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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以前所未有的坚定步伐踏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的关键时刻，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任务被正式提上日程。在这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时刻，回顾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探索中华文明发展道路所做的探索，是很有必要的。

　　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下，中国人最先感觉到的是西方国家“船坚炮利”的威胁，因而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为长期受封建思想束缚的中国思想界注入了一股新鲜空气。然而，随之而起的洋务运动，不仅“富国”与“强兵”的目的一个也没有达到，而且在甲午战争中惨败于日本，使中国的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尽管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早期工业化进程，但在不触动封建专制统治的情况下，早期工业化的成果只能被极少数人所垄断。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依旧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甲午战争的失败，极大地唤醒了中国的有识之士。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一派力量，将中国人被动挨打原因的反思，从“船坚炮利”提升到制度层面。这便是维新运动。实际上，这方面的思想准备，早就开始了。为减少变法的阻力，康有为把民权、平等、君主立宪等西方民主政治思想附会在孔子的《春秋》上，即在“中学”里寻找“西学”的依据，以求中西互通之效。他们还提出一整套变法维新主张，“择法俄日以定国是”，即希望效法俄国、日本等与中国国情比较相近的国家的成功道路，通过变法实行君主立宪制，建立国会，制定宪法。为此，康有为援引西方国家三权分立政体作为根据，提出“开制度局而定宪法”，“制度局之设，尤为变法之原也”。制度局下设法律、税计、学校、农商、工务、矿政、铁路、邮政、造币、游历、社会、武备等12个分支机构。尽管戊戌变法的结局只能是失败，但它的意义和影响却是深远的。正如历史学家范文澜所说：“戊戌变法运动的进步意义，主要表现在知识分子得到一次思想上的解放。”“知识分子从此在封建思想里添加一些资本主义思想，比起完全封建思想来，应该说，前进了一步。”

　　这以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取代维新派肩负起民族复兴的重任。他们的思想武器仍然主要来自西方，但更加系统化，并用民主共和纲领取代君主立宪。此时，西方资本主义已由自由竞争阶段发展为垄断，西方列强围绕瓜分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斗争愈演愈烈，资本主义固有矛盾日益暴露出来。这些情况反映到孙中山先生关于创设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建国方案上，他开始考虑如何使中国在这些问题上避免重蹈覆辙。他在提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时，注意到了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同社会革命的关系，注意到资本主义发展的种种弊端，提出“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思想。他在西方国家“三权分立”政体基础上，提出创设“五权分立”，即在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之外，增加考选权和纠察权，称为“破天荒的政体”，认为“这便是民族的国家、国民的国家、社会的国家皆得完全无缺的治理”。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获得空前的成功，推翻了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从此，“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然而，革命果实最终被北洋军阀所篡夺，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方案也救不了中国。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五四新文化运动应运而生，并把重点放在文化和文明问题上。这一方面是因为思想界出现了一股文化复古主义思潮，其代表者把矛头指向辛亥革命，认为当前社会的一切乱象皆出自民主共和。这说明，不铲除封建主义旧思想、旧文化、旧道德，中华民族不可能走向新生。另一方面，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也是中国近代以来进步思想发展一步步演化的结果，由“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的失败，到“择法俄日以定国是”的维新变法的流产，再到“民主共和”的实践，这一次次的失败挫折使中国思想界的有识之士第一次提出中华文明向何处去的问题，因而掀起一场针对封建主义旧思想、旧文化、旧道德的前所未有的思想启蒙的头脑风暴。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之前，中国的有识之士已经敏锐地感觉到中华传统文明的危机。国学保存会、神州国光社的创立者邓实慨叹言：“今之忧世君子，睹神州之不振，悲中夏之沦亡，则疾首痛心于数千年之古学，以为学之无用而致于此也。”晚清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也说：“近日风气，士人渐喜新学，顿厌旧学，实有经籍道息之忧。”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不可能为中华文明的存续发展找到出路，但从一个角度反映了传统士大夫们对中华文明面临危机的强烈感受。

　　中华文明向何处去？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从西学出发，提出“科学”“民主”两大口号。1915年9月，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时发表的《敬告青年》一文中直言：“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1919年1月，陈独秀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进一步提出：“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此时提出的“科学”“民主”两大口号，无疑仍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思想范畴，但与西方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时提出的“天赋人权”和民主学说相比，又前进了一大步。这是因为，不仅由科学技术进步而推动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已经推动西方国家蓬勃发展起来，向世人证明了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巨大力量；而且自1859年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以来，生物进化论证明有机界的发展有规律可循。这些都彰显了科学的力量，推动着工业文明向前发展，也使投身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看到了中华文明发展的希望。

　　新文化运动还推动了文学革命的广泛发展。胡适、郭沫若等人以白话文写文作诗为武器，宣传新思想新观念。特别是鲁迅于1918年5月在《新青年》上发表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无情地鞭笞封建礼教。其中写道：“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然而这些探索，只是深化了人们对中华文明向何处去的认识，用“科学”“民主”精神解放人们受着严重束缚的头脑，却未能为中华文明摆脱危机找到出路。不仅如此，发生于1914年7月至1918年11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以极端的方式充分暴露在世人面前，还以空前的悲剧展示了将科学技术进步运用于战争后有什么样的后果。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正当先进的中国人重又陷入思想苦闷之时，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成为五四运动的直接结果，使得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中国近代错综复杂的历史发展中，始终与人民和民族同呼吸、共命运，走了一条上升的路线，使之成为“一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的伟大思想启蒙运动和新文化运动”。

　　从此以后，中国的革命虽然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是领导阶级变了，逐渐由资产阶级让位于无产阶级及其先进政党——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变了，逐渐由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让位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结晶——毛泽东思想；发展方向变了，逐渐由各种各样的资本主义发展蓝图让位于经由新民主主义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道路。这样就奠定了五四运动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推动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转折点地位。

　　与此同时，由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和主要矛盾所决定，由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内在规定性所决定，科学与民主这两大口号并没有消失，而是被赋予新的时代涵义和新的指向性。这里的科学，不再仅仅限于自然科学和先进技术，而是包括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而且日后的历史日益证明，在各种救国救民的理论中，真正能够实现旗帜、理论、道路的统一和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的，只有马克思主义。这里的民主，不再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这条路已经被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所证明，此路不通，只能另觅他途。这个“他途”，就是人民民主，即人民当家作主。

　　更为重要的是，尽管中华文明有着5000多年生生不息、持续发展的辉煌历史，但此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被封建主义腐朽的外壳所束缚窒息，中华文明因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尤其是精神侵略而陷入危机。要想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想振兴中华文明，必须来一场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因此，中国共产党必须以新的思想体系为指导，才能将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才能使中华文明获得新生。

　　中华文明向何处去的问题，只有沿着这条历史的线索和逻辑的线索，才能得到正解。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道路上艰难前行，遭遇了许许多多的曲折。一个很重要的思想障碍，便是王明教条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他们不仅对中国国情知之甚少，对中国历史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样知之甚少。这就把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如何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问题，尖锐地提了出来，成为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

　　1935年1月，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但当时最紧迫的是军事路线问题，解决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问题的条件还很不成熟。从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至1937年8月的洛川会议，需要集中解决事关全民族抗日战争的全局性问题，尽管这些问题也涉及党的政治路线，如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全民族抗战纲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等，但系统解决上述问题的时机尚未到来。只有到了全民族抗日战争进入从战略防御向战略相持阶段转变的时刻，到了共产国际肯定抗战以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同王明教条主义斗争涉及的重大原则问题到了有条件解决的时刻，系统解决上述问题的时机才到来。这就是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在延安召开的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

　　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毛泽东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个科学命题。

　　在提出这个命题之前，毛泽东首先向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提出了三大学习任务。他说：“一般地说，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与趋势。”他强调这三大学习任务对指导中国革命的重要性：“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使之向着胜利，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实际运动的了解，就不能有胜利。”

　　接下来，毛泽东回答了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他一开始就点明了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当作教条看”，还是“当作行动的指南”的对立，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是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而是当作行动的指南。不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字母，而是学习他们观察问题与解决问题的立场与方法。只有这个行动指南，只有这个立场与方法，才是革命的科学，才是引导我们认识革命对象与指导革命运动的唯一正确的方针。”他进而把“学理论”与“得胜利”联系起来，提出：“学习理论是胜利的条件。在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中国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主义的同志，那将是等于打倒一个日本帝国主义。”

　　随即，毛泽东又回答了如何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问题。他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大民族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发展法则，有它的民族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个，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之一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该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该给以总结，我们要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承继遗产，转过来就变为方法，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着重要的帮助的。”

　　如果说上面这段论述是循着“学习历史遗产对我们有什么用”的理路展开的，那么下面这一段论述则更触及了马克思主义要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来实现这个关键，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本土化”问题。

　　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

　　正是从这样的逻辑来展开，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一对中国共产党具有永久性影响的深刻命题。他这样说：“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

　　以上，我们沿着毛泽东当年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命题的思路，再现了他是如何通过系统回答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如何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两大问题，来顺理成章地提出这个命题。下面，我们再来简要总结一下。

　　第一，毛泽东提出学习的三大任务，是为了反对和扭转教条主义风气，针对的是教条主义者不懂得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历史遗产、什么是当前运动的情况与趋势的问题。而这三个问题都是“两个结合”的基本问题。

　　第二，毛泽东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主要途径，既包括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指南，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也包括学习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将其转变为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的方法；还包括使马克思主义通过民族形式加以实现，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特性、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

　　第三，“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这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又一种方式的表达。

　　以上这些，既是毛泽东同教条主义划清思想界限和方法论界限的思想利器，也是他后来进一步回答中华文明向何处去的基本方法。这些要点，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继《实践论》《矛盾论》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之后的发展，使之上升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在《矛盾论》一文中专门阐述了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问题，指出：“关于矛盾的特殊性的问题，则还有很多的同志，特别是教条主义者，弄不清楚。他们不了解矛盾的普遍性即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他们也不了解研究当前具体事物的矛盾的特殊性，对于我们指导革命实践的发展有何等重要的意义。”“我们的教条主义者是懒汉，他们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他们把一般真理看成是凭空出现的东西，把它变成为人们所不能够捉摸的纯粹抽象的公式，完全否认了并且颠倒了这个人类认识真理的正常秩序。他们也不懂得人类认识的两个过程的互相联结——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他们完全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这些重要论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土化，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从哲学的高度作了注脚。

　　自五四运动提出中华文明向何处去的问题之后，思想界的讨论和探索一直没有中断过。1933年7月，《申报月刊》还发起了关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讨论。1934年2月起，国民党政府也发起“新生活运动”，宣扬“礼义廉耻”“知仁勇”等思想观念。

　　毛泽东十分关注这些思想动向。1939年2月20日，他在写给张闻天的信中说：“关于孔子的道德论，应给以唯物论的观察，加以更多的批判，以便与国民党的道德观（国民党在这方面最喜引孔子）有原则的区别。”他特别谈到“知仁勇”三达德，并给出唯物主义的解说，指出：“知是理论，是思想，是计划，方案，政策，仁勇是拿理论、政策等见之实践时候应取的一二种态度，仁像现在说的‘亲爱团结’，勇像现在说的‘克服困难’了（现在我们说的亲爱团结，克服困难，都是唯物论的，而孔子的知仁勇则一概是主观的），但还有别的更重要的态度如像‘忠实’，如果做事不忠实，那‘知’只是言而不信，仁只是假仁，勇只是白勇。”他还向延安的思想界和文化界提出一个建议：“我觉孔子的这类道德范畴，应给以历史的唯物论的批判，将其放在恰当的位置。伯达同志有了一些批判，但还觉得不大严肃。”

　　1939年是毛泽东思想发展的重要一年。毛泽东在这一年撰写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主持编写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历史教材，为系统阐述新民主主义理论做了充分的准备。其中提出并阐发的许多思想和论断，是1938年10月《论新阶段》思想脉络的进一步具体化与深化。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新民主主义论》，则是新民主主义理论集大成之作，系统地回答了中华民族向何处去这一关系民族、人民、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问题，同时也以前所未有的篇幅论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回答了中华文明向何处去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

　　《新民主主义论》，原是1940年1月9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当时的标题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足见文化问题在这篇讲演中的分量。这篇讲演第一次发表时，曾以原标题刊发在《中国文化》创刊号上（同年2月15日在延安出版）。五天后在《解放》第98、99期合刊登载时，题目改为《新民主主义论》。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针对蒋介石在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关于“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主张，开宗明义提出“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为解答这个问题，他回应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的“科学”口号，并归结为“实事求是”原则，指出：“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自以为是’和‘好为人师’那样狂妄的态度是决不能解决问题的。我们民族的灾难深重极了，惟有科学的态度和负责的精神，能够引导我们民族到解放之路。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

　　毛泽东将中国革命一分为三，即政治革命、经济革命、文化革命，指出：“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

　　随后，毛泽东从“中国的历史特点”入手，说明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政治革命、经济革命、文化革命的对象、任务和性质；从“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入手，说明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作为中国革命第一步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又分为两个阶段，分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和“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这是因为“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

　　毛泽东正是从中国历史方向与世界历史方向的交汇点，来把握和提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的。以下，我们着重说明毛泽东如何论述和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用了五个部分，即全文的三分之一篇幅，专门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问题。

　　他先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破题，依据“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观点，分析了当时中国存在的三种不同性质的文化。一是帝国主义文化及其奴化思想的文化；二是半封建文化；三是新文化。“没有资本主义经济，没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没有这些阶级的政治力量，所谓新的观念形态，所谓新文化，是无从发生的。”

　　这些不同性质的文化是如何斗争发展的？又是如何决定着“中华文明向何处去”的基本走向的？毛泽东并没有简单地给出结论，尽管这个结论在他心中已经酝酿成熟。他的分析从现时转向了历史，进而阐明“中国文化革命的历史特点”。他指出：“在中国文化战线或思想战线上，‘五四’以前和‘五四’以后，构成了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五四”以前，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由于中国政治生力军即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这个文化生力军，就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摆开了自己的阵势，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这支生力军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中，不论在哲学方面，在经济学方面，在政治学方面，在军事学方面，在历史学方面，在文学方面，在艺术方面（又不论是戏剧，是电影，是音乐，是雕刻，是绘画），都有了极大的发展。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

　　毛泽东总结了“五四”以来的文化革命统一战线的发展历程，将其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19年五四运动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一时期以五四运动为主要的标志。第二个时期，以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五卅运动、北伐战争为标志，在政治上形成各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这就是第一次国共两党的合作。第三个时期是1927年至1937年的新的革命时期，由中国共产党单独领导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小资产阶级进行中国革命，形成了军事“围剿”与反“围剿”、文化“围剿”与反“围剿”的斗争局面。“第四个时期就是现在的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革命的曲线运动中，又来了一次四个阶级的统一战线，但是范围更放大了，上层阶级包括了很多统治者，中层阶级包括了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下层阶级包括了一切无产者，全国各阶层都成了盟员，坚决地反抗了日本帝国主义。”

　　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地指导现实与未来。毛泽东通过对“五四”以来的文化革命统一战线四个时期发展历程的总结，得出如下结论：“全部中国史中，五四运动以后二十年的进步，不但赛过了以前的八十年，简直赛过了以前的几千年。假如再有二十年的工夫，中国的进步将到何地，不是可以想得到的吗？”字里行间，不但透露出何种力量支配着中国文化发展的未来，也闪烁着对中华文明新辉煌的渴望与自信。

　　说到这里，毛泽东笔锋一转，以“文化性质问题上的偏向”为题，指向了新文化20年曲折发展中的主要思想障碍——文化专制主义，同时又区分了新文化同社会主义文化的界限，指出：“现阶段上中国新的国民文化的内容，既不是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又不是单纯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为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

　　在最后一部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里，毛泽东系统阐明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从而科学地回答了中华文明向何处去的问题，也为中华民族向何处去指明了正确方向。

　　毛泽东在这里采取了先分后合的论述方式。首先阐明“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因为这种新文化是“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是带有中华民族特性，属于中华民族的；是具有“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的。同时，这种民族的新文化，还负有同世界上的先进文化“建立互相吸收和互相发展的关系，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的历史责任。

　　其次阐明“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科学的”。这是因为，这种新文化“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在这点上，中国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能够和中国还有进步性的资产阶级的唯物论者和自然科学家，建立反帝反封建反迷信的统一战线”。

　　说到这里，毛泽东特意写了很长一段话，用以说明如何正确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原则立场和科学方法。他写道：“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地不是要引导他们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

　　在这里，毛泽东将清理古代文化、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区分“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与“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的工作，放在“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科学的”里面来论述，其用意是深远的。这说明，不做好这项工作，新文化的科学性就不完整、不彻底。这也是毛泽东在创建新中国后高度重视并力倡“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原因之一。

　　最后阐明“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毛泽东指出：“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这不仅解决了中华文明向何处去的问题，还解决了中华文化属于谁、为了谁的问题。毛泽东还阐明了革命文化在中国革命的地位和作用，指出：“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而革命的文化工作者，就是这个文化战线上的各级指挥员。‘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可见革命的文化运动对于革命的实践运动具有何等的重要性。”这些论述，早已超越了某些人所说的“工具论”。

　　毛泽东还提出：“一切进步的文化工作者，在抗日战争中，应有自己的文化军队，这个军队就是人民大众。”“为达此目的，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须知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在这里，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的“文学革命”，由于文化为什么人的问题的解决而获得了新生命。

　　全文的最后，毛泽东给出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向何处去的答案。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中华文明的光辉前程。如今，这已发展为“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并在新时代进一步提出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两个结合”，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这就是我们要造成的新中国。”这就是中华民族的光辉前程。如今，这已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康庄大道，并在新时代踏上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

　　综上所述，在创立新民主主义理论中，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构想，对中华文明向何处去的科学解答，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而使这些思想在新民主主义理论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分量。

　　同样，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新民主主义理论也在不断发展完善，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也在继续发展，对中华文明向何处去的探索也由科学解答发展到制度建设。

　　继《新民主主义论》之后，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科学回答了革命文艺是为什么人、文艺创作的源泉在哪里、如何为工农兵大众服务、如何处理好党的文艺工作和非党的文艺工作的关系、如何正确开展文艺批评、如何转变作风等一系列事关文艺发展方向的重大问题，丰富和发展了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

　　1944年1月9日，毛泽东在给杨绍萱、齐燕铭的信中，称赞由两位编导、中共中央党校俱乐部演出的平剧（即京剧）《逼上梁山》，“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倡导的戏曲改革，由此发端。

　　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彻底胜利的时刻，毛泽东在为新华社撰写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评论文章里，进一步阐发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和文明观。

　　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将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向前推进，预言了中华文明在新中国的历史纪元中的新生。他指出：“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同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在第五章文化教育政策里，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这一规定，将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和文化理论转化为新中国建国的制度安排，使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的中华文明向何处去的问题不仅有了正解，还使这一正解有了法律保障。

　　《共同纲领》还规定：“努力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的建设。奖励科学的发现和发明，普及科学知识。”“提倡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经济、政治、文化及国际事务。奖励优秀的社会科学著作”。在第一章总纲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自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科学”“民主”两大口号后，对这两大口号的科学诠释至此也有了正解。

　　“饮水思源”。在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今天，我们应永远铭记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探索中华文明发展新道路所做的历史贡献。

　　（作者简介：李捷，中国史学会会长、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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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近代史研究》202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