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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探索中国现代化的道路，在中国现代化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近年来， 很多人在研究中国共产党探索开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历史过程时，重视发掘和研究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现代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活动，但对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提出的有关思想主张少有系统的梳理，特别是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缺乏较全面的分析。多年前，笔者曾写过一篇文章，提出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也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理论，这一理论回答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有的是带根本性的问题。这里，想就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与中国现代化问题，再谈谈看法。

一

　　毛泽东将社会革命与现代化联系起来，提出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变革生产关系实现国家现代化的纲领，并开启在新民主主义条件下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

　　现代化是任何一个国家发展进程中不可逾越的阶段，对从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就陷入被动挨打局面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来说，更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中国近代早期先进分子看到了国家的落后，看到了世界现代化的潮流，提出了国家现代化的问题，并进行了各种探索和尝试。洋务派看到国家“技不如人”，欲图“师夷长技以制夷”，兴办军事工业及相关的民用工业，开创了中国近代工业。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进一步看到了国家“制不如人”，谋求政治上的改良，效仿西方制度，同时也提出“兴实业”“尚工”甚至“以工立国”的主张，这些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化思想的萌芽。但是，从洋务派到维新派，由于他们都是想在不对封建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进行根本变革的条件下搞现代化，所以他们的现代化思想只能是一种谋求改变“技不如人”和“制不如人”局面的改良主义，不可能提出与社会革命相联系的现代化建设的纲领和目标，不可能回答和解决中国现代化的根本性的问题， 他们的探索和尝试只能以失败而告终。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孙中山是中国正式提出现代化思想的第一人。他高举反帝反封建和振兴中华的旗帜，主张大规模发展工商业，认为这是“兴国之要图”“救亡之急务”，并提出了以发展交通、通讯为重点的《实业计划》。但是，他的现代化思想具有严重的局限性。他试图在封建军阀专制下进行现代化建设，陷入了实业救国的空想；他主张的现代化是资本主义现代化，想通过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国家资本主义实现国家现代化，这是脱离中国实际的。这种局限性，使他没有能够做到通过民主革命清除中国现代化的根本障碍，没有能够提出政治、经济、文化全面现代化的目标，没有能够提出解决农业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根本方案。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把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承担了起来，并开始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民主革命时期的成果集中体现在毛泽东创立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中。毛泽东鲜明地打出新民主主义的旗帜，是要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20 世纪 30 年代末 40 年代初，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阶段，国民党却加紧推行反共的政策，鼓吹“一个政党，一个主义”，要中国共产党把自己的旗帜收起来，归于他们专制的建国建政体系。对此，毛泽东发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全面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理论。新民主主义理论，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新民主主义建设的理论。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他完整地提出了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和社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的纲领。概括地讲就是：通过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改变旧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解放生产力，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也是与新民主主义社会革命相联系的现代化纲领。这一纲领揭示，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彻底变革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旧的生产关系，是中国现代化最根本的前提条件。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曾深刻地指出：“一个不是贫弱的而是富强的中国，是和一个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而是独立的，不是半封建的而是自由的、民主的，不是分裂的而是统一的中国，相联结的。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这一重要论断不仅回答和解决了中国现代化最根本的问题，而且提出了中国现代化总的也是最终的目标，这就是把中国建设成为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这一目标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全面现代化的目标，集中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长期处于分裂状态的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全面诉求。

　　为实现全面现代化的目标，毛泽东提出了建设新民主主义政治、新民主主义经济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任务。这三大建设，实质上就是新民主主义条件下的现代化建设。概括地讲，新民主主义政治建设，就是由人民民主选举建立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反帝反封建的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就是建立社会主义性质的以国有经济为领导的，由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等多种经济成分组成的新经济；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就是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在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这三大建设开启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经济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二

　　毛泽东突破几千年来形成的农本思想的藩篱，明确指出中国现代化的根本途径是工业化，变农业国为工业国，使中国现代化有了切实可行的实践路径。

　　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农本思想，在漫长的封建社会的历史中，对于促进经济社会稳定发展曾起过积极作用，但到了世界工业文明时代，却越来越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然而，封建统治阶级却只能顽固地坚持赖以维系支撑其统治地位的经济基础，同时赖以维系传统宗法人伦社会秩序。从洋务派到维新派，虽然提出了“尚工”“以工立国”的主张，并批评过“重农贵粟”的观念，但他们的根本目的还是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和统治秩序，因此他们的思想从根本上没有脱离农本思想的轨道，他们只想通过搞工业“求强”“求富”，并不曾想到要改变传统农业社会的性质。

　　毛泽东突破农本思想的藩篱，提出了工业化的主张，并明确指出中国现代化的根本途径是工业化，变农业国为工业国。他指出：“中国民族和人民要彻底解放，必须实现国家工业化”，中国“还没有解决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问题，只有待经济上获得了广大的发展，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先进的工业国，才算最后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中国社会的进步将主要依靠工业的发展”。“工业必须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经济基础。只有工业社会才能是充分民主的社会。”这里，他实际上同时提出了工业化的标准，这就是工业必须成为社会的主要经济基础 , 社会的进步主要依靠工业的发展。

　　工业化，变农业国为工业国，这既符合世界现代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又符合中国的基本国情。工业化，是现代化的标志，也是世界各国现代化必然要走的路。但对中国来讲，工业化是要实现经济整体上的转型。中国绵延几千年的个体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到了近代不仅造成了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的局面，而且造成了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整体上封闭落后的局面。这种个体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再延续下去，中国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复兴永远没有希望。中国现代化的唯一途径，只能是工业化，通过工业化变农业国为工业国。毛泽东指出了这一途径，使中国现代化第一次有了切实可行的实践路径。

　　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要变成一个工业国，必须解决好农业的问题。如果农业问题解决不好，工业化也只能是空中楼阁。毛泽东认识到农业是工业化的基础，由农业国变工业国，不仅不是不要农业，而且是要有“进步的比较现时发达得多的农业”。他把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心任务提出来，固然主要是为了铲除作为封建剥削制度根基的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但同时也是考虑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如何解放和发展农业生产力，为工业化创造条件。他说：“为了发展工业，必须首先解决土地问题”。他还提出：“消灭封建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就给发展工业生产，变农业国为工业国的任务奠定了基础”。“在任何地区，一经消灭了封建制度，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党和民主政府就必须立即提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任务”。为了建设“进步的比较现时发达得多的农业”，他提出了“农业社会化”的问题，指出：“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必须发展农业，并逐步完成农业社会化”。这实际上是提出了农业现代化的思想。毛泽东把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一并考虑设计， 解决了农业国变工业国的一个大难题。

三

　　毛泽东提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和社会，既划清与国民党蒋介石“半法西斯半封建”的资本主义的界线和与欧美资本主义的界线，又不仿效苏联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做出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设计。

　　当中国共产党决心致力于中国的现代化时，面临着多种选择：在世界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美资本主义现代化虽然遇到了困难和挑战，但仍在发展当中；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虽然刚刚兴起，但表现出强大的活力；另外，还有一些社会民主主义者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寻找所谓的“第三条路”。在中国国内，蒋介石国民党也提出了“国家现代化”的口号，但他们“搞的是半法西斯半封建的资 本主义”；一些民主人士不满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则提出了所谓“第三条道路”的主张，实质上就是主张走欧美式的资产阶级发展道路。毛泽东指出，蒋介石国民党已被人民所孤立，蒋介石统治的灭亡已经不可避免，走“第三条道路”的“想法已经破产”。“欧美资产阶级走过的老路”“无如国际国内的环境，都不容许中国这样做”。“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决不能还是旧的半封建社会。”他提出的建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和社会，既与蒋介石国民党的“半法西斯半封建”的资本主义划清了界线，又与欧美式资本主义划清了界线，明确了中国现代化的 社会主义方向。

　　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是毛泽东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独特设计。毛泽东反对照搬俄国革命以城市为中心的经验，探索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的革命道路。在革命胜利后国家建设问题上，他又反对仿效苏联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而是主张根据国情通过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他指出，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只适合苏联和一些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而不适合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他强调这是由中国的国情实际所决定的：“中国现阶段的历史将形成中国现阶段的制度，在一个长时期中，将产生一个对于我们是完全必要和完全合理同时又区别于俄国制度的特殊形态”。社会主义是要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的，要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实现生产的社会化和人民生活的普惠化。旧中国经济基础十分薄弱，现代性的工业只占 10% 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 90% 左右，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实现生产的社会化和人民生活的普惠化是不可能的。毛泽东指出：“这是帝国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压迫中国的结果，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这也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要犯‘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那么，怎么实现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和社会向社会主义过渡呢？毛泽东提出并阐释了基本的构想。从整体来说，他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必然带来两方面的结果，一方面，扫清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物，资本主义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另一方面又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社会主义因素“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是这样，并且是领导的因素”。他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内部这种社会主义因素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根本因素。

　　在政治方面，他的基本构想是：“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这样，就可以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由半殖民地变为真正的独立国，使中国人民来一个大解放，将自己头上的封建的压迫和官僚资本（即中国的垄断资本）的压迫一起掀掉，并由此造成统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造成由人剥削人的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

　　在经济方面，他的基本构想是：在城市，逐步发展虽然数量还较少但却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公营经济，使之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在国民经济中起决定作用。在农村，暂不建立社会主义农业，但发展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合作社经济。他认定，通过发挥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公营经济的领导作用和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合作社经济的引导作用，完全可以实现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的过渡。

　　在文化方面，他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将“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为领导”，“努力在工人阶级中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适当地有步骤地用社会主义教育农民及其他群众”，从文化思想引导和文化政策上，保证新民主主义文化向社会主义的转变。

　　中国新民主主义国家和社会建设，先是在广大抗日根据地、解放区，后是在新中国全国范围内推开，政治、经济、文化完全是按照毛泽东的基本构想和设计发展的。到 1956 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时候，在政治方面，已经建立起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等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在经济方面，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和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发展壮大，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已经确立。到 1957 年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时，国营经济已占主导地位。

四

　　毛泽东清除民粹主义思想障碍，提出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利用和吸收资本主义的思想，为中国现代化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

　　20 世纪上半期，当一些选择社会主义的落后东方国家追赶世界现代化潮流的时候，受到了民粹主义思想的干扰。民粹主义，就是主张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如何搞现代化？一些人包括中国共产党内一些人受民粹主义思想和“左”倾思想影响，提出中国要限制甚至消灭资本主义，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毛泽东指出：“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有些人相当长的时间里搞不清楚，存在一种民粹派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多数的党内是会长期存在的。”他严厉批评这种思想，反复向党内外说明，建设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和社会，必须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

　　为了帮助党内同志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必然阶段，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历史作用做了分析和评价，并且联系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实际，强调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他说：“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他设计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和社会建设阶段，是一个培育和发展社会主义因素的阶段，也是一个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只是这种资本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他要用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去替代外国的帝国主义和本国的封建主义。他说：“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

　　新民主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它与欧美式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决定了它是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绝不是全盘继承和吸收资本主义。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新民主主义要节制、消灭的是“操纵国民生计”“少数人所得而私”的私人资本主义，而对于那些不是“操纵国民生计”有益于国民生计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则要使它“能够自由发展”要“使具有某种进步性的资本主义能在中国得到发展，并通过引进现代生产方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毛泽东所说的有益于国民生计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显然包括外国资本主义，他指出：“我们坚信，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私人资本，在战后的中国都应给予充分发展的机会，因为中国需要发展工业。”他明确地提出中国现代化建设要引进国外资本和国外先进生产方法、技术等。

　　毛泽东提出利用和吸收资本主义，不局限于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而是包括社会主义社会阶段的。他指出：“我们提倡的是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有它的生命力，还有革命性。从整个世界来说，资本主义是向下的，但一部分资本主义在反法西斯时还有用，另一部分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将来还有用，在中国及欧洲、南美的一些农业国家中还有用，它的性质是帮助社会主义的，它是革命的、有用的，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的。”这实际上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阶段的现代化建设也要利用和吸收资本主义的思想。

　　新民主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是要建立在工业化、社会化经济的基础上，还是可以建立在分散的个体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的基础上，是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义的根本区别。对此，毛泽东给予了明确回答。他指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社会生产，公营的与私营的）与合作社（变工队在内），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

　　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他指出：“我们反对农业社会主义，所指的是脱离工业、只要农业来搞什么社会主义，这是破坏生产、阻碍生产发展的，是反动的”。他提出“：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

　　毛泽东对民粹主义的批判，对于党和人民在革命胜利后国家建设问题上避免陷入急躁冒进的“左”的错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和作用。他提出的利用和吸收资本主义的思想，为中国现代化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由于各种原因，他后来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在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的问题上陷入“左”的错误，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但他这份珍贵的思想遗产，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为党和人民所继承和发扬。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已经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点。

五

　　毛泽东提出和实行过渡时期总路线，以工业化为主导向社会主义过渡，为社会转型创造了经济基础，并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进程。

　　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不能空过渡，也不能穷过渡，需要建立在新的经济基础上，即由农业基础转变为工业基础。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即提出，“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把恢复和发展生产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他还指出：“人民共和国的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没有对外贸易的统制政策是不可能的。从中国境内肃清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这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者的集中表现），还没有解决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问题，只有待经济上获得了广大的发展，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先进的工业国，才算最后地解决了这个问题。”由此他把新中国工业化的任务正式地提了出来。1953 年底，他提出“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并明确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主体，对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两翼”，确立了工业化在向社会主义过渡中的主导地位。

　　后来的实践证明，工业化对社会主义改造确实发挥了主导和促进的作用。工业化大大加强了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领导地位和领导力量，其鲜明的社会主义性质、生产组织原则和发展方向对私营工商业产生了强大的辐射和影响。私营工商企业的大多数都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同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联系和合作，不同程度地逐步改变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不再是纯粹的私人资本主义性质。工业化是在国家统一领导下有计划地进行的，其计划性决定了整个经济的计划性。私营工商企业接受国家计划的指导，也就接受了社会主义原则的指导。工业化大大增加了对农产品的需求，也大大增加了对农村包括农机具在内的工业产品的供给，促进了农业合作化的发展。工业化还增进了城乡交流，密切了工农关系，为社会主义改造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氛围。

　　以工业化主导向社会主义过渡，新中国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际进程。“三改”实际上到 1954 年 2 月才开始正式实行，而工业化则在 1953 年就同实施“一五”计划一起开始实行了。到 1957 年“一五”计划提前完成时，中国工业化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苏联援建的 156 个重点项目的带动下，我国新建了机械工业、有色冶金、电子等工业部门，钢铁等基础工业建设得到大大加强，轻纺工业发展更快。全国工业总产值 704 亿元，比 1952 年增长 128.6%。主要工业产品大幅度增长，钢产量达到 535 万吨，比 1952 年增长 296%；原煤产量达到 1.31 亿吨，比 1952 年增长 98.5%；发电量达到 193 亿度，比 1952 年增长 164%。工业化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到1957 年，国民经济全面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全国工农业总产值达到 1241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 1952 年增长 67.8%。全国居民的平均消费水平达到 108 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 1952 年提高 24.5%。

　　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工业化和国民经济发展的成就，为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基础，也为以后全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打下了必要的基础。

　　（作者简介：杨胜群，编审，中共中央原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副会长）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202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