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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历史伟人，是推动中华民族开始走向复兴伟业的革命领袖，是创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开拓先驱。毛泽东在传承中华文明的基础上，根据新的时代特征和革命实践，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描绘了光明前景，为创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书写了精彩开篇，推动了中华文明从古代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型的历史进程。

一、心怀中国文明和人类文明的未来，探索东西文明融会的途径，提出创造中华民族新文明的未来方向

　　中华文明的盛衰，以综合国力的强弱为中心轴线。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中华文明曾是东方文明的中心。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国门，使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国破山河碎”拷问着中华文明的价值。振兴中华和文明复兴在求富求强的历史进程中相互交织。如何创造中华民族的新文明、实现中华文明的更生再造，如何破除西方文明之弊，如何创造人类文明未来，是毛泽东等先进分子思考的重要问题。

　　(一)探讨“东西方文明会合问题”,寻找创造“世界新文明”的路径

　　在青年毛泽东的话语体系中，“文明”的概念主要存在于以下语境：一是与野蛮相对的“文明”行为，如“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二是以“文明”定义人的品质素养，如“文明柔顺，君子之容”。三是把思想文化程度称为“文明”,如他在读《伦理学原理》时批注道：“观念造成文明。诚然，诚然。”四是用“文明”来体现社会进步状态，如“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称近世德国、日本等为“文明诸国”等。

　　在西学东渐背景下，为探索救国方案，中国的先进分子从否定君主专制、摒弃等级制度到抨击孔子学说，解构了古老中华文明的制度根基；同时，他们秉承“修齐治平”的价值观念，心怀大同社会的理想追求，肯定中国文明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毛泽东认为：“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这种论断与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划清了界限，是复兴中华文明的逻辑前提。肯定中国文明的地位和认识西方文明的弊端，二者相互联系。毛泽东在致黎锦熙的信中表示：“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毛泽东在同张昆弟游览昭山寺时提到：“西人物质文明极盛，遂为衣食住三者所拘，徒供肉欲之发达已耳。若人生仅此衣食住三者而已足，是人生太无价值。”毛泽东在读《伦理学原理》时批注道：“泡尔生固注重内界修养者，所以挽救物质文明之弊。”毛泽东对西方文明之弊的清晰认知，实质上也否定了全盘西化的思路。

　　东方文明偏重于精神文明，西方文明偏重于物质文明；二者各有所长，宜互补融合，是中国先进分子得出的自然之理。李大钊认为，“东洋文明与西洋文明，实为世界进步之二大机轴，正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而此二大精神之自身，又必须时时调和、时时融会，以创造新生命，而演进于无疆”。杨昌济主张“合东西洋文明于一炉而冶之”,即“在吾国人能输入西洋之文明以自益，后输出吾国之文明以益天下，既广求世界之智识，复继承吾国先民自古遗传之学说，发挥而光大之”。毛泽东在《问题研究会章程》中提出“东西文明会合”这样一个重要问题。在当时的先进分子看来，融会东西方文明是创造“世界新文明”的直接途径。

　　(二)认定“俄国是世界第一个文明国”,构想“中华民族的改革”前景

　　在东西文明的两难选择之间，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俄国地处东西方交会处，具有调和东西文明的天然优势。毛泽东在致周世钊的信中提到，“俄国是世界第一个文明国”。毛泽东在发起文化书社时表示：“澈底些说吧，不但湖南，全中国一样尚没有新文化。全世界一样尚没有新文化。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什么是俄罗斯新文明、如何创造世界新文明的问题，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密切相关。李大钊说：“现在的时代是解放的时代，现代的文明是解放的文明。”民主主义是人类解放的武器，专制主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都会被民主主义所战胜。社会主义文明是人类争取自由和解放的文明，是战胜专制主义的文明。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欢呼“世界革命”,倡导“人类解放”运动。他关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改革，“见于政治方面，由独裁政治，变为代议政治。由有很〈限〉制的选举，变为没限制的选举。见于社会方面，由少数阶级专制的黑暗社会，变为全体人民自由发展的光明社会”。各种改革，一言以蔽之，是“由强权得自由”。

　　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的必然选择。瞿秋白认为，科学文明是资产阶级的产物，也是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的起点；社会主义文明是科学文明和艺术文明的结合，是人类光明的前途。“那不但是自由的世界，而且还是正义的世界；不但是正义的世界，而且还是真美的世界!”毛泽东赞同新民学会“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针，指出“这种世界主义，就是四海同胞主义，就是愿意自己好也愿意别人好的主义，也就是所谓社会主义”。这表明，青年毛泽东确立了社会主义文明的目标选择。

　　在选择社会主义新文明的同时，中国先进分子也关注中华文明的复兴和世界文明的走向，致力于拯救西洋文明、传播俄罗斯文明、复兴中华文明、创造中国新文明，使中华文明为世界作出第二次大贡献。李大钊号召创造青春之中华，“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毛泽东主张，为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走俄国式道路是一个变计。他主张通过民众的大联合求得社会解放，认为“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毛泽东把中华文明复兴和人类文明结合起来，选择俄国式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为追求人类新的文明确定了目标方向、做好了思想准备。

　　(三)找到阶级斗争这一推动文明演进的直接动力，坚信文明社会“将来还要进步到一个共产主义社会”

　　毛泽东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从社会形态意义上认识“文明”和“文明社会”的概念。一般来说，家庭、私有制、城市、国家等的产生，是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而青铜器、礼制、农耕等则具有早期中华文明的特点。恩格斯指出，文明时代在经济方面有下列特征：出现金属货币，从而出现货币资本、利息和高利贷；出现商人；出现土地私有制和抵押；出现作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形式的奴隶劳动；出现作为社会经济单位的个体家庭。因此,私有制是文明社会的经济基础。毛泽东指出：“私有制曾经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有人说过这样的话：人类历史有五十万年，但其中四十九万五千年就不懂得私有制这一条，因而没有进到文明社会。”

　　自有阶级社会以来，社会分化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这种分裂存在于整个文明时代。恩格斯说，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奴隶制、中世纪的农奴制和近代的雇佣劳动制，“是文明时代的三大时期所特有的三大奴役形式”。不同的社会形态代表不同的社会文明时期。根据唯物史观，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趋势。毛泽东指出：“人类又有几十万年的历史，出了文明社会，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出了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宇宙观教给我们，要懂得将来还要进步到一个共产主义社会。”这从理论上指明了人类新文明的发展方向。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阶级斗争是解决社会矛盾的直接动力。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指出：“当文明一开始的时候，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最后建立在积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的对抗上。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毛泽东也指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毛泽东不但确立了中华民族新文明的方向和目标，而且找到了阶级斗争这个推动社会文明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演变的直接动力。

二、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为创造中华民族新文明提供了社会条件、道路方向、指导思想和主体力量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中国革命的胜利，为现代化建设扫清了障碍，为创造中华民族新文明创造了社会条件、开辟了方向道路、提供了思想指南和主体力量。

　　(一)领导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为创造中华民族新文明提供了社会条件

　　创造什么样的社会文明，同选择什么样的革命道路密切相关。准确判定中国社会性质和历史方位，是创造新的社会文明的前提。党和毛泽东把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统一起来，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结合起来，将新民主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衔接起来，确立了共产主义的社会文明目标，找到了经过新民主主义迈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指明了创造中华民族新文明的可行之路。中国革命的胜利，终结了近代以来的动荡局面，为创造新的国家和社会提供了条件。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宣告破产。“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

　　建设“文明先进的中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目标。根据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规律，只有建立起新民主主义国家，才能为社会主义创造政治前提。中国共产党通过领导政治、经济、文化革命，“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毛泽东在《将革命进行到底》中指出，要用革命的方法，消灭一切反动势力，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这样，就可以实现中华民族大翻身，实现中国人民大解放，实现国家独立、民主、和平局面，由此“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造成由人剥削人的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

　　一定社会的文明具有延续性和阶段性，新的经济社会建设是新的文明形态的前提。毛泽东领导人民建设革命根据地，实现了党局部执政的实践拓展。习近平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在根据地创建人民政权，探索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制度，为新中国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国家制度积累了宝贵经验。”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经由新民主主义社会通向社会主义社会，指明了建设“文明先进的中国”的特殊道路。

　　(二)创立毛泽东思想，为创造中华民族新文明提供了指导思想

　　党和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相结合，总结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创造了毛泽东思想，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先河，为创造中华民族新文明提供了思想指南。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史。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的许多著作，都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文化来阐释中国革命实践的经典著作。毛泽东作为具有深厚传统文化根基的党的领导核心，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作出了开创性贡献。刘少奇认为，“要使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中国化，要使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就是说，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方法来解决现代中国革命中的各种问题”。这必须有高度的科学精神和高度的革命精神相结合，需要应用马克思主义方法对社会历史及其发展作出科学分析。毛泽东“成功地进行了这件特殊困难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科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毛泽东思想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与社会观——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概括中国历史、社会及全部革命斗争经验而创造出来，用以解放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理论与政策”。毛泽东思想包含关于新民主主义国家、农民解放、统一战线、革命战争、根据地、党的建设、文化建设等方面的理论与政策等内容，“是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这些理论和政策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涵养下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国学者斯图尔特·施拉姆认为，毛泽东“用民族传统中的思想和财富来丰富马克思主义，使其成为进行革命转变、最终实现西方化的最强有力的动力”。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文明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

　　(三)领导建设中华民族新文化，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指明了方向

　　近代以来，中国思想界在探讨中国社会出路的同时，也提出中华民族的未来文明问题。洋务派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试图延续封建专制文化的旧路；辜鸿铭、梁漱溟等人持“东方文化”论，主张用中国文明改造世界；陈序经、胡适等人鼓吹“全盘西化”论，试图走欧美资本主义道路。毛泽东领导人民在中国革命实践基础上，开辟出中国文化发展新道路，创造了中华民族新文化，指明了中华民族新文明的发展方向。毛泽东指出：“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中国革命胜利是中华文化复兴的先决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正在复兴着中华文化，但是超越资本主义文明形态也不可能一蹴而就。

　　正确处理“古今中外”的关系，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发展路径。列宁指出，我们“不是臆造新的无产阶级文化，而是根据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无产阶级在其专政时代的生活与斗争的条件的观点，发扬现有文化的优秀的典范、传统和成果”。毛泽东强调，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批判地吸收中国传统文化和外国优秀文化成果，创造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者，不应当割断历史，对于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这份珍贵文化遗产，应当进行批判的继承。毛泽东强调：“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对于外国文化，也要将其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只有剔除其糟粕、吸取其精华，才能真正转变为利于自身发展的养分。批判地吸收外国优秀文化成果，既要反对闭关自守和盲目排外，也要反对全盘西化和盲目照搬。毛泽东关于正确对待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中华文化与外国文化的思想，为发展中华民族新文化指明了方向。

　　(四)创建和锻造了中国共产党，为创造中华民族新文明积蓄了领导力量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实践中，缔造和锻炼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大团结，使人民群众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为创造中华民族的新文明锻造了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是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是实现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中坚和脊梁。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党是为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坚持唯物史观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观点，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人民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是真正的英雄；坚持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领导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由此为创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积蓄了主体力量。劳动群众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人类社会文明的创造者。在旧社会，劳动人民处于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他们创造历史的作用往往被忽视；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使劳动人民可以通过行使民主权利，自觉主动地创造历史。

三、领导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组织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创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建设高度文明的新社会新国家，是历史赋予党和人民的重要使命。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是中华文明漫长历史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创造着自己的文明和幸福，也促进了世界的和平、自由与发展。中华民族站上了新的历史起点，中华文明复兴也迈上了新的历史阶段。1949年9月，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会上庄严宣告：“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中国人民“成为有高度文明的新社会新国家的光荣的主人”。“高度文明的新社会新国家”,是指比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更高级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这种文明就是社会主义文明形态。

　　(一)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设了国家形态

　　一般来说，崭新的国家形态是人类新文明孕育、发展的制度标志。“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它在一切典型的时期毫无例外地都是统治阶级的国家。”党领导人民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而“只有无产阶级专政，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够达到而且已经达到了高度的文明”。人民民主专政为创造中华民族新文明提供了国家形态，为中华文明以国家形态延续、创新和发展奠定了政治前提。

　　关于新中国的国家结构，毛泽东扬弃“九州共贯、六合同风”的大一统传统，摒弃联邦制国家模式，建立起单一制国家，实现了中华民族大团结，为创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疆域空间。习近平强调：“我们没有搞联邦制、邦联制，确立了单一制国家形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就是顺应向内凝聚、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发展大趋势，承继九州共贯、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中国文化大一统传统。”这种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架起了中华文明从古代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型的桥梁。

　　(二)创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创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制度基础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人民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创造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个根本政治制度，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创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创建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巩固了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发展了平等互助的新型民族关系，加强和扩大了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为中华民族创造了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文明。中国特色政治制度的构建，具有深厚的历史根基，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延续性、独特性和创新性。习近平指出：“我们党开创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与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天下共治理念，‘共和’、‘商量’的施政传统，‘兼容并包、求同存异’的政治智慧都有深刻关联。”

　　建立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为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提供了政治保证。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辩证关系，决定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必然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制度。毛泽东强调：“革命是为建设扫清道路。革命把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加以改变，把经济制度加以改变，把政府、意识形态、法律、政治、文化、艺术这些上层建筑加以改变，但目的不在于建立一个新的政府、一个新的生产关系，而在于发展生产。”社会生产是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就会形成与之相对应的文明形态。列宁在《论粮食税》中指出：“俄国无产阶级在政治制度方面，在工人政权的力量方面，比不管什么英国或德国都要先进，但在组织像样的国家资本主义方面，在文明程度方面，在从物质和生产上‘实施’社会主义的准备程度方面，却比西欧最落后的国家还要落后。”生产力是社会存在的基础和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社会主义社会也不例外，因此发展生产力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的首要任务。

　　从世界范围来看，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要么选择西方资本主义的工业化道路，要么仿效苏联式的工业化道路。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表明，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毛泽东指出：“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如果又不搞社会主义，那就要两头落空。”党和毛泽东提出并实施“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基本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探索国家工业化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指明了方向。

　　“国家没有法制，就不能成为一个国家。”法律制度是国家制度的法治化和规范化，是现代文明国家的重要标志，而社会主义法制是人类社会新文明的主要指标。毛泽东强调，法律“是维护革命秩序，保护劳动人民利益，保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保护生产力的。我们要求所有的人都遵守革命法制”。毛泽东主持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以宪法为核心，制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等国家机构的组织法，确立了国家政治和经济生活的基本原则。

　　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建立，实现了从封建专制到人民民主的国家制度的伟大跨越，是中华民族制度文明史上的伟大飞跃；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设想的科学性，是人类制度文明史上的创举，也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重大里程碑。毛泽东领导建立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不仅在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为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三)总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为创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探索了可行路径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党面临的中心问题。毛泽东提出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

　　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原因之一，“是经济技术落后”。“我们应当以有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力求在一个不太长久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社会主义经济是巩固人民政权、维护国家安全的物质基础。只有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才能增强国防力量，反对外来侵略，巩固人民政权，防止被开除“球籍”的危险。因此，毛泽东提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因素。马克思指出，整个生产过程表现为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的时候，资本才造成了与自己相适合的生产方式。“资本是以生产力的一定的现有的历史发展为前提的——在这些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生产力的发展，“最终总是归结为发挥作用的劳动的社会性质，归结为社会内部的分工，归结为脑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毛泽东十分重视科学技术对生产力发展的革命作用，指出“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搞上层建筑、搞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现在生产关系是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科学革命和工业化发展是建设现代文明的必备条件。为此，毛泽东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要求完成这个历史赋予我们的推动技术革命的伟大使命。1957年3月，毛泽东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指出：“现在处在转变时期：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的革命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这些精辟思想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决策提供了理论指导。

　　从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来看，新中国开始进入社会主义工业化时期。1955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提出，中国进入了“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的历史新时期。在此基础上，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建设目标。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公布了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奋斗目标。中国走的是以重工业为中心、农轻重并举的工业化道路。工业化道路问题，主要涉及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发展的关系问题。没有现代化的重工业，就没有现代化的农业、轻工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工业。“重工业的建立和发展，是国家富强文明和人民幸福生活的主要源泉。”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化，是社会主义文明的物质基础。

　　对于社会主义发展步骤和时间安排问题，毛泽东赞同“两步走”的战略设想，即“在三年过渡阶段之后，我们的工业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考虑：第一步，搞十五年，建立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使我国工业大体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再用十五年，使我国工业接近世界的先进水平”。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提出，“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考虑：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对于发展阶段问题，毛泽东把社会主义分为“建立”和“建成”两个阶段，明确“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经过后一阶段，到了物质产品、精神财富都极为丰富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的时候，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从而初步勾勒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进阶路径。

　　(四)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创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领导党和人民逐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形成了农业、工业、交通运输、建筑、金融、贸易旅游和综合技术服务等七大行业，一系列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产业发展迅速。据统计，从1952年到1980年，我国纱产量由65.6万吨增加到292.6万吨，布产量由38.3亿米增加到134.7亿米，原煤产量由0.66亿吨增加到6.2亿吨，发电量由73亿度增加到3006亿度，原油产量由44万吨增加到1.0595亿吨，钢产量由135万吨增加到3712万吨，粮食产量由1.639亿吨增加到3.2055亿吨，棉花产量由130.4万吨增加到270.7万吨。美国学者莫里斯·梅斯纳指出，“曾经长期被轻蔑为‘亚洲病夫’的中国20世纪50年代初期以小于比利时工业规模的工业开始，在毛泽东时代结束时，却以世界上六个最大工业国之一的姿态出现了。中国的国民收入在1952年至1978年的25年间增加了4倍，即从1952年的600亿元增加到1978年的3000亿元，而工业在增加的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最大”,毛泽东时代的经济记录“是中国奠定现代工业化基础时代的记录。实际上，这一记录优越于德国、日本和俄国工业化的可比阶段”。

　　毛泽东领导组织发展科学技术和国防技术，取得了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一系列重大国防科技成果，为推进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安全保障。“两弹一星”在中国科技进步、工业化水平、国家科技创新体制、科学家精神、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等各方面，都代表着中华文明进步的新水平新标识。邓小平强调：“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毛泽东还十分重视教育在国家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他领导人民群众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以1949年、1965年、1976年三个年份数据为例，中国高等学校数目分别是205所、434所、392所；在校学生数目分别为11.7万人、67.4万人、56.5万人；普通中学数目分别为4045所、18102所、192152所，在校学生数目分别为103.9万人、933.8万人、5836.5万人；普通小学数目分别为346769所、1681939所、1044274所，在校学生数目分别为2439.1万人、11620.9万人、15005.5万人。人民教育事业的发展，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建设者和接班人，为创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人才准备与保障。

　　(五)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为创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思想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有机结合起来，提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发展目标、战略安排、发展阶段、实践路径等，阐释中国工业化道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价值规律、“两参一改三结合”等思想；提出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贯彻民主集中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等政治思想；提出发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价值观，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等。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体现了社会主义文明的本质特征。毛泽东推动发展社会主义思想文化，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和吸收外来优秀文化成果，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指明了文化发展路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是毛泽东思考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历史经验的总结，科学地解决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的关系问题，为社会主义文化创新发展指出了可行路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根据新的时代特征和具体实际，承前启后、踵事增华，开启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征程。繁荣和发展先进文化，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新时代赋予我们的新文化使命。毛泽东播下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种子”，正成为全新人类社会文明的中国形态和独具特色的中国图景。

　　（作者简介：刘仓，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毛泽东研究》202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