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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的自主知识体系，一个关键的前置性问题在于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概念范畴的历史指向、核心要义与本质要求。“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具有比较意义的概念范畴，是一种相对于西方现代化而言的崭新的现代化形态，既遵循着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又展现出自身的独特规定性。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此，应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加以历史考察，检视与分析其中蕴含的现代性悖论，从学理层面思考中国式现代化的现代性特质，从而理解中国式现代化何以实现对西方现代化的历史性超越。

　　所谓现代化，指的是从传统生产方式向现代生产方式、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合乎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与潮流，是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一个特定阶段，现代化是属于历史层面的概念范畴。所谓现代性，指的是现代社会、现代世界、现代生活的核心特征或根本属性，属于哲学层面的概念范畴。现代化与现代性既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前者侧重于过程，后者侧重于特征、性质。现代性标志着一种不同于传统生产方式、传统社会的鲜明特征。

　　在韦伯看来，现代性的核心特征就在于理性化，它渗透于经济、行政、法律、宗教、文化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经济理性方面，韦伯认为，“‘经济行动的形式合理性’将被用来指称在技术上可能的、并被实际应用的量化计算或者核算的程度”。在行政理性方面，韦伯对官僚制的理性化特征展开了分析，认为“官僚制行政意味着从根本上以知识进行支配。这是使它变得尤其理性的一个特征”。在法律理性方面，韦伯分析了理性化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助推作用，认为“法律秩序和行政体制发挥功能时的可计算性与可靠性，对于理性资本主义来说可谓命运攸关”。诚然，几个世纪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资本主义的现代性特征在内涵与外延上不断变化，但这些都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本质。

　　现代化进程狂飙突进，带来了物质生产、社会发展、日常生活的历史变革，但与之相伴的还有内嵌于现代性之中的悖论。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提出过现代性概念，但其对于现代资产阶级、现代文明、现代社会、现代世界的分析，为科学、完整地把握现代性奠定了坚实基础。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了异化劳动理论，并以此为基础对资本主义带来的现代性悖论展开了批判性考察。他指出：“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在这里，马克思深刻揭示了现代性悖论的表现形式及其实质。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进一步分析指出：“各个人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下被设想得要比先前更自由些”，“事实上，他们当然更不自由，因为他们更加屈从于物的力量”。正是因为前面所述的悖论的存在，自由的应然维度与实然维度难以统一起来。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在资本主义创造的现代性中，劳动非但没有增进人的自由的实现程度，反而使劳动的产物成为异己性的存在物，人们屈从于资本的统治、物的力量。由是观之，所谓现代性悖论，就是物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之间的失衡，是一种手段对目的的颠倒、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宰制。除马克思恩格斯外，还有许多学者对这一问题作出过深刻的考察。例如，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就讲道，“资本主义社会在其强调积累的过程中，已经把积累活动变成了自身目的”，等等。

　　现代性悖论发生的根源在于资本逻辑的宰制。资本逻辑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矛盾运动的规律，是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普照的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不仅是物，更体现出附着于物之上的社会关系，“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资本具有两个面向，一方面能够推动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另一方面不断追求自身的扩张、增殖与积累。在资本主义的现代性中，资本的扩张没有了必要的、合理的限制，带来了内生性、不可克服的矛盾，在经济、社会等领域造成诸多问题。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

　　应对、破解、超越资本主义的现代性悖论，成为中国走出崭新的现代化道路、建构崭新的现代性的前提。中国式现代化通过坚持四个理性相统一，分别以工具理性、历史理性、理论理性、实践理性来支撑价值理性，为形塑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奠定了坚实基础。

　　破解资本主义衍生出的现代性悖论，首先就要将推进现代化的手段与目的统一起来。所谓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指的就是现代化进程中手段与目的、形式与实质的统一。现代化的终极价值不在于物化指标的数量跃升，而在于建构现代化的社会与现代化的生活，在于实现人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性超越，必须体现于将物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统一起来，将工具理性面向与价值理性面向结合起来，如此才能真正彰显其内在价值与世界意义。

　　从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实际来看，工具理性是现代化发展的手段，集中体现在发展的效率、效益上；价值理性是现代化发展的目的，集中体现在发展的人民性、公平性、共享性上。只有坚持手段与目的的统一，才能实现真正的现代化发展，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的双重诉求之所在。

　　如何理解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统一？最为关键的是要从社会主要矛盾切入分析。矛盾分析法是分析与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方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历史性转化，社会需求侧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社会供给侧是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就是让社会供给更加契合于社会需求，使二者处于均衡、协调的状态。具体看来，实现更平衡、更充分的发展，就是工具理性层面现代化发展更有效率、更有效益的体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就是价值理性在现代化实践中的体现。从这个意义上看，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既是实现社会供给与社会需求的平衡，又是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

　　进一步看，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高品质生活的统一，是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在现代化发展中有机统一的关键。一方面，关于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明确指出，这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高质量发展不是仅仅追求GDP增长的速度、数量，不是一种见物不见人的增长，而是一种结构更加优化、内涵更加丰富、效益更为显著的发展，是一种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发展方式。另一方面，关于高品质生活，习近平强调：“我们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这是从现代化发展的全局出发，将现代化的价值论与实践论统一起来，以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规定性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既实现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发展效率，又展现出比资本主义更先进的价值追求，将现代化发展的成果具体地落实到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上。

　　总而言之，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有机整体中，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制度基础要与现代化的主体基础、价值基础统一起来，实现物的全面丰富与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全面进步的统一，而不停留于单向度的物的片面发展上。

　　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需要立足历史唯物主义的大历史视野，从更长的时间尺度把握现代化发展的中国逻辑。一方面，要立足历史规律把握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必须认识规律、把握规律、顺应规律，而不能忽视规律、轻视规律。要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对中国式现代化加以具体的理论考察，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性认识。例如，从社会形态视角出发，界定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不是别的什么现代化。又如，从社会结构视角出发，明确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根本在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良性互动。再如，从社会动力视角出发，明确改革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动力，要通过不断深化改革来为中国式现代化释放活力。另一方面，要在历史主动中把握中国式现代化。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中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是充分发挥人民群众主体力量的现代化。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不断发展，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实现程度必将提升，人的现代化也将呈现出崭新的历史面貌。概言之，历史唯物主义从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相统一、历史必然性与历史多样性相统一的视角，彻底揭示了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规律与特殊要求，为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

　　所谓历史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实质上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是历史观与价值观的统一，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大历史视野确证价值理性、引领价值理性。那么，历史理性与价值理性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何以统一？

　　关键之一在于，始终坚持人民群众既是历史主体，又是价值主体，是历史主体与价值主体的统一，激发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精神，满足人民群众的真正需要。《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明确指出：“今天，中国人民更加自信、自立、自强，极大增强了志气、骨气、底气，在历史进程中积累的强大能量充分爆发出来，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历史主动精神、历史创造精神，正在信心百倍书写着新时代中国发展的伟大历史。”而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一个必须牢牢把握的重大原则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既要在理论上肯定，又要在制度中明确，更要在实践中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只有真正捍卫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真正致力于创造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中国式现代化才能不断取得新的成就、创造新的奇迹。

　　关键之二在于，在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发展的历史演进中，把握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价值要求。习近平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一个静态、一成不变、停滞不前的阶段，也不是一个自发、被动、不用费多大气力自然而然就可以跨过的阶段，而是一个动态、积极有为、始终洋溢着蓬勃生机活力的过程，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日益接近质的飞跃的量的积累和发展变化的过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基座，探讨中国式现代化不能脱离这一基本的历史条件。价值理性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实现程度、实现状态，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的发展，有着内在的联系。基于此，要具体地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要求，准确地把握价值理性实现的历史方位。党的二十大报告在关于2035年我国发展总体目标的论述中有这样一个提法，即“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这就是历史地把握价值理性的时代要求，将历史理性同价值理性相结合的重要体现。

　　任何一套成熟的理论体系都有其不可剥离的价值内核。理论体系具有理性化、系统化的鲜明特点，对于特定的价值问题予以理论层面的论证、支撑，使特定的价值理念、价值原则、价值规范得以证成。这里探讨的理论理性对价值理性的支撑，应当具体化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对蕴含其中的价值体系的支撑。目前，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已经初步建构起来，形成了独特的概念范畴、叙事结构、理论范式，对于坚守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立场、价值追求具有根本的指导意义。

　　我们知道，必须坚持人民至上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首要内容，体现出这一思想的根本价值立场与鲜明价值追求。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体系、理论形态，有着区别于其他理论体系、理论形态的根本特性，而这突出地体现在人民性上。“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党的理论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一切脱离人民的理论都是苍白无力的，一切不为人民造福的理论都是没有生命力的。”不断发展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具有一以贯之的价值内核，即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确保人民至上。这是理论理性与价值理性相统一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

　　从概念范畴来看，理论理性对价值理性的支撑有着具体的表现。概念范畴是理论的基石，是理论大厦得以构筑的核心要件。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中，诸多概念范畴都充分体现着价值理性的内在诉求。一是全过程人民民主。习近平强调：“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不同于西方的竞争性选举民主，它具有鲜明的全过程性和全面性，合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中民主现代化的实践要求。这一概念范畴背后的主体是人民，强调社会主义民主的价值理性是人民当家作主。二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习近平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之一界定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强调“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这一概念范畴背后的主体同样是人民，强调经济社会各领域发展的价值理性是实现共同富裕。三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还需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习近平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这一概念范畴背后的主体既包括人，也包括自然，强调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价值理性。四是人类文明新形态。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提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概念命题，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其明确界定为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重要内容。这一概念范畴体现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价值理性。

　　除概念范畴外，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还有着独特的叙事结构，包括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力量论”“制度属性论”“中国特色论”“本质要求论”“显著优势论”等。这些理论叙事从不同层面展现出价值理性的要求。例如，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优势论”就是从物质生产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社会建设现代化等方面，展现出中国式现代化在推动物质生产、进行国家治理、推进社会建设等方面的优势，并阐明这些优势为形成与中国具体实际相适应的现代生产、现代治理、现代社会奠定了坚实基础，从而在生产、治理、社会等方面更好地实现了价值理性蕴含的内在要求。

　　走自己的路，是实践理性在我们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的集中体现。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人一直强调坚持走自己的路呢？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社会主义，没有一成不变的模板，没有现成既定的选项，而是需要独立自主地加以探索。

　　这种实践理性有两个突出的特质。一是有原则高度。这突出地体现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同构上，要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中国式现代化不是无原则、无根基的现代化，其发展的关键就在于在现代化实践中落实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性要求，使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得到充分发挥。二是有文化厚度。这突出地体现为，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同构上，要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是展现中华文明底蕴和中华文明特质的现代化，是反映中华文明发展诉求的现代化，必然蕴含中华文明的实践智慧。它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坚持实践理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既有规划、有设计、有宏大的思路，又有试点、有试验、有多样具体的探索，而所谓“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摸规律，从实践中获得真知”。二是胆子要大与步子要稳。在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凡是涉及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总是复杂和困难的。这就要求我们的胆子要大，而步子要稳。“胆子要大，就是改革再难也要向前推进，敢于担当，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步子要稳，就是方向一定要准，行驶一定要稳，尤其是不能犯颠覆性错误。”三是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毛泽东对实事求是有一个经典的论述：“‘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理性强调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具体实际为准绳，以现实要求为导向，不断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

　　我们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就是要坚持走自己的路，坚持实践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在实践中解决具体的价值难题。以实践理性支撑价值理性何以可能？应当认识到，价值理性的实现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必须契合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客观状况。与此同时，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是一个有机系统，价值理性体现在其中的方方面面，各方面既具有相对独立性，又具有联动性，且都具有内在的实现要求。因此，必须渐进地、审慎地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解决复杂的价值难题，不能奢望毕其功于一役。习近平曾形象地指出：“一口吃不成胖子，共享发展必将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不均衡到均衡的过程，即使达到很高的水平也会有差别。”“实现共同富裕，要统筹考虑需要和可能，按照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循序渐进。”只有坚持实践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才不会脱离实际空谈价值理性。历史上曾出现过那种超越客观实际，一味追求价值理性、放大价值理性的情况，而那样做总是带来负面的后果，这是我们应当警惕的。价值理性的实现具有历史性、时间性、渐进性，要将实践理性与价值理性统一起来，使价值理性的实现具有更坚实的实践基础。

　　如何实现现代化是一个世界性、世纪性难题，是一个仍在不断展开、需要不断深化研究的课题。西方在现代化发展上具有先发优势，但没有形成一劳永逸、固定不变的现代化模式，也没有为现代化探索给出最终答案。中国的现代化要由中国人民自主实现。经过不断深化的历史性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通过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历史理性、理论理性、实践理性统一起来，回应、破解资本主义的现代性悖论，并建构起崭新的现代化形态。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其现代性特征会更为鲜明、更加显著。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的自主知识体系，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不断从理论层面总结概括中国式现代化的现代性特征，并将其同西方的现代性进行历史比较，为增强走自己的路的历史主动与历史自信奠定坚实基础。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协同创新中心）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