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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7月17日至18日，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全面总结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精辟概括了“四个重大转变”，即：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整治的重大转变，实现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实现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实现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中国的生态环境保护，已不再是出现什么问题治理什么而是系统的有计划的整体治理，不再是消极被动地应对而是积极主动地出击，不再是仅仅参与到全球环境治理之中而是引领着全球的环境治理，不再是“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而是在科学的理论的指导下自觉地展开着。这“四个重大转变”不正是标志着中国在生态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已经出现了飞跃性的进步？在首个全国生态日（2023年8月15日）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是关系民生福祉的重大社会问题。他要求“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持续推进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在这里，我们要着重注意习近平总书记所用的“保持加强”“持续推进”“加快推进”“全面推进”此类词语，这说明中国的生态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经过多年的努力，已具有了“战略定力”，已呈现了“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绿色低碳转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局面，现在需要做的是“加强”“持续”“加快”“全面”地推进。中国在党的十八大以后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所出现的深刻变化，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在人类发展史上确实是空前的。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巨大成就已被世人所公认。西方一些学者把人类走出工业文明的困境，走向一种新的人类文明亦即生态文明的希望寄托于中国，认为中国会率先进入一种新的人类文明。

一、中国取得生态文明建设伟大成就的根本原因何在？

　　现在国内学术界一些学者致力于探讨中国生态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如此大的成就的原因，总结中国在这方面给世人留下的经验和启示。遗憾的是，一些学者仅仅停留在“治理”的层面上，他们把中国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成功，归结为中国在这方面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涉及治理的政策、方针。也就是说，他们把生态环境保护的成功归结为“治理”的成功。这样，有一门学科，即生态治理学在中国学术界突然走红。诚然，中国在生态环境治理上是非常有效成功的，围绕着生态环境的治理值得花力气加以总结。但是，把中国生态环境保护的成就仅仅归结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成功，也就是把中国在生态环境保护上所取得的成就原因的分析仅仅停留在治理成功的层次上，显然是不够的，也是肤浅的。

　　关键在于，我们应当进一步思考: 为什么在中国能够制定出一系列的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方针？为什么这些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方针在中国能够得到如此的重视以至于作为基本的“国策”？为什么这些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方针能够在中国得以切实有效地贯彻执行？要正确地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从“术”的层面的思考深入到“道”的层面的探究。事实告诉我们，当下中国不仅需要“生态治理学”，更需要“生态政治学”。

　　如果深入到“道”的层面来探究中国出现生态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的奇迹的原因，那么这原因就会非常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具有显著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的制度。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没有中国共产党，哪有社会主义中国？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哪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倘若离开或者回避这一根本因素来谈论中国在生态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那不是浮光掠影、言不及义，就是管中窥豹、见风是雨。

　　正在中国大地上展开的生态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是波澜壮阔的壮举，对之没有一个顶天立地的执政党加以领导是不可想象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必须坚持的六个方面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可以说，这六个方面的“必须坚持”正是一个执政党能够胜利地率领人民群众进行生态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的必备条件：

　　第一，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必须建立在牢固的思想基础之上，这个思想基础就是人民至上的观念。首先，生态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一定是以人民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的，这是一项聚民智、顺民意、得民心的事业，如果一个执政党不是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那么它就不可能从事这项事业的。其次，生态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不仅是为当代人谋利益，而且更是为子孙万代着想，从而一个执政党只有不仅谋取人民群众的眼前利益，而且心系人民群众的根本的长远的利益，才能有着推进生态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的持久欲望。再次，生态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具有深厚的“普惠”色彩，生态环境保护好了，受益的是全体人民群众，而不是某些人和某些集团，从而一个执政党只有代表着全体人民的利益，而不是特定的某些人和某些集团的利益，它才能在生态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方面不做“表面文章”，不论付出多少代价也要持之以恒地做下去。生态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做得好不好，主要是看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如何，这样一个执政党只有以人民的利益为宗旨才会时时处处关注着人民群众的这种感受。

　　第二，坚持自信自立。领导一个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进行生态环境保护，领导一个国家开辟出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的新路，没有充分的自信自立的精神与品格是断然不行的。做这样一个没有先例可循，没有现成的道路可走的执政党，确实需要有崇高的精神境界。巨大的决心来自对自身力量的充分的自信。进行生态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与从事其他伟大的事业一样，“一个基本点就是中国的问题必须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由中国人自己来解答。”必须建立在对自己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自信的基础上。

　　第三，必须坚持守正创新。既然进行生态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拯救人类于危难之中，创建人类美好未来的大事，那么这一执政党必须具有守正创新的科学精神。这一执政党必须利用好已经积累的各种物质的，特别是思想文化的资源，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生态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相结合，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相结合。进行生态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守正”的过程，更是一个“创新”的过程。领导这一事业的执政党必须致力于不断拓展关于生态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和认识的广度与深度，不失时机地提出新的战略方针，不断地推动涉及生态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

　　第四，必须坚持问题导向。进行生态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面对的是极其错综复杂的局面，需要化解的矛盾千头万绪，需要完成的任务重重叠叠。领导这一事业的执政党必须善于找准突破口，强化问题意识，聚焦生态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新要求，才能率领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取得新的突破、迈上新的台阶。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矛盾观来观察和处理事物，最关键的是要找准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坚持问题导向的方法正是面对万千世界时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科学方法（陈学明，2008）。领导生态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尤其需要运用这一方法，执政党在带领人民群众进行生态环境的保护、生态文明建设的征途上，必须在每个阶段都向人民群众表明当下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所要完成的主要任务。

　　第五，必须坚持系统观念。生态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组织和实施这一工程的执政党只有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变化的观念和方法才能把握其发展规律。整体的、系统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组织和领导生态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的最基本的方法。进行生态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特别需要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这对组织和领导这一事业的执政党的系统性思维的水准有着极高的要求。在实现现代化的征途上，现代化需要破解的难题、实现的目标很多能够及时地把生态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的问题作为能否顺利地推进现代化进程的关键问题，能够鲜明地提出我们要实现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如果没有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有着前瞻性的思考、整体性的把握是不可能做出的。

　　第六，必须坚持胸怀天下。进行生态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为的是全体人民群众的利益，也为的是人类的长远的根本的利益，一个执政党倘若没有崇高的精神境界是不可能把这一件事当作头等大事加以实施的。这一精神境界就是胸怀天下。一个真正胸怀天下的执政党从事一切事业的最高理想、价值追求和逻辑起点，当然也顺理成章地构成其领导生态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的最高理想、价值追求和逻辑起点。一个坚定不移地推进生态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的执政党，必然是站在胸怀天下这一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上，站在对人类文明负责、为子孙后代负责的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上。

　　纵观中国进入新时期以来的生态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历程，我们不难发现，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正是由于充分具备了上述六个方面的条件，才组织和领导了中国生态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中国取得生态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伟大成就，是与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更确切地说，是与充分具备这六个方面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的中国共产党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是坚持自信自立，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来推动生态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正是具有开创性的新思想新战略，在几代中国共产党人长期探索的基础上，把生态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引入了新的时代；正是始终把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作为推出新政策、新战略的出发点、落脚点；正是坚持用系统的观念来指导生态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不断强化生态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各项工作中的整体协调性；正是以中国共产党的天下情怀和使命担当，同世界各国共走绿色发展之路，从一个全球治理的一般参与者变成了引领者。事实充分地表明，中国之所以能够取得生态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的伟大成就，根本在于有着由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武装的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

　　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在生态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的作用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这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相一致的，两者紧密相连，相辅相成。中国的生态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过程，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自己优越性的过程。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支撑，中国也不可能出现生态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的巨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到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优越性更充分、更完善，它在生态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作用也得以更加充分地体现。

　　关键在于，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与生态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是相一致的。进行生态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是由社会主义的本质所决定的。西方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强调唯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引导人类摆脱生态危机，走向生态文明，是言之成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中国展开生态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制度的保障。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何以成了中国的生态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的前提和条件？

　　在长期科学探索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开辟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一制度是中国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制度保障。

　　第一，人类有了资本主义制度，马克思为什么还要人们超越这一制度去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呢？显然在马克思看来，后者与前者相比优越得多，而这种优越性主要体现在后者会把人引向一种真正属人的、更人性化的生活方式。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核心价值在于创建一种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宗旨，以真正满足人的功能和需求为主要内容的存在方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坚持这样一种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核心价值，中国人民在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必然会把生态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其理由十分简单：人的新的存在方式的形成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建立起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生的关系。不能设想，当自然界与人处于尖锐对立状态时，自然界由于受到了人的侵害而向人类不断地“报复”时，能够建立起那种真正属人的、人性化的生活方式。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核心价值与生态文明的本质特征和核心价值非但不相冲突，而且完全一致。

　　第二，社会主义谋求发展，但这一发展是科学的、全面的发展，社会主义的发展观是同资本主义的发展观迥然有别的新发展观。新发展观的灵魂就在于“转变”，即把原先那种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脱节甚至对立的发展模式转变成注重两者相协调的新的发展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中国必然选择新的发展观，而选择新的发展观就意味着中国的发展不是“黑色”的发展而是绿色的发展，中国的崛起不是“黑色”的崛起而是绿色的崛起。所谓“黑色”的发展和崛起就是让这种发展以脆弱的生态环境承载，在这种发展与崛起的同时，自然与人类的矛盾迅速扩大，生态严重“赤字”。所谓绿色的发展就是这种发展观所昭示的那种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就是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绿色发展道路也就是生态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中国必然选择新的发展观，而新的发展观又必然要求中国致力于进行生态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

　　第三，构建和谐社会是贯穿于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和谐社会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曾经尖锐地批判了现代工业文明的不和谐弊端，与此同时又论证了人类超越不和谐的工业文明的必然性，指出了新文明的曙光。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内容，包含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们常说“和谐社会”包含着三个方面的内容：人与人之间和谐、人与自我之间和谐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这三个方面的内容是有机地统一在一起的并且又是缺一不可的，而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又在其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在一定意义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自身之间的和谐寓于人与自然的和谐之中。尽管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必须以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自身之间的和谐为其社会条件，但毫无疑问，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必然成为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自身之间和谐的基础，并且还会成为整个社会文明体系的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科学社会主义，是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基本历史任务的社会主义，这就意味着进行生态环境保护，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是它的主要目标，是其题中应有之义。

　　第四，社会主义是一种有着高度“组织性”的社会制度。能够把广大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形成磅礴之力，是这一社会制度的最大特点和优越性所在。这一社会以共产党为执政党，不仅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还以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因而它会赢得人民的拥护与爱戴。正因为它能够赢得人民的拥护与爱戴，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从而在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过程中，它能够激发起广大人民群众的主体性精神，人民群众会有组织地自觉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说到底是一项“群众性”的事业，它没有人民群众广泛的自觉的并且有组织的参与，是不可能顺利地展开的。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让人民群众广泛自觉地投入到生态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之中，提供了最强有力的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一种科学社会主义，它具有极强的凝聚力和号召力，在实施生态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它充分展现了这一社会制度的独特的优势，把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真正调动起来了。从而使得广大人民群众真正担当起了生态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责任。我们在中国的生态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一方面可以看到广大人民群众的高度热情，另一方面又可以看到高度的组织性和计划性，一切都是按照既定的战略和方针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而所有这一切，显然都是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保障。

　　我们看到，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会有人不时地提出一些保护生态环境的措施和方针，这些措施和方针在某些方面与我们这里的确实有相似之处。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这些保护生态环境的措施和方针在他们那里根本不可能得以落到实处，不可能持久地贯彻下去，当然也不可能获得显著的成效。原因就在于他们那里缺少先进的社会制度的支撑和保证。我们有社会主义制度，特别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不但能够提出而且能够有效地实施所有这些保护生态环境、生态文明建设的措施和方针，能够在中国的大地上创造出生态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的奇迹。

三、中国取得生态文明建设伟大成就有着怎样的意义？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组织和率领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支撑下，中国生态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历史性成就。这一历史性成就的出现所产生的意义，人们可从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中国意义和世界意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等各个层次加以阐述。我这里仅从其破解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个难题的角度说明。

　　实际上，有一个难题一直困扰着人类，这就是：人类在发展生产力、获取经济增长的同时，能否做到不伤害自然，能否避免受到自然界“报复”的重大代价？人类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能否建立起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

　　进行生态文明建设关键在于破解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两难境地。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的艰巨性就来自这一两难境地。这种两难境地形成的原因一方面在于资本对于人的作用的两重性，另一方面在于人的目标的多元性。

　　按照目前世界上流行很广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的观点，这一难题是根本不可能得以破解的。由于这一思潮在世界上流传广，所以不少人深受其观点的影响，对破解这一难题总是持悲观态度。

　　以市场经济为根基、以自由理性为内核、以个人主义和民主政治为向度的西方现代性，成为一种强大的意识形态宰制着现代社会。但是历史无情地表明，由于现代性其自身内部矛盾而呈现出一种张力，现代性给人类所带来的并不是无限光明，而且还有黑暗与灾难，而其中一个突出的灾难就是带来严重的生态危机，造成人与自然的严重对立。

　　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全球范围内出现了波澜壮阔的现代性批判，而后现代主义也就开始流行起来。后现代主义者高举现代性批判的大旗，直面人类的生存困境，尤其是人与自然的严重对立与冲突，从理论上探索包括人与自然对立在内的现代性困境的深层根源。他们把批判矛头直指现代性的核心范畴——理性，把现代性批判变成理性主义批判。他们在现代性范畴与启蒙精神之间建立同一关系，进而又在启蒙精神与工具理性之间建立同一关系。他们强调，导致生态危机在内的现代性陷入危机和困境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理性”，因为“理性”本来就是矛盾的产物，是带着矛盾来到“人”的世界里的。启蒙主义者、现代主义者所推崇的“永不过时的遗产”，在他们眼里，同时也是人类无法摆脱的“包袱”。在他们看来，随着理性的失落，现代性也已跌落神坛，人失去了自然这一“家园”。

　　他们对现代性、理性主义的批判，主要表现于他们对从理性演化为工具理性的揭示。韦伯通过“合理性”“合理化”这些概念开创了将现代性作为工具理性批判的先河。后现代主义者基本上承继了韦伯的批判思路，强调工具理性是理性极端化的表现，当知识与权力结盟，理性就必然走向工具理性，理性需要工具理性为其合理性提供合理化和合法化证明。所谓工具理性，是指随着大机器生产的发展，人的主体性逐渐让位于工具的主体性，从而使工具成为人的实际统治者，人的生活方式乃至存在方式都被工具化，目的和手段关系被完全颠倒了。后现代主义者要说明的正是：工具理性是人的主体性逐渐消解并最终本质性失落的表征。他们揭示了工具理性的滥觞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一方面“人死了”，人被技术所控制，人失去了批判性和超越性，世界成为一个机械的、冷冰冰的物的世界；另一方面，工具理性正是人类中心主义得以确立的关键性前提。技术与人类中心主义联姻，又使工具理性得到进一步的膨胀，其结果是人与自然关系的破坏，从而造成生态危机。

　　后现代主义者强调的是现代性在展现过程中所出现的生态危机等那些消极效应是同现代性的核心精神原则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是这些核心精神原则本身所带来的，从而也具有必然性，是不可避免的。选择了现代性，也就选择了这些核心精神原则，也就得接受由此带来的人与自然的对立等种种负面效应。现代性有正效应，也有负效应，而且随着现代性的深入展现，后者的成分越来越多，关键在于要明白，正效应、负效应都是与现代性的核心精神原则捆绑在一起的，不可能只要前者而不要后者。这样他们就得出结论：如要选择现代性的道路，那就应准备承受现代性所带来的人与自然对立等种种不良后果，准备承受人类丧失自然这一“家园”等沉重的代价，但倘若感到无法承受这些不良后果，经受不起代价，那么就干脆放弃走现代性的道路。

　　当今世界上另一广泛流行的思潮是新自由主义，尽管新自由主义对待现代性的态度与后现代主义完全相反，他们对现代性一直持肯定、颂扬的态度。但是由于他们也与后现代主义一样认为现代性的所有效应，包括生态危机等，都是与现代化的核心原则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其与后现代主义同样强调，人类在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中，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是不可能的。

　　这样，无论是信奉后现代主义还是追求新自由主义，都认为人类既然选择了追求现代性，那就不可能再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既然走上了现代化的征途，那就得承受失去自然这一“家园”以及“无家可归”的痛苦。

　　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则为人类破解这一难题开辟了道路。

　　马克思与后现代主义者一样都看到了现代性展现过程中所出现的生态危机等种种弊端，都对此展开了激烈的批判。主要在于，这些弊端是如何造成的？它们是可以改变的吗？正是在这关键的问题上，马克思与后现代主义者形成了尖锐的对立。

　　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绝不如后现代主义者那样仅仅是“观念论”的批判，即马克思绝不仅仅是“观念的历史叙述”，而是开辟了“现实的历史叙述”。马克思的这种批判绝不停留于观念的层次上，而是把矛头直指现代社会的存在论的根基，正如海德格尔所指出的那样，马克思深入到历史的本质的维度之中了。按照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理论，现代性展现过程中之所以导致了如此多的不良后果，问题不是出在现代性的理念本身，不是由现代性的精神原则，即理性带来的，笼统地把现代性的恶果归结于理性、知识、科学是不公平的，而应当追溯隐藏在所有这些背后的“物质”的动因。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理论也正视现代社会中价值理性向工具理性的“蜕化”，但并不认为这种“蜕化”是由理性本身所必然带来的，而是认为理性背后更深层的社会的原因导致理性的这种“蜕化”。

　　马克思认为，隐藏在理性背后导致现代性日益走向反面的是“资本”。马克思强调是资本这一现代社会的存在论根基，才把现代性引向这种可恶的不归路。马克思用“资本”这一范畴将现代社会概念化了，用“资本”置换掉了“现代性”。这样，我们就有理由把马克思对现代性批判说成是“资本现代性”批判。马克思把资本而不是把理性视为现代性的基本原则，把现代性批判变成资本批判，这不但使他找到了造成现代性走向反面、出现生态危机等消极作用的真正的根源，而且也与强调现代性走向反面是不可避免的观点划清了界限。正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并不把包括生态危机在内的现代性的弊端归结为理性，而是归结为资本，从而并不像后现代主义那样认为现代性走向反面是现代性的逻辑展开的必然结果，并不像后现代主义那样强调现代性走向反面是必然的、不可以改变的。这样，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就不会如后现代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那样得出结论：人们选择现代性就必然要承受由此带来的人与自然相对立的种种痛苦与不幸，倘若不想承受这些痛苦与不幸，那只能放弃现代性，回到前现代去，而是强调只要改变造成现代性走向反面的真正根源，创建一种新的现代性，就可以实现“鱼和熊掌兼得”，即既能充分享受现代性的积极成果，又可避免承受现代性展现过程中所付出的人与自然相对立等沉重代价，创立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强烈要求现代化运动不是与资本主义而是与社会主义结合在一起，提出了实现现代性的资本主义形式与社会主义形式之间的区别，这样它就对现代性以及现代化运动的生态危机等负面效应的揭露和批判变成了对社会主义理想追求的必然性的论证。

　　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为我们破解这一难题，建立一种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了理论依据。但遗憾的是，长期以来由于各种原因，马克思的这一理论没有得以切实地贯彻实施，从实践上来看，尽管有着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的存在，但是这一难题一直还存在着，困扰着人类。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有关坚持新发展理念和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本方略，蕴含着破解这一难题的大思路。中国取得生态环境保护、生态文明的建设的伟大成就，中国在生态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出现了“四个重大转变”，意味着后现代主义等把生态危机视为是由现代化的核心原则必然产生的观点确实是站不住脚的，更意味着人类完全可以创建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所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其中第一个特征讲的是中国的国情，后面四个特征，即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都是针对着西方现代化过程中所出现的那些负面效应。这就是：两极分化；精神与物质的对立，人成了单向度的人；人与自然的对立；激烈竞争充满血腥。与此相对地提出我们要实现的现代化的这些特征，包括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充分表明我们决不认为人与自然相对立这些负面效应是必然产生的、不可避免的，而是对在中国有着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有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条件下，建立一种没有这些负面效应，或者说将出现这些负面的代价降到最低限度，创立一种具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特征的新型现代化，即中国式的现代化充满了信心。

　　现代工业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人与自然环境的对立，以牺牲自然为代价来获取经济的发展。目前工业文明社会的一个瓶颈就是陷入了人与自然的矛盾而不能自拔。不解决这一点就不能走出现代工业文明并进入新的文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与目标就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我们要实现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则把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之一和本质要求之一。这是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把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作为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这一重要思想的提出，以及中国生态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充分表明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已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初见端倪。（注释略）

　　（作者系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城市与环境研究》202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