必然要求。

　　（作者简介：张晓晶，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中国矿业大学基地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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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