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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是目的”，现代化是一个综合的多维发展进程，其各个维度的发展需要综合平衡，仅仅经济建设的现代化是不够的，“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的社会发展、社会进步是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1]225。现代化归根到底需要看人的发展，“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2]。也就是说，在坚持经济现代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的同时，还要积极推动人的现代化和全面发展。只有推动人的发展，才能保证经济发展不跑偏，人才不会异化发展成为异己力量，这样的现代化才能真正地推动社会进步。

　　人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人类对于全面发展的追求和实践亘古至今。18—19世纪的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虽然创造了比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多还大的生产力，但在其物质财富飞速增长的同时，人的异化发展问题日益凸显。马克思对西方现代性问题进行了批判，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这些思想的中国化时代化积极影响了中国过去百余年的现代化进程。伴随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中国逐渐找到了一条人民至上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人的全面发展日益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追求和动力根源。本文试图通过基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研究，从人的发展理论的视角和历史维度，探究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生成及其摆脱片面依赖的发展的必然性和路径。

　　人类社会从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现代化转型，是一个具有革命性、全球性、不可逆性特征的演进过程。以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引发的科技革命和近代欧洲的理性启蒙为标志，人类揭幕了现代文明。现代化“包含了人类思想和行为各个领域变化的多方面进程……包含了人类思想和行为一切领域和系统的重大变化”[3]。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以人的发展为特征，将现代化之前以“人的依赖关系”为特征的“最初的社会形态”划分为社会发展的第一阶段，将西方现代性下“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社会形态划分为社会发展的第二阶段[4]107。马克思在肯定西方现代性的历史进步性的同时，也提出要通过批判来澄清对西方现代性困境的认识，并摆脱其所造成的人的片面发展从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马克思认为，人的发展“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么生产一致”[5]。在简单再生产条件下，“自然性”是人类劳动的重要属性，人“直接地从自然界再生产自己”[6]。单个的人在自然界面前脆弱无力，“正象单个蜜蜂离不开蜂房一样，以个人尚未脱离氏族或公社的脐带这一事实为基础”[7]371。天然的血缘纽带将个体的人联合起来，并以氏族或公社共同体的形式存在。不仅仅在原始社会，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尽管生产力水平有所提高，但这种对人的依赖性都未曾摆脱过。因为一旦离开共同体，个体就很难独立生存。在共同体内，每个个体都从属于自己特定的阶级或群体，并局限在自己的阶级群体范围内再生产自己，而且“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4]25。人过度依赖自然，使得人无法根本性地从自然界分化出来。“劳动本身，无论是奴隶形式的，还是农奴形式的，都被作为生产的无机条件与其他自然物列为一类，即与牲畜并列，或者是土地的附属物。”[4]481“在奴隶社会，奴隶没有人格，奴隶只被看作会说话的工具，是奴隶主的私有物，没有人的资格地位和权利。奴隶主是人，但其实也没有真正独立的人格，他要从人格化的代表奴隶主国家的国王或城邦的共同体中分得人的资格、身份地位和性质。”[8]“君主政体的原则总的说来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非人化。”[9]

　　工业革命带来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代化，传统自然经济被机械化、社会化的大工业生产所替代。工业革命促使社会生产力迅速提高，开启了人类科学文明史和利用科技力量改造自然的新的生产实践方式。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在自然面前，人类不再因为脆弱无力而祈求“神”的权威，个体也不再需要依附于共同体而存在。与工业革命相呼应，近代欧洲启蒙运动，通过理性权威反宗教神学、封建专制破除封建社会的人身依附关系、以科学驱逐愚昧，打破了森严的等级制度和神学束缚，推动了人从封建愚昧向理性启蒙。由启蒙确立的现代又被黑格尔等人称为主体性的时代，也就是人摆脱各种束缚成为主体的时代。在中世纪，人的内心自省和外界观察都一直遮蔽在一层“共同的纱幕”[10]之下，人类总是隔着这层信仰、幻想和幼稚的偏见“纱幕”看自己。启蒙运动倡导理性思维形成统一的科学秩序，并且从原理中推导出对事实的认识，从而摆脱专制和神学权威的束缚。现代作为启蒙时代，是人的自我觉醒的时代，也就是人作为主体的主体性得以确立的理性解放的时代。到了现代，人将自身看作现实的根据，从自身出发看待世界和生命过程，人成为思想和实践的出发点。将生命和社会历史看作追求自身价值的展开过程，人因此成了现实的主人，成了自身生命的主人。启蒙运动确立的这一思想原则，使得启蒙成为现代的基本标志。

　　然而，在资本理性秩序下人的发展是不全面的，“对人的依赖”逐渐演变为“对物的依赖”。首先，分工必然造成人的异化，即人成为机器的附属物。社会分工不断细化，社会中每个人的活动和能力根据其所处的岗位呈片面化、畸形化发展的趋势，每个人都成为机器大工业生产体系中的一个“部件”。其次，交换普遍化下物逐渐异化，“活动和产品的普遍交换已成为每一单个人的生存条件，这种普遍交换，他们的相互联系，表现为对他们本身来说是异己的、独立的东西，表现为一种物。在交换价值上，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11]。最后，发展开始畸形化。“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12]156，“以致工人生产的对象越多，他能够占有的对象就越少，而且越受自己的产品即资本的统治”[12]157。“工人在他的对象中的异化表现在：工人生产得越多，他能够消费的越少；他创造的价值越多，他自己越没有价值、越低贱；工人的产品越完美，工人自己越畸形；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蛮；劳动越有力量，工人越无力；劳动越机巧，工人越愚笨，越成为自然界的奴隶。”[12]158在“以应用机器为基础的现代工厂”成为“生产上的社会关系”[13]后，以自然家庭为单位的手工业迅速衰落。个人在生产中只存在工具性价值，人逐渐被工具化或物化，人的发展在对物的依赖下逐渐被物化、商品化和异化。尽管马克思认为“任何生产都是个人的物化”[14]176，但他也指出“关键不在于物化，而在于异化，外化，外在化，在于巨大的物的权力不归工人所有，而归人格化的生产条件即资本所有，这种物的权力把社会劳动当作自身的一个要素而置于同自己相对立的地位”[15]，正是由于这种“否定意义上的物化”[16]，物逐渐主体化、人逐渐客体化，“社会的物”逐渐成为凌驾于人之上的统治和支配力量。

　　现代化问题伴随现代性国家的兴起和扩张而逐渐成为具有普遍性的现代化通病已成为共识：在西方现代性下，人们的劳动不是一种自由的、体现人个性的活动，而是不再具有真正必要性的麻木的劳动；大量虚假的需求被制造出来，“人们似乎是为商品而生活”[17]；“人征服了自然，却成了自己所创造的机器的奴隶……占有取向是西方工业社会的人的特征。在这个社会里，生活的中心就是对金钱、荣誉和权力的追求……决定经济系统发展的问题不再是：什么对人有益，而是：什么对系统的增长有益？”[18]；消费急剧增长使环境不堪重负，却又并未使人们感到有多么幸福，因为“消费与个人幸福之间的关系是微乎其微的”[19]，还使人类满足的第二个源泉——社会关系和闲暇趋于枯竭或停滞。但对比“人的依赖关系”和“物的依赖关系”，马克思认为，“这种物的联系比单个人之间没有联系要好，或者比只是以自然血缘关系和统治服从关系为基础的地方性联系要好……这种联系是各个人的产物。它是历史的产物。它属于个人发展的一定阶段”[14]108。这种基于个体独立性、普遍参与的分工和“物的联系”给现代化带来了“普及到最下层人民的那种普遍富裕”[20]的可能性。同时，资本现代化的发展通过对外扩张和对内吸纳，对人的剥削和压榨“在最下流、最龌龊、最卑鄙和最可恶的贪欲的驱使下完成”[12]873，使人的发展畸形化且呈现单向度属性，人沦落为资本增殖链条中的重要环节。

　　西方现代性的发展造成了人的片面发展，同时“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14]104。在继之而来的“后进国家”的变迁进程之中逐渐诞生了现代化的新形态。包括中国等在内的民族国家伴随西方现代化的兴起和扩张被裹挟进入现代性的现代化。现代化成为一切民族国家的历史性命运。[21]西方现代化“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22]，这种现代性的现代化从一开始便通过“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23]来实现其扩张，中华民族从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饱受屈辱。伴随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之外，现代化的新形态——人民至上的中国式现代化逐渐生成。

　　现代化在马克思基于所处时代提出的三大社会文明形态理论体系中是位于传统和未来社会形态之间的一个必然历史阶段，而这个阶段，在马克思看来，就是资本主义化[24]。换言之，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在马克思著作中多被称为现代社会。马克思认为，近代资本主义发展虽然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创造了比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的生产力，但它的经济或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是以牺牲个人的全面发展为代价的[25]。晚年的马克思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社会在被裹挟卷入现代化洪流之后的命运十分关注。他提出东方社会在西方的冲击和影响下被不可阻挡地摧毁，但它们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26]。列宁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发展存在不平衡性，因此资本主义链条可能在最薄弱的环节首先发生断裂，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一个或几个国家率先取得胜利[27]。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的传播为中国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思想启蒙。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为现代化开辟了一条崭新的社会主义道路，世界现代化的实践开始出现多元路径。

　　对于十月革命时期的中国，“排除民族压迫是一切健康而自由的发展的基本条件”[28]。经历了技术上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思想上的新文化运动，试图通过学习西方和西化来救亡图存和重塑中华文明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尝试以失败告终。十月革命后，主张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西化和洋化道路被摒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主张通过革命从根本上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社会，为中华民族赢得了独立自主的现代化机会，解决了发展的最基本问题。毛泽东指出，作为一个积贫积弱的落后国家，新中国要实现完全的独立，还必须实现工业化[29]。1964年，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包括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四个现代化”的历史任务，为建立独立和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准备了条件。在这个阶段，毛泽东虽然进一步提出了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人的发展方向，但在当时，解决人的生存问题相对于人的发展问题更为首要。1979年3月，邓小平提出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要“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30]。他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是基于一种东方文化背景下的现代化，是中国社会主义文化背景下的现代化，还将中国式的现代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小康”思想联系起来，并明确指出“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31]54，其基于人民所享有的介于温饱和富裕之间的一种生活状态所做的界定，体现了鲜明的富民思想。人的发展问题日益受到重视：江泽民在2001年的“七一”讲话中提出“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32]；胡锦涛进一步将人的全面发展界定为以人为本的目标[33]，人的发展被置于整个科学发展观的大系统中并得以拓展。以人的素质提升为表征的人的全面发展目标伴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逐渐具体化和系统化，继邓小平提出以精神文明建设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和有纪律的“四有”新人后，“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目标体系逐渐演化为“德智体美”乃至“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34]80。

　　与此同时，由于改革开放初期生产力水平尚低、经济实力尚弱，此阶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国迅速解决了巨大规模人口的生存问题。经济飞速发展也伴生了片面追逐金钱和物质的不良社会风潮。一方面表现为人情关系和权力本位的“对人的依赖”依然存在，另一方面表现为拜金主义、物欲横流的“对物的依赖”也开始凸显。人的问题开始受到理论界的关注，人的本质和人的全面发展理论被唤醒。人的本质进一步被概括为“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是能动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单向度’的人”，全面发展的人“不仅追求物质条件、经济指标，还要追求‘幸福指数’；不仅追求自然生态的和谐，还要追求‘精神生态’的和谐；不仅追求效率和公平，还要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与精神生活的充实，追求生命的意义”。[1]150党的十八大以来，伴随现代化目标的日益完善和时代的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及其人的价值本位和全面发展的重要性不断得以确立。习近平在中央十八届五中全会上鲜明地提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35]。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36]，明确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内容和目标。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明确，中国式现代化是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相统一的现代化，并明确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及走和平发展道路，人成为整个中国式现代化价值目标的核心[37]。

　　回顾中国近百年的现代化进程，由被西方现代化洪流裹挟，到最后主动地创造性融入，从四个现代化的工业化追赶阶段、中国式的现代化战略构想阶段，到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展开和具体化阶段，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探寻到了一条人民至上的现代化道路，并同时收获了现代化和人的发展的硕果：飞机、高铁等现代交通工具不断涌现，突破了城乡和区域等形式的分隔，使人交往的地域范围逐渐扩大，人自身的空间局限逐渐被打破；人口向城市集中和整个社会的城市向心趋势不断上升，商品流通和服务设施的数量不断增加、质量大幅提升，实现了社会成员大范围的相互交流，个人活动领域更加多样化；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飞跃，普及了科学文化知识，一个多层次的大众传播系统已经形成，教育也使人所交往的周围人的素质大幅提高，在与周围人的交往中，彼此间的经验和知识交流、力量上的互补，促进了个体发展和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生产效率和技术水平提高，生产条件改善，更多使用无生命动力能源，这些都使得人拥有了谋生之外更多的自由时间和更科学的环境选择。[38]

　　从“对人的依赖”到“对物的依赖”，再到未来“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7]649的社会，人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人的可完善性，使人类能够“借助于环境的影响，继续不断地促进所有其他能力的发展”[39]83。在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中，理想人具有仁、孝、忠、信、礼、义等优良品质和礼、乐、射、御、书、数等多方面的才能。在马克思之前的思想家，如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德育、智育、体育[40]，卢梭提出集“感觉的理性”和“理智的理性”为一体的既能行动又能思想的“新型的人”[39]31-50，大多单纯从人性的角度来肯定人及其全面发展的合理性和可能性，是否现实和可操作则是马克思区别于前人之处。马克思从结合个人和社会发展的角度，为人的全面发展找到了一条现实且可操作的路径。他指出，未来社会是物为人的全面发展服务、人获得真正发展的社会，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渐进且永无止境、逐步实现的开放过程。人的全面发展在其最一般的规定性上来说是对人的片面发展的克服，是对人的本质的全面回归和占有。[34]3-4同时，这种规定性在各个不同的社会形态和社会发展阶段中有独特的内涵，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容也各不相同。“人的现代化”是全面发展的时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的一种具体形式。

　　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对未来社会的构想，在马克思看来是对人的本质的全面回归和占有。人的本质是人作为人的最根本的东西，对于人的本质，存在多种不同的归纳。如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本质在于“理性”和“社交性”[41]。理性是人类的本质特征，也是人类与其他动物的重要区别之一；社交性则体现为人类具有交流、社交和合作的天性。只有当人们充分地发挥自己的理性和社交性时，才能够真正实现人的本质和价值。马克思从人的本质入手研究人的全面发展，提出人与动物相区别的是其类特征，即人的自由自觉的创造性活动，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每个人都是个性的人。他认为体现为需要、创造性劳动及其社会化的人的本质力量，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本质内容。[34]65作为全面发展的一般规定性，人的发展的终极形态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14]104。人类最终的目标是立足人的本质，实现自由和个性的发展。但个人的全面发展只有与社会生产能力提升相结合，从而创造出社会财富，才能实现个体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首先，决定人的创造能力、社会关系和个性发展的归根结底是人的需要。人之所以能够创造性地劳动，发展出多种多样的社会关系，并充分展示个体的个性，根源是人的需要。这些需要来自人对生存的基本要求以及追求更高层次的生存状态。人有需要，才会通过劳动来满足需求，形成不同的社会关系，以及展现个人的个性和特点。人的需要是一个分层次的体系。人的最基本需要和动物一样都是生存需要，然而人不只是简单地生存和被动地适应，人的需要的多层次性决定了其生存方式和生活状态的多样性。人的需要的全面发展是对各种依赖关系的突破和超越，并在创造性活动中得到发展和丰富。人除了生存需要，还有区别于动物的社会需要。整个社会的发展过程便是人社会需要的动态发展过程：在发展中人的各种需要得到实现，又伴随创造性活动而不断发展并产生新的需要，再努力实现新的需要。其次，人作为一种创造性的动物，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最重要的特征在于人的创造性劳动。创造性劳动不仅是生存的必要手段，而且是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需要”驱动创造性劳动，只有“通过个人的劳动以及通过其他一切人的劳动”创造出所需要的对象，需要才能实现[42]。人是实践活动的存在物，人的创造性活动的全面发展，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实质性内容。最后，个性的塑造受到社会关系的影响，同时个体的行为和选择也反过来影响着社会关系的形成和发展，两者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在现实性上，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作为社会构成元素，是社会关系的特定主体和推动力量。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的这些本质力量的充分展现和人的本质的全面占有。个性的发展取决于个人所处的时代和社会及同他直接或间接交往的其他人的发展，也就是取决于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任何一个现代社会，人生活质量的提高和文明程度的发展都与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密切相关和相互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需要社会生产力所创造的物质、教育、文化等条件的支持。

　　马克思认为，人的全面发展的一般规定性在不同的时代和人的不同的发展阶段各有其独特的内涵[4]107-108。在各个不同的社会形态和社会发展阶段中，人的全面发展存在不同形态。“人的现代化”是全面发展的时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的一种具体形式。人的发展是现代化获得更大发展的先决条件和方式。毛泽东指出：“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43]邓小平说：“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关键在人。”[31]380中国的现代化还将现代化的目标视为人的发展，并提出“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44]。人的现代化同时也是现代化本身的伟大目标之一，伴随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传统中国人向现代中国人的转型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过程。七十多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中国赢得了独立自主现代化的权力，并确立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体，实现了阶级解放。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现代化道路，生成了中国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问题叠加的共时发展格局。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一段时期内，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作风，甚至干部职务终身制在内的封建残余思想和“对人的依赖”依然存在。传统社会中对于血缘、人情关系和权力的依附，在现代社会中依然不同程度存在。而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不断完善，在逐步冲破这种人的依赖性，破除人情和权力对市场经济活动的干扰，并确立公民自主决定财产和劳动的权利，实现现代人的主体性价值。但与此同时，对商品、物质利益等“物”的依赖也日渐凸显，并成为当代人发展的一种存在形态。

　　独特的现代化道路和共时的发展格局，增加了人的现代化的复杂性和难度。而在此背景下，要求对现代性下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所导致的人的单向度、片面发展保持警惕和审视。虽然理性精神是促使现代化兴起、个体主体性崛起的重要力量，但工具理性片面强调技术实用性和效率，而不是人的需要和个性。当人的需要和个性受到冷落时，人的自我实现便会被边缘化，个性和独特性变得不重要，人便会逐渐成为工具的使用者，而不再是设计者和创造者，并最终导致人的主体性的丧失。工具理性还可能导致技术至上主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过度依赖技术，忽视了自身的判断能力和独立思考的能力，这使得他们的自我逐渐退化，变得脆弱、缺乏独立性和创造力，甚至失去对生活的热情和主动性。工具理性不仅会导致人的主体性缺失，而且会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独立性和主体性。失去独立性和主体性会导致人的单向性和片面发展，因为它强调一种单一的、机械化的角色，而忽略了个体全面发展的需要。在机械化大工业化的大规模组织分工的条件下，这种片面发展更容易导致人价值的缺失和主体性的削弱。因此，推动人的全面发展，需要打破这种单一的标签和身份，引导人们进行全面的自我实现，鼓励超越单一角色身份的束缚，发展多样化的兴趣，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建设出一个以个人全面发展和社会生产能力提升为核心的现代化社会。

　　马克思以整体性的现代化历程为历史背景来解剖西方现代性及其现代化实践，从而寻找全部历史的基础。从历史出发，利用政治经济学的方法，马克思批判了西方现代性及其导致的人的片面发展。马克思认为现代化是人类文明的一种历史必然，资本主义是现代性的积极结果，同时指出现代性导致资本理性下人的自我分裂和自我异化，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的本质力量才有了回归的可能，全面发展才有了更大的价值与制度化实现渠道。[45]

　　马克思批判西方现代性的目的是重建现代性，“批判已经不再是目的本身，而只是一种手段”，批判的最终目的是建构一个“新世界”[12]6。正是在对现代性的建设性批判中，马克思揭示了人类命运和个性自由在现代性发展进程中的统一实现途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过程，即是中国人探索自己的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作为后发外源型的现代化国家，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在发展中国家的行列，迫切需要以科学民主、理性自由及人的主体性为标志的现代精神，发展现代化的经济和社会秩序。但与此同时，中国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阶段性特征并存，现代性建构面临多重复杂性。这些阶段性特征也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要自觉警惕并克服西方现代性所造成的人与自然的对立，及人的物化、异化和工具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要以人的现代化为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具体形式，推进构建健康、稳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新发展格局。

　　（作者简介：陈雪娟，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政治经济学；胡怀国，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政治经济学、经济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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