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根据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研究，进而系统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既要加强实践经验总结，又要加强基础理论研究。马克思基于当时的时代，对有关现代化的问题作过持久、深入的考察，形成了丰富、深刻的思想观点，其基本理论就体现于他的社会发展理论之中，尤其是关于现代社会发展的理论之中。加强对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研究，一方面有助于从学理上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作出深入的理解和把握，有助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构建，另一方面也有利于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自身研究的深化和发展。

　　马克思在其一生的著述中，确实很少提到“现代化”的概念和术语，即使有时提到“现代化”，也是在相近的其他意义上使用的。但是，判断和评价马克思在现代化问题研究上是否拥有独特的地位，是否有其现代化的理论，主要不在于他是否提出和使用过与现在用法完全相同的“现代化”概念及相关术语，而关键是看他是否对现代化的基本问题提供了独特的、实质性的理解和阐释。就此而言，马克思显然在肯定性的回答之列，有其特有的现代化理论。

　　马克思关于现代化的理论主要体现于现代社会发展的理论探讨上。综观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涉及的问题非常广泛，但就其基本内容而言，主要包括两大层次：一是关于社会发展的一般理论，即唯物史观意义上的社会发展理论。主要阐述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些最基本的观点，如关于社会发展的前提与基础、社会发展的动力、社会发展的内在矛盾及其运动规律、社会形态的演进等方面的基本看法，着重揭示的是社会发展的本质及其规律。二是关于现代社会发展的具体理论，即以现代社会为对象的发展理论。主要研究现代社会的起源、发展和未来走向，同时研究现代社会发展的前提、条件、制度、环境、道路、方式等问题，力求揭示现代社会发展的具体运作。通览马克思一生关于社会发展理论的研究，尽管涵盖的范围涉及整个人类社会历史，但其研究的中心始终是现代社会。马克思大半生的精力和心血所剖析的就是这样的现代社会，以揭示现代社会发展规律，探索未来发展的方向与出路。为了达到剖析的目的，其考察的范围大大超过现代社会本身。因此，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对前资本主义社会（如亚细亚所有制、古代所有制、日耳曼所有制）和现代社会并存的非西方社会（如印度、中国等）进行了认真研究；晚年又对古代社会和资本主义之前1700多年的历史进行了具体考察，同时还对俄国公社的发展作出了富有创见的探讨。所有这些，都是服务于现代社会研究的。马克思的现代社会发展理论是在对现代社会解剖中呈现出来的，而这种发展理论实际上就是关于现代化的理论。诚如罗荣渠所言，“马克思虽未使用过‘现代化’一词，但关于现代化的思想早在他的唯物史观形成之初即已提出，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的中心部分正是关于现代社会的发展问题”。

　　马克思所讲的“现代社会”，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现代社会”常常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同义语来使用。资本主义的出现，使人类社会实现划时代的发展，整个社会生活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现代性。正因如此，马克思在谈到“资本主义社会”时，经常在前边冠以“现代”二字，称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有时干脆称为“现代社会”。既然整个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由此所产生的各种社会现象自然也就具有现代性，以致形成“现代工业”“现代国家”“现代工人”“现代资本”“现代资本家阶级”“现代私有制”等。马克思认为，现代社会的序幕是从16世纪拉开的，“虽然在14和15世纪，在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已经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但是资本主义时代是从16世纪才开始的。在这个时代来到的地方，农奴制早已废除，中世纪的顶点——主权城市也早已衰落”。正是从16世纪开始，先是地理大发现，后是商业革命和殖民征服，接下来是工业革命和世界市场的建立，使人类社会进入“历史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总体来看，现代社会是以地理大发现为契机，以新兴工业为龙头，以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为动力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现代社会的鲜明特点是从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从以农村为中心到以城市为中心、从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从生产的分散到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随着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出现，现代社会得以稳固确立和快速发展。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一个重大区别，就是传统社会发展属于“自然”型，而现代社会发展则是属于“创造”型。“在土地所有制处于支配地位的一切社会形式中，自然联系还占优势。在资本处于支配地位的社会形式中，社会、历史所创造的因素占优势。”传统社会发展是“自然”型的，并不是说社会发展也像自然界那样是纯客观运动的结果，没有人为因素的作用，而是讲其发展基本上属于传统型、经验型的，完全是按着“自然而然”的方式生成、演化的，各种社会现象及其发展都是以往社会的自然延续。而现代社会与之相反，最大的特点就是突出了“创造”，创造或创新成为现代的主要标识。马克思以此对相关重要社会现象进行了具体分析和描述。如同样是资本，就有中世纪城市自然形成的资本与现代资本之分，“这些城市中的资本是自然形成的资本；它是由住房、手工劳动工具和自然形成的世代相袭的主顾组成的，并且由于交往不发达和流通不充分而没有实现的可能，只好父传子，子传孙。这种资本和现代资本不同，……它是等级资本”。而“现代意义上的资本”则是“活动资本”，“商业和工场手工业的扩大，加速了活动资本的积累”。尤其是机器大工业的出现，创造和确立了现代资本。又如生产工具，有“自然形成的生产工具和由文明创造的生产工具之间的差异”。所谓“自然形成的生产工具”，指的就是手工工具，这些工具不过是人的肢体的延长；所谓“由文明创造的生产工具”，指的则是机器，它体现了人的重大创造。再如城市，也有“自然形成的城市”和“现代的大工业城市”之分。“自然形成的城市”主要是以土地财产和农业为基础，而“现代的大工业城市”则是以大工业为基础并为大工业所创造的。正因为现代社会发展的显著特征是“创造”性，那就必然意味着深刻的社会变革，像商业革命、价格革命、技术革命、工业革命、社会革命等，就是其具体的体现。特别是18世纪后半叶开始的英国产业革命，就是比任何其他一切革命都更广泛、更深刻的“社会革命”，是社会生活的全面变革。因此，现代社会发展过程即现代化过程，实质上是16世纪以来尤其是西方工业革命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以现代工业和科学技术为动力所引起的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巨大转变，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生活全面变革的过程，是新的文明形成的过程。

　　既然马克思的现代社会发展理论是在现代社会解剖中形成的，那么，“解剖刀”自然是社会批判。突出社会批判，是研究社会生活和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因为研究社会发展，就意味着要对社会生活及其发展作出深入的理解和说明，但社会生活的本质和社会发展的规律并不是直接呈现在人们面前的，而是需要科学地分析和揭示出来。由于社会呈现出来的各种经济社会现象是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因而要厘清社会发展的真实联系及其发展规律，必须对各种现象加以批判性考察和穿透性理解，从中把握其内在联系及其发展趋势。马克思正是通过批判性的考察，对现代社会这一机体作了深入解剖，从而对现代社会的产生、发展及其运动规律作出了清晰的解析和说明，进而对一般社会发展理论作出了新的阐释。可以说，离开了社会批判，就不可能形成科学的社会发展理论。在马克思一生的理论研究中，批判与建构始终是相互依存、相互成就的，分析批判的过程，同时也是理论建构的过程。没有各种意识形态批判、政治批判和经济批判，就没有唯物史观的创立；没有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就没有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形成。批判与建构的统一，实际上体现了社会发展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特殊”，但这一“特殊”又不同程度地包含着人类社会的“一般”。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具体问题的批判分析，可以获得对社会发展普遍性或共同性的理解和把握，从而形成有关社会发展的一般理论。

　　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论域是广泛的，思想资源是深厚的，要使这一理论得以完整准确地再现并焕发其生机活力，需要进行深入的提炼和概括。站在新的历史阶段和新的历史起点上，重新考察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自然会有新的视角和新的关注点。从当代社会发展现实尤其是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现实来加以审视，马克思有关社会发展这样一些问题的基本立场、观点是值得我们认真理解和把握的。

　　1.发展的价值指向。马克思对社会发展的研究，是和他的理论主题紧密连在一起的。马克思的理论主题，就是实现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无论早期对各种社会问题的关注以至唯物史观的创立，还是中期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入研究，以及晚年对俄国公社发展命运的探讨和东西方不同国家发展问题的讨论等，都是围绕这一主题展开的。这样的主题和理想决定了马克思对社会发展的研究必然要聚焦于人的现实世界，对人生存发展和人类命运予以特别关注。探讨社会发展的各种矛盾、问题，探寻社会发展，实质上就是寻求人的解放和发展的途径与出路。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之所以要改变世界，促进社会发展，最终为的是改变人的现有生存状况，使各种异己的力量得以排除，使人的本质力量得以充分发挥和实现。反过来，社会发展的合理性也恰恰在于它能为人的生存和发展创造有利的社会环境和条件，保障人的价值得到正常实现，促进人的发展。所以，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是一致的。社会发展的价值指向是人的发展，社会发展就意味着社会进步。马克思在讲社会形态的演进时所提出的“三形态”理论，既是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又是关于人的发展的理论，最后是以人的“自由个性”作为发展的价值旨归的。在《1857—1858经济学手稿》讲生产的发展时，马克思明确提到发展生产的目的就是 “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把他作为尽可能完整的和全面的社会产品生产出来（因为要多方面享受，他就必须有享受的能力，因此他必须是具有高度文明的人）”。由于人的发展的需要是多方面的，因而为满足需要的社会发展也是多方面的，不仅是经济的发展，而且是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全面发展。

　　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命运与资本的命运密切相关。马克思认为，资本一方面推动了社会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又带来社会和人的扭曲发展。社会发展的主体不再是人，而是资本，资本日益具有“主体化性质”。“在商品中，特别是在作为资本产品的商品中，已经包含着作为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的社会生产规定的物化和生产的物质基础的主体化。”在现实生活中，资本成了实实在在的主体，人则成了被支配的工具，执行资本意志的工具。这种异化给人的发展带来灾难性的影响：一是对劳动者生命和发展能力的掠夺。由于劳动者得以发展的自由时间被剥夺，发展的能力被剥夺，所以，与以往社会相比，“资本主义生产比其他任何一种生产方式都更加浪费人和活劳动，它不仅浪费人的血和肉，而且浪费人的智慧和神经”。这样的“浪费”无疑是一种摧残。二是使人的发展日益畸形化、片面化。“资本在具有无限度地提高生产力趋势的同时，又在怎样程度上使主要生产力，即人本身片面化，受到限制等等”尤其是随着从协作到工场手工业再到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工人的劳动对资本的隶属越来越从形式隶属走向实质隶属，其发展日益畸形化、片面化。三是造成人的世界的物化。在资本主义社会，一切关系都商品化和物化，人的“活动的社会性质，正如产品的社会形式和个人对生产的参与，在这里表现为对于个人是异己的东西，物的东西；不是表现为个人的相互关系，而是表现为他们从属于这样一些关系”。在这样的关系里，不是人支配物，而是物支配人。既然资本造成人的发展的严重扭曲，那么，在现实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必须改变资本的逻辑，推翻资本的统治。

　　2.发展的“世界历史”性存在。马克思研究社会发展，始终是用“世界历史”的眼光来看待的。在其各种主要文本中，只要谈到现代社会及其发展，总要提及世界历史，这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尤为明显。从历史上看，现代社会正是随着地理上的大发现、世界市场的建立而形成的，现代社会也是随着国际分工、世界贸易、世界交往一道发展起来的，现代社会生来就有世界性，是一种“世界历史”性存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也就是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在现代社会，世界历史将每个国家都编织在世界体系之网上，每个国家都受制于世界历史，因而世界历史既是每个国家发展的时代背景，又是各个国家发展的内在要素。每个国家的发展都是国内外各种要素交互作用的产物。

　　对于世界历史的形成及其社会影响，马克思有其具体、深刻的论述。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是从地理大发现发端的，伴随工业革命和世界贸易的发展，各个国家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以至冲破了各个国家、民族的限制，使世界连为一体，人类历史也因此由分散发展走向整体发展。世界历史形成的动力主要源自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从生产力角度来看，世界历史的形成主要是由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交往的普遍发展引起的。从生产关系角度来看，世界历史的形成和发展主要是由资本推动的。“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世界历史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经历了重心的不断转移。其重心最初是在地中海沿岸出现的，伴随地理上的大发现，开始从地中海沿岸转向大西洋沿岸，下一步的推进和发展，又将从大西洋沿岸转向太平洋沿岸。对于即将出现的这一转移，马克思在1850年所写的《国际述评》中曾作过这样的预言和论述，认为随着巴拿马运河的开辟和世界贸易中心的转移，亚太地区与世界的联系将会更为紧密，并会很快繁荣起来。这样，大西洋沿岸的国家必然面临严峻挑战，“旧欧洲的工业和贸易如果不愿意像16世纪以来意大利的工业和贸易那样衰败，如果不愿让英国和法国变成今天的威尼斯、热那亚和荷兰，就必须作出巨大的努力”。马克思实际上已经洞察到了世界历史的走势以及该条件下各国之间应对挑战的发展态势，其旨意就在于提醒各个国家的发展必须关注世界历史的新特点、新变化，以适时调整自己发展的战略和策略，这对我们今天的发展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世界历史的形成，既促进了各个国家间的密切联系，同时也形成了不平等的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对于这种世界格局，马克思曾经用三个“从属于”作过简要概括，即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东方从属于西方。这样的世界格局在马克思关于近代以来的世界贸易、国际交换、国际分工以及殖民统治、野蛮侵略等问题的分析中都得到了具体的阐述和反映。为此，要使每个国家都得到正常发展，必须改变不平等的世界格局，建立世界性的“真正共同体”。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分析，马克思对虚假的“世界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如针对当时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海尔曼·泽米希的一篇题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文章中所宣扬的“世界主义”予以深刻的揭露，认为“这篇文章使我们再一次认清，德国人的虚假的普遍主义和世界主义是以多么狭隘的民族世界观为基础的”。针对以鲍威尔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所表现出来的巨大民族狂妄，则指出他们是“用适合自己的夸张形式去表达普遍的幻想”，实则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所以，马克思不是一般地反对世界主义，而是反对虚假的世界主义；也不是一般地反对民族主义，而是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合理的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内在统一的。这也正是研究现代化和全球化应当确立的基本观点。

　　3.发展的现代性追求。研究现代社会，必然涉及现代性。虽然马克思没有明确提出“现代性”的概念，但是基于现代社会发展的研究，还是具体阐发了有关现代性的重要思想，并对现代性作出了独特的理解。对于现代性，马克思不是仅仅从某一角度、某一层面来看待的，而是从整体性的视域来予以综合把握的。诚如吉登斯所言，“在其最简单的形式中，现代性是现代社会或工业社会的缩略语”。对于现代社会所带来的发展进步，马克思给予了充分肯定，明确显示了对社会发展的现代性追求。在对待现代性的态度上，既反对浪漫主义的情调，又反对复古主义的观点。对于浪漫主义，主要涉及关于“崇高”与“鄙俗”的看法。在浪漫主义看来，“稚气的古代世界显得较为崇高。……古代世界在人们力图寻求闭锁的形态、形式以及寻求既定的限制的一切方面，确实较为崇高。古代世界是从狭隘的观点来看的满足，而现代则不给予满足；换句话说，凡是现代表现为自我满足的地方，它就是鄙俗的”。马克思认为，这种诗意的崇高绝不是值得赞赏的，用否定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来追求“崇高”，是绝对不可取的。对于复古主义也是如此，“留恋那种原始的丰富，是可笑的，相信必须停留在那种完全的空虚化之中，也是可笑的”。要推进社会发展，必须增强现代性，这是不可移易的方向。

　　在充分肯定现代化的同时，马克思对现代性的内在矛盾也给予了深刻的揭露。现代性“一方面产生了以往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象的工业和科学的力量；而另一方面却显露出衰颓的征兆，这种衰颓远远超过罗马帝国末期那一切载诸史册的可怕情景”。就史实来看，现代性的发展确实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进步：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了生产力水平的极大提高，市场经济的发展推动了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至整个社会生活的重大变革，科层化、理性化的实施提高了管理的效率和效能，民主化、法治化的推行促进了政治制度化，主体性的弘扬增强了人的自主意识、创新精神。这一切，都有力推动了现代化的发展。但是，现代化又是伴随血与火、刀与剑发展起来的，现代性从始至终就包含着矛盾与冲突。“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明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性确实是一个矛盾体，既是一种进步，又是一种退步。现代性就是在这样的矛盾过程中行进着。

　　现代性之所以出现这种内在分裂，主要是由资本的内在矛盾造成的。资本由其自身的矛盾所决定，既是促进现代性发展的积极力量，又是阻碍现代性健康发展的消极力量。由于现代性与资本相生相随，故研究现代性，不能割断二者的联系。对此，国外一些学者也有清醒的认识，如詹姆逊就反对孤立地、抽象地谈论现代性，因为“宣扬‘现代性’一词，以取代‘资本主义’，使政客、政府与政治科学家们得以混淆是非，面对如此可怕的缺失而依然可以蒙混过关。”既然现代性形成这样的发展状况，那么，要推进社会健康发展，必须超越原有的现代性。如何超越？可以有两种方式，即外在超越与内在超越。所谓外在超越，就是一些后现代主义者对现代性予以彻底解构和整体颠覆的主张。所谓内在的超越，就是正视现代性的内在矛盾，通过矛盾的合理解决，以求现代性的正常发展。实践证明，外在超越绝对不是一种可取的方式，因为现代性还不是“完成时”，而仍是“进行时”，需要不断发展、完善。真正可行的办法和方式只能是正视矛盾，走向内在超越。黑格尔也说，“辩证法却是一种内在的超越”。马克思就是按照这种方式来看待现代性问题的。对于资本主义现代性，马克思既肯定其历史贡献，又看到其灾难性的影响，旨在通过改变不合理的制度安排和社会关系，解决现代性的内在矛盾，使其更有利于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所以，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现代性既不是简单唱赞歌，也不是一味念悼词，而是理性地予以看待和扬弃。

　　4.发展的文明悖论。社会发展总是有其文明的底色。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同时也是现代文明兴起和演进的过程。一方面，现代社会是随着现代文明的兴起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现代社会各个方面的发展，均内含着现代文明，是现代文明的具体体现。另一方面，现代文明又是现代社会发展或现代化的产物，现代文明就是由现代社会发展呼唤出来的，是由现代化的客观要求决定的。二者就是在这样的交织、互动中推进的。正是基于这样的缘由，马克思研究现代社会发展时，对文明问题予以高度关注。

　　对于社会发展与文明的关系，马克思之前的许多学者均有过不同程度的探讨，其看法和论证的角度各有差异，但基本倾向大致相同，都是对现代文明既有肯定又有质疑。如卢梭在其《社会契约论》中开宗明义的一句话就是“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显然，卢梭不是一般地理解自由，而是看到其矛盾所在。继卢梭之后，康德、黑格尔又通过历史发展中“善”与“恶”问题的讨论，阐述了文明发展的内在矛盾。这些思想在马克思关于文明的论述中都得到进一步的深化和发展。马克思在谈论文明问题时，虽然涉及人类社会所有形态和所有历史阶段的文明，但重点还是“现代文明”。在谈到文明时，大多使用的是“现代文明”“资产阶级文明”以及“现代资产阶级文明”，以区别于传统社会的古老文明。其文明思想主要体现于对现代社会的剖析之中。由这样的语境和研究对象所决定，马克思对文明的研究必然是与对资本的批判考察连为一体的。

　　现代文明是与资本一道发展起来的。资本的发展首先极大地推进了文明的发展。“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由此产生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资本创造文明，其作用是多方面的，但最为重要的，“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实际情况确实如此，资本以其巨大的力量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发展了科学技术，打破了封建蒙昧，拓展了世界联系，改变了社会生活，加速了历史进程。所有这一切，都彰显了现代文明的进步作用。但是，资本在创造文明的同时，又带来对文明的破坏。资本由其本性所决定，它关心的只是利润的最大化，绝不会把社会文明考虑其中，尤其是不会顾及人的发展。诚如马克思所说，在资本的生产中，文明的一切进步，社会生产力的任何增长，都不会使工人致富，而只会使资本致富，只会使支配劳动的权力增大。对于这种异化了的文明，马克思称之为“文明中的野蛮”，是“建立在劳动奴役制上的罪恶的文明”。如果我们再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更赤裸裸地呈现出来。在原始积累时期，贩卖奴隶、杀人越货、野蛮掠夺、殖民扩张，就是资本主义“文明”的真实记录。

　　现代文明发展的悖论，体现了文明的双重效应：既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也是社会发展的阻碍力量。对于这样的现代文明，马克思的态度和立场也是双重的。一方面，对于“资本的伟大的文明”应高度重视，充分吸收其积极成果；另一方面，对于文明的“野蛮”与“罪恶”又必须毫不留情地予以抗拒与抵制。如何消除这种野蛮和对抗？最根本的就是要彻底推翻资本主义统治，建立新的“自由人联合体”，使文明发展真正回归文明正道。与此同时，要不断提高文明的水平，因为先进文明总是要战胜落后文明，“野蛮的征服者，按照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本身被他们所征服的臣民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也是推进文明发展的客观规律。

　　5.发展的规律与道路。这是现代化理论研究不可绕开的重大问题。马克思对此有其独特的研究和思考。总体来看，马克思对现代社会发展的研究不同于实证主义，突出的是规律性的研究。像马克思对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些普遍规律如市场经济规律、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规律、工业化发展规律、城市化发展规律、社会转型规律、人的发展规律等的考察和阐述就是如此。但是，马克思也非常厌恶有人将自己的社会历史理论解释成抽象的“历史哲学”，因而在研究发展规律性的同时，一直重视对发展道路问题的探讨。根据不同的研究对象和问题的需要，主要探讨了这几种类型的道路，即西方主要国家在迈向现代社会过程中所走过的道路、亚细亚社会不同于西方社会的发展道路、俄国公社发展道路。实际上，这几种类型的区分也是相对的，每个国家的情况不同，最后形成的发展道路也不同。如资本原始积累，这是现代社会形成必经的历史过程，对农民的剥夺形成全部过程的基础，但这种剥夺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方式，形成了不同的道路：在英国表现为“圈地运动”；在美国表现为剥夺印第安人、贩卖黑人、实现野蛮的蓄奴制度、征服和侵略；在荷兰表现为“盗人制度”和“国债制度”；在意大利表现为“国际信用”的“劫掠制度”等。又如现代资本主义农业的建立和发展，不同国家也走过不同道路。英国资本主义大农业是经过“圈地运动”强制剥夺农民的土地，而后又通过大工业改造农业建立起来的；美国资本主义大农业主要是在种植园经济的基础上，以革命的手段废除奴隶制建立起来的，因而美国农业资本主义不是生长在封建制上面，“而是接种在奴隶制上面的”；普鲁士道路则是掌握政权和土地的容克地主大量采用机器和化肥，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改造庄园，而后将农业逐步引入资本主义轨道，走的是一条改良道路。再如俄国公社的发展道路，马克思更是给予了极大关注，对其发展的跨越问题有过深入的研究和思考，提出了独特的见解和设想，以致马克思晚年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和查苏利奇的信受到学术界高度关注。

　　研究结果表明，相同的发展规律，由于各国的具体情况不同，故形成的发展道路不同。因此，在发展的道路上，马克思一向反对“预成论”“目的论”和“单线论”。对于这一点，就连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也公正地认为：“马克思对历史发展的观点从来就不是单线式的，他也从来没有把它视为一种单纯的进步记录。不过在1857—1858年之际，这种讨论是相当先进的。”事实上，当代西方的一些学者也反对历史发展的单线论，如亨廷顿就提出西方国家政治现代化走的不是同一条路，有“欧洲大陆型的、英国型的和美国型的”，而非西方国家也走的不是同一条路，道路的差别并不以“西方”和“非西方”为界。还有的学者认为，西方国家的现代化遵循的不是一种模式而是多种模式，如在经济发展上有英、美、法的“自由经济”模式、德国的“统制经济”模式等。这些不同模式就形成了不同发展道路。

　　既然说在社会发展问题上马克思主张道路的多样性，那么，又如何理解马克思讲的“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一些学者正是以此为由来认定马克思的发展观属于“单线论”。其实，这里所讲的“未来的景象”，主要是指未来发展的趋势与追求的目标，而不是具体的发展道路。只要从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一些基本的发展目标就是共同的，是必须为之奋斗的，但是实现这些目标的方式和道路则是不同的。而且，马克思这一表述也恰恰是在谈论规律和趋势的语境之中提出的，即在讲完“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之后提到“未来的景象”的，显然这里不是就其发展道路而言的。

　　道路虽然不同于规律，但并不外在于规律。道路是历史发展普遍规律在一个国家、民族的具体实现方式。有什么样的实现方式，就形成什么样的道路。不同的实现方式主要是由国情造成的，因而形成不同的特色和道路。如中国式现代化就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就是依据现代化普遍规律，又根据本国实际开创出来的。

　　6.发展的条件和环境。任何社会发展总是在一定的条件和环境里进行的，要推进社会健康发展，必须具备相应的条件和环境。对此，马克思在研究现代社会发展时给予了充分关注并作了大量阐释，主要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剖析以及东西方社会的对比研究，阐发了有关现代社会发展所需各种条件和环境的思想，提出了有关发展的重要见解。如现代社会的形成，必须具备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建立政治统一的民族国家。因为在一个四分五裂、封建割据的国度中，根本无从进行现代化。也正因如此，马克思在谈到印度时，明确提出“使印度达到比从前在大莫卧儿人统治下更加牢固和更加扩大的政治统一，是重建印度的首要条件”。在论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的前提条件时，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利用韦克菲尔德在《英国和美国》一书中提供的一个材料来说明生产关系的前提条件：皮尔先生把价值5万镑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以及300名男女工人和童工从英国带到了澳洲的斯旺河，企图在这块殖民地上建立像英国一样的资本主义生产，可是到达目的地后，带去的人都利用那里无主的土地各自谋生去了，“不幸的皮尔先生，他什么都预见到了，就是忘了把英国的生产关系输出到斯旺河去！”这就是说，资本主义关系的产生与发展必须具备这样的前提：劳动者与劳动条件相分离。没有这样的前提，皮尔带去的资本与工人就不可能形成资本主义生产。不仅如此，马克思还结合具体事例，对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制度、文化、宗教、民族传统、民族情绪、风俗习惯等加以考察分析，阐述了社会发展与这些条件、环境的相互关系，给现代社会发展以多方面、多角度的审视和说明。

　　马克思对自然条件与环境的因素，也有丰富的论述。一方面对资本的生态破坏效应给以深刻的揭露，另一方面对自然条件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相互作用又有深入的分析。主要体现于关于地理环境、资源、气候、交通等与社会发展之间相互影响的考察。马克思对美国的发展能够赶上并超过英国的原因进行分析，认为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美国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优越的自然条件，特别是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和开采对美国工业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加利福尼亚的黄金流遍美洲，流遍亚洲的太平洋沿岸地区，甚至把最倔强的野蛮民族也拖进了世界贸易，拖进了文明。世界贸易第二次获得了新的发展方向。”与之相反，德国的落后除了经济、政治条件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它的大部分地区远离海洋，与当时周围的工业文明隔绝，就如恩格斯所说，德国“贫瘠而交通阻塞的山区就成了野蛮和封建的避难所”。当然，自然条件既对社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同时又直接受制于社会发展。良好的生态与健康的发展是一致的。合理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是马克思所要得出的结论。

　　马克思研究社会发展有其独特的方法论。正是这样的方法论，使其能够深刻地洞察现代社会及其发展，进而超越以前的以及同时代的各种发展理论。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的方法论，对于我们今天正确看待和研究中国式现代化也是非常重要的。

　　1.总体性方法。西方现代化理论研究大多是分学科的研究，分别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等学科来探讨现代化。马克思对现代社会发展的研究，虽然也体现了不同学科的视角，但又超越了这种研究方法，始终注意对现代社会发展加以总体性的考察。在其研究过程中，尽管涉及诸多经济、政治、社会问题，但终归是将其纳入社会历史的总体中予以看待和把握的，力求给予总体性的说明。之所以如此，原因就在于现代社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现代化是一个整体发展过程，要对这样的社会及其发展作出清楚的说明，客观上要求总体性的研究，给以总体性的把握。对此，阿尔都塞在《读〈资本论〉》中曾从结构主义的角度作过独特的阐发，认为“只有认真研究社会整体的结构，才能在其中发现历史概念的秘密，在这种历史概念中，社会整体的‘生成’得到了思考：一旦认识了社会整体的结构，我们就能理解在历史时代概念中自身反映出来的历史概念同这个历史时代概念之间的表面上‘毫无疑问’的关系”。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就是这样做的，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的统一性完全不是莱布尼茨和黑格尔的表现出来的或‘思辨’的统一性，而是由某种复杂性构成的、被构成的整体的统一性，因而包含着人们所说的不同的和‘相对独立’的层次。这些层次按照各种特殊的、最终由经济层次决定的规定，相互联系，共同存在于这种复杂的、构成的统一性中”。事实也是这样，只有借助整体研究，才能了解各种社会现象和因素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并对整体的发展作出准确、深入的理解。

　　马克思的总体性研究方法在其“社会有机体”论中得到集中体现。在研究现代社会发展时，马克思有一个明确的表述：“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有机体”与“结晶体”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是一个生物概念，后者是一个物理概念；前者具有生机活力，后者则僵化不变。正是在对这一“有机体”的解剖中，马克思将社会各层面、各领域的研究以及各种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历史的、哲学的方法融为一体；也正是通过对这一“有机体”的解剖，现代社会的内在联系及其发展规律得以清楚地揭示。

　　对于现代社会机体的运行，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有过这样一个概括：“这种有机体制本身作为一个总体有自己的各种前提，而它向总体的发展过程就在于：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或者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有机体制在历史上就是这样生成为总体的。”在肯定现代社会机体所需各种前提的基础上，马克思在这里主要强调了两点：其一，社会发展是一个要素从属于整体的过程。在社会生活中，尽管有各种各样的要素存在，但这些要素并没有完全独立的历史，而是受社会整体的制约，尤其是受“普照的光”的制约。这种“普照的光”就是在社会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和生产关系，它使社会各种要素、关系都从属于自己，并决定其在社会整体结构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在现代社会，资本就是“普照的光”，它既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又决定着现代社会的性质。现代社会就是在它的支配下发展起来的。其二，现代社会处于一个不断成长发育的过程。现代社会机体如同生物机体一样，并不是一开始就非常健全的，而是需要一个不断发育的过程。一方面，机体中每一细胞、要素需要不断培养发育；另一方面，整个机体的结构、功能需要不断发展完善，社会机体要不断把自己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这种发育、创造的过程，也是机体自我协调、自我完善的过程。马克思在这里所阐述的整体的观点、协调的观点，对于推进现代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2.比较研究方法。马克思毕生理论研究的中心无疑是现代社会，但如恩格斯所讲，为了深入研究这种社会，“只知道资本主义的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形式是不够的。对于发生在这些形式之前的或者在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和这些形式同时并存的那些形式，同样必须加以研究和比较，至少是概括地加以研究和比较。到目前为止，总的说来，只有马克思进行过这种研究和比较”。马克思在其研究中所进行的比较是多方面的，但基本形式有两类：一类是纵向的比较，一类是横向的比较，两种形式各自发挥着特殊的功能。

　　所谓纵向的比较，就是把现代社会同以前社会所作的发展进行比较。马克思认为，要了解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必须跳出它的局限，把它与其他历史时期相比较。因为要真正弄清现代社会的起源与发展，仅仅研究现代社会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对此前的社会及其发展有一个足够的认识，从比较中看出现代社会的来龙去脉，同时看到现代性之所在。为此，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写了专门章节如“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形式”“资本主义以前的状态”“关于商人资本的历史考察”等对前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比较研究；在晚年，马克思还对古代社会作了深入考察。通过比较研究，既对以前的历史有了清楚的认识，又对许多现代社会现象有了深刻的理解。如对商业资本的考察，马克思认为，商业资本在各种不同的生产方式下都存在过，但在不同时代却经历了很大变化：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它是主要的资本形式；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则成了产业资本的派生形式。这样的差别主要是由不同生产方式造成的，因为到了资本主义时代，产业资本成了经济活动的轴心，而商业资本只能从属于产业资本。地租也是这样。同样是地租，有资本主义地租与前资本主义地租之分。在现代社会，不懂得资本便不能懂得地租，而不懂得地租却完全可以懂得资本，因为地租也成了资本的派生形式。

　　所谓横向的比较，就是对现代社会条件下各个国家、民族的发展所作的比较。马克思研究现代社会，固然是以英国为典型的，但在具体研究的过程中，并不仅仅以英国为限，所运用的材料、数字、案例等涉及许多国家。特别是关于东西方国家的对比性分析，成为马克思研究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马克思在考察印度社会为什么长期发展缓慢时，就从印度的社会构成、土地所有制形式、社会运作方式、历史条件、文化传统、宗教观念、自然环境等方面作了具体分析，认为印度社会之所以从遥远的古代直到19世纪初基本上没什么变化，始终处于“半野蛮半文明”状态，其原因就在于没有形成现代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各种制度、结构、文化、条件等。像印度社会长期存在的村社制度、土地国有、中央集权“三位一体”的社会构成，就无法融入现代社会。要使印度社会有一个发展，就必须有一场“根本的革命”。类似这样的比较分析，用具体的事例生动说明了现代社会应当往哪发展、如何发展。

　　比较研究的结果，既体现了现代社会发展的普遍性，又体现了不同国家发展的特殊性。普遍性往往体现为共同性，这种共同性只有在比较中才能被发现；特殊性反映的是各个国家、民族发展的差异，其差异也只能在比较中得以显现。在发展过程中，普遍性、规律性是必须坚持的，特殊性又是不能抹杀的。在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色，都有独特的创造，所以“一个国家应该而且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

　　比较研究是重要的，但比较一定要切实可靠、富有成效。这就要求比较不能是随意的，必须有共同的基础和依据，具有可比性。马克思曾作过这样一个形象的比喻：倍尔西阿尼的歌唱可以同其他歌唱家相比较，但不能与青蛙的鸣叫相比较，因为“只有在第一种情况下才谈得上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比较，在第二种情况下，只是他们的种特性或类特性的比较”。马克思的提醒对于现代化的比较是有其重要方法论意义的。

　　3.历史分析方法。现代社会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研究现代社会发展自然需要历史分析。在马克思之前，古典经济学家对资本主义的发展作过比较深入的探讨，但其基本方法则是非历史主义的。他们把社会划分为两种制度，一种是人为的，一种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产阶级制度是天然的。这种非历史主义研究方法的理论基础就是17—18世纪哲学上的人本主义，如斯密《国富论》中所讲的分工、交换、贸易等，就是从人的天性中引出来的。用这样的分析方法来研究现代社会，显然难以形成科学的理论。与之相反，马克思始终坚持把现代社会放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来考察，所运用的就是历史分析方法。马克思明确讲：“我们的方法表明历史考察必然开始之点，或者说，表明仅仅作为生产过程的历史形式的资产阶级经济，超越自身而追溯到早先的历史生产方式之点。”这就是鲜明的生成论观点和方法。

　　马克思认为，现代社会固然不同于传统社会，但现代社会又是在传统文明积累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种积累既包括物质基础的积累、知识与技术的积累，也包括思想文化的积累。现代社会赖以形成的各种条件、手段是在传统社会里形成的，现代社会的一系列变革也是历史长期发展的产物。就现代社会本身来说，从形成到稳固确立，也经历了长期的发展过程。如作为现代社会基石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是经过从简单协作到工场手工业再到机器大工业的发展，才真正确立起来的。伴随这种发展，劳动与资本的矛盾也在不断深化，发展到一定极限，又会形成自我否定，被新的生产方式所取代。因此，现代社会发展也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社会发展之所以成为这样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根源就在于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运动。诚如马克思所说，“一种历史生产形式的矛盾的发展，是这种形式瓦解和新形式形成的惟一的历史道路。”

　　同整个现代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一样，各种社会现象的出现也都是历史性的。如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建立的基础是雇佣劳动，而雇佣劳动的出现则需要两极所有者：货币所有者和自己劳动力的所有者。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自然界不是一方面造成货币所有者，另一方面造成自己劳动力的所有者。这种关系既不是自然史上的关系，也不是一切历史时期所共有的社会关系，它本身是以往历史发展的结果，是许多次经济变革的产物。要使劳动力变为商品，“单是这一历史条件就包含着一部世界史”，现代社会出现的各种现象均是如此。

　　研究现代社会发展，必然涉及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对此，马克思也是用历史分析方法来看待的。在马克思看来，现代虽然不同于传统，但二者又非截然对立。任何国家的发展，不可能离开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孤立地进行。为此，马克思在研究现代社会时，对民族传统、民族文化、民族情绪、民族风俗习惯以至宗教信仰等均给予了具体的考察。通过考察，形成的观点是：“现代社会所趋向的‘新制度’，将是‘古代类型社会在一种高级的形式下（in a superior form)的复活(a revival)’。因此，不应该过分地害怕‘古代’一词。”这就是说，现代社会发展不能割断与传统的联系，必须充分发挥优秀传统的优势，为现代化提供文化支撑。

　　4.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方法。研究现代社会发展，宏观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因为现代社会发展作为一个总体性的历史过程，要对其作出全面系统的理解，客观上要求有一个宏观的把握；而且，要对现代社会发展规律以及具有普遍性的问题作出深入揭示和思考，也需要宏观的研究。因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讲，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相应地，所进行的研究是一种宏观研究。但是，马克思在研究时，并没有轻视微观分析。如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就对商品形式的微观分析给以重点强调，认为“在浅薄的人看来，分析这种形式好像是斤斤于一些琐事。这的确是琐事，但这是显微解剖学所要做的那种琐事”。对于严谨的研究来说，这种“琐事”是不可或缺的。马克思对于现代社会的解剖以及对各种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实际上就是综合运用宏观与微观两种研究方法。

　　对于微观的研究，在马克思的著述中有多种表现形式。如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对单个资本与社会资本的区分及其不同运作方式的分析，关于企业制度与产权结构、企业投资与生产、流通与竞争等的考察，以及各种具体案例、具体数据、具体发展过程的描述等，都体现了微观的研究。在晚年，《古代社会史笔记》通过对相关著作的细心摘录、评注和补充，表述和反映了他对古代社会的深刻见解，从中进一步阐明了古代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历史学笔记》则是用编年顺序摘录了公元前1世纪初到17世纪中叶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欧各国的政治历史事件，体现了对各种历史现象的认识和看法，对于理解政治、宗教、战争等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事实上，马克思有关现代社会发展的主要思想观点，正是在各种具体社会问题剖析、人物事件分析、时事评论中呈现出来的。特别是对于一些重要问题、重大事件的分析，生动地体现了马克思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

　　现代化的实践需要现代化的理论。历经理论与实践的不断探索，中国共产党成功开创出中国式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又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种新型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实质上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而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继续坚持这样的结合，尤其是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同中国发展实际的结合。之所以要坚持这样的结合，就在于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与中国式现代化有着内在的本质的联系，马克思有关现代社会发展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基础。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就在于能够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方向的指引、价值的引领、理论的奠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客观上要求坚持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的世界观、方法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理论创新。要顺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进一步深化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研究并加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构建。而要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又必须加强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研究，以夯实其理论基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彰显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需要多方面的努力，但重要的是抓好这样一些着力点。

　　其一，“激活”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思想资源。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研究、概括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作为一种新的理论体系，不是套用出来的，也不是演绎出来的，而是在研究探索中总结概括出来的。这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研究中国式现代化，以形成系统性、创新性的理论成果。由这样的理论要求所决定，理论研究应当首先从当代中国发展现实出发，进入马克思的理论视野，然后经过研究再回到发展的现实，以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理论。经过这样的双向互动，理论和实践都会得到深化和发展。

　　要实现这样的互动，重要的是激活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思想资源。这就是要紧扣现代化的主题，聚焦现实问题，用现实问题激活其思想资源。在有关发展的一些重要问题上，看马克思是怎样对待、解决的，有哪些是我们必须坚持和注意的，又有哪些是必须防范和避免的，由此给发展提供重要的理论说明和方向性的指引。当然，今天的现代化问题不可能在马克思那里找到现成答案，但其中一些重要的方法论思考和相应的思想观点则是必须予以高度重视的，是推进现代化必须坚持的。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也恰好是在回应各种发展现实问题中凸显其价值的。从问题出发来寻求马克思主义的合理解释，进而用以指导问题的解决，正是彰显和把握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当代价值的重要途径，也是其当代价值之所在。

　　激活同时意味着开掘。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的思想资源是非常丰富的，但其存在方式和表现形式是不同的，有的是作为简洁明了的思想观点直接表达出来的，有的是作为内含的思想潜藏于各种分析之中，还有的是作为方法体现在各种问题的研究与评析之中。有鉴于此，要推进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研究，必须对各种形式的思想资源予以深入开掘。深入开掘需要找好“掘口”，“掘口”依然是“问题”。正是问题，成为理论与现实的“通道”或结合点。通过“问题式”的研究，可以使许多思想资源生发出新的理论价值，从而拉近经典文本与现实的距离，使经典文本走进现实。将这样的研究成果注入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之中，自然会为其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深刻的思想内涵。新的理论成果一旦形成，又会丰富、深化和发展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因为基本理论也是不断发展的，随着新的研究成果的不断出现，原有的理论也会产生相应的调整与创新。

　　其二，加强中国式现代化的学理性阐释。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之所以影响深远，受到学术界高度关注，就在于其以深刻的学理揭示了社会发展的真理性，以完备的体系论证了理论的科学性。这一理论有其特有的研究主题、对象和方法，有其特有的范畴、原理和理论体系，因而显示了深刻的学理性。用马克思关于发展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国式现代化加以系统的学理性阐释，是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内在要求和重要途径。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需要在术语、命题、原理及其相互联系方面作出深入的阐发。就其术语、命题来看，中国在其现代化过程中，已经形成了许多独特的现代化概念。如在经济上提出的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高质量发展、现代化经济体系；在政治上提出的全过程民主、协商民主、基层民主、自我革命；在文化上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文化生命体；在社会上提出的共同富裕、社会治理；在生态上提出的生命共同体、美丽中国；等等。这些都是在现代化实践中形成的重要概念命题。这些概念命题既是马克思理论的具体化，又是其创新发展。如新发展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生命共同体理念、美好生活理念等，都是围绕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核心问题和价值指向来提出和阐发的，因而是马克思理论主题和人的理论的具体化，同时也是对这一主题和理论的深化和发展。就其原理来看，中国式现代化在其探索和发展过程中，不断提出新的思想观点，为现代化理论增添了新的内容。这些思想观点充分体现于中国共产党有关重要问题的新理念新论断之中。各种新理念新论断虽然直接指向的是现实，但实际上包含着深刻的理论内涵，内蕴着原理性的成果。将上述概念命题和原理加以深入阐发，无疑会增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学理化。特别是重点阐释中国共产党的新理念新论断中原理性理论成果，把握各个原理之间的内在联系，对于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至关重要。这些原理性的阐释，都能在马克思那里找到源头和思想启迪。

　　值得强调的是，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着独特的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这是对现代化理论的重大创新和贡献。要深刻理解这“六观”，既要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有一个具体把握，又要对马克思相应的理论有一个深入的领悟。因为在这“六观”问题上，马克思确实有着非常丰富、深刻的理论阐述，体现了深邃的理论思考，全面准确地解读这些思想，对于深入理解、阐释“六观”，意义非凡。通过这“六观”的学理性阐释，可以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与马克思相关理论的有效衔接。

　　一个理论体系的建立，必须有明确的解释逻辑。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最大的不同，就是二者所遵循的逻辑不同。西方现代化遵循的是资本逻辑，以资本为中心，而中国式现代化遵循的是人的逻辑，以人民为中心。中国式现代化所追求的是人民的根本利益，最终实现社会全面进步、人的全面发展。要说现代化的“中国式”，这是最为显著的特点和本质特征。人的逻辑主要是通过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现代化的具体内容、推进顺序和推进方式等来具体体现的。而这种逻辑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逻辑，又是理论逻辑，同样也是理论体系的解释逻辑、建构逻辑。这种逻辑恰恰是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最为根本的逻辑，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不能离开这一逻辑。

　　其三，推进经验到理论的提升。中国的发展不仅创造了“中国奇迹”，而且创造了“中国经验”。认真总结好中国经验，并将中国经验提升到中国理论，是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重要一环。中国经验固然源自中国的实践，有其明显的特殊性，但中国经验也是在遵循现代化规律的基础上经过创造性的实践而形成的，所以又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中国经验不仅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探索，而且对世界现代化有其重要的示范作用和参考价值。通过对经验的提炼和概括，使经验上升到理论，可以丰富和发展原有的规律性认识。这自然是对现代化理论的一大贡献。

　　要使经验提升为理论，前提性问题是如何看待经验。具体说来，中国的成功究竟有无自己的经验？经验来自何方、归于谁？在这些问题上，国内外是有不同看法的。西方一些人总不愿正视中国的成功，不是把中国的发展归于西方经济学，就是把中国的经验看作源自西方，似乎中国的成功完全是学来的。这就要尊重事实，要有正确看待中国经验的立场、方法。只要坚持实事求是，坚守历史真相，就不会无视中国发展的成功和经验；只要坚持唯物史观，坚持历史辩证法，就不会干扰中国经验的正常总结概括，就不会阻碍经验到理论的提升。就此而言，要实现经验到理论的提升，必须坚持马克思所阐发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由经验上升到理论，事实上就是要把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逻辑”地把握出来。中国式现代化不同于其他现代化，它有其自身的追求目标、内在结构、内在机理、运作方式，将这些方面清楚地揭示出来并将其内在逻辑阐述出来，就是一个完整的现代化理论体系。所以，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建构不是演绎出来的，也不是用某种理论框架外在地套用出来的，而是内蕴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过程之中的。理论研究的任务，就是将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做法”和成功经验用理论的方式逻辑地展现和揭示出来。由经验上升到理论，同时也是概括和集中群众智慧的过程。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人民作为现代化的主体，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而且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成果和理论成果，都源自人民的智慧、人民的探索、人民的创造。要说总结经验，就是要注重总结人民群众所创造的新鲜经验，使之上升为理性认识，形成新的理论结晶。总之，无论是逻辑地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还是总结提炼群众的智慧经验，都有一个把握、总结的方式问题，这同样离不开马克思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离不开唯物史观。否则，经验既得不到正确的总结，也不能提升为可靠的理论。

　　其四，推动发展理论的对话交流。加强对话交流，是深化理论研究的必然要求和必由之路。马克思有关社会历史发展的理论本来就是在同各种理论、思潮的对话中不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从史实来看，马克思正是通过与西方近代以来的启蒙哲学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以及西方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的对话研究，才创立了唯物史观；正是通过与各种经济学理论的论战与对话，才透彻地阐明了现代社会经济的内在联系及其发展规律；正是借助于与19世纪70年代以来民族学、历史学、考古学等领域研究的对话交流，才弄清了史前社会的真实状况，完善和发展了对以前社会的认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深化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研究，为现代化奠定更为扎实的理论基础，同样需要加强对话。在发展理论研究中，既有历史上讨论的老问题，也有当代发展提出的新问题，这些问题均程度不同地涉及马克思。而且，就研究的成果看，真正深入的、深层次的研究，都要关注马克思。因此，加强对话交流，注意吸收国外发展理论研究的新成果，是深化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研究不可缺少的一环，它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刻地领悟发展研究中的许多问题，同时也可以促进对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更为深刻的思考。

　　事实上，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也是在比较和对话中得以彰显的。如对待同一个问题，马克思是怎么理解和解决的，其他理论又是如何看待的，各自的科学程度和实际效果如何，通过比较交流即可发现。而且，通过比较交流，也可以扩展马克思理论自身的研究空间，看到哪些理论观点是必须坚持的，哪些理论观点是需要根据新的情况加以发展的。当代各种发展理论对马克思的理论既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又提出了新的挑战，无论是参考还是挑战，对研究都是一个有力的推动，其理论价值就是在这种对话交流中不断提升的。

　　深化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研究，同样必须加强对话交流。应当看到，现在世界上存在着不同的现代化理论，尽管相互之间差异很大，但其间还是包含着某些关于现代化发展的共同认知、理解和追求，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共同性问题和经验教训，因而具有共通性和普遍性。这样的共通性和普遍性就是对话交流的根据和基础。在谈及理论创新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拓宽理论视野，以海纳百川的开放胸襟学习和借鉴人类社会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在‘人类知识的总和’中汲取优秀思想文化资源来创新和发展党的理论，形成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理论大格局大气象。”随着人类社会现代化的深入推进，不少关于现代化的理论讨论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如关于现代性问题，西方不少学者尤其是后现代主义者给予了重点关注和深入分析，尽管他们所作的分析和所得出的结论有些简单化，但所提出的问题和警示则是值得我们高度注意的，所提出的意见也是值得我们引以为戒的。又如，当代发展经济学、发展政治学、发展社会学等，都从不同学科、不同视角对发展问题作了具体深入的探讨，提出了相应的意见和对策，这对于我们深化对现代化的认识、顺利推进现代化也是非常有益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就需要这样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理论大格局大气象。

　　（作者简介：丰子义，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