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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民主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概念，是毛泽东毕生奋斗不息的历史伟业。中国古代没有民主传统，近代中国开始产生出现的民主概念也是舶来品，毛泽东对民主的创造性探索，廓清了民主的历史迷雾，启发了中国人民对民主的认识。这是过去中国共产党发展民主政治、集聚人民力量取得一切胜利的奥秘，也是新时代创造全过程人民民主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彰显中国民主显著优势的本源。长期以来毛泽东民主思想被广为研究，但从民主概念整体上对毛泽东民主思想的学理化探讨犹未可见，以致毛泽东建构中国自主民主知识体系，奠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伟大功绩被严重遮蔽。本文依据毛泽东思想及生平实践，从“理念”和“定在”两个层面,从民主的概念整体探析毛泽东的民主构境，以期为深入认识毛泽东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奠基性贡献提供思想启迪。

　　毛泽东的民主意识萌发于早期成长实践和学习生活经历，发展形成于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探索适合中国民主革命道路的斗争实践，与中国传统文化、近代西方思潮和马克思主义有着密切联系。正是在中西马的融合影响下，毛泽东实现了对民主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再认识，形成了人民民主的民主政治创造，建构了中国自主民主知识体系，深刻影响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对于民主的认识和追求。

　　（一）毛泽东的民主概念的生成：中西马的融合影响

　　首先，中华传统文化及价值形态对毛泽东的民主概念建构的影响。毛泽东自9岁起，就在韶山南岸私塾学习《三字经》《论语》《孟子》《诗经》等，自幼饱读中华文化经典。1914年3月转入湖南一师后，毛泽东深得杨昌济等国学大师的指导，熟读宋明理学、朱熹哲学，这一时期经世致用的湖湘文化品格也不断影响毛泽东，如朱熹的《近思录》《四书集注》等书，还有《春秋左传》《史记》《日知录》《资治通鉴》等历史文化经典，都深刻地影响了毛泽东。1917年8月，青年毛泽东在《致黎锦熙信》中谈“言天下国家之大计”；他又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谈对“天下为公”“大同”的认识。所谓“天下为公”,从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民本政治和民生思想来看，“天下”意为外在的“以国为本”,也为内在的“以心为天”,即要胸怀天下，包容宽广，“以民为本”,实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政治追求。在中华文化的塑造下，毛泽东把人生和民族结合起来，在追逐“天下”“国家”的政治理想中实现了对民本的认识。正如1949年周恩来在《学习毛泽东》中谈到的：“毛主席开始很喜欢读古书，现在做文章、讲话常常运用历史经验教训，运用得最熟练。读古书使他的知识更广更博，更增加了他的伟大。”中华民族具有浓厚的家国天下理念和民本传统，毛泽东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政治智慧的学习传承，在一定程度上启发着他对民主的认识和思考。

　　其次，近代中国兴起的西方思潮对毛泽东的民主概念建构的影响。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决意“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变换思想，又“觉吾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不断地接触“新学”,受到卢梭和康德等为代表的启蒙运动道德伦理及政治思想的影响。1912年毛泽东在湖南长沙定王台图书馆读到了严复翻译的达尔文、孟德斯鸠、卢梭等欧洲启蒙思想家的著作。五四运动前后，随着对公众之善、国家富强等集体功利目标的追求，毛泽东更加注重阅读译介西方文化、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和西方流行的各种社会政治思潮的书刊。1920年6月7日在给黎锦熙信中，他说“我近来功课，英文，哲学，报，只这三科。哲学从‘现代三大哲学家’起，渐次进于各家”。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也曾在《教育学讲义》一书中介绍过卢梭，青年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中则明确提到了卢梭。1959年5月15日，他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十六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和代表回忆道，那时“我崇拜过华盛顿、拿破仑、加里波第，看他们的传记。我相信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赫胥黎的天演论，达尔文的进化论，就是资产阶级那一套哲学、社会学、经济学”。1960年，他在《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中明确提到他在中学读书时“信过康德的哲学”。毛泽东早年阅读过的这些“西学”著述，对近代西方政治社会思潮的认识，特别是卢梭的“公共意志”学说、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思想等，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他后来对民主的认识。

　　再次，马克思列宁主义群众史观对毛泽东的民主概念建构的影响。为了找到中国的出路，毛泽东“在反复比较和鉴别中，毅然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传承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工农苏维埃思想，他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在探寻中国革命道路实践中，毛泽东展现出了鲜明的历史唯物主义人民立场，他指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为了调动亿万群众参与革命，形成党和人民联合的最强力量，毛泽东强调必须“和人民打成一片”。1943年6月，毛泽东在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毛泽东把群众路线作为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创造性地探索发展民主，“创造性地解决了团结全民族最大多数人共同奋斗的革命统一战线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毛泽东更是立足人民和国家存在关系视域探索破解“人亡政息”历史周期率的答案，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民主。1945年，毛泽东在回答黄炎培访问延安时提出的“历史周期率”之问时说，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条跳出这周期率的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这既是毛泽东立足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不忘初心使命，发挥人民群众历史主体性作用破解历史周期率的逻辑遵循，也是他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实现人民民主的伟大政治创造。

　　（二）毛泽东的民主概念的表达呈现：民主的理念与定在

　　第一，从总体理念来看，在价值指归上，毛泽东的民主概念在理念上鲜明地呈现为人民民主的价值追求。

　　发展民主的前提是认识和界定民主。如何界定民主，毛泽东指出“要求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的人们认为民主是目的，而不承认民主是手段。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可见，不能简单抽象地定义民主。毛泽东曾经通俗地界定了民主的涵义。他说：“到底什么是民主?民主，讲俗话就是老百姓能起来说话，活动想办法”,就是“全国各阶级各民族都要有人身自由的权利，参与政治的权利和保护财产的权利。全国人民都要有说话的机会，都要有衣穿，有饭吃，有事做，有书读，总之是要各得其所。”毛泽东又指出：“中国的事情是一定要由中国的大多数人作主。”毛泽东对民主内涵的阐释，意寓着他的民主理念，即毛泽东精准地把握到了民主的核心要义，正如他后来指出的“我们的民主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而是人民民主，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因此，毛泽东追求的民主，就是人民民主，即人民当家作主。

　　第二，从具体存在来看，在现实生活中，毛泽东的民主概念深刻地体现为人民当家作主的具体实践。

　　人民民主是对人类政治文明视域中民主本意的根本遵循，这也是毛泽东民主理念的集中呈现和表达。人民民主在实践中如何具体存在，毛泽东在何种意义上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这是把握毛泽东的民主概念的关键。因“人民民主”涉及“人民”和“民主”两个关键要素，“人民”简言之就是国家的主人，也可以泛指以其存在和活动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那些先进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在汉语里，复合词“民主”由“民”和“主”两个字组成，在不同的构词法中，其意义完全不同，一是从偏正结构来看，民主意为“民之主”,即“民主”是帝王的别称，这是传统意义上的民主；二是从主谓结构来看，民主意为“民为主”或“民作主”,即人民当家作主，显而易见这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显然，第二种意义才是毛泽东探寻实现的民主，即人民民主。但近代以来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人民难以实现真正的“做主”。因此，实现人民民主，真正做到让人民当家作主，不留停在观念上，就须在人民赖以存在的民主生活空间不懈努力，以民主为目标开展对象性实践活动，进行最坚决最彻底的民主革命。毛泽东正是在领导党和人民建立一个新国家、创造一个新社会的对象性实践活动中，将人民民主具象化为民主权利、民主方式、民主制度、民主精神等四个方面，实现了人民民主理念与定在的统一。

　　毛泽东致力于探索和实现的人民民主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政治术语，而是一个向着实现人民民主具体现实的现代政治实践。从毛泽东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的现实实践来看，“民主必须是各方面的”,从各方面实行民主，包括“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党务上的以及国际关系上的，一切这些，都需要民主”,既要有观念上的总体民主，也要有实践上的具体民主。毛泽东正是在不断领导中国共产党为人民争得各领域、各方面和各层次的民主实践中，赋予了民主独特的内涵。

　　（一）作为民主权利：毛泽东在人民视域中的民主构境

　　为人民争得民主，实现人民的自由解放，是毛泽东领导党和人民革命的不懈追求。所谓民主，列宁指出“民主就是人民的统治”,“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从民主的本意看，民主在根本上就是指人民权利。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长期备受“三座大山”的残酷压迫。毛泽东出生成长的时代，正值旧中国封建统治腐朽，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危险之际，主权沦丧，民不聊生，激发了毛泽东为人民争得民主的斗争实践。毛泽东目睹列强的欺凌，军阀的反动，社会的黑暗，1919年他在文章中写道：“到了近世，强权者，贵族，资本家的联合到了极点，因之国家也坏到了极点，人类也苦到了极点，会社〈社会〉也黑暗到了极点。”正如1927年，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答复当时党内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时，对劳动人民悲惨现状的描述：农民深受“四条极大的绳索”束缚。因此，处于当时中国社会的劳苦大众为了生计，反抗压迫剥削的农民运动时有爆发。与此同时，随着民族意识的不断萌发和革命意识的不断觉醒，那种对人民遭遇和国家灾难的深切痛感，也不断驱动着毛泽东改造中国与世界，推翻“三座大山”奴役，打破旧社会牢笼，解放人民并为人民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实践。

　　第一，毛泽东在人民视域中探索民主权利的争取。

　　首先表现在争取民主权利的外在保障上。1937年，毛泽东在《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中专门谈及民主问题，指出“然而历史给予我们的革命任务，中心的本质的东西是争取民主。”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中，毛泽东总结道，中国多了两件东西：“一件是帝国主义的压迫，一件是封建主义的压迫”,中国又少了两件东西：“一件是独立，一件是民主。”1944年，毛泽东在《会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讲话》中总结道：“中国人民非常需要民主……中国缺乏民主，是在座诸位所深知的。”1953年，在部署即将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会议上，他又说道：“中国人民，从清朝末年起，五六十年来就是争这个民主。”“争民主”“要民主”深刻说明了民主的得之不易，人民民主的取得依赖于革命斗争的外在保障。其次表现为争取民主权利的内在规定上。1936年，他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中呼吁，为人民谋利益的民主共和政府必须“是能够给予人民以民主权利的”。这个“必须”反映了民主权利对于民主的内在构成。

　　第二，毛泽东从具体内容上探索民主权利的实现。

　　民主不是抽象的、虚无的，而是具体的、现实的。1937年，在和美国进步记者尼姆·韦尔斯的谈话中，毛泽东谈道：“民主运动的具体进行，应注意国民大会的选举、召集与开会，应注意争取言论、集会、结社、出版与爱国救国的完全自由。这是起码的民主权利。”1940年底，在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论政策》中，认为对于一切不反对抗日的地主资本家和工人农民的权利，应规定他们：“有同等的人权、财权、选举权和言论、集会、结社、思想、信仰的自由权……”对于进一步实现民主的程度，毛泽东在1944年指出，“人民各项权利，在我们这里，只能说实现了几个重要部分……在现有物质条件限制下……中国目前大体上还谈不到……”1959年12月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他还特别强调了“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并指出“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认为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民主权利就没有保证。毛泽东对构成和实现民主权利的不同方面的探索，反映了他从人民视域对民主的深刻思考，为人民民主的实现指明了方向。

　　（二）作为实现党的领导的方式：毛泽东在党的视域中的民主构境

　　民主作为实现党的领导的方式，源于毛泽东在实践中对于革命斗争历史正反两个方面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和反思。1939年，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毛泽东敏锐地认识到“党的组织已经从狭小的圈子中走了出来，变成了全国性的大党。”面对迅速成长的“大党”,也为了规避可能出现的“大党独有难题”,毛泽东十分重视“大党”领导的实现问题。另一方面，国民党“坚持独裁统治”,剥夺人民的民主权利，镇压爱国民主运动，贪污腐化泛滥，官僚主义盛行，一些反人民、反民主的暴行，致使其最终失去了民心，导致在革命斗争中节节溃败。毛泽东十分警惕不良风气在党内的滋生蔓延，他多次告诫全党“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是任何革命工作所不应有的”,反对官僚主义，树立“大党”形象，也就成为毛泽东管党治党的重要工作。因此，在复杂残酷的革命环境下，团结人民群众构筑广泛的社会基础，建立起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战胜凶残的敌人，决定了党“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走民主的道路实现党的领导。

　　第一，在毛泽东管党治党的历史视域中，民主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

　　毛泽东指出：“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中国共产党是革命和建设的领导核心，实现党的领导在根本上依靠人民力量的支持。毛泽东把人民群众的拥护力量比作铜墙铁壁，他曾指出这是：“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即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民主是最能充分激发人民力量，保证党的先进性、科学性，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民主作为实现党的领导的方式，体现在党的工作和领导方法上。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提倡民主“毫无疑义，抗日而没有民主，是不能胜利的，抗日与民主是一件事的两方面。”在革命中，民主是能够团结广大人民群众、争取革命大多数的领导方法。运用民主的方法，也即群众化的领导方式，不仅是“每一个工人、农民所喜欢接受的方式”,而且也可以同群众“始终保持密切联系”,也可以自觉接受人民的监督，拒腐防变，抵制官僚主义的侵蚀，这就有效地凝聚起了民心、民意和民力，成为党领导人民克敌制胜的法宝。

　　第二，民主作为实现党的领导的方式，体现为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保障。

　　中国共产党作为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者，党的一切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及工作部署，都应该充分吸收来自人民群众的智慧，才能在根本上保障人民利益。民主是党汇集、听取人民意见的重要方式。1949年毛泽东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中强调：“如果各地不来材料，不提意见，中央就很难正确地发号施令。”民主是保障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科学性的重要方法。1962年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特别强调了人民意见的重要性：“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只有通过发展多种形式的民主，“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形成更加广泛的民主渠道充分发扬民主，才能集中人民群众的集体智慧，提高党的政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水平。因此，毛泽东强调“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意在最大程度集中群众意见和建议，既为党的决策吸纳正确意见，又提醒党的决策谨防误区，真正发挥民主在实现党的领导中的独特优势。

　　第三，民主作为实现党的领导的方式，体现为坚持群众路线的反官僚主义实践。

　　随着革命战争形势的激烈发展，1933年毛泽东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中，指出了动员群众、改进党的工作方式和方法的迫切性：“如果他们的领导方式不对，不能采取各种正确的有效的工作方法，那就会立刻影响到工作的成效，使我们各项工作不能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1948年，在《反对职工运动中的“左”倾冒险主义》中，他批评了官僚主义的作风：“许多党的地方领导机关在长时期内，甚至没有正式讨论与宣传解释过中央的路线”。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的法宝，就是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式。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教训时，就强调了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作用，他指出了反对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必须广泛地深入地提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因此，民主是实现党的领导的方式，也必须是深入人民群众，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请教的调研过程，也必须是了解群众诉求，集中人民群众经验、智慧和力量的民主过程。

　　（三）作为民主制度：毛泽东在国家视域中的民主构境

　　民主化意味着传统国家的重构，即建设以人民主权为基础，以保障人民自由、促进人与社会发展为使命的现代国家制度。近代中国由传统体制迈向现代国家的迫切需要，就是要在国家层面构筑民主的制度。毛泽东立足现代民主国家的总体视域，创造性地开展了走向民主，建立人民共和国的制度实践探索。早在1920年，毛泽东就指出“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1935年底，在毛泽东的推动下，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上宣告把“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之后，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人民共和国”的口号。1936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中提出了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主张。1939年5月，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中指出“建立人民民主主义的制度。”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我们所要建立的共和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1949年，毛泽东领导党和人民建立了新中国。从“湖南共和国”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在持续探索现代民主制国家的实践中，创造性地实现了对民主的建构。

　　第一，毛泽东在探寻建立现代民主国家的实践中，把制度建构作为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

　　毛泽东领导探索的民主政治，是建立在传统帝制瓦解基础之上且适应革命和建设形势的实践创造。旧中国深受“三座大山”压迫，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要摆脱军阀割据混战的纷争状态，建立现代民主制国家，必须进行最坚决的革命斗争。毛泽东在总结党的早期革命斗争经验教训中，深刻认识到了中国革命的关键在于发动民众壮大革命力量。但团结凝聚人民群众形成最强革命力量，就需要适应革命斗争的制度机制，即民主制。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不断探索民主革命的制度机制。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指出：“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和人民的自由权利，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纲领上的重要部分，同时也是建立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条件。”他不仅极其重视民主革命运动，还着力推动“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建设，广泛推行民主选举，构建民主政治制度。因而，在毛泽东的民主实践中，将深受封建专制影响的旧中国改造为现代民主制国家，使之适应并形成现代国家政治体系，民主制度的探索和形成应是一个重要方面。

　　第二，毛泽东基于国家视域的民主探索，意在通过制度设计在根本上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

　　民主就是要科学处理“人民和国家的关系”,特别是从国家制度设计层面来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权组织，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他创造性地提出了“人民代表大会”的概念，并深刻阐述了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政治主张。按照毛泽东的制度设想，实现人民民主就是让人民当家作主。在国家和人民政治生活中，人民有监督政府的权力，同时国家要为实现人民民主创造条件和途径。1945年，毛泽东对跳出“人亡政息”历史周期率的科学回答,深刻表明只有赋予人民监督政府的民主权利，政府才不敢松懈，国家才能在根本上敬畏人民，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才能真正得到保障。可见，人民是权力的主体，让人民监督政府，正是毛泽东立足人民与国家关系视域，把民主具体化为国家民主政治制度的深刻蕴含。

　　为了巩固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制度，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创造性地开展了一系列实现和保障民主的制度实践。1949年6月，在新中国即将成立之际，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在总结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科学阐明人民民主主义“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指明了人民民主专政实现路径和方向。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领导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并把其作为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成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1954年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后，毛泽东坚持把人民政协保留下来发展协商民主，作为对“人民代表大会”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补充，成为实现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和制度设计。毛泽东通过创造性的民主政治制度设计和实践，不断丰富了人民民主的内涵，不仅化抽象民主为具体民主，化理想民主为现实民主，而且真正让国家政治制度成为实现人民民主的根本保障，真正筑牢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根基。

　　（四）作为民主精神：毛泽东在文化视域中的民主构境

　　毛泽东自少年起就厌恶封建专制的社会文化氛围，封建专制环境的压抑激发了他的斗争精神。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思想开始发生巨大变化，成长为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民主环境的重要性。1962年，他在《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没有无产阶级的民主，就不会有无产阶级的集中”,因而“就不会建成社会主义”。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毛泽东深刻地发现民主的达成不仅需要空间和场所，更需要民主的文化氛围。因此，为了唤起民众民主革命的自觉意识，他把培育塑造民主精神及文化作为实现民主的重要内容。1949年9月，他在《关于各地召开各界代表会议的指示》中就特别强调了民主活动的目标原则：“总以既能保证会议由我党领导，又能养成民主精神为原则。”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特别强调了“商量”的协商民主精神和文化传统。1954年，毛泽东在《关于政协的性质和任务》中指出：“国家各方面的关系都要协商。”1956年，他在《同工商界人士的谈话》中指出：“我们政府的性格，你们也都摸熟了，是跟人民商量办事的”,“可以叫它是个商量政府”。毛泽东把传承中华优秀协商政治文化，培养造就民主精神，作为民主的具体实践不懈奋斗。

　　第一，表现为民主政治活动中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道德精神。

　　1929年，在红四军第九次代表会议上，毛泽东就提及与会代表不积极发言的问题，分析与会者缺少兴趣的原因在于：“封建式的会场秩序，死板无活气，到会如坐狱。”毛泽东深刻意识到了民主环境和文化氛围对于达成及实现民主的重要性，因此他要求开会时尽量要使列会的人有平等发言机会，营造民主的氛围和环境。1949年他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中谈到，“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就是要营造协商的民主氛围。同时，针对党内有些批评“变成了攻击个人”的不良风气，毛泽东认为这不仅容易引发矛盾和冲突，甚至可能演变为打击报复，或者组织上的压制迫害，他高度重视并纠正了这些背离民主精神的不良倾向。1962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指出：“我们提倡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目的就是要使人心里不怕，敢于讲意见。”构建良好的民主政治生态。特别是与党外人士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毛泽东强调必须相互尊重、平等相待，营造“诚恳地坦白地商量”的民主环境，真正发挥民主的正向作用。

　　第二，表现为民主政治活动中探寻真理、解决问题的价值追求。

　　民主是人民行使民主权利实现意志及主张的过程。大家独立发表见解、达成共识并“服从真理”,也是一个探寻真理、修正错误的民主过程。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后，毛泽东坚持保留人民政协，也是因它能“容纳许多人来商量事情”,并作为各党各界人士参政议政渠道。在发扬民主精神过程中，代表各自谈问题、摆事实、讲道理，相互比照理由的视角、宽度、高度，往往就能形成比较全面、系统、科学的方案，并摒弃片面、落后、错误的主张。1955年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一个篱笆要打三个桩，一个好汉要有三个帮。单干是不好的，总是要有人帮。”民主活动议题需要相互启发而又不断创新，汇聚大家共同讨论，才能合力巧妙稳妥破解难题，而非那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趋利避害、随波逐流的思想自由主义。这种民主的精神，既能为克敌制胜汇聚和增强革命力量，又能为攻坚克难汇聚和创新真理力量，是民主的更高层次和要求。

　　第三，体现为面向理想、同心同德的民主文化及精神境界。

　　中国共产党是信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并为实现自由解放的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共同体。1944年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指出：“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这个共同的“革命目标”即共产主义理想，它体现了毛泽东在人的集体存在方式上对民主的思考。毛泽东希望参与政治活动的代表必须从政治上把关，在民主活动中更应该具有政治自觉，提出“建设性的意见”而非“破坏性的意见”,为问题的解决贡献智慧和力量。在共同理想基础上，同舟共济解决共同面临的问题，达到如周恩来曾力倡的“大前提下，许多具体问题应该力求互让”的民主境界。他希望共产党要不忘“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办好国事的初心。1941年，他在《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中说道，我们共产党要“克服自己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必须重视民主的方法，“一定要学会打开大门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方法”,“一定要学会善于同别人商量问题”,而非借党的民主政治活动进行利益分割、权力争斗，“完全离开了共产党的一切原则”,背弃共产党人的政治立场和精神品格。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包含政治文明在内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有机统一，人民民主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政治文明的伟大创造。毛泽东对民主的探索，实现了古老中华文明与人类现代文明的交流互动，他创造性地将中华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汲取西方政治哲学的有益成分，将民主的内在本质同民主的实现形式相统一，奠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民主理想、道路、制度和形态基础，在探索民主政治文明中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出了奠基性贡献。

　　第一，开觉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民主理想，启蒙了中华民族现代政治文明的认识。

　　封建专制的中国极端缺乏民主，但在人类文明的历史上，中华民族是一个富有民本思维、民本智慧、民本传统，最早开展民本实践，引领人类文明的伟大民族，事实上中华民族并不缺乏“民主思维和民主智慧”。封建专制的中国压抑了人民的民主理想，束缚了人民对民主的认识，极大地阻碍了中国现代化。到了近代，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一大批仁人志士，为实现民主共和的政治理想不断斗争，但均以失败告终。毛泽东领导党和人民不懈追求人民民主的革命理想，摆脱了“三座大山”的压迫，实现了人民的自由解放。毛泽东是中国民主政治的开拓者，他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与中华文明“和合”文化结合起来，走出了西方自由主义民主的误区，实现了人民民主的伟大创造，摆脱了西方民主的弊端和缺陷，赋予了民主独特的中国内涵，创造性地构筑了中国自主民主知识体系，避免了近代以来在西方民主话语垄断下照抄照搬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危险。毛泽东探索形成的人民民主，让近代以来中国人民苦苦探寻的民主理想变为现实，既保留和传承中华文明的基因，又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民主思维，启蒙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对现代民主文明的科学认识。

　　第二，开辟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民主道路，引领了中华民族现代政治文明的方向。

　　1840年后中国国门洞开，无数仁人志士为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不懈努力，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民粹主义、工团主义等各种西方思潮接踵而至，“你方唱罢我登场”,但由于照抄照搬西方民主政治模式，并没有找到适合中国革命现实的正确道路，都以失败告终。在辛亥革命的启蒙下，随着民主共和成为历史潮流，变革中国政治、开辟民主新路已是中国革命的历史必然。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多么不容易”。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转向新民主主义，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实行民主则胜，不实行民主则败。”毛泽东在领导党和人民的革命实践中，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找到了革新中国政治、发展民主政治的正确道路和方向，探索形成了符合中国实际的人民民主道路，打破了西方民主政治道路的“唯一性”预设。正是沿着毛泽东探索的民主政治道路和方向奋勇前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文明实现了从“人民民主”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新飞跃。

　　第三，开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民主制度，筑牢了中华民族现代政治文明的根基。

　　近代以来，中国无数仁人志士为探索实现中国传统社会的现代化民主转型，进行了艰难探索。维新变法从“用”的视角，试图照搬西方民主共和政体，实现旧中国封建主义的现代转型，最终以其历史局限性而惨败；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封建专制，试图从“体”的层面建设现代民主化的中国，最终也以失败告终。1949年，毛泽东历经千辛万苦“带领人民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实现了中国向人民民主制度的伟大跨越”,为“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奠定了坚实制度基础。正如1949年9月22日《人民日报》社论所指出的：“有了这个国家制度，我们就能够保障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胜利的伟大成果”,我们“就有力量随时击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一切反动势力在中国企图复辟的阴谋”。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领导探索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又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政党学说，不仅奠定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四梁八柱”,而且筑牢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政治文明的制度根基。

　　第四，开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民主形态，树立了中华民族现代政治文明的典范。

　　列宁指出：“民主是国家形式，是国家形态的一种。”可以说，“民主制是一切国家制度的本质属性”。今天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几乎都宣称自己为民主国家，列宁的科学论断已被实践所证实。民主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现实的，虽然民主的实现有多种方式，但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固定形式和标准。在实现民主的具体形式上，“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特点”,民主形态只能依据自身的国情来确定。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一个国家设计、发展和完善本国的民主政治形式，必须坚持从本国国情和实际出发，走自己的道路。毛泽东领导开创的人民民主，把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和选举民主等相结合，实现了对西方票决民主的超越，在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史上创造了一种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崭新民主形态，在科学社会主义历史上树立了社会主义国家民主政治的文明典范，在世界历史上对丰富人类政治文明形态具有深远的影响。新时代在坚定毛泽东树立的人民民主自信的同时，形成了全过程人民民主伟大政治创造，开创了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为推动人类政治文明进步发展作出了充满中国智慧的新贡献。

　　（作者简介：李盼强，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湖南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中南大学基地研究员）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