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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深刻理解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内涵，需要我们从根本上把握好三个方面的关系：一是文化与文明的关系，从中华文明中关于文明的理解出发，重新定义文明与文化，把文明理解为文化生命体的生命实践。二是“第二个结合”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关系，我们需要从文化生命体和生命实践角度来理解文明的定义，在这个意义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古老中华文明之间是文化生命体生长的不同阶段，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有着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主体性的现代文明。三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关系，我们认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就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具体展现。

　　近代以来，我们在理论概念的使用上有一个明显的误区，就是将源自西方的概念直接翻译成中文后，想当然地将中文翻译与西方根源混同起来，从而总是尽力在中文的语境中发明出这些概念的普世性特征。无疑，这种发明具有着不自觉地建构性意义，我们总是在西方概念和范畴的普世性视野里发明自我，一种在普世性视野里的特殊自我，而不是致力于从中国自身的文明历史经验里确立自我，一种具体而真实的，不依赖于西方概念的自我呈现。“文明”这两个汉字与“Civilization”这个西语词的纠缠史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Civilization 的词根是拉丁语公民和公民身份的概念，因此其天生具有一种身份意识，一种自我特殊化的意识，正是这种自我特殊化才会引申出文明等级论，再与历史进化论结合，变成单线的文明论，单线的文明进化史观。

　　中国文明的概念则没有自我特殊化的特征，汉字“文”的概念是一个人面对天地敞开自我的形象，“文”是把自己内在的天地之德彰显出来的一个过程，所以文明和文章可以通用，文章也是彰显，是把自己内在德性开显的过程，开显的德不是所谓公民德性，也不只是政治德性，而是天地之德。天地之德是一切德行和德性的基础和内涵。有人也提出来说，中国也有文野之别，那么中国的文野之别是否也是文明等级论呢？当然不是文明等级论。文野之别不是区别他者的自我优越意识，文野之别是建立在中国的文明观上的，如果把文明看成是天地之德的开显的话，那么这种天地之德的开显，就是对自我中心的克服。超越自我中心就是从天地出发的，或者说以天地为中心的德性本身所具有的内涵。文明就意味着对自我中心的克服，意味着一种超越自我中心的德性和德行。在这个意义上，文野之别不过是在是否具有超越自我中心的德性上的差别。在中华文明看来，当一种文明将自身看成是特殊的优越于其他文明的文明时，就意味着它已经不再文明。文野之别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由夷变夏和由夏变夷，就是在说明这个道理。每一个文明其实都是在开显天地之德，无论其是否自觉，问题在于有的文明将自身对天地之德的开显，视为是自身的特权，并且垄断了这种特权，那么这种文明的实质不过是野蛮的自我中心而已。汉字的“文明”所表达的文明观，是克服自我中心，从根本上消除文明等级的文明观。文明是与天地对应的，是由天地人共同创造的，文明是人对天地之德的效法和开显。

　　在此意义上，文化与文明在天地之德开显的意义上是同义的，在汉语语境里并没有特别明确的区分。我们也可以说文明就是文化生命体的生命实践，就是人文化成的生命成长的实践。用文化生命体的概念定义文明，意味着文明就是人面对天地所组成的天地人共同体，文明不仅仅是人对自然的改造，更是天地人的互动过程及其成果。文明中天地人三者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了“文明”，构成了“世界”。文化生命体意义上的文明就是天地人之间构成的共同生命实践，一种具有物质性和生产性的生命实践，一种具有创造性和实在性的生命实践，同时也是具有物质性和生产性、创造性和实在性的文化实践。文明就是文化生命体生命实践的过程。文明、历史、实践、文化具有同义性。作为生命实践的文明，当然需要物质条件，但人与其物质基础之间形成了一种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转化的关系，人的自然化与自然的人化，共同构成了实践或文明的总体性，自然不过是实践的物质性方面，人则是实践的主体性方面，人是实践的结果也是实践的创造主体。实践的客观性只有通过转化为物质力量的人的文化才能加以改造。这种文明观是唯物史观的新表达。

　　2023 年召开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特别强调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重要性，对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哲学关系，特别是精神文明所具有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意义，给予了特别的阐述。从文化生命体的角度来看，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不可分割的，经济基础对于上层建筑归根结底具有决定性作用，但上层建筑对于现实的再生产，对于社会的再生产也具有强大的反作用，甚至一定条件下也发挥着某种基础性的作用。因为，文化作为实践的产物也具有物质性，而且文化也只有变成物质力量才能创造世界。在这个意义上，文化具有将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统合为一种实践总体性的作用。正是文化让生命体具有了统一的自我，成为了一个具有创造功能的主体。

　　国无精神不强，人无精神不立，就是在阐明一个道理，在物质发展达到一定程度之后，生命体的发展更需要精神的滋养，物质发展需要真正促进生命体整体的成长，就需要形成完整强大的自我，形成进一步开辟新实践的创造性主体。否则物质进步将无所依傍也无所归属，反而可能会对虚弱主体进行反噬。对精神文明的本体论地位的强调，说明了文化在治国理政中的突出地位，说明了文化自我对于形成实践总体性的奠基性意义。

　　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中华文明的关系的把握，核心在于从文化生命体角度理解文明。作为生命体，为了活下去，需要不断的生长，不断进行新陈代谢，去粗取精，取精用弘，需要经历不同的成长阶段。对于外来文化，作为一种必要的营养当然需要吸收。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毫无疑问需要把外来文化充分转化为生命体的内在有机组成，成为生命体自身，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意义。因为，马克思主义不能仅仅以理论形态停留在生命体的外部，必须进入生命体内部，成为生命体自身。

　　从文化生命体的角度来看，中华文化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力，就是让马克思主义具有了中华文化的生命。应该说马克思主义的中华文化化，才是马克思主义最为彻底的中国化。中华文化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和历史基础，提供了大众基础，提供了生活实践和生活世界的基础。同时，马克思主义也通过中华文化创造出了中华文化的新形态，创造出了中国人民的新生活，新的生活世界。正是经由马克思主义的中华文化化，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也正是经由马克思主义的中华文化化，实现了中华文明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 

　　立足于文化生命体来看待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关系，两者就是文化生命体发展的不同阶段。两者之间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自然生长的关系。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创造出来的具有中国主体性的现代文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是一个遥远目标，而是一直在进行并取得伟大成就的历史进程，是中华文明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和行动的总纲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构成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基础性内容。认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首先需要我们对中国道路及其成就进行全方位的实践总结和理论升华。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个标识性概念，是对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个概念的进一步展开和充实。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首先是通过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示范于全世界的。中国人民经由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创造，表明我们已经成为人类新文明的代表。因此，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就是中国人民创造的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一面旗帜，是一个思想和行动的总纲领，这面旗帜能够召唤出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的伟大力量，能够团结起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习近平强调“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思想解放，强调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铸古今、会通中西的文化成果。应该说，正是经由“第二个结合”实现的“又一次思想解放”，为破解“古今中西之争”提供了思想条件；正是经由“第二个结合”实现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破解“古今中西之争”提供了现实答案。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一个用中国式现代化创造出来的现代文明，不过这个现代文明不是西方现代化的产物，而是有着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的主体性，是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文化。因此，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一种具有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主体性的现代文明，是对全盘西化论迷信西式现代化的“西教条”的破除。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文化，也是对社会主义教条主义认识的破解，特别是对苏教条的破除。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的新文化中国特色主义新文化是沿着近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开辟的新文化路线从过去旧文明中成长出来的新文化。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更是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是在“第二个结合”中由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的中华文明现代形态，是通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通过创造的环节把古老中华文明带入现代文明，它不是老文明的复归，而是新文化的创造。因此，中华文明现代形态是对复古主义的破解，是对古教条的破除。“古今中西之争”的发生来自思想上的教条主义，不能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教条主义，也必不能牢牢把握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的主体性。中国道路不管是从洋教条出发，还是从苏教条、古教条出发，都无法取得现在的成就。因此，“第二个结合”带来的又一次思想解放，是相对于“第一个结合”中对教条主义的思想解放而言的又一次更彻底地思想解放。这次思想解放，通过对苏教条、洋教条和古教条的同时克服，最终确立起了具有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主体性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教条主义的本质是形而上学和本质主义，“普世主义”迷思和“历史虚无主义”幻觉，都是形而上学和本质主义的产物，都是不能从文化生命体的生命实践出发，而是从实践的总体性出发来理解中国道路的产物，是观念和现实脱节的产物。“两个结合”因此也有着破除形而上学和本质主义思想方法，树立思想认识上的主体性的哲学意义。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第一个结合”的实事求是，必然带来“第二个结合”对于文化主体性的确认。这个文化主体性是中华文明、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文化主体性的合一，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主体性深深扎根于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之中，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则由中国共产党来承担，由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来展现。

　　关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关系，仍然需要我们立足于文化生命体的文明观来把握。 

　　作为文化生命体的文明，肯定是多元多样的，文明多样性具有着生命多样性的特征，但同时又必然具备着文化生命体的共同特征。这些共同特征来自于人与天地之间的德性关联，也正是由于这种德性关联使得文明之间可以相互理解，并在相互理解中相互共生，在相互共生中团结成更大的生命共同体，创造出共同的人类文明。因此，人类共同的文明不会根据抽象的普遍原则构造出来，只能从不同文明间依循天地之德进行的交往互动中形成。从古老中华文明中生长出来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中国人民依循天地之德而创造的现代文明，向全人类示范了一种现代文明、一种新文明的形态，一种将中华文明特性加以现代转化和创造的现代文明，一种将现代文明的精神和价值扎根于古老文明的有机生长之中的文明。这种新文明将生产力的极大解放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结合成一个文化生命体实践的有机总体，把建设一个符合“社会的人类”本性的“人类的社会”作为文明的目标，把建立在不同文明主体性之上的不齐而齐、和而不同、共同发展的文明秩序作为全人类的文明理想。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通过自身的文明历史经验和曲折奋斗的历史，向世界昭示了一条新的文明道路，那就是只有牢牢把握文明发展的主体性和创造权，才能创造出自己文明的现代形态。不同的民族和文明想要实现现代化或者建立现代文明，就要找到自己的主体性，创造属于自己的现代文明，这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所昭示的人类文明新形态，能够超越抽象普遍的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关键含义。这种超越也是对西方普遍主义形而上学基础的克服，是对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深刻领会和实践运用。根据这样的文明理解，人类文明新形态一定是一个各美其美、不齐而齐的人类文明百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