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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指出：“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这一重要论述站在历史和时代制高点，将“中华文明”与“国家形态”首次并列，将以中华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赋予中国这一历史实践主体，将5000多年来的古代中国、近代中国、现代中国、当代中国与未来中国一以贯之，展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大一统的精神追求，实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特性在国家层面上的高度结合，不仅产生了具有历史性、国际性的理论超越，而且有力反击并彻底击破了西方关于中国历史断代断层的错误论调，为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等前沿理论课题开辟了国家形态的新视角与新方向。

　　文化和文明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要范畴，也是学术界长期研究和争论的一对概念，学者们基于不同社会背景、学科领域和观点立场，对二者的内涵与关系进行比较阐释，达成了一定共识，但也存在诸多分歧，主要集中在内涵的狭义广义之分、实践的共时历时之别。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具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这一重要论述不仅是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独特发展历程的准确概括，也揭示了人类社会文化、文明产生和发展的普遍规律，有助于厘清文化文明接续发展的历史脉络。

　　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分别从中国语境和西方语境对文化与文明进行考察，可以看出文化的出场先于文明，文明是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文明是人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在中国语境下，文化与文明的区别之一体现在人的教化过程，反映为以“人”为尺度的语义考察：“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经·贲卦彖传》），指明“文化即人化”，重在“化”。一方面，人是进行文化创造的实践主体，人的存在与实践是文化产生的先决条件；另一方面，文化强调对人的教化，在于“化”人。人的教化是文化不断发展的必要条件。“浚哲文明，温恭允塞”（《尚书·舜典》）、“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礼记·乐记》）、“文明以止，人文也”（《易经·贲卦彖传》）、“见龙在田、天下文明”（《易经·乾卦文言》）指明“文明即德明”，重在“明”。一方面，在文化的基础上，文明指向人的教化或开化水平，是对“人化”更高阶段的要求；另一方面，“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文明要求人的修养德性如日月一般“照临四方”。在西方语境下，文化和文明的区别之一体现在生产生活方式的历史变迁，反映为以“物”为尺度的词源考察：文化（culture）是相对于自然（nature）而言的，文化的词根（cult）本意为耕作，指向改变自然的生产活动，即原始的农耕生活；文明（civilization）则是相对于野蛮（savage或uncivilized）或原始（primitive或original）而言的，文明的词根（civis或civilis）本义为城市居民，引申为公民身份，指向等级化特殊化的生活方式，即城市生活。由此来看，不论是从人的自由解放程度，还是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发展过程进行考察，文化和文明都表现出了明显的先后顺序，也就是说，文明源于文化。

　　马克思主义指明，经济是文化的基础，“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文化则是文明的基础。文化既包括积极的、有利于人类进步的内容，也包括消极的、不利于人类进步的因素。文明是文化中积极的、进步的部分。文化需要经历长时间的扬弃发展，达到一定阶段才能产生文明。随着民族历史进程的推进，新的文化内容不断产生，有利于社会生产力进步的部分被保留下来，成为该民族文明的组成部分，并促进了该民族文明的丰富完善。因此，每一个时代的文明都是人类社会进步的象征。

　　“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从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来看，社会与文化、国家与文明的发展具有高度的关联性与协同性。社会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社会的形成促进了人们广泛深入地进行文化创造，极大地丰富了文化内容和文化产品，为文明起源奠定了文化基础、积累了文明因素，但这并不意味着文明形成。“文明起源与文明形成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两者是文明社会孕育和产生的不同阶段，先有文明因素量的积累，后有社会质的变化。”“文明因素量的积累”就是在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得到极大发展的基础上，出现了剩余产品、社会分工、阶级分化、制度典章等现象，反映为人类社会物质、精神和制度文化的极大进步。“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社会质的变化”就是指国家的出现。

　　“国家的出现是文明形成的标志。”国家与文明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一方面，文明为国家铸牢根脉。国家形成的过程就是在广袤的土地上，使处于不同地貌气候环境、采取不同生产方式、具备不同文化传统的人们在长期的交往磨合中，最大限度地达成文化共识，共建国家制度、共担国家责任、共享国家发展，最终形成鲜明突出的文明特征，从而区别于其他国家与文明，并使本国人民产生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自豪感、认同感，为国家发展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另一方面，国家为文明提供保障。国家以其典章制度等对内凝聚共识、维持稳定，以其军队外交等对外获取支持、保障安全，为以生产力为代表的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奠定基础，从而保障文明绵延不断、持续发展。

　　国家是文明的载体，对文明发展具有决定作用。人类历史已经证明：国家强大，文明强盛；国家衰落，文明消亡。正如梁启超先生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所讲：“西人称世界文明之祖国有五：曰中华，曰印度，曰安息，曰埃及，曰墨西哥。然彼四地者，其国亡，其文明与之俱亡……而我中华者，屹然独立，继继绳绳，增长光大，以迄今日。”中国是中华文明的载体。中华民族历经一万多年文化史、5000多年文明史，创造了人类文明史上的伟大奇迹。但辉煌如中华文明，也经历了跌宕起伏和至暗时刻。从夏商周的领先发展，到秦统一中国睥睨世界东方，再到唐宋时期中国文化远播欧洲，西方世界对中华文明趋之若鹜，引发中国热潮。而近代以来，随着国力日衰，西方世界对中华文明的态度迅速转变，极尽诋毁贬低。但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经过百余年艰苦奋斗，尤其是40余年改革开放，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背景下，世界期待倾听中国声音和中国方案，渴望了解中国价值和中国智慧及其蕴含的中国文化与中华文明。西方世界对中华文明态度的转变，正是由于中国国力变化所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共同塑造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马克思主义指明，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从国家与文明的关系来看，国家所代表的经济政治、国防外交等综合国力是物质基础，而文明则是更加深沉的精神意识和上层建筑。国家是文明的载体，决定文明的命运。与此同时，文明的特性能够对国家的绵延发展起到能动的反作用。中华文明能够成为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固然有中国独特的地理资源、气候环境等众多客观因素的外在作用，而更为重要的是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内在作用。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性紧密关联、辩证统一，是对中华文明根本属性的深刻思考和精辟总结，不仅充分表现了中国国家形态的绵延不断的历史成就，而且深刻反映了中华文明实现历史成就的原因动力；不仅为中国国家形态的延续提供了根本保障，而且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底蕴，为传统中国的现代转型注入精神力量，推动新时代中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1.突出的连续性反映了中国国家形态绵延发展的历史成就

　　“中华文明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不论是柳诒徵在《中国文化史》中提出的“世界开化最早之国，曰巴比伦、曰埃及、曰印度、曰中国。比而观之，中国独寿”还是西方学界提出的“五大古代文明”，中国都位列其中。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古希腊都消失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唯有中国走过5000多年激荡风云，成为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尽管埃及、印度、希腊等名称得到沿用，但与其所代指的文明已相去甚远。埃及、印度、希腊等古文明遭遇断代或毁灭，已是学界共识。而中国历史文化的连续或中断，则是国外学界的传统议题。近年来，西方学界又不断出现中华文明中断的谬论。针对这一情况，中国学界从历史理论、考古发现等角度进行了富有成效的理论斗争和有力回击。钱穆先生在综述唐代制度时已指明：“罗马帝国亡了，以后就再没有罗马。唐室覆亡以后，依然有中国，有宋有明有现代，还是如唐代般，一样是中国。这是中国历史最有价值最堪研寻的一个大题目。这也便是唐代之伟大远超罗马的所在，更是它远超过世界其他一切以往的伟大国家之所在。”

　　近代以来，国家的存在方式受到了资本主义冲击，旧的国家形态在世界地理大发现、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历史进程中不断被摧毁。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并在强烈抗争的过程中被迫加入资本主义世界历史，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尽管如此，伟大的中华民族在百年屈辱挫折中仍自强不息，无数仁人志士艰苦探索救国图存之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文明内在基因相互契合，又能够行之有效地分析中国革命实际，指导中国革命实践，最终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使中华民族找到了正确的道路，避免了许多古文明被毁灭和旧的国家形态被解体的命运，中国的文化得以传承、文明得以延续，国家得以绵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

　　2.突出的创新性与统一性是中国国家形态绵延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从夏商周到汉唐再到明清，中华文明历经数个朝代以至今日中国，不仅使“中国之名”得以延续，而且使“中国之实”得以传承。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创造“依然有中国”“一样是中国”的人类国家历史奇迹，在于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和统一性始终发挥决定性作用，不断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使中国国家形态在广袤辽阔的空间维度和漫长悠久的时间维度达到“名实一体”。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连续不是停滞、更不是僵化，而是以创新为支撑的历史进步过程。”创新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和精神特质。在5000多年的文明史中，中华民族以突出的创新精神不断创造属于自己的文明，为国家形态的延续发展提供了先进且适应时代需要的制度保障。从礼乐制度到独尊儒术，从诸侯林立到中央集权，从分封制到皇帝制，从郡县制到行省制，从井田制到摊丁入亩、从察举制到科举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制度不断推陈出新，中国古代国家制度不断走向完善，统一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国家维持了长期稳定结构。与此同时，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制度遭遇困难，国家形态面临危机。但中华文明的创新性展现出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畏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创新与改革是始终围绕中国历史进行的，中国历史、中华文明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近现代中国的历史也是一样。”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无数仁人志士积极探索各种思想方法，力图创造能够救亡图存的政治制度。直至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进行创造性结合，才使得古老中国走上了民族解放复兴的正确道路，引领古老中国走向现代，创造性地制定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等国家政治制度，使中国国家形态焕然一新，结束了几千年古老中国封建政治历史，一扫近代以来的百年阴霾，在朝气蓬勃中走向现代。在中国共产党100余年历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70多年历史中，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体制创新与改革从未止步，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进行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开创了人类历史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实践，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形态得到极大巩固，在中国历史、世界历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和人类国家历史上都具有里程碑意义，是中华文明突出创新性在当代的重要体现。

　　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与统一性相辅相成、相互作用。从国家形态视角来看，统一是创新所守之“正”，国家制度的创新始终指向维护国家统一繁荣的目标；创新是统一所需之“法”，大一统的精神与现实追求则促使国家制度不断创新，从而适应统一多民族国家延续发展的现实需要。“‘向内凝聚’的统一性追求，是文明连续的前提，也是文明连续的结果。”在古代中国历史中，接续王朝对覆灭王朝政治得失的总结评判，以及对其政治制度的继承改革，如汉承秦郡县制，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促进思想统一；明承元行省制，但废除宰相，加强中央集权等。这些就是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与统一性辩证关系的历史呈现。创新是方法，统一是目的。中华民族用血的代价换来的宝贵经验教训证明，团结统一是福，分裂动荡是祸，凡是背离统一性的行为，都会导致严重后果，如周代实行分封制，导致了春秋战国500余年的战乱动荡；五代十国的大分裂严重阻碍了社会进步和文明发展。但即便是春秋战国和五代十国的分裂时期，诸侯王国、地方政权也秉持着逐鹿中原、一统天下的目标愿望。“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因此，中国历史上不论是中原民族改朝换代，还是边疆民族入主中原，其目的和结果都不是另起炉灶，成为其他文明，而是通过不断改善国家制度，巩固中华民族大一统。

　　3.突出的包容性与和平性是中国国家形态绵延发展的重要保障

　　中国从古至今都是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统一国家，然而正是由于地理和人文环境丰富多样，也形成了极大的内部差异，这对中国国家形态的绵延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在世界历史上，由于地理环境差异、民族宗教不同导致国家形态瓦解消亡的例子比比皆是，欧洲民族主义导致的国家分裂仍在继续。时至今日，由于民族宗教问题造成的国家内部动荡冲突时有发生，导致相关国家的国家形态面临严峻挑战。然而反观中国历史，即便遭遇动荡也能够确保国家形态完整延续，并不断焕发生机活力。“中国思想的基本能力不仅仅在于它能够因时而‘变’，更在于它什么都能够‘化’之。”实现这种反差的原因，一方面是大一统精神基因是中华民族具有超越地域乡土、血缘世系、宗教信仰的强大向心力，另一方面是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与和平性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华文明从来不用单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由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文化，化解冲突，凝聚共识。”一方面，在统一性的前提与目标下，国家形态内部各民族的文化在和平、平等的交流学习中，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格局和包容统一的中华文化共同体。各族人民也在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中，巩固了中华文明的主体性，形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保障了国家形态的长期统一延续。“越包容，就越是得到认同和维护，就越会绵延不断。”另一方面，中华民族爱好和平、崇尚和合，始终追求文明交流互鉴，反对文化霸权主义。这使得中华文明能够在和平条件下，以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不断吸收世界各国家各民族优秀文化内容和文明因素，并通过创造性转化，将这些优秀文化内容和文明因素包容到中华文明之中，从而推动中国国家形态不断进步。

　　4.中华文明突出特性为中国国家形态的现代转型强根铸魂

　　文明代表着进步，现代化是文明进步的显著标志，是优秀文明绵延发展的必经之路。在世界历史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有的国家抢占先发优势，率先实现现代化；有的国家落入历史尘埃，一蹶不振。中国在这个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虽短暂落后，但奋起直追，用几十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的现代化历程，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和历史性成就。

　　从古代中国领先世界，到近代中国风雨飘摇，再到现代中国引领世界，中华文明突出特性贯穿始终，不仅使得中国国家形态绵延发展，快速实现了现代转型，而且起到了强根铸魂的重要作用，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奠定了思想基础和文明前提。一方面，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使得中国国家形态在现代转型的过程中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始终坚持中华文明的主体性，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即便是在最迷茫困难的时候，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理论，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实现了人类国家历史上的“两大奇迹”；另一方面，中华民族突出的包容性与和平性使中国在现代转型中始终开放包容，不仅能够吸收借鉴世界各国实现现代转型的成功经验与有效举措，而且走出了一条和平发展的现代化道路，为世界提供了国家形态现代转型的成功案例。

　　马克思恩格斯以唯物史观分析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对国家的起源、形式、本质、类型、消亡等进行了严谨科学的判断，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文明”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概念，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中，文明一般有三种含义：其一，通常为“落后”“愚昧”“野蛮”的对立面，表达进步含义；其二，“资本不过是文明的另一名称”，指代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或资本主义国家；其三，“文明中的野蛮”，表达对资产阶级文明或资本主义国家本质的批评讽刺。社会（国家）形态、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和人的全面自由解放等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重要内容。

　　1.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物质基础，破解了资本主义国家形态“文明中的野蛮”

　　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代，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先进的社会制度，代表着先进生产力，是“文明国家”的象征。但马克思恩格斯深刻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固有缺陷和其对外殖民掠夺的野蛮行径，“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走私和贩卖奴隶就是证明。”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提出了“文明中的野蛮”概念，将其视为“文明世界的根本缺陷”。

　　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进步与文明发展有着本质联系。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经过百余年披荆斩棘、艰苦奋斗，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不依靠发动战争、殖民掠夺、压迫剥削实现的现代化，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殖民掠夺、国强必霸的新路，破解了资本主义国家形态“文明中的野蛮”。这就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在新时代中国继续繁荣发展中华文明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为新时代中国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拓展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提供了实践力证。

　　2.人类文明新形态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以人民立场超越资本逻辑，推动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升，人类社会文明形态由低级向高级发展，依次经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借用“卡夫丁峡谷”指在资本主义文明阶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以及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联系的经济危机和社会灾难。马克思晚年提出了不发达国家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跨越设想，即跨越“卡夫丁峡谷”，其内容主要包括“落后国家的革命能动性和发达国家生产力的互补可以使前者避免资本主义的常规道路”“这种互补关系的主导条件是发达地带的社会主义革命”。列宁在《论我国革命》中提出，可以先夺取政权，然后利用无产阶级政权创造社会主义所需要的客观条件。列宁的这一思想是对马克思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扬弃,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为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思想指导与经验借鉴，“对一个多世纪来世界各国社会主义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

　　马克思恩格斯对近代中国进行过专门研究，恩格斯在《波斯和中国》中认为中国革命是“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但由于时代限制，马克思恩格斯并未预见到社会主义中国的光辉未来。在近代中国这样的国土面积辽阔、人口规模巨大、经济社会落后、内忧外患严峻的东方古老大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从而构建社会主义文明的国家形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相关论述，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也没有可以参考的案例，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面临的新课题，也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开启建设中国社会主义文明的新篇章。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动“五位一体”协调发展，实现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不仅实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中国革命是“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的科学预言，而且成为社会主义发展史上，落后国家实现跨越发展成功建成社会主义的典范。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在社会主义文明之前历史中，各文明形态均以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少数人对多数人进行阶级统治为基础。在资本主义文明逻辑中，劳动被异化，创造社会文明的劳动者不仅不能充分享受文明的成果，反而越来越被“工具化”，人最终成了“单面人”。恩格斯指出，只有“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个体生存的斗争才能停止，人才能成为“真正的人”，“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人类文明新形态之所以能够跨越资本主义文明“卡夫丁峡谷”，其重要原因就是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始终坚持人民立场，以实现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最高价值目标。

　　3.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华传统文明经由“两个结合”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文明成果，是社会主义文明的最新实践成果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及其伟大实践，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中国式现代化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迈向现代化树立了典范，为其提供了全新选择”。习近平总书记这一重要论述科学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在思想、理念、文化、制度等具体层面的理论关联和内涵相通。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进一步将“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和“中华文明”进行理论结合与创新发展，“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国大地长出来的，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理论创新指向实践要求，“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就是“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经由“第二个结合”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文明成果。马克思主义国家哲学指明，社会主义文明形态是未来文明形态和最先进的文明形态。“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与此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不是别的什么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文明新形态依然从属于社会主义文明形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社会主义文明的最新实践成果。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中华文化的凝聚力感召力、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与中国的国家形态紧密相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国的伟大复兴和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经历了由文化自卑到文化自省、再到文化自信的心理历程，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也经历了冲击、重建与巩固的实践过程。从中华民族复兴史来看，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基础，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题中之义。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辩证统一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后，尤其是新中国成立75年和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的国家形态迅速实现了现代转型，中华文明也在这一过程中走向现代和复兴。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了历史性变革、取得了历史性成就，新时代中国踏上了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新征程，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发展也迎来了新使命。从国家形态的视角来看，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不断坚持和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要始终做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更为重要的是，要准确把握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这一最大优势。只有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创造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伟大使命才有光明前途，才能确保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新时代中国一道走向全面繁荣。

　　（作者简介：方正，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