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世人宣告：“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是他首次公开提出“两个创造”。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中国式现代化作出更加系统的论述，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从五个方面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报告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九项本质要求，把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也视为本质要求之一，进一步深化了关于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认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这指明了“两个创造”之间的关系，作为第一个创造的中国式现代化，也创造了作为第二个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实际上，中国式现代化本身就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本身就具有一种新文明的意义，它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丰富发展了人类现代化理论，为人类探索更好的社会制度提供了中国方案。而且，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着独特而成体系的哲学内涵，是一整套完整的理论体系，为人类新文明的创造奠定了理论和实践的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10月28日考察殷墟时首次公开提出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2023年6月2日召开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又特别发出新的号召，提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重大标识性概念，是对人类文明新形态概念的进一步深化。在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之间加入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表明了中国式现代化是通过创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从而为人类示范了一种新文明的。由此可见，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人类文明新形态之间，构成了一种内在的逻辑关联，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意义，在于它是建立在中华文明根基之上的现代化，是通过开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而创造出的一种具有广泛意义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意义，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了古老中华文明的现代化，走出了一条比资本主义现代化更进步的新道路，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新图景。我们需要从文明根基、哲学突破乃至新文明观的确立等维度，深入解析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意义，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史意义。
一、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根基
20世纪80年代以来，很多学者从现代化理论的视野出发讨论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并且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历程到底有多长、起点在什么时候，中国的现代化究竟是内生的还是回应外部挑战的结果，都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认识。比如有观点把晚明以来中国的探索都视作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这就是典型的将现代化动力的认识深化到了中国历史社会内部的看法。不过，“中国式现代化”这个提法与过去对中国现代化的讨论和认识之间，虽然在内容上有非常深入的继承关系，但又具有着鲜明的创造性内涵；甚至与将现代化进程回置到明代的内生现代化的看法，也存在着理论旨趣上的精微而明确的差异。“中国式现代化”的提法显然具有一种鲜明的理论突破意义。如何理解这一创造性的突破，如何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这种提法与以往现代化理论的关系，是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问题。
在我们的理解中，“中国式现代化”这个概念，首先是面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提出的。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出现了很多值得解释但过去的现代化理论无法解释的新问题、新实践，需要我们创造一种新的理论来加以解释和说明，也需要我们进行理论创新，来实现对实践的高度自觉。
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创造了很多奇迹。首先是和平发展，即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是以对外资本扩张、殖民侵略作为动力，而是走了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为什么中国选择了和平发展而非对外扩张？与西方现代化不可避免地伴随着殖民扩张相比，这是一个奇迹。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发展内在地具有一种立足人民至上立场的价值观导引，在这种价值观导引下，我们不可能发展出一种损人利己的发展模式，而总是能够设身处地立于人类生存发展的全局来谋划自身的发展，让自身的发展有利于全人类的发展。这种价值观是内在于中国自身的文明历史进程的，是天道民本的价值观的现代体现。因此，中国的现代化作为中国文明历史发展的最新阶段，始终是这种价值观内在要求的结果，这表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始终追求一种文明的价值，一种来自中国文明的价值追求，一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共同价值追求，而不是强人从己的所谓的“普世价值”。中西现代化道路的不同，实质上蕴含着价值确立方式的不同。
其次是经济长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经济长期发展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这种生产力革命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在世界历史上也前所未有。我们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实现了西方几百年历史取得的经济发展成就，在生产力极大解放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生产关系的变革，但生产关系的变革并没有像西方现代化进程中那样无法避免地出现社会分化和阶级对立，经济长期发展反而带来了社会的长期稳定，这是一个更大的奇迹。
生产力解放带来的经济社会发展，按照以西方历史经验为根据的所谓一般现代化进程，它必然带来阶级对立和社会分化，可中国成功地避免了这一历史难题的发生。经济长期发展不仅没有带来社会分化，反而带来了社会长期稳定，而社会长期稳定必然会进一步推动经济长期发展。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仅解决了经济发展与社会分化的难题，更重要的是确立起了一种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模式。应该说，这就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所具有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意义。实际上，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之间本来就应该是一种正相关的关系，恰恰是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破坏了二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而正是中国式现代化恢复了这一关系，也正是中国式现代化创造出了现代化本应具有的共同特征。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理顺了活力和秩序、公平与效率的辩证关系，让活力和秩序、公平和效率可以正相关，彼此支撑，相互促进。
问题的关键是，何以中国式现代化能够建立这种正相关的关系？奇迹背后总有道理，也必有来历。道理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属性在于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强大的政治领导力不仅是经济长期且快速发展的重要保障，而且是社会长期稳定的关键前提。中国共产党代表着调节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政治力量，而政治具有调节社会与经济的权威与能力，这始终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原理，也是中华文明的基本结构。在中国，政治之所以具有这种调节能力，是因为中国的政治始终以人民为中心，以天下生民的生存发展为中心，始终立足天下共同体的整体，从共同体的整体出发，创造出造福天下人的历史功业。因此，在人民至上的价值观导引下的政治统合社会的结构就成为中华文明的基本结构，也构成了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属性，恰恰表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华文明根基，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华文明内涵。
政治始终能够调节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矛盾，使之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当中。经济长期发展并未带来社会分裂，反倒由于社会长期稳定，正相关地促进了经济长期发展，这个模式的形成只能从文明根基和文明结构出发来加以解释。只有从中华文明奠定的社会整体结构中来理解，才能找到一个深入而合理的答案。
与之相关，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整个现代化进程走的是一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共属一体、相互兼容，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任何只立足市场经济或只立足社会主义的教条都不能理解。这个奇迹仍然依托于文明带给我们的这一结构性条件，即政治对社会诸领域的调节作用而发生的。市场经济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但如果没有社会主义的保障，没有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导引，没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自身追求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市场经济本身带来的一些负面效果将会不受限制约束的恶性发展。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才能够真正高度融合发展，市场经济在最大限度解放生产力的同时，也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导引而将经济繁荣的成果最大限度地造福于全体人民。
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的上述“奇迹”，都与中国的文明根基有关，都与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文明的激活再造有关，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有关。中华文明始终认为社会统合要靠政治和“天道民本”的价值观的融合——政治运用价值观来再生产社会，这是中华文明的一个根本特点。但政治在中国之所以获得这样的权威，与中国政治取得的历史功业有关系，即要用社会的稳定、国家的统一等功业来自我证明，否则就无法支撑其对于社会的调节能力。造福天下人的历史功业与天道民本的价值观相互支撑，构成了中国政治的正当性根据，使其具有强大的能力来调节社会与经济。历史功业带来历史自信、文化自信，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观是文化自信的内涵，更是历史自信的价值根源。
这种社会整合的方式，与西方现代社会完全不同。根据布罗代尔的研究，市场经济在各大古文明中都长期存在，但市场经济最终转化为资本主义，则是发生在1500年后的西方社会。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不同，恰恰是经济整合社会，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资本与政治的结合，成为统合社会的力量，这是资本主义的本质，也是西方现代社会形成过程的本质。但在中国，深厚的文明遗产为当代中国提供了一种历史的结构和文明的条件，让中国始终坚持以政治与价值观的融合来统合社会，而经济只是手段，是民生幸福的手段和经世济民的手段。
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本质要求，在一定意义上为我们刻画出了一种基于中国道路实践的新的现代社会理论图景。首先，这一理论图景是在中华文明长期文明历史实践的前提下展开的。其次，这一理论图景是在与500年来西方世界历史进程的不断碰撞和不断交涉过程中逐渐有了轮廓，在170多年来走出历史困境的现代化道路探索的曲折经验中不断自觉的。再次，也是更重要的，这一理论图景是在中国共产党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追求古老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具有了实质性内涵。最后，这一理论图景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中找到了正确的实践方向，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形成了高度的理论自觉，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成熟理论。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是建基于中华文明根基，在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中创造出来的。这些中国特色也必将为世界现代化创造出新的共同特征。
二、重筑文明理解的理论基底
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是一种地形学构造，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有种力学的构造关系。甚至有学者提出，意识形态虽然是上层建筑的一个部分，但它可以独立发挥作用，所以事实上存在三层结构，这就是所谓的“三层楼说”。为什么把意识形态独立出来？因为意识形态与社会的再生产，或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的关系非常密切。
阿尔都塞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观点——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归根结底具有决定性作用。这种作用保证了社会的客观性、实践的客观性；但经济基础中既有生产力，又有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当然归根结底是由生产力决定的，但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本身也是保证和维持生产力再生产的重要条件。因此，再生产的关键是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而生产关系的再生产需要意识形态、需要文化。意识形态或文化具有物质力量，是再生产生产关系的物质力量。意识形态或文化的物质力量，也正是马克思所说的为人民群众所掌握的彻底的理论所具有的物质力量，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这就意味着，上层建筑特别是意识形态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力，是社会再生产的关键环节，是将经济社会政治凝聚巩固为一个整体的关键力量。
此外还必须看到，虽然地形学的力学构造可以用一个抽象原理来说明，但在解释不同地区地形学的力学构造时，必须结合其具体条件来进行理解。这是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一个重要意义，即要结合历史条件分析社会形态，也就是列宁提出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社会形态有一定的历史性和具体性，那么这个历史性和具体性是由谁来赋予的呢？在我们看来，文明就构成了具体历史条件的一个重要前提，文明形态恰恰是让社会形态从一个抽象社会形态变成具体社会形态的重要历史条件，亦即社会再生产中的重要因素与根据。中国社会能够保持长期的连续性和大规模的统一性，与文明具有的社会再生产力量关系密切。文明在一定意义上养成了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为人民群众理解其与现实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象征性资源，是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实践意识形态。
如何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述中形成一种符合文明历史发展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或许还要从文明形态和社会形态的关系当中，特别是从马克思晚期的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对于社会形态的具体分析当中，找到文明形态和社会形态的关联方式。近代西方的社会理论其实都是一种抽象社会的理论。其核心就是将社会看成由经济手段或系统手段整合的社会，是由抽象的个人通过以经济为中心而形成的系统手段创造出的人造社会，这种社会是在与古老文明的断裂中形成的抽象社会。如何让抽象社会理论能够解释具体的社会发展，可能要与文明形态、文明视野做一些结合。从这个角度来讲，文明其实就是一个具体的社会；一个具体的社会，就是有着文明历史土壤的社会，文明提供了社会的历史具体性，文明在其社会再生产当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当然，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特别是生产力发展对社会所具有的归根结底的决定性作用是第一位，但这种决定性作用的发挥需要有一个复杂的结构与之配合。生产力之所以可以保持不断发展，本身也需要某种文明因素的护持。
文明形态和社会形态的关系背后，其实隐含着一个哲学的突破，即从希腊抽象的、超验的形而上学传统，向中国的实际哲学，或者叫实践性、历史性的形而上学转化，建立起一种与抽象的形而上学相对的历史形而上学或具体形而上学。也就是说，具体或实际不是对形而上学的绝对否定和完全放弃，而是要找到一种具体和实际的形而上学的可能性——或许这是哲学突破的一个意义。也就是说，具体形而上学表明，所谓的普遍性只能是蕴含在具体实际中的共同性，这是一种不需要抽象作为中介的直接的共同性。具体的形而上学不是只能解释具体和特别，而是包含着真正的普遍性，一种真正在相互理解中相互生成的共同性。我们只有具体地理解了一切社会形态，才能对人类社会和人类文明所具有的共同性具有贯通性、原理性的把握。这种哲学的突破，为文明理论和社会理论的内在相关性奠立了一个基础。
三、中国独特的文明理解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文化生命体”的概念。文化生命体其实就是对文明的定义，其所定义的文明并不是指civilization而言，而是指“文明”这两个汉字。civilization这个词其实有一个拉丁词根civitas，是公民权、公民身份的意思，在此基础上引申出公民教养（civilitas）等一系列概念，civilization这个词与公民含义的结合表示了一种自我特殊化的身份意识。在古希腊和古罗马，它是城邦和外邦人、奴隶之间的区别；在现代，它是一种自我特殊化的公民身份。为什么身份意识、认同意识成为现代意识的一个核心构成？这正与civilization的意识有关，由于civilization是一个自我特殊化的概念，后来又与进化论结合，变成了一个文明等级论。
文明等级论是西方理解世界的一种手段。根据文明等级论，西方将地理大发现后的世界分成五个等级：savage（野蛮的）、barbarian（蒙昧的）、halfcivilized（半开化的）、civilized（文明的）、enlightened（明达的或启蒙的），或四个等级（野蛮、蒙昧、半开化、文明），或三个等级（野蛮、蒙昧、文明）。西方将每个与之不同的文明放到不同的等级中，享有不同的国际权利。这种理念显然有着非常深厚的一神教背景，基督教在其中代表着文明最高等级。
那么“文明”这两个汉字的意思是什么呢？在甲骨文中，根据冯时先生的研究，一个“人”面对“天”“地”展开自己的形态就是“文”，“文”其实是人内在具有的天地之德的展现，“明”就是把它展现出来，像文章一样——关于“文明”和“文章”之间的内在联系，有很多具体的文献根据。所以“文明”就是把“人”身上所具有的天地之德开显出来的意思。天地之德通过人加以开显，意味着文明是天、地、人共同创造、共同生成的一个生命共同体。从这个角度讲，所有的文明都具有平等性，因为都是在天地的条件下，人参与天地、开显天地之德的历史进程。即使西方文明不这样理解文明，但在本质上也具有这样的特质。所以，中国的“文明”概念，可以反过来解释civilization——它也是一个文明，是天地之德在西方人身上开显的一个历史进程。
这种从文化生命体角度进行的文明理解，是把文明理解成一个具体的形态，而非抽象的形态。文明首先是复数——当然我们并不否认文明可以有单数的结果——在具体的文明的交流互动中，只要我们都是天地之德的开显，那么一定可以获得相互理解、相互交流的可能性，并在相互理解交流中共同生成一个更大规模的命运共同体。我们相信自己身上都有着天地之德，共同去开显它，在开显中获得互相的理解，在理解中创造出一个单数的文明，在交流中形成一个更大规模的天、地、人的共同体，让所有人与天地共同构成一个文明共同体，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才是真正意义上文明水平的提升。因为这是在“德”的意义上的提升；德，才是文明的真正含义。文明必须保证德的开显，这是我们对文明的一个总体性理解。
四、文化生命体与文明主体性
用“文化生命体”定义文明，具有非常重要的思想史效果。用“文化生命体”定义文明，让我们可以获得一种内在的视野，一种理解历史的内在视野，这种视野也是大历史观的认识论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一个结合”的基础上提出了“第二个结合”，亦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将5000多年中华文明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气贯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在价值观上高度契合，而且彼此相互成就、共同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化生命体。五四运动以来，我们对传统持一种批判继承的态度。根据这种文化生命体意义上的文明观，我们可以区分出两种批判。一种是内在的批判，另一种是外部的批判。所谓内在的批判，是文化生命体自身为了畅达生机而必然发生的新陈代谢过程；也就是说，是我在批判我自己，是为了我这个生命体能够不断克服生机的障碍、环境的不足，通过取精用弘、去粗取精的方式来调适生命体的生机，获得一种生生不息的生命状态。批判是必要的，只要是生命体自我的内在批判。但如果是站在生命体之外，那就不是我在批判自己，而是站在别人的立场上来批判我，这个时候结果只有一个，即自我的否定，而且是从外部对自我的否定，这种否定是对生命体存在价值的否定，是对生命体的毁灭。因此，我们必须区分两种批判。内在视野中的内在批判，是生命体成长的不可或缺、不得不然的环节，这种批判是以对生命体的自我肯定为前提的。“第二个结合”表达的正是这种否定与肯定的辩证法。
用文化生命体来定义文明，意味着文明之间是绝对不可相互置换的，但又必然可以互学互鉴，因为所有的学习和交流都是为了自己生命体的成长。借助“文化生命体”的内在视野，我们可以找到批判的上述两种意义。因此，我们要克服的是外在否定和外在批判。所有的外在否定和外在批判都是教条主义，都是一种背离生命实际的形而上学，不仅不利于生命体自身的生机畅达，而且会戕害生命体的生命力。同时，我们更要看到内在批判与内在肯定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即批判是为了更好地肯定，让生命更好地获得畅达的生机；内在批判是生命体成长的环节，而非自厌反应。因此，内在批判必以内在肯定为前提，也必然会以更高层次上的自我肯定为结果。
根据文化生命体意义上的文明观，文明与社会之间自然具有一种共属一体性，文明为社会提供了具体的形态，社会构成了文明的具体的内容。中国式现代化必然是中华文明这个生命体之上的现代化，是中华文明这个文化生命体的现代形态。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深远的文明意义，就是在古老中华文明这个文化生命体中创造出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创造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华民族就是中华文明这个文化生命体的生命主体。
因此，正是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中华民族的古老文明成为同一文化生命体的不同生长阶段，而非两个相互否定的部分。古老文明只有进行生机的更生，才可以不断发展。如果它不能够畅达自己的生机，就将永远停留在过去，无法成为一个新的生命体；它只有经过不断地畅达生机，才可以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现代文明，属于自己的新文化。这一现代文明，一定是具有自身文明主体性和民族主体性的现代文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就是一个具有中华文明主体性和中华民族主体性的现代文明。
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普遍性意义，在于向世界昭告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即所有的现代文明都应该是具有自身主体性的现代文明，而不是被一种抽象的普遍性所掩盖和否定，甚至用抽象的普遍性抹杀自身主体性、抹杀自身生机的现代文明。这不是出于自我中心的自我辩护，而是符合文明历史发展实际的认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提出表明了一种新的文明观，这种文明观认为，现代文明必须是具有自身主体性的现代文明，而所有具有自身主体性的现代文明，最终共同构成了人类现代文明的百花园。
中国式现代化的哲学和理论意义就是对文明标准的重新确立。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相互一致，物质繁荣和精神提升之间相互促进，应该是现代作为文明的根本标准。中国式现代化通过自己的探索提供了自己的答案，为人类文明建设自己的未来形态提供了宝贵的示范。
五、古今中西之争的解决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提出有一个重要的思想旨趣，即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古今中西之争的解决提供了方案。所谓古今中西之争，就是近代以来困扰中国百年的道路之争问题。当我们不能从文化生命体自我生长的角度来理解文明，道路之争自然就会发生；如果立足于文化生命体来理解文明的创生，则这些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三个相互说明的概念，一是“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二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三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三个概念从不同方面共同说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式现代化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个新形态就是由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所示范于全人类的新文明。这个新文明首先是中华文明的新文明，是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其次这个新文明是由中国式现代化所创造的，是中国式的现代文明，是具有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主体性的现代文明，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关切就是如何建设具有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主体性的现代文明，文化主体性问题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主题。
因此，对古今中西道路之争的解决，就是用中国式现代化来克服西方式现代化的教条，用具有中国主体性的现代化来克服西方化等于现代化的迷思。中国式现代化不是反对现代化，而是肯定现代化的共同特征，特别是现代化所具有的解放生产力的作用。正是现代化突破了古老中华文明的发展瓶颈，极大地解放了中国社会的生产力，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现代化在中国走出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实现了生产力更大限度地释放。中国式现代化创造出了更加符合共同特征的生产力。同时，我们也高度肯定现代化对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重要意义，并始终将其视为现代化的宗旨和目标。但我们认为西方式的现代化发展背离了现代化的宗旨和目标，物质繁荣并没有带来精神上的富足，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不能协调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则始终坚持中华文明的价值关怀，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导引现代化发展，走出了一条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一条中华文明现代化的道路，走出了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精神与物质双重共同富裕的道路。我们坚持现代化的方向，同时克服对现代化的教条化理解，创造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让现代化具有中国自己的主体性，让现代化在充分克服生产力解放瓶颈的同时，让社会财富的增长促进人民的共同富裕、促进的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让现代化创造出更加符合人作为“社会的人类”的本性的新文化，让现代化创造出更加符合人类本性的人类新社会和人类新文明。这种新文明就是由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昭告于世界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创造我们时代的新文化”，就是要创造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要克服苏式社会主义或其他关于社会主义的教条式理解，找到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主体性，特别是创造性地建立起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用强大的政治前提保障经济长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不断促进文化繁荣，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文明的内在生命力，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克服对中华文明的复古主义态度，不断激活中华文明的古老生机，将中华文明充分地带入现代，实现现代化。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对“洋教条”“古教条”“马教条”的同时克服。在这个意义上，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创造出了一种将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文明有机融合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社会主义、现代化与中华文明共属一体、有机化合，凝聚为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国式现代化带来的社会主义新文明，是与中华文明核心价值高度契合的社会主义新文明，也是中华文明自身创造出的现代文明，是通过社会主义实现的现代化，是通过社会主义创造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解决古今中西之间的道路之争的总纲领，也是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的最大认同。
总之，只有摆脱教条主义之所困，才能真正消弭道路之争，回到中国的实际，回到中国文明的实际，回到中国自身的主体性上来，焕发出或者解放出中国文明创造的生命力。这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意义。
结 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及其伟大实践，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六观，都来自于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来自于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伟大实践，深刻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意义。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意义，来自于中华文明的根基，它首先是中华文明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了中华文明特性的创造转化和创新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文明连续发展的新阶段。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意义，是通过社会主义方式实现的现代化，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古老中华文明激活再造的现代过程。这一进程同时也赋予了社会主义以文明的意义，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的深度结合，开创出了一种克服西式现代化内在矛盾的社会主义新文明，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意义，是以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开辟了中华文明连续发展的现代道路，开创了具有高度文化主体性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国式现代化让中华民族终于可以提出自己关于现代文明的自我主张。
（作者简介：张志强，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东南学术》202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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