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提出
马克思指出：“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学术研究应秉承问题导向意识，紧紧扣住凸显的时代问题，作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得出符合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形成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更好指导中国实践”。这既是学术研究对关切社会现实的积极回应，也是学界应有的一种自觉担当。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就捍卫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睿智地作出了“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复杂尖锐”“增强忧患意识、风险意识、责任意识”“要重视各种风险和挑战，善于化危为机、转危为安”“坚定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要加强对各种风险源的调查研判，提高动态监测、实时预警能力，推进风险防控工作科学化、精细化”等系列重大论断。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空结构中，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社会思潮的竞相展演和西方价值观念的强力渗透等相互叠加的因素，一并导致了新时代意识形态领域中或隐或显的风险挑战也陡然增多增强。因此，无须再经由烦琐的逻辑推演便可断言，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控问题也旋即成为一个兼具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时代议题。
当下国内学界，基于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对意识形态问题进行了不同维度的阐释和解读。中国知网期刊(CNKI)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10月，篇名含有“意识形态”的文献有51,108篇，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学界关涉意识形态问题的文献数量急剧攀升，其中篇名含有“意识形态安全”的文献1,791篇，含有“意识形态安全风险”的文献32篇，含有“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控”的文献则为0篇。可见，“意识形态安全”“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已然成为颇受学界青睐的一个关键词。
学术研究的实践勘验告诉我们：对关涉研究对象的既有文献进行梳理和凝练，也有触发学术研究的思维灵感和拓宽学术研究的方法视界所不可或缺的固定步骤。具体地看，学界对“意识形态安全”“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问题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意识形态安全的内涵、意识形态安全风险以及意识形态安全风险的防控对策等三个维度。
第一，对意识形态安全内涵的阐释。当前，学界关于意识形态安全内涵的代表性观点主要有“状态说”“能力说”两种类型。有学者认为，所谓的意识形态安全，是指“一个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从状态维度看，意识形态安全指一个国家意识形态领域所呈现出的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现状；从能力维度看，意识形态安全指一个国家在面对各种挑战威胁下所具有的使主流意识形态能够并将持续‘安全’的能力或力量”。也有学者认为，意识形态安全就是“主流意识形态能够适应经济基础的要求，并且保持自身结构上的稳定，在发挥正常功能性作用的同时，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或者说免遭来自其他意识形态因素的侵蚀、破坏，巩固自身的主体地位”。还有学者则认为，意识形态安全就是“主流意识形态保持安全稳定，不受侵蚀、破坏的势态，能够切实维护国家总体安全，发挥保障社会稳定、促进经济文化发展等功能”。学界对意识形态安全内涵不同维度的阐释，为科学地理解和把握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控的内涵搭建了可行的理论参照。
第二，对意识形态安全面临风险挑战的研究。从整体上看，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势态严峻复杂，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也面临着诸多风险挑战。有学者认为，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主要面临着“信仰模糊化对主流意识形态凝聚力的消解，网络信息化对主流意识形态控制力的解构，渗透隐匿性对主流意识形态竞争力的弱化，思潮多元化对主流意识形态整合力的冲击”等相互交缠与抵牾的风险挑战。也有学者认为，“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加剧与主流意识形态竞争力的弱化，网络信息化的挑战与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力的受损，信仰能力的缺失与主流意识形态公信力的式微，多元思潮的冲击与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力的消解”是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主要风险挑战。还有学者则从人工智能与意识形态安全风险之间的逻辑出发，指出“人工智能承载的意识形态会引发冲击政治体制运行的政治风险、侵犯个人隐私的法律风险和责任分配失序的伦理风险，这些风险本质上是源于技术应用所带来的风险”。可以断论，学界对意识形态安全风险的多维度探究，清晰地勾勒出了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面临风险挑战的图景，为推进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控问题研究搭建了比较意义上的参照坐标。
第三，对意识形态安全风险的防控对策探究。问题就是时代的声音。扣住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凸显问题并提出务实可行的破解之道或应对之策，是学界对现实问题的关切，是对时代呼声的回应。对此，学者基于不同的学科视角对构建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控对策展开了多维度的探索性研究。有学者从国际国内两个层面指出，通过“强化战略定力和战略自信，积极主动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积极主动从理念和行动两个层面全面提升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制度性话语权”“树立‘人心即安全’的意识形态安全预警观，构建国家认同、政权认同等为主要内容的意识形态认同体系”，是有效遏制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挑战的着力点。也有学者认为，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高度提升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领导能力、经济能力、文化能力、传播能力和网络能力，以切实做好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范工作。还有学者则指出，“面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态势，必须充分凸显‘能力本位’的发展思路，发挥出能力在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和构建意识形态安全体系中的方向性、科学性、协调性和创造性作用，把握好意识形态安全体系构建和能力提升的内在逻辑，最大程度上增强实践主体力量和体系结构优势，在动静结合中同向发力，打造强大的意识形态安全系统”。学界对意识形态安全风险的防控对策构建问题的探讨，为更好地择定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控的实践进路提供了富有启迪的思路。
从整体上看，既有文献主要侧重在意识形态安全论域中来“片段性”地审视其所面临的风险以及如何进行风险防控，而非将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控作为一个有机的系统整体来进行探索性研究。所以，也鲜见直接把“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控”作为一个整体性研究对象的相关成果，但学界对“意识形态安全”“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多维度的探索性研究，还是在相当程度上为进一步洞察和探究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控这个凸显的时代议题提供了具有镜鉴意义的研究标识。
二
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控的分析框架
对学术研究而言，设若没有可以比照或参考的分析框架，那么要冀望精准地把握研究对象本身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经世致用的破解之道，不仅显得有些勉为其难，甚至构建起的应对之策也可能因缺少针对性或实效性而无的放矢。是故，在科学地界定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控内涵和仔细缕析其理论的基础上，为精准锚定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控的实践进路搭建一种具有标识性意义的分析框架，当是一件十分要紧的基础性工作。
(一)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控的内涵
比照学界既有文献对意识形态安全内涵的界定，本文也因循“能力说”“状态说”的研究思路试图对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控的内涵作出相应的描述性界定。
从构词上看，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控是由“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和“风险防控”组成的一个合成词。所谓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是指通过科学完善的法律法规和多元化的体制机制安排有效地引导和规制广大人民群众的价值认知、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实现马克思主义被广大人民群众自觉地接受、支持和认同并内化为一种潜意识的价值自觉，进而捍卫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确保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免受西方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多元社会思潮的侵扰和颠覆的一种能力和状态。严格地说，风险防控是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概念。风险防控指的是特定的主体依凭于特定的理论方法、技术手段和体制机制对社会发展进程中那些凸显与潜在或不确定性的风险挑战进行动态的研判、分析和跟踪，并依此构建有针对性的防范措施和方案，其目的或是最大限度地降低风险事件发生的概率，减少风险事件发生时所带来的破坏性。一般而言，风险防控能力的强弱决定于特定主体所依循的理论方法科学与否、技术手段是否先进以及体制机制安排是否科学合理等主客观因素。
循此而论，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控，指的是党委、政府、专家智库等主体依据一定的理论方法、技术手段和体制机制，对那些侵扰和颠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和话语权的各种凸显与潜在风险进行动态的识别、研判、分析、评估、跟踪，并构建有针对性的防范措施和方案的持续动态过程。因此，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各种风险挑战不断累积甚至集中显现的时期，要坚持底线思维，审慎地持续统筹谋划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控的战略性规划，从根底上破除传统的机制体制障碍，建立健全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控体制机制，依法加强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治理，加强国家意识形态内容建设，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巧地嵌入广大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实践中，于无声处来努力营造风清气正和积极向上的话语空间和文化氛围。这既是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的实践要求，也是切实做好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控的重要基础。
(二)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控的理论基础
系统论的“出场”在根底上改变了那种遵循单向度因果决定论的思维方式和仅仅着眼局部的传统的线性思维和分析方法，为破解现代社会中那些高度综合的复杂问题提供了一种务实的新思维和新方法。
滥觞于古希腊语的“系统”这个语词，意味着由部分构成整体的意思。尽管系统思想源远流长，但直至1968年贝塔朗菲的《一般系统论：基础、发展和应用》专著发表之后，系统论在学界才真正确立了公认的学术地位，并成为一种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流行范式。简单地说，系统论是一门研究系统的结构、行为、功能以及各子系统之间联系的学科。系统论认为，系统是客观普遍存在的，任何系统都是由结构和功能迥异的子系统构成的有机整体；系统的“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系统并不是各子系统的简单的机械组合或相加；系统的整体性功能是任何一个子系统在孤立状态下所不具备的性质；每一个子系统都并非绝对意义上的孤立“原子”，而是处于相互联系的动态网络关系中。其中，整体性、层次性和开放性等是任何系统所具有的共性特征。
1.整体性。系统都是由结构和功能迥异的子系统或要素所构成的一个整体性系统，并且各子系统或要素之间存在相互依赖、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的关系。“系统是由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的若干组成部分合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而且这个系统本身又是它所从属的一个更大系统的组成部分”。对任何系统而言，子系统或要素相同但彼此之间的“关系”不同，系统表现出的整体特性则不同，甚至表现出截然相反的整体特性；同时存在“关系”的子系统或要素，只要其中任何一个子系统或要素发生了变化，其他子系统或要素也随之相应地发生变化，进而引起系统结构和功能的整体性变化。
2.层次性。系统是有层级或层次性的。系统的层次性原理认为，系统的层次性是指“组成系统的诸要素及其结合方式的种种差异，必然导致在地位与作用、结构与功能诸方面表现出等级秩序性，形成具有质的差异的系统等级”。质言之，也就是说任何系统中的子系统并非一种平行序列的组合状态，而是呈现为一种类似“差序格局”的层级状态。简言之，诸多结构和功能迥异的子系统相互关联构成了一个结构和功能更高层级的复杂系统，其中每一个子系统包含许多具有不同结构和功能的次级子系统，而每一个次级子系统本身又包含了若干个功能和结构不同的更小的子系统。结构和功能越复杂的系统，其层级随之也就会越多。
3.开放性。开放性是系统自身固有的属性和内在特质，是系统实现动态良性运行的必要条件。“系统与周围环境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宇宙间的每一个系统都与周围环境进行着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和传递，才得以维持和更新自身的结构，并不断实现着自身的发展和有序化”。任何系统只有在与外界保持着物质和能量持续“输出”“输入”交换关系的情形下，系统内部各子系统或要素才能保持动态的组织运动，并实现自身的有序结构和特定功能。
(三)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控的分析框架
囿于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纷争与碰撞呈现出一种更为复杂、更为尖锐的客观图景，那么接下来，显然需要在学理上解析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控这个复杂系统的构成要素，以为科学锚定务实可行的实践进路搭建一种具有标识性意义的分析框架。
作为一个由诸多子系统或要素构成的有机系统，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控主要包括风险防控的目标、主体、场域、技术手段和外在支持等构成要素。从基本构成要素看，要在明确“为什么要防控”(风险防控的目标)、“由谁来防控”(风险防控的主体)、“防控的重点在哪里”(风险防控的场域)、“运用什么来防控”(风险防控的技术手段)、“依据什么来防控”(风险防控的外在支持)等五大基本要素前提下，来搭建完整科学的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风险防控的分析框架。
1.风险防控的目标。风险防控的目标是指风险防控主体开展风险防控所要实现或达到所预设的目标，回答“为什么要防控”的问题。“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之争早已悄然成为大国博弈的焦点。主流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最基础的“内核”部分，关乎整个国家安全，关乎国家的兴衰浮沉。设若一个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为他国的价值观念所僭越，那么，国家安全也相应地成为一个根本无法企及的奢侈目标。因此，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控的战略目标，必须牢牢落定在捍卫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上。
2.风险防控的主体。风险防控的主体是指具体承担风险防控职能的政党、组织或个体意义上的人，回答“由谁来防控”的问题。风险防控的主体是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控系统得以实现良性运转的具体行动者和推动者。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复杂尖锐的情形下，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控不能也决不能持有那种单纯依赖党委和政府这两个主体的传统理念和做法，而应是党委、政府、专家智库、社会组织和社会公众等诸多防控主体之间的有效协同与合作。在实践中需要扼住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控系统的整体运行状态，努力将其做实到多元防控主体的良性互动平台上，进而实现“1+1>2”的整体运行效果。
3.风险防控的场域。风险防控的场域是指风险防控行动所处的空间场所，回答“防控的重点在哪里”的问题。一般而言，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控的场域，包括传统意义上的现实空间和虚拟的网络空间两个场域。客观地看，囿于互联网本身的特殊性，虚拟的网络空间显然是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控的重点场域。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互联网已经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阵地、主战场、最前沿……在互联网这个战场上，我们能否顶得住、打得赢，直接关系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问题值得我们高度重视……掌控网络意识形态主导权，就是守护国家的主权和政权。”在实践中，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控需要紧紧扣住虚拟网络空间这个重要端口，秉承系统思维，采取多元化的技术手段和方法捕捉、研判和分析那些影响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各种因素。
4.风险防控的技术手段。风险防控的技术手段是指风险防控主体运用什么样的手段来开展风险防控，回答“运用什么来防控”的问题。“每一种工具里都嵌入了意识形态偏向……它给一种事物赋予更高价值的倾向”。在大数据时代，无论是公民个体意义上的意识形态话语叙事，还是价值观念以及情感结构无不是以“数据”的方式存在。“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综合，在一个由数据构成的世界，人也是一切数据足迹的总和”。以大数据、智能算法为代表的技术支持显然是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控所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在实践中必须充分综合利用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持续提高对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风险的研判与分析的能力与水平。
5.风险防控的外在支持。风险防控的外在支持是指风险防控主体开展风险防控所遵循的体制机制等，回答“依据什么来防控”的问题。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控是常态化防控和非常态化防控有机统一、相辅相成的动态过程。科学系统的体制机制等外在支持，是提升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控能力和效度的制度保障。换言之，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控须臾依赖科学系统的体制机制等外在支持，否则，其防控的效度定会被稀释得平淡如水。必须紧紧扣住意识形态领域中不断涌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秉承创新思维，不断建立健全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控的体制机制，当是不断提升风险防控效度的重要节点。
论述至此，我们不难发现，风险防控的目标、风险防控的主体、风险防控的场域、风险防控的技术手段和风险防控的外在支持等五大要素相互制约、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新时代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控的有机系统(见图1)。
图1 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风险防控的分析框架
三
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控的实践进路
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更为复杂和尖锐的时空结构中，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控早已不仅仅是一个技术实践或学术探讨的理论性问题，而更是一个关涉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和话语权的重大现实问题。按照系统论的叙事逻辑，当各子系统的功能和条件在完全耦合或基本耦合的情形下，功能和结构迥异的子系统才能相互融合、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进而形成一个动态稳定的系统和实现“1+1>2”的整体性效果。我们务必要坚持系统思维、底线思维和问题导向的研究意识，比照前文对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控的分析框架，审慎地探究务实可行的实践进路，在根底上杜绝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灰犀牛”“黑天鹅”现象，切实捍卫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系统论视域中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控的实践进路，需要紧紧兜住以下几个关节点：
(一)科学把准风险防控的战略目标
站在系统论的立场上看，清晰的战略目标，是子系统之间开展有效合作和实现系统动态良性运行的一个充要条件。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确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网络生态持续向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的确立，标志着党把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这一极端重要问题推到了关涉党和国家现代化事业的战略高度。因此，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控的战略目标，必须牢牢落定在捍卫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上，是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的必然要求。
1.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在人类思想史上，就科学性、真理性、影响力、传播面而言，没有一种思想理论能达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也没有一种学说能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世界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人类社会的千年实践勘验表明：源于人类社会实践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地揭示和反映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的内在本质和规律，为无产阶级和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轴心”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无产阶级和人类社会穿越和拨开历史迷雾以及改造世界和寻求人类自身解放提供了一把领航扬帆的“科学密匙”和根本的价值指引。
2.中华民族百年奋斗历史的必然选择。“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鸦片战争以来，奋起抗争的中华民族试图通过特定的“道路”和“主义”来争取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但终归还是以失败而告终。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扎根中华大地，独创性地发展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中国社会的实然境况，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睿智地探索和破解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取得了包括邓小平理论在内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历史成就。跨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来自外部的风险挑战和国内深层次矛盾与问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新的社会实际相结合，秉承问题导向意识，对关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的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深邃研判和战略擘画，“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3.新时代意识形态领域的风险挑战陡然增多增强的现实要求。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跨越万水千山和取得令世界为之艳羡的历史性成就，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始终把捍卫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推到攸关党和国家事业兴衰沉浮的战略地位。“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他防线也很难守得住”。从反向的角度看，“苏东悲剧”的根源实则是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式微乃至彻底丧失。客观地说，在当下意识形态领域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极力鼓吹所谓普世性的西方价值观念和民主模式，同时也竭力通过隐秘的话语叙事或公开的话语攻击等多元化手段来曲解、歪曲马克思主义，进而妄图颠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与之呼应的则是，历史虚无主义等多元错误社会思潮在网络空间中的竞相展演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
(二)构建党集中统一领导的风险防控机制
党委、政府、专家智库、社会组织和社会公众等风险防控主体之间的有效协同与合作，显然是推动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控这个复杂有机系统高效运转的重要基础。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复杂性客观事实昭示，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控必须超越和突破政府唱“独角戏”的传统线性思维和做法，转而将风险防控演化为主体间相互依赖、相互协同与合作的架构。因此，要保障不同风险防控主体之间能够持续进行有效协同与合作，当然无法离开党集中统一领导的风险防控机制的有效支持。
1.要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最高政治原则……确保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党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我们这个拥有九千六百多万名党员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更加团结统一。”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切实做好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控这项极端重要工作的“定海神针”和根本遵循。中国共产党是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控的核心主体，必须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党总揽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控工作的全局，把党的领导切实贯彻到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控工作的各方面各环节，以保障和实现风险防控主体之间的有效协同与合作。
2.建立健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风险防控领导体系。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控是由党委、政府、专家智库、社会组织和社会公众等子系统构成的一个复杂的有机系统，而这个系统的核心是充满政治智慧和具有巨大政治能量与社会能量的中国共产党。建立健全党集中统一领导的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控领导体系，要根据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控的特点和实践要求，持续完善由党委、政府、专家智库、社会组织和社会公众等多元防控主体共同参与防控的网络体系格局，充分发挥党的领导和整合功能，以切实推动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风险防控体系的良性运行。
3.积极推进党集中统一领导的风险防控体系现代化。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控体系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极推进党集中统一领导的风险防控体系现代化，已成为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控工作的重要环节。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控体系，是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控不可或缺的核心要素。推进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控体系现代化，既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又是一项整体性的系统工程，必须在坚持党集中统一领导下进行整体性谋划和系统性重塑，坚持预防为主、精准治理和社会共治的行动方针和政治化、法治化、智能化和专业化等原则，着力推进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控的指挥机制、风险预案标准机制建设，提升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控能力的实际效能。
(三)紧紧扼住风险防控的重点场域
马克思指出：“一个时代所提出的问题，和任何在内容上是正当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有着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互联网是我们面临的‘最大变量’，搞不好会成为我们的‘心头之患’。西方反华势力一直妄图利用互联网‘扳倒中国’，多年前有西方政要就声称‘有了互联网，对付中国就有了办法’，‘社会主义国家投入西方国家怀抱，将从互联网开始’”。无须赘言，在人类存在业已完全“网络化”的当下空间结构中，乱花迷眼的虚拟网络空间也一下子成为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控的重点场域。当然，这并非我们的主观臆断或者有意为之，而是迅疾勃兴与全面铺展的互联网“倒逼”出来的一个凸显的时代问题。因此，紧紧扼住互联网这个风险防控的重点场域，就显得更加要紧。
1.要进一步强化网络舆情、网络信息数据和网络音视频监测的力度。基于云计算、智能算法和大数据等技术，着力构建面向多元风险防控主体的主流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控数据库体系，搭建跨部门、跨地区、跨领域的数据与信息交互共享枢纽。通过这个“枢纽”对那些由粉墨登场的各路角色有组织地炮制出来的舆论热点进行系统的分析研判，充分挖掘各种可能潜在风险。同时，要实时性地对鱼龙混杂的网络信息数据和网络音频视频等进行文本内容过滤、提取及分析，精准地捕捉其承载的负面价值取向的信息。
2.推动建立健全网络舆情、网络信息数据和网络音视频监测预警信息共享和报送制度。要统筹建立网络舆情、网络信息数据和网络音视频监测预警信息共享机制。按照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控信息化要求，各级党委要整体性统筹有关职能部门建立“上下联动、横向协同”的监测预警信息系统，确保上下级和本级信息系统实现第一时间信息交互共享和高效协同。同时要建立网络舆情、网络信息数据和网络音视频监测预警信息报送机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设立专门的专业性检测预警信息报送人员，制定科学清晰的报送工作的规范流程、范围和内容、报送形式和时限，以确保信息共享和报送的及时性和科学性。
3.推动建立健全网络舆情、网络信息数据和网络音视频综合会商研判机制和预警响应机制。要构建党委、政府、专家智库、社会组织和社会公众等多元防控主体参与的会商平台，第一时间汇总网络舆情、网络信息数据和网络音视频的趋势预测和形势研判意见，形成科学的有针对性的会商分析研判报告，确保实现多元主体参与会商和多源监测信息的综合研判机制。同时，要构建科学系统的预警响应流程，明确预警职责、保障措施，优化预警平台和渠道，细化预警响应措施和完善预警方案，打造集信息技术、人才队伍和专家智库于一体的预警响应体系，切实提升预警响应的效度。
(四)打造风险防控的技术支持网络
西方国家凭借先发性的网络信息技术优势，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行动策略，要么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大肆策划歪曲和诋毁马克思主义的公共话语事件，要么通过特定的话语叙事来输出和鼓吹西方价值观念和制度模式，要么干脆公开抹黑、篡改和攻讦党的历史、党的领导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这些相互叠加的问题在相当程度上对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带来直接或间接的巨大风险挑战，这是一个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打造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控的技术支持网络，不断夯实风险防控的技术基础当是一件十分要紧的基础性工作。
1.要进一步夯实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控的基础网络支撑。构建中央、省、市、县纵向一体化联动和覆盖宣传、公安等职能部门以及专家智库、高校等横向协同的基础网络，具备承载大容量数据汇聚、存储、分析、处理和转发能力，为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控提供基础性和公共性的数据信息传输支撑和保障。
2.要进一步强化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控的数据支撑。构建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控的数据中心和云计算平台，为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控提供全方位的数据信息支持。一是采取分布式架构构建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控的数据中心，承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控的数据存储，支持数据信息资源的实时共享；二是基于数据中心构建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控的云计算平台，第一时间为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风险的分析、研判、评估提供全方位的数据处理服务。
3.要进一步加快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控的技术创新。在网络信息技术成为驱动人类社会发展引擎的当下时空结构中，加快主流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控的技术创新，显然是一个无法绕过的必然选项。要紧紧抓住技术创新这个“牛鼻子”，不断强化核心技术创新的基础架构，突破和超越核心技术创新的“瓶颈”。与此同时，要构建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控的技术创新体系，着力化解技术创新研究和成果转化相脱节的现实困境，真正做实技术创新成果“落地”的关键步骤和具体环节，为提升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风险识别、评估、防控的科学性和针对性奠定坚实的技术基础。
(五)强化风险防控的外在支持
强化风险防控的外在支持，是提升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控效度的关键环节和重要抓手。质言之，强化风险防控的外在支持，既可以有效提升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控的能力和水平，也能够在对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风险进行链条式动态监测预测和分析研判的基础上，形成务实的和可执行的风险防控预案。
1.要建立健全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风险辨识机制。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风险辨识是指以思想文化领域中可能危及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话语事件、信息数据或重大舆情为对象，选择科学的辨识方法辨识风险势态并确定其特性，进而为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控提供参考依据的动态过程。在实践中要紧紧扣住思想文化冲突多发的重点领域，充分运用云计算、智能算法和大数据等网络信息技术聚焦可能触发主流意识形态安全风险的元素，系统地检视和洞察触发安全风险生成的内在机理，科学研判安全风险突发的概率或可能性，按照轻重缓急的次序和路向作出与之相应的防控预案，从而防患未然。
2.要建立健全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预警机制。风险预警机制是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控的重要环节。简言之，风险预警也就是通过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对关涉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海量信息数据进行汇总、整理、分析和研判，全景式地把脉风险存在现状以及可能的发展势态，进而为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控搭建务实的预测和警示坐标。要构建党集中统一领导的全方位、立体化的领导体系，形成指令明晰、执行有力和运转顺畅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预警体系。同时，要充分运用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搭建数字平台系统，构建实时的、动态的和全覆盖的风险预警机制，精准地锁定思想文化领域中的风险源头，明确风险预警的目标指向和风险源头的内在根源，进而为确定可行务实的防控预案提供可以比照的行动标尺。
3.要建立健全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风险评估机制。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风险评估机制，也就是按照既定的评估准则，秉承居安思危的风险意识，坚持“疑有从有”、动态连续和系统思维等基本原则，对思想文化领域中可能触发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重大风险信息数据进行定性或定量分析评估，从而为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控提供务实可行的对策建议。在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各级党委要科学严格把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风险评估的政治方向，制定出科学的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和案例库，主动做实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风险评估的具体举措，进一步建立健全多元防控主体参与的“协商型”风险评估体系，为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风险评估的全过程提供有效的智力支持。同时，要从客观实际出发建立健全各层级的风险信息处理平台，建立健全信息数据汇总、更新和反馈的动态机制，对思想文化领域中可能触发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重大风险信息数据进行系统的分析和研判，从而精准地锁定风险源以及风险发生的概率。
四
结语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因此，在系统论视域中审视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控并及时回答如何科学地锚定风险防控的策略，显然是一个必须予以高度重视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势态依然复杂的时空结构中，能否成功兜住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控的底线并精准地锚定恰切的实践进路，主要还是取决于我们主观努力的程度。学界需以21世纪的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指导，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的工作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切实“把握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紧紧抱持问题导向的学术意识和勇于超越的精神韧劲，秉承宽广的理论视界，挣脱那种依循单向度的因果决定论和仅仅着眼局部的传统线性思维和分析方法，审慎地研判那些影响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风险要素并科学地锚定风险防控的实践进路，在理论上超越非此即彼的迷惘和羁绊，为拓宽相关问题的后续研究空间提供些许富有启迪的行动坐标和理论资源，进而成就和实现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控的凤凰涅槃和化茧成蝶。
文章来源：《理论探讨》2023年第2期
网络编辑：静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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