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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曾说：“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把握现状，展望未来，需要回首历史。

　　（一）共同体概念史：民族、中华民族和现代国家

　　“民族”本身是一个现代性的产物。在近代中国，国人在与西人的互动中，接受了这样的概念，萌生了相关意识。1840年以降，当中国从传统的天下主义向民族主义渐次过渡中，我们先是有了民族和民族主义意识，然后萌发了国家民族的思想。正如梁启超所言：“民族成立之唯一的要素，在‘民族意识’之发现与确立。何谓民族意识？谓对他而自觉为我。‘彼，日本人；我，中国人。’凡遇一他族而立刻有‘我中国人’之观念浮于其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之一员也。”

　　从概念史上讲，我国古代有“民”、“族”、“种”、“部”、“类”以及“族类”、“族部”、“民群”、“民种”等表示人群共同体的词语，并没有“民族”的概念。黄兴涛发现，汉字“民族”的出现，与来华德国传教士郭士立关联。严格意义上说郭士立是普鲁士人，会汉语在内的多种语言，1834年他在《救世主耶稣基督行论之要略传》一书中言：“申谕中外诸民族，悔罪伏奉耶稣救世者之教也。”并另有两处使用汉语“民族”者，然而没有证据显示他对后来国人运用此词和概念产生影响。

　　“民族”这一近现代汉语新词，更多源于日本汉字的影响。冯天瑜指出，明治时期的日本学者将汉字“民”与“族”组合成“民族”一词，对译英语nation。除了“民族”，nation还有“国民”、“国家”、“国族”等意。至19世纪末，伴随着“民族主义”、“民族国家”观念的自觉，日制“民族”一词传入中国，出现在维新人士编发创办的《时务报》中。1896年《时务报》刊载日本汉学家的文章，用以开启政治动员。1898年６月，康有为上奏折给光绪皇帝《请君民合治满汉不分揭》，奏折中出现“民族之治”一语。此后，梁启超、章太炎、吴汝纶、孙中山等频繁使用此词，“民族”落地生根并传播开来。

　　“中华民族”一词，最早出现在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的《中国学术思想之变迁之大势》一文中：“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权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之后，在多篇文章中都有使用，尤其在1905年发表的《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7次使用“中华民族”，这一概念伴随着梁的文章和影响力而被国人认可。1906年，杨度这个中华民族之“五族大同”的首倡者，在《金铁主义说》一文称：“中国向来虽无民族之二词，实有何等民族之称号……自命其国曰中国，自命其民族曰中华。”在其中，杨度还对“中华”、“中华民族”作了文化进路的阐释。

　　在概念上，由“族”到“国”的时间非常短，甚至可以说是“族”、“国”同构的。1903年，革命派知识分子邹容出版《革命军》，提出了建立新国家——“中华共和国”的设想。1905年，同盟会成立时孙中山提出了“中华民国”的概念。1906年，孙中山的演讲词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刊发，“中华民国”正式见于中文。1907年，章太炎发表了《中华民国解》，一方面对孙中山的演讲做呼应，另一方面与杨度就相关概念阐释和进路做争论和辩驳。如此，在梁启超、杨度、章太炎等学者不断论述下，“中华民族”一词溢漫到社会层面，成为革命和政治话语。辛亥革命成功后，“中华民国”建立，这表征了民族和民族主义意识、国家民族概念和话语以及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环环相扣、步步促进的过程。

　　（二）再造中华：近代共同体建设的经验

　　相对“民族”、“中华民族”等晚近出现的概念而言，“中华”一词历史悠久。冯天瑜回顾说，“中华”是“中国”与“华夏”的复合词之简称，较早出现于魏晋南北朝，此时正是华夷混同融合的时期，《魏书》《晋书》中多有用例。之后，“中华”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符号和遗产。

　　中国共产党的先驱李大钊，积极致力于“民族复活”的鼓与呼。1916年8月，他在《〈晨钟〉之使命》一文中言：“今后之问题，非新民族崛起之问题，乃旧民族复活之问题”。同年9月，他在《新青年》发表文章称：“吾族今后之能否立足于世界，不在白首中国之苟延残喘，而在青春中国之投胎复活”。

　　在具体的社会层面，近代国人展开了一系列的“中华民族”观念的普及和推进活动。黄兴涛、郑大华等对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孕育、形成、发展及其内涵，作了系统深入的整体性考察和阐释，关于“中华民族”新造活动和书写多有提及。本文主要归纳论述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国歌运动。《五旗共和歌》《卿云歌》等曾是“中华民国”建立初期拟定和短暂使用过的国歌，对“中华民族”观念的传播和塑造发挥了重要作用。1912年2月初，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向全社会征集国歌。2月25日，首次公布了沈恩平作词、沈彭年作曲的《五旗共和歌》，这首歌最终虽未被正式定为国歌，但在海外华侨中流传甚广。从象征意义上来讲，《五旗共和歌》“体现了革命者们对中华民族整合的期待”。之后，还有沈庆鸿作词、邹华民作曲的《中华民国立国纪念歌》，荫昌作词、王心奎作曲的《中华雄踞天地间》被相继公布，最终被北洋政府确立为国歌的是汪荣保所拟、肖友梅作曲的《卿云歌》。加之，20世纪三四十年代抗日战争期间涌现的众多抗日爱国歌曲，如《中华民族不能亡》《中华民族万万岁》等，数量蔚为壮观，据王续添统计，内容中有“民族”、“中华”、“中华民族”者，超过1000首之多，都有力型塑了中华民族的一体观念和认同。

　　二是“中华民族史”的书写。1926年，常乃惪撰写并印行了《中国史鸟瞰：中华民族之构成及发展》第一册，在此基础上1928年修改并正式出版了《中华民族小史》，是最早基于中华民族观念撰写并出版的民族史专著，此书共有14章，第一章便命名为“何谓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小史》中，常乃惪开门见山地交代了主旨：“本书专述中华民族构成及其发展之情形，关于制度文物之叙述则让之他书”。黄兴涛认为，是书在梁启超等人的基础上，又进一步丰富和推进了关于“中华民族”的系统化历史知识。另有，张其昀在1928年出版的《中国民族志》、王桐龄在1928出版的《中国民族史》、吕思勉在1934年出版的《中国民族史》、宋文炳在1935年出版的《中国民族史》、缪凤林在1935年出版的《中国民族史》、林惠祥在1939年出版的《中国民族史》、吕振宇在1948年出版的《中华民族简史》等著述对“中华民族”之渊源、分布、融合之进程等进行系统阐发，为“中华民族”观念的社会化生产了丰富的知识储备，对传播中华民族观念发挥了推动作用。

　　三是“中华民族”在教科书中的呈现。四是确立民族祖先，追溯黄帝为先祖，炎黄子孙之说的广布。五是“民族英雄”的历史书写与应时塑造。六是“国族”的讨论及“中华国族”入宪的努力，等等诸如此类的活动和举措，具体内容文中不再详述，都使得“中华民族”观念日益深入人心。20世纪三十年代日本悍然侵华战争，使得中华各民族同仇敌忾、积极参加抗日战争，更是让这一共同体得以洗礼和淬炼，在生死与共、命运与共中增强了向心力、凝聚力。

　　（一）现代化概念及中国现代化的早期历程

　　大约在元朝的大德年间，也即14世纪初，欧洲兴起了一场名为“文艺复兴”的社会活动，经过近200年的蔓延扩散，在这场志在宣扬人文主义精神活动进入尾声时，西欧人感觉到他们进入了一个有别于过去的“现代”世界，“现代”（Modern）一词于1585年在文艺复兴者的述著中“出现”。基于此，罗荣渠认为，“modern”一词表示一个新的观念体系，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最先使用的，把文艺复兴看成是一个与中世纪对应的新时代。在“现代”基础之上出现的“现代化”一词的动词modernize和名词modernization，则又经过了200多年，在科学革命、思想启蒙之后，它则伴随着工业革命的诞生而出生。现代化(modernize)的本意是“成为现代”、“使之适合现代的”（to make or become modern）。19世纪，随着欧洲在全球范围内的殖民主义，“现代化”概念和现象扩散到欧洲之外，到20世纪时成为世界现象。现代化是什么呢？中西学者有不少概念界定。总的来说，它表示一种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转型的过程，具体表现为：在经济层面的工业化；在社会层面的城市化；在政治层面的民主化；在文化层面的世俗化；在观念层面的理性化；在组织层面的科层制等。

　　中国的现代化，始于19世纪中叶。中英的两次鸦片战争，迫使中国从天朝上国的传统天下观念转而接受西方列强的现代民族主义理念。在与之同时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大潮中，中国方才睁眼重新审视世界，在传统与现代的纠葛中，开启近（现）代化的进程。学界一般认为，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国进入近代史（化）的开端，这更多是从标志事件和事件结果界定的。若从自主性上看，洋务运动可谓是中国近（现）代化的开端，这场又被称为“自强运动”或“同光新政”者，是清政府自1860年始在“自强”、“求富”口号下，推行的涉及军事、经济、外交、文教等领域的社会运动。这场运动的倡议者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现代化主张，积极致力于建立工业、制造现代军事装备、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发展教育文化等。从对西方“坚船利炮”的艳羡，到“师夷长技以制夷”理念的实施，都使得它更多局限为工业领域的行动。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宣告洋务运动之失败。不少官员和士人认识到仅靠技术和工业是不够的，它不但不能使得中国富强，也不能挽救民族于危亡，亟需进行体制改革也即所谓的“变法”。是故，第二波现代化运动在政治层面展开，有声有色的维新运动随之而来。维新运动的基本含义是变旧法、行新政。从概念上讲，“维新”一词取自古典之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显而易见其志在旧有的国家形态上进行体制创新、制度创新。这场运动，从戊戌变法开始，历经清末新政和立宪运动，终结于1911年的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的成功，宣告了维新运动的失败。这场以新替旧的革命运动，推翻了千年帝制，古老的中国进入现代民族国家时期。从1912至1949年间，此时段的现代化，在经济上致力于民办工业、官办工业等民族工业的发展；在文教上兴起了新文化运动，建立起了现代教育体系；铁路等现代交通建设等也得到一定的发展。现代化作为现代民族国家建设中的重要内容，受到各个方面的重视。然而，这时段的现代化只取得局部的成果，并未实现或达到预期的现代化目标。

　　在1911年至1949年这段时间，在学术服务社会方面一个重要的现代化活动是，1933年《申报月刊》推出的“中国现代化问题”特辑。这一活动通过知识界的学术讨论，将“中国现代化问题”带入整个社会层面。杨幸之发表了《论中国现代化》、罗吟圃发表了《对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我见》、闰年发表了《国民经济原理之改造与中国现代化》、谷春帆发表了《中国经济改造的实现条件》等具有开创性的学术论文，还有吴觉农、张素民、董之学、戴霭庐等学者积极参与，围绕“中国现代化”问题尤其是“工业化”等话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在推动‘现代化’概念的普及和运用、启发国人的现代化意识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深刻表现出我国先进知识分子对现代化变革趋势的进一步认识”。

　　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运动虽然整体上失败了，但其探索和努力之功却益济后世。洋务运动对中国现代化发挥了思想启蒙的作用，进而成为维新运动的先导。维新运动之戊戌变法、清末新政和立宪努力，虽然时间短暂以及缺乏经验，推行力度十分有限，但它却开启了中国政治的转型之门。任剑涛在总结中国的现代化曲折历程时认为，中国现代化一直处在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理智与情感的紧张之中。起初的现代化陷于了“现代”与“传统”的对峙性争论泥淖，在进入纵深地带以后，又掉进了“西化”与“本土化”的陷阱。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改革开放持续40年的努力下，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终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开启与探索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揭开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序幕，开启了“中国式现代化”探索与实践的进程，中国的现代化之路迈入新时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30年里，即1949年至1978年，是中国式现代化探索的第一阶段，以“四个现代化”重要理念的提出为特征。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强大现代化的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国防的社会主义国家。周恩来在报告中说：“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经多次强调，“四个现代化”成为一段时间里中国发展的主要话语和战略目标。改革开放至21世纪10年代，是中国式现代化探索的第二阶段，一定意义上说，20世纪70年代末是中国致力于全面现代化的开始，“社会主义现代化”一时成为高频词汇。1979年3月21日，邓小平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概念。他说：“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显然，在邓小平看来，“中国式的现代化”，是结合中国情况的现代化，是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是众多现代化道路中的“中国道路”。

　　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对“中国式的现代化”作了重申和阐释：“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其中，“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是这一时期现代化的主要限定词。如何看待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以及党的十八大以来的现代化成绩，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

　　进入新时代后，中国现代化被赋予新意和更高要求，2017年11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021年，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指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这说明，中国式现代化并非西方的翻版、社会主义国家的再版，亦非过去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所设计，而是对历史和诸多思想与经验的吸收、继承、借鉴之上的创新。也即：经过多年的奋斗，我们终于“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2021年7月26日，在《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崭新篇章》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指出：“我们推进的现代化”、“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2022年10月26日，党的二十大报告则明确将“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与“中国式现代化”联系起来，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唯一进路：“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

　　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工作主线和抓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2013年萌芽，经2014年发展、2015年完善、2017年成熟、2018年成为政策，再到2019年形成体系，直到2020年全面实践，成为习近平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之核心内容。在2021年8月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指出：“必须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推动各民族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首次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作为一体两面予以阐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为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从建构论的视角看，“民族”并非一种自然现实，而是一种文化现实。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核心是完善国家建构。国家建构甚或说国族建设，在某种意义上说，主要体现在致力于国民一体化的努力上。如是，我国这样的历史可追溯到20世纪初。1907年6月，恒钧、乌泽声等创办的《大同报》（东京编辑，北京发行)，可谓是标志事件。《大同报》主张君主立宪、开设国会，致力于“满汉人民平等，统合满、汉、蒙、回、藏为一大国民”，揭开了中国国内各民族现代意义上的一体化运动之先声。

　　1911年辛亥革命后，基于“五族共和”理念集聚起来的中华民国的政治领导们，很快意识到实现国内各民族实现一体化，即“大同”与“合进”的必要与紧迫。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迅速指示黄兴等发起组建“中华民族大同会”，可谓前驱先路；随后，袁世凯亦授意成立“五族国民合进会”，强调各族本来“同源共祖”，当取长补粒，“举满、蒙、回、藏、汉五族国民合一炉以治之，成为一大民族”，具有标志意义。

　　前文已述，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但“中华民族”却是一个较为晚近的概念，距今仅有120年的时间。在清末民初一场场家国危机下，方才开始中华民族的自觉和现代国家的构建。当时，我们一方面面临中华民族的构建，一方面面临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近代以来，晚清政府和中华民国就此都做了一定程度的努力。在现代民族国家建设之主权问题上，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央政府在主权疆域内重新建立起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威，是在1949年之后由中国共产党真正完成的；在公民权问题上，国人的政治身份真正从帝国时代的臣民转变为现代国家的公民，享有平等的公民权利、义务与个体地位，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才真正实现；在民族主义问题上，现代中国是以一种能被少数民族接受的国家主义学说动员与感召，在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指引下，超越大汉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并由此凝聚社会巩固了民族国家建设。

　　在中华民族构建历史中，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让中华民族站了起来；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使中华民族富了起来；新时代以来，中华民族走向了强起来的进程。经过70多年的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如今我国已然形成了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新型民族关系，这种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情感促成的中华民族之文化共同体、经济共同体、政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为今后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打好了坚实基础。

　　（二）中国式现代化何以可能和超越

　　如何理解中国式现代及其未来可能，对资本主义有系统卓越研究的马克思很早就指出，由欧洲兴起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呈现出以资本为内驱力的鲜明特征，这种现代化充满了矛盾性，造成了“物的人格化和人格的物化”，引发了现代化危机和“现代的灾难”。因此，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就要努力实现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马克思、韦伯、吉登斯等思想家都认为，现代性源于欧洲的资本主义化，然后遍及世界各地的。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转型表明，现代化不尽是资本主义推动的，中国式现代化就要防止已有的“现代病”。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诸多社会科学的研究同样说明，现代化道路并非只有一种形式。在全球范围内，19世纪以来，不同的社会经历了各种各样的转型。诸多形式的社会转型表明，现代化不尽是西方式的，也不尽是资本主义推动的。譬如中国现代化的主要驱动力就来自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当然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方式亦有区别。党的二十大报告宣告，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进路不会以西方为样板，也不会套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模式。中国式现代化，既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也可以理解为“现代化”的本土化、中国化。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既是要走人类文明发展之路，更是要走中国自己的路。

　　鉴于多元现代性的现实，以及世界各地现代化中出现的问题，如贫富差距、环境污染等“现代病”问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为人类和世界提供了另一种进路的贡献。譬如，在政治上，倡导全过程人民民主。众所周知，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不同，中国共产党提出和践行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旨在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公平正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主思想，开创一种新的民主模式，强调每个环节的融会贯通和每个程序的公平正义，让人民当家作主贯穿社会主义民主始终。在经济上，中国共产党谋求和致力于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基本特征。所谓的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就是要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需要，逐步实现整体富裕、普遍富裕。就此，为了平衡地区发展差距，中共中央实施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等战略；为了平衡城乡之发展差距，中共中央专门提出并实施了“乡村振兴”战略；为了消除贫困，让全体人民享受社会主义发展成果，中共中央提出了“共同富裕”等。在生态环境上，致力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理念，塑造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旨在超越传统工业社会“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式，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之路。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国际主义情怀的中国共产党，不仅要致力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还要致力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在积极参与全球事务时，中国追求与世界各国互利共赢，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协同共进。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的互促共进

　　从字面上看，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重在民族，目标在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重在国家，目标在于将中国全面建成现代社会主义强国。然而，从本质上讲，此中的民族即国家，国家即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和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体的。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在理论上是互促共进的。

　　为了追求中华民族复兴，中国共产党人百年来孜孜以求于此。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李大钊，如前文所述，积极致力于中华民族的“复活”、“再造”，不仅如此，他还是“中华民族复兴”论最早的提出者。在1916年之《〈晨钟〉之使命》、1917年之《新中华民族主义》等文章中，李大钊提出“青春中华之创造”、“中华国家之再造”、“中华民族之复活”等思想。之后中国共产党人赓续此精神血脉，就此多有论发，直到当下我们高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同时，让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可谓，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在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中国共产党根据具体的国情，在倡导民族平等的政策实践中，“民族”概念之内涵与维度也得到了逐步丰富与发展。与国民党“民族歧视”和否认少数民族的政策不同，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予以“民族”的承认。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国家精细治理和兑现为各族人民谋发展的承诺，通过“民族识别”政策，确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一国家基本政治制度。在概念和思想演进中，“民族”除了Nation的维度外，还囊括Ethnic、Minority等意义，直到更准确的“Minzu”对译形式之确定。这本身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不断改进民族工作和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所做出的努力。

　　“民族”观念概念不断升华和精细准确的过程，其实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维度不断丰富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中国现代化的发展亦与之步步相适。近年在顶层设计上，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互为支撑、相互促进的党和国家政策也相继出台。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将推动各民族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共同奋斗，作为新时代党和国家关于民族工作的重要任务。2022年，党的二十大进一步提出，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是全体人民的现代化，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全国各个地区共同发展的现代化。让全国各族人民共享现代化的成果，必将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当然，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都要求社会凝聚力和民族凝聚力的实现。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各民族在遭受殖民侵略和亡国危机下，掀起了一系列中华民族构建和现代国家建设运动，形成同呼吸、共命运的共同体感知与体验。如今，在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形势之下，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程中，凝聚各民族的社会创造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尤为关键。质言之，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离不开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离不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支撑。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要求，更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根本保证。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社会基础，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根本支撑。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征程中，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和中国式现代化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共同逐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