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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是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不仅善于打破一个旧世界，同样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就注意到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主要方向。1944年8月23日，毛泽东在会见美军观察组谢伟思时，就论及中国工业化即现代化问题，“战后中国的工业化，只有通过兴办自由企业和得到外资的援助才能做到”。1945年3月13日，毛泽东在会见谢伟思时又指出，中国必须实行土地改革和民主，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将给中国带来民主和坚实的工业化的手段。同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所做《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提出：“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1949年2月，毛泽东与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会谈时再次提及“现代化”，说未来的国家“要建设崭新的、现代化的、强大的国民经济”。在1949年3月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指出：我们已经“取得了或者即将取得使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逐步地向着现代化发展的可能性”。这表明我们党在即将领导完成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历史任务之时，就开始关注实现现代化的历史使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在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上初步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战略构想，发出“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的号召。1957年2月，毛泽东进一步提出要“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1959年底到1960年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又强调：“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这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的一次完整表述。1960年3月18日，毛泽东在同尼泊尔首相谈话时宣布我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要安下心来，使我们可以建设我们国家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科学文化和现代化的国防。”

　　1964年，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上，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并确定了两步走计划。在1975年1月召开的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重申：“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而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在毛泽东时代就已初显，可以概括为以下五方面内容。

　　（一）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

　　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新政协上宣布:“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数量众多的中国人民不再是一盘散沙。从旧中国百年“人民五亿不团圆”到新中国“六亿神州尽舜尧”，人民群众发挥了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在生产建设中取得了许多成果。1958年4月毛泽东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中指出：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但“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1955年，毛泽东强调：“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1955年10月29日，毛泽东提出：“美国只有一亿多人口，我国有六亿多人口，我们应该赶上美国。……哪一天赶上美国，超过美国，我们才吐一口气。现在我们不像样子嘛，要受人欺负。”1958年，毛泽东又指出：“只有经过十年至十五年的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以后的任务“则是进一步发展生产力”。1956年，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诞辰90周年时预言，到21世纪时“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超大人口规模与超大国土空间、超大经济体量、超大规模市场确实蕴藏着澎湃的发展动能。人口规模巨大是优势与红利，但也是挑战与压力。1957年，毛泽东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指出：“要使几亿人口的中国人生活得好”“这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1962年1月毛泽东重新估计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与艰巨性，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强调：“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

　　（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由毛泽东审定，第一届政协会议全体通过的“共同纲领”，规定了中国共产党“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的任务。毛泽东看到土地改革后分到土地的农民“土地还是很少，生活还是很困难，唯一的出路就是组织起来，搞社会主义”。为充分激发他们的主体能动性，最初的途径是搞集体所有制的合作社，把个体农民变成集体的农民。1953年12月，党中央在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时，提出了“共同富裕”命题。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提出：“逐步地实现对于整个农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即实行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1955年10月29日，毛泽东对共同富裕做了清晰阐述：“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

　　农业合作化取得了明显成效，统计资料表明，80%以上的合作社都增产增收，而且一般都是互助组优于单干，合作社又优于互助组。在毛泽东大力倡导下，至1956年底，全国基本实现了农业合作化。1957年，毛泽东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指出：“要使几亿人口的中国人生活得好。”毛泽东提倡共同富裕，坚决反对两极分化，这是他大力倡导农业合作化的动因之一。在农业合作化实行之前，他看到“农村中存在的是富农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像汪洋大海一样的个体农民的所有制。……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一天一天地在发展，新富农已经到处出现，……许多贫农，则因为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债，有些人出卖土地，或者出租土地。这种情况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农村中向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毛泽东倡导的共同富裕充分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共同富裕不是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对此表现的一平二调的“共产风”，毛泽东有所警觉，并努力加以纠正。

　　（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现代化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党的精神面貌是比较好的，人民群众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热火朝天地投入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根据革命战争年代的历史经验，非常重视发扬革命精神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作用。1957年3月，毛泽东号召全体党员干部要保持革命战争时期“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

　　着眼于物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的辩证统一，毛泽东也十分注意物质生活水平和精神生活水平同时逐步提高，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从而实现了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新发展。1963年3月5日，毛泽东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雷锋是沈阳军区工程兵某部汽车运输连班长，他的思想、品格和先进的事迹，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先进思想与品德，也展示了中华民族的先进文化与美德。1963年8月1日，毛泽东提出要学习“南京路上好八连”，“为人民，几十年。拒腐蚀，永不沾”，号召“全军民，要自立。不怕压，不怕迫。不怕刀，不怕戟。不怕鬼，不怕魅。不怕帝，不怕贼。……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该连队自1949年6月进驻上海市繁华的南京路后，始终发扬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保持人民军队和劳动人民本色，身居闹市，一尘不染，热心为人民服务，深受广大市民称赞，1963年4月25日被国防部授予“南京路上好八连”荣誉称号。学习雷锋和“好八连”等先进典型活动，对当时和后来全社会树立团结互助、无私奉献的良好道德风尚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1959年地质勘探部门在东北松辽盆地找到了石油，以“铁人”王进喜为代表的石油工人在1960年初开始的“大庆油田会战”中发扬“有条件要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宁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英雄气概，在三年多的时间里创造辉煌业绩，铸就了“大庆精神”。1964年，毛泽东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工业学大庆”的号召。同年2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石油工业部〈关于大庆石油会战情况的报告〉的通知》，指出大庆是一个“多快好省”的典型。大庆的一些主要经验不仅在工业部门中适用，而且在交通、财贸、文教各部门和党、政、军、群众团体的各级机关中也都适用。此后，全国工业交通战线掀起学习大庆经验的运动。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总结大庆油田的典型经验，指出成绩是突出的，主要经验是值得学习的。

　　此外，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也是以弱胜强、赢得反侵略战争胜利的重要保证。

　　（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1950年，安徽、河南连降大雨，淮北地区灾情严重，百年不遇。毛泽东连续批转三份灾情报告，指示水利部限日作出导淮计划，秋起即组织大规模导淮工程。在毛泽东的关怀下，首期治淮工程赶在1951年洪水到来之前完成，初步发挥了抗洪和灌溉功能，淮河流域农业获得空前丰收。对此，毛泽东欣然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以往水灾频繁的沂河、沭河地区得到治理，获得多年未有的丰收，通过大兴水利，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的一般洪水灾害也得到初步控制。1955年12月，毛泽东在为党中央起草的《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中提出，“兴修小型水利”，防止水土流失和旱涝灾害的发生，并“在十二年内，基本上消灭荒地荒山”，绿化祖国。1958年4月，毛泽东进一步提出绿化要落在实处，“真正绿化，要在飞机上看见一片绿。粮食到手，树木到眼，才能算数”。1959年起，河北省塞罕坝林场建设者们听从党和毛主席的召唤，发扬“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精神，创造了荒原变林海的人间奇迹。他们营造的百万亩林海有效阻滞了浑善达克沙地南侵，每年为滦河、辽河下游地区涵养水源、净化淡水2.84亿立方米，防止土壤流失量为每年513.55万吨，每年可固定二氧化碳86.03万吨，释放氧气59.84万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授予塞罕坝林场建设者“地球卫士奖”。

　　1955年1月，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的问题并作出决策。1955年3月3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说：我们现在“开始要钻原子能”。1970年我国第一座核电站——秦山核电站开始建设，迈开了和平利用核技术的新步伐。毛泽东还指示要推广沼气。196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解决农村烧柴问题的指示》，根据中央精神在各地大力推进沼气建设。直到2000年之前，中国生物质能的开发利用都以沼气为主。1973年8月，在毛泽东的关心下，首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在北京召开。1974年10月，我国首个环境保护的综合性文件出台。

　　（五）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1949年“共同纲领”宣布：新中国“站在国际和平民主阵营方面，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以保障世界的持久和平”。在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完成后，毛泽东指出人民民主专政的目的“是为了保卫全体人民进行和平劳动，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台湾问题上，经过1958年金门炮战，毛泽东产生了和平统一的设想，因此，他请人在1960年5月给台湾领导人带话：只要蒋氏父子能抵制美国，我们可以同他合作；台、澎、金、马要整个回来，可以照原有方式生活，军队可以保存，继续搞“三民主义”。

　　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入侵台湾海峡，把战火烧到中国边境的严峻局势，毛泽东果断做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一道，经过两年多苦战，打败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签订了停战协定。1954年和1955年，在中国政府代表团的努力下，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相继取得重要会谈成果。所有这些都促进了国际局势的缓和，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争取到了有力的国际和平环境。

　　1953年底，中国政府在与印度政府谈判时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久，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先后写入中印、中缅双边文件。1954年10月至12月，毛泽东多次表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一个长期方针，应推广到所有国家关系中去。1956年11月，我国政府发表声明，明确指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该成为世界各国建立和发展相互关系的准则”，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更应该建立在五项原则基础上”。

　　1961年，毛泽东对来访的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说：“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一百年，一万年，我们也不会侵略别人。”1962年10月，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境进行自卫反击战，收复了1959年8月后被印军侵占的中国领土。为表示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诚意，中国政府主动宣布全线停火，自1959年12月1日起，从实际控制线单方面后撤20公里，遣返被俘印军官兵，交还缴获物资。

　　总之，1949到1976年间，毛泽东所领导的新中国从未主动挑起一场战争，从未侵占别国一寸土地，从未发动过一场代理人战争，从未参加过任何一个军事集团。中国以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与反帝反霸的担当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在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既无先例可循，又无现成的理论参考。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此展开了艰辛的探索。他带领全党、领导全国人民艰苦奋斗，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我国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和经验基础，有很大一部分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建设起来的。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和源、根和魂，无论是关照历史情境、现实语境，还是憧憬未来，都是一份宝贵的财富，值得珍视和认真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