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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是中国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系统性思考与回应，与充满西方中心主义色彩的资本主义话语体系有着本质区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率先开启世界现代化进程，资本主义现代化话语体系随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而逐渐确立，并始终为维护资本主义利益而辩护。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历史出场，以辩证批判资本主义现代化话语体系为语境，在批判中建构自主话语体系。

　　（一）资本主义现代化话语体系的辩证批判　　

　　资本主义现代化话语体系裹挟着浓厚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西方中心论’就是西方话语体系的核心理念、话语核心”[3]。辩证地批判资本主义现代化及其话语体系是唯物史观的主要向度。

　　一方面，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是建立在工业文明基础上的现代化，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第一，资本主义现代化创造了巨大的社会物质财富，推动生产力大幅跃迁，实现了人类社会财富的爆炸式增长和社会面貌的深刻重塑。马克思曾高度评价资本的文明作用：“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4]36第二，资本主义现代化以交往扩展为重要内容，通过资本力量打破地理、政治、观念等方面的界限，推动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4]35随着资本的全球扩展和技术工具的不断革新，世界各国各民族都被置于全球化的历史语境之中，相互联系、不可分割。正如习近平指出的：“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潮流不可逆转，任何国家都无法关起门来搞建设。”[5]54第三，资本主义发展推动人的觉醒和解放。资本主义打破封建束缚，崇尚个性解放，其现代化进程不仅指涉人类社会在器物层面的现代化，还包括人的现代化与思想现代化的本真意涵。

　　另一方面，西方现代化具有自身无法消解的顽疾弊端，西方中心主义理念深刻体现在其价值判断和话语体系中。西方现代化理论裹挟着浓厚的殖民主义、物质主义、普世主义及霸权主义色彩，这些“主义”以维护西方中心主义立场为己任。第一，西方现代化以血与火的征服和掠夺为历史背景，通过战争、殖民、扩张等形式对发展中国家巧取豪夺，肆意蚕食和破坏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利益和文明进程。西方凭借自身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建立起“东方从属西方”“野蛮从属文明”“落后从属先进”的二元对立话语叙事。第二，西方现代化崇尚极端物质主义，大肆推行单向度的社会进化论。从“人与人”关系看，处于资本至上逻辑主导下“人与人”的关系被“物与物”的关系所替代，人的存在转向了对物的依赖，这种转向将人的逻辑推向物的逻辑，其实质则体现的是“拜物教”潜意识。从“人与社会”关系出发，贫富差距、两极分化、社会撕裂、阶级对抗是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的主要表现。当少数资本家占有大多数的社会物质财富时，“大多数人的贫穷和少数人的富有就是从这种原罪开始的”[6]821。资本原罪是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爆发的天然因素。第三，普世主义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用自身话语权在国际话语市场中设置的话语陷阱，其实质是置他国发展诉求于不顾。“普世主义是西方对付非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7]45普世话语将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包装成超历史、超阶级、超民族的唯一价值，忽视了事物之间普遍与特殊关系的客观存在。第四，“国强必霸”和“大国必战”的宿命逻辑始终占据西方主流话语市场，其背后体现的是恃强凌弱的霸权主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善于利用话语霸权先发制人，通过意识形态渗透和思想文化输出，赋予西方价值以普遍意义，以实现消解所谓“异己国家”意识形态话语之目的。

　　（二）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出场

　　摒弃资本主义制度，确立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出场的重要前提。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演变中逐步建构起自身理论架构和话语范式。

　　对道路问题的探索，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有别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崭新模式。中国式现代化，指涉的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以何种道路实现现代化的问题，其既遵循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又充分考虑本国国情和历史现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深刻揭示了资产阶级是自身的“掘墓人”，并得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4]43这一论断。近代以来，中国被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承续千年的中国封建王朝在资本主义的冲击下岌岌可危，各种救国救民方案轮番出台，无论是自下而上的革命，还是自上而下的改革，均以失败而告终。特别是以西方现代化话语为指向的尝试并没有给灾难深重的东方大国开出救世良方。中国广大先进知识分子通过客观分析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在纷纭激荡的社会思潮中找到马克思主义，掀起中国革命新的高潮，在反复对比中最终确立走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晚年针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问题，提出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是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8]575而进入社会主义的。概言之，社会主义道路的确立，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出场指明了方向。

　　“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出场的逻辑起点。1954年，毛泽东指出，要“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9]350摆脱物质极端贫困是建立现代化工业国的重要基础。1956年，《论十大关系》的发表，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形成初步思考，中国出现从“以苏为师”到“以苏为鉴”的话语转向。1964年，我国首次提出“四个现代化”概念，即“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10]483。“四个现代化”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提供了现实指向。改革开放后，在继承和发展“四个现代化”基础上，中国共产党提出要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并赋予“中国特色”之鲜明特征。“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11]163这一时期，邓小平不断强调：“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12]29从“四个现代化”到“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再到“中国式的现代化”，话语范式的演变，在结构上生成了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基本框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内涵不断丰富。2021年，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首次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13]14，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全新的话语内涵。比较地看，“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对“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拓展和提升，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强调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是不同于世界其他国家现代化道路的“新道路”，在话语表达上更加突出中国式现代化的超越性、独立性和自主性。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仍旧具备“中国特色”之特征，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时代内蕴，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中国范式”。党的二十大提出，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21“中国式现代化”在“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话语表述上再次拓展提升。“中国式现代化”指涉的不仅是“道路”上的现代化，还包含“制度”“理论”“文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等方面的现代化，凸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多元现实观照。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不断演变、丰富和发展，逐渐成为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的重要载体。

　　在纵向梳理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历史演进的基础上，需要对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内在结构进行深入剖析。总体看，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是由话语原则、话语基础、话语文化和话语路径所构成的有机整体。它们相互联系、内在统一，整体构建了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

　　（一）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建构设定原则导向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中国话语建设问题，首先是从意识形态建设的问题场域中提出的。”[14]意识形态关乎“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15]170 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是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原则导向。在持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要义和实践伟力，有助于在全党全社会强化政治认同、凝聚价值共识。换言之，作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表达，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是表明中国主张、维护中国利益、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的精神力量。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地位，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才能铸牢根基、彰显特色。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确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推动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与此同时，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还面临不少挑战，马克思主义在现实层面仍然受到多元社会思潮的冲击，在一些领域面临“失语”“失踪”“失声”问题。特别是网络空间和数字技术的发展，以及社会话语传播主体的多元化影响到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性和凝聚力，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必须正视的重大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必须坚持鲜明的价值导向，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政治保证，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重要内核，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性成就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建构奠定现实基础

　　“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2]3是中国共产党人长期以来探索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总结和目标追求。“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4]591话语体系是物质生产实践的观念呈现，物质生产实践为话语体系的建构提供现实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进程中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建构提供了有效体制保障和良好社会环境。第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实现“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话语转变。党内工作重心的调整，将中国从阶级斗争重新拉回到经济建设的正轨上来，改变了这一时期中国人口多、底子薄、基础差、科技弱等落后现状，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形成发展创造有利条件。此后，邓小平提出“小康之家”[11]237“贫穷不是社会主义”[12]225“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2]274“发展才是硬道理”[12]377等重要论断，成为中国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标识性话语。第二，经济体制改革与创新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建构提供了市场空间和体制保障。中国共产党推动中国经济在经历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两个时期后，成功实现了从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变革，这意味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突破了制度传统和观念束缚。第三，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有助于中国积极吸收发达国家现代化建设的知识经验并用于自身实践，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建构提供了广阔空间。总之，改革开放以来的战略调整和实践创新，极大释放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力，国民生产总值持续翻番，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丰富拓展提供了重要基础。

　　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中，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建构提供动力机制。中国共产党深刻把握中国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在理论、实践和制度层面创造了辉煌的历史性成就。从理论层面看，第一，中国共产党在现代化进程中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最高价值尺度，通过顺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第二，新发展理念作为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深刻诠释了发展动力、发展手段、发展指向、发展条件和发展价值等问题，这是中国式现代化有别于他国现代化的独特理念。从实践层面看，“现实实践的发展构筑了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内生动力”[16]。第一，中国共产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完成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从根本上消除了绝对贫困，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对中国发展和世界发展的历史意义。“新时代十年……我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年均达30%左右；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过70%。”[17]202第二，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到“五大文明”协调发展，充分显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性和系统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注重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又要推进物质、政治、精神、社会、生态“五大文明”协调发展，这是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之关键所在。从制度层面看，中国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成熟定型，治理优势持续彰显，不仅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推进提供制度保证，而且为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治理难题提供制度方案，深刻体现出“中国之治”的历史合法性、时代进步性与价值正义性。

　　（三）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创新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建构提供文化滋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精华，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18]155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在充分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的基础上，旨在建立一种“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话语范式，客观上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久弥新，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建构提供丰富的历史文化滋养。“天下大同”“民为邦本”“和而不同”“天人合一”等传统理念，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独特的历史沿袭和价值追求。第一，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体现“天下大同”[19]47的天下观。“天下大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智慧，是古人对人类未来社会的美好憧憬，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之价值追求，彰显了中华民族天下为公、为万世开太平的天下情怀。第二，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传承“民为邦本”的人民观。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民惟邦本，本固邦宁”[20]27，堪称民本思想的集中体现。时至今日，民本思想仍然贯穿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全过程。第三，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秉持“和而不同”[21]103的社会观。“和”思想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追求的理想境界，“和而不同”理念已经深深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与世界不同文明相处的关系准则，其思想本质不是讲求冲突与对抗，而是追求“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22]133。在现代文明主导的世界交往中，人与人、国与国之间应该突出和而不同的价值主张，避免同则不继的发展悖论。第四，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追求“天人合一”（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23]39的生态观。“天人合一”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主张，也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理念，不同于西方现代化“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式，“天人合一”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本质表达，反映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智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俱进，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建构提供未来向度。“文化除了时代性之外，还有地域性和空间性，就是说不同的地域和空间产生的文化是有差别的。”[24]41中国式现代化在充分吸收外来文明成果的基础上，试图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现代基因和地域特征，并将其创造性融入话语体系之中，意在提升话语本土适应力和全球普适性。作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有机融入人类现代文明体系，打破传统与现代的藩篱，跨越中西方意识形态分歧，以“共商、共建、共享”为核心话语，前瞻性地回应了“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一时代之问。中国共产党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批判地继承资本主义现代化一切文明成果，试图建构以“天下大同，和合共生”等中华优秀传统思想为基础的治理体系，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未来指向。

　　（四）对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借鉴与超越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建构确定主要路径

　　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世界现代化的重要组成，拥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需要吸收人类现代化的先进文明成果。西方现代化理论既对人类现代化作出了历史贡献，又存在难以克服的内在困境。中国式现代化在对西方现代化理论借鉴和超越的基础上建构起独具特色的话语体系。

　　西方现代化理论是西方现代化发展过程、发展特点、发展规律及发展趋势的系统性思考和理论性描述。在世界现代化理论体系中，以西方现代化为研究对象的经典现代化理论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提供了重要借鉴。经典现代化理论“主要是对18世纪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以来，以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及其状态为模板研究的一种现代化理论阐述”[25]。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提高和生产方式的全球扩张，西方国家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科学技术和军事力量，率先实现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迈出了人类社会现代化的第一步，并为落后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西方模板。在经典现代化理论的影响下，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曾积极效仿和借鉴西方现代化的制度和思想，虽然均以失败而告终，但始终没有放弃对现代化道路的苦苦追寻。对中国而言，“现代化又不是一个自然的社会演变过程，它是落后国家采取高效率的途径（其中包括可利用的传统因素），通过有计划的经济技术改造和学习世界先进，带动广泛的社会改革，以迅速赶上先进工业国和适应现代世界环境的发展过程”[26]17。在这个意义上，学习、消化、吸收西方的现代化理论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与此同时，西方现代化理论又服务于西方霸权的扩张与巩固，旨在构建基于“中心—边缘”结构的依附性世界秩序。按照美国学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理论”的观点：“中心地区的国家机构相对强大，边缘地区的国家机构则相对弱小。哪个地区起哪种作用在许多方面是偶然性的。必然的情况是在某些地区国家机器要比其他地区强大得多。”[27]429这种不平等和非对称为发展中国家设置了诸多限制与障碍，是其难以实现发展振兴的结构性因素。只有摆脱中心国家主导的发展模式和话语体系，才能独立自主地进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探索。中国式现代化正确把握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统一，既积极吸收西方现代化理论中关于科技进步、市场经济、现代法治、人权保障等方面的合理性因素，同时又自觉摒弃西方现代化理论所内嵌的资本至上、两极分化、霸权主导等弊病，推动现代化发展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实现人类现代化理论的更新与拓展。

　　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对比鲜明，中国式现代化深刻改变了人类文明进程。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不断拓展，中国话语在国际话语市场逐渐占有一席之地。具言之，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正在消解西方现代化理论的话语霸权，重塑世界话语格局，丰富世界现代化运动的理论样态。

　　（一）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建构消解了西方现代化理论的话语霸权

　　长期以来，西方国家主导了国际话语市场，构建起以西方中心论为内核的话语体系，并在全球范围内宣传和推广。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有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正逐渐消解西方话语霸权。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终结西方“资本至上”的话语逻辑。近代以来，资本在推动人类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以资本为中心、强化市场主导地位是西方推进和实现现代化的关键动力。然而，西方将资本的作用绝对化、神圣化，必然导致资本主导经济、绑架政治、控制社会、异化人性，从而带来一系列的国家治理问题。“西方式的现代化以资本逻辑为主导，市场从社会中‘脱嵌’，市场盲目扩张和资本野蛮生长导致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失序混乱难以避免。”[28]中国式现代化话语既承认资本的重要价值，将其作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要素，通过充分的市场竞争和良好的法律保障推动资本健康发展，同时又强调对资本的有效约束和规范引导，防止资本在经济社会领域无序扩张，充分彰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属性，以更好解决市场失灵，更好服务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突破西方“中心—边缘”的话语窠臼。近代以来，西方国家构建起“中心—边缘”的话语范式，强调权力结构的等级性和非对称性，中心国家拥有着国际秩序的绝对主导权，左右着世界体系的运转，边缘国家除了顺从之外别无选择。基于“中心—边缘”的国际结构，西方在经济上依靠不平等分工对边缘国家进行系统性资源剥夺，在政治上通过一方主导或几方协调建立霸权式统治，在文化上则大肆传播“普世价值”以实现世界范围内的意识形态同化。在这一背景下，处于边缘地带的国家只能承受国际不平等带来的桎梏与枷锁，处于经济不发达、政治不稳定、话语不自主的被动境地。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倡导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完善全球治理、重建国际正义，是对西方“中心—边缘”话语的摒弃和超越。

　　（二）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建构重塑了国际话语格局

　　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在国际话语市场“破立并举”，不仅打破西方中心主义话语霸权，还一定程度纠正了西方对社会主义模式的刻板思维，重塑了国际话语格局，使得国际话语市场出现了有利于社会主义话语传播的转向。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将“中国模式”区别于“苏联模式”。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东方社会主义国家产生意识形态偏见的重要历史因素。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和冷战结束使得世界社会主义遭受严重挫折，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力量对比出现严重失衡。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国家趁势对社会主义攻讦抹黑，企图唱衰世界社会主义前途命运。“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其手中掌握的国际媒体和话语资源进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强制输出，借用套用‘文明冲突论’‘修昔底德陷阱’等政治理解模式，掩盖其资本主义借用军事武力和经济霸权对世界市场强加支配和操控的内在实质。”[29]47-48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并不是世界社会主义的唯一模式，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并不代表中国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更不代表世界社会主义走向终结。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中国共产党保持战略定力，坚定不移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创新，建构起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使得社会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中国大地得到充分彰显，也改变了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话语市场的“失声”状态。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突破了西方关于中国“冲击—回应”研究范式的局限。美国学者费正清认为：“似乎中国在各个时期的革新，都需要战败刺激一下。一旦压力缓解，改革的热情也随之冷却。”[30]113换言之，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由于缺乏内生发展动力，只有在西方的“冲击”或“刺激”下才被迫作出“回应”，即被动地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这种“冲击—回应”模式主导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理论界对中国传统社会的认知与探讨，也使得中国话语在国际市场始终处于被动叙事局面。客观讲，“冲击—回应”模式在一定时期内确实为西方学者了解中国问题提供了有效视野，展现了近代以来中国饱受西方列强摧残蹂躏的历史画面，以及先进的中国人何以抵御西方的“传统逻辑”。但是，“冲击—回应”模式具有自身历史局限。在这种解释框架内，中国近代历史有被选择性“切割”或“解释”之嫌，“冲击—回应”模式极易将中国社会发展的自主性抹杀。中国共产党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改变了既往被动反应局面，创立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文明，扭转了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话语市场被动“失声”的尴尬境地，“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格局正悄然生变。

　　（三）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建构丰富了世界现代化的理论样态

　　由于西方现代化带有原发性的初始特征，其常常自诩为世界现代化的唯一样态。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系统性理论表达，摒弃了西方将现代化程式化、唯一化的话语路径，极大丰富了世界现代化的理论样态。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揭示了“西方化等于现代化”的话语迷思。近代以来，西方由于现代化的先发优势不仅在世界政治格局中占据主导地位，而且建构出一套“现代化即西方化”的话语叙事。在这一话语叙事下，世界历史的发展路径是线性的、唯一的、单向度的，西方开启的现代化模式是人类社会现代化的标准模板，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将这一模板不停复制、推广和实验的过程。然而，从人类社会发展的真实场景出发，每个国家的历史境遇、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不尽相同，推进现代化的动力、方式和路径自然就不可能整齐划一。西方将基于自身特殊经验形成的现代化模式固定化并向全世界推广，只是为自己的霸权统治张目，巩固对其有利的国际等级秩序，不仅无助于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发展，相反带来了经济停滞、政治冲突、社会动荡等灾难性后果。中国共产党以巨大的战略定力和历史主动开创、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不仅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辟了正确道路，而且向世界昭示了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打破了西方在现代化命题上的话语霸权。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提供了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全新路径。“世界现代化困境呼唤着现代化发展的多种可能。”[31]作为后发型现代化国家，中国用自身发展事实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展现了新的可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大批亚非拉国家成功摆脱了西方的殖民统治，逐渐走上了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道路。但是，他们在西方主导构建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仍然处于不平等的地位，要么因盲目照抄照搬西方的发展模式而深陷困境，要么因无法摆脱西方的政治控制而难以独立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强大的自主性，以开放包容心态虚心学习西方的先进经验但对外来知识绝不崇拜盲从，始终把国家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把前途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国式现代化具有突出的和平性，自觉摒弃依靠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既不依附别人也不欺负别人，主张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推动世界朝着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建构“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32]64。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思想教育研究》2023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