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概念的形成及其运用，已经包含着关于世界客观联系的规律性的看法、见解、意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提法出现后，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次重大概念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概念创新既是术语表达的转化，更是内涵的深化，它的提出有着深刻的逻辑机理。

　　（一）历史逻辑：一体化表述更准确描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历程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不断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标识性概念的提炼，主要创新体现在“中国化”与“时代化”的一体使用。“中国化时代化”一体化表达相比于“中国化”，体现了二者发生状态的同时同步，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兼具在中国创新、发展、结果的两种属性，完整、客观、历史地描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历程。

　　在党的历史上，中国共产党人起初由于对马克思主义认识不够深刻，没有充分掌握其思想精髓，在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上表现出以具体语句为标准而不是以基本原理为标准的教条主义现象。教条主义造成的后果，教育了中国共产党人，使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生搬硬套”具体论断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因而必须以新的方法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一认识转变，经历了“在反复比较推求中选择马克思主义→教条运用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尝试的反复较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原则的确立与第一次飞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表述‘消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提、推进和新飞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新认识和新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原则确立、实现新飞跃和开辟新境界”的发展历程。经过长期探索，中国共产党发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必须遵循的基本规律，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一探索过程是关于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解放过程，是不断坚定“四个自信”的过程，是在马克思主义开辟的道路上不断趋向真理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准确描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过程属性和成果属性。回顾党的历史，大革命失败、城市武装起义失败，催使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反思“中心城市革命论”在中国的适应性问题。此后，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中国化的思考和实践开始萌芽，如党的四大前后农民武装实践和党的五大后张太雷的武装农民“上山”斗争策略、毛泽东的农民武装可以“上山”革命观点，以及“八七会议”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方针确立，等等。此后，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和理论上逐步尝试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进行更多、更深层次的结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虽然当时中国共产党人还没有意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和理论探索同时蕴含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属性，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客观存在的。这种时代性主要体现为，在帝国主义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大时代下，立足中国特殊时代背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回答中国无产阶级革命问题。因此，从毛泽东思想的创立开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属性和结果属性就已经显现。再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它的创立发展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在形成“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共存”“和平与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等时代认识，回答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展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等问题的过程中完成的。整个过程体现了鲜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属性和结果属性。

　　（二）理论逻辑：一体化表述更符合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

　　列宁指出：“概念来自本质，而本质来自存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概念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深化和跃迁。马克思主义是核心和根本的要素，是中国化时代化的指向对象；中国化时代化是一种带有指向性的转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转化的方向、过程和结果。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并不是把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和发展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分开，而是“中国化的过程内含时代化的过程”，“中国化”和“时代化”构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分割、同步推行”的关系。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到“中国化、时代化”再到“中国化时代化”，表述的变化越来越符合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

　　第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显示了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要求。恩格斯指出：“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去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就认识到什么程度。”习近平强调：“什么事情都要看一百多年前是怎么说的、几十年前是怎么说的，不能越雷池一步，只能亦步亦趋，那还怎么前进？！那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因时因地进行创新，不断充实新鲜内容、深化认识。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先进的理论，是因为它对时代做出了正确解释；之所以能保持先进性，是因为它是与时俱进的理论，能够通过新的理论补充继续正确解释变化了的时代并探索出破解时代新题之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概括准确反映了开放性要求。“化”含有变化之意，“中国化时代化”本身体现为一种动态、持续、趋向性的变化过程，就是开放性的体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也确实展示了对开放性要求的遵循。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再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时代化过程中源源不断得到新的真理补充，在时代变迁中实现着理论新发展。

　　第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体现了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要求。马克思主义不仅是解释世界的理论，更是改造世界的理论，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一以贯之的本质特征。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要求把实践中不断出现和面临的具体问题作为理论进一步发展的新起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概括准确反映了实践性要求，是实践驱动的结果；从选择马克思主义到创造性提出并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再到深化认识并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整个认识过程的发展也是实践推动的结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基本、最直接的目的就是更好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我们在不同时期面临的实践问题。所有实践问题归结起来就是中国的问题、时代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准确反映并科学描述了中国共产党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问题、时代问题的过程。中国共产党重视调查研究、重视群众路线，善于从人民群众创造的实践经验中汲取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养分，继而进行理论探索、创新和创造。马克思主义经过中国化时代化的实践伟力创造了伟大的实践成就，这些成就也成为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源泉活水。

　　第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展现了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要求。马克思主义虽然脱胎于英国、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立足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背景，但它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却“放之四海而皆准”。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揭示的规律在英国、俄国、中国等任何国家，在世界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在特殊的、具体的、历史的形式和内容上，都会得到证实。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越是个别的也就越是一般的，越是解读和引领时代的也就越是追求真理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概括准确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前提和结果都指向真理，因真理而“行”，向真理而进。对我国历史发展而言，马克思主义只有不断中国化时代化才能越来越接近规律性、真理性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就是马克思主义持续地向适应中国实际、融通中华文化、回应时代需要，并且不断以中国经验、中国理论丰富其内容体系的发展进程。本质上，它是在马克思主义指明的研究方向和提供的研究方法基础上，从一般走向个别，同时从个别导向一般，不断发展真理的过程。

　　（三）现实逻辑：一体化表述更突出体现21世纪马克思主义创新性

　　马克思主义应随所处历史时代的变化而发展。每个时代都有相应的“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回答相关重大问题以引领时代发展。19世纪进入自由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恩格斯面对的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激化、资本主义社会该往何处去的时代之问。20世纪进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列宁、毛泽东等面对的是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如何取得本国革命胜利的时代之问。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进入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共存、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中国共产党人面对的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如何赶上时代、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如何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等时代之问。历史发展至今，世界历史出现许多新特征，“两个大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东升西降”趋势日益显著；等等。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无论是逆全球化浪潮、结盟政治与集团竞争，还是当前备受关注的俄乌冲突等，都在佐证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不断产生不确定性，以及资本主义世界爆发总体性危机的可能性愈发增强，人类再次面临未来走向的抉择。“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成为全球普遍关注和思考的问题，呼唤能够引领时代的新理论的产生。

　　历史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检验了真理、发展了真理。马克思主义创立后，列宁以帝国主义时代的俄国革命和建设为根据，推进马克思主义俄国化，创造性地提出帝国主义理论、无产阶级革命“一国胜利论”和一套完整的建设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理论等，成功使科学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现实。因此，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一次划时代的理论创新。聚焦当代中国，“经过几十年的理论和实践探索，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把握，已经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的高度”。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完成了系统性理论创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大原创理论不仅对中国产生了深刻影响，也引领了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受到世界广泛关注，一些理论观点得到国际认可和支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已经超越一国，世界意义越发显著，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使命落在了中国身上。

　　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统一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正在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新阶段，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划时代发展。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概念、提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命题，既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经历着时代变化，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在发展进程中的时代性的认识和理解上升到全新高度；更重要的是，这还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人在精神上越来越自信和独立，对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重视程度、主体意识和使命意识也达到全新高度，客观反映了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来推动的必然要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整体性概念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建构和完善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重大贡献。这一概念在原有概念基础上更准确地反映了事物或现象的本质，概念演变发展过程也必然包含从旧概念到新概念的“意义再生产”，体现对事物或现象本身更深刻的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概念形成的意义可从以下三方面把握。

　　（一）体现了理论独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把“中国化”和“时代化”并列联结使用，是中国共产党理论成熟、理论自信和精神独立达到全新高度的表现。它规定了以“中国原创”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任务，揭示了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统一。

　　第一，主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觉的体现。“19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顶峰在德国，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顶峰在俄国”，已经成为一种共识。21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向世界展现了超越资本主义、革新传统社会主义的全新社会主义实践样本和全新社会主义文明形态，创造了这个时代最杰出、最具代表性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模式，为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源泉活水。21世纪马克思主义顶峰历史性地转移到中国。善于把握历史主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要为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作出中国的原创性贡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自觉是我们应当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得到的启示，更是我们应立足当下、观瞻未来，在思考如何继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确立的奋斗方向。在思想自觉上，党的二十大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作为党的建设必须坚持的基本要求写入党章，成为全党的自觉认识。在行动自觉上，中国共产党人主动在原有理论探索和理论研究基础上总结新经验、解释新规律、回答新问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基础上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第二，勇于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中国共产党理论成熟和理论自信的体现。回顾历史，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过多次争论。第一次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内部关于马克思主义能否和应否中国化之争。第二次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内部关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有无止境之争。第三次是20世纪80年代世界社会主义阵营中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否是马克思主义多元化之争。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党章中明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概念、明确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任务，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相关争论的自信回应，更肯定了中国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党的二十大提出“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明确了在中国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根本途径并将其上升为规律性认识。习近平还用“魂脉”和“根脉”强调了马克思主义（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在发展马克思主义中的共同重要性。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推进理论创新有底气、有自信的表现。高度的理论自信来自高度的理论成熟。之所以新时代能够在“一个结合”基础上深化提出“两个结合”，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成熟完善、展现了实践伟力，还因为经过长期探索，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关系的认识更加成熟。

　　（二）提供了科学方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从历史经验中总结而来，并为后人提供的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强化立足时代研究问题的思维，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审视和思考既往理论创新得出的，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第一，提供了认识马克思主义创新成果的科学方法。强化“时代化”要素能使人更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新，即要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成果放在特定的历史时代环境中去认识。比如，理解毛泽东为什么能够创造性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就需要放到当时的时代背景中考察。具体看：新中国成立初期，国民经济有所恢复，社会主义因素逐渐增加；错过两次工业革命浪潮又长期经历战争，生产力落后于时代；当时中国人民渴望和平与发展，不希望经历任何剧烈震荡；抗美援朝胜利，国际上和平因素增加，具备发展时间。激烈的社会主义革命不符合那个时代的中国所需，只有同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才能实现那个时代解放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变革生产关系与发展生产力的有机统一；只有采取逐步的、和平转变的社会主义和平改造方式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实现那个时代变革社会性质与保持国家平稳发展的有机统一。因此，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统筹各方面需要和可能而实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只有那个时代才能产生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创新理论，也只有这样的创新理论才能满足那个时代的实践所需。同理，一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创新成果，都应放到具体的历史和时代环境中加以科学认识。

　　第二，提供了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强化“时代化”原则能够使马克思主义始终保持理论的科学性和先进性，掌握历史主动。毛泽东指出：“主动权是一个极端重要的事情。主动权，就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这件事来自实事求是。”习近平指出：“历史发展有其规律，但人在其中不是完全消极被动的。只要把握住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抓住历史变革时机，顺势而为，奋发有为，我们就能够更好前进。”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以来表现出鲜活强大的生命力，正是因为它是先进的思想，其先进性来自对时代强大的解释力和改造力，即掌握历史前进的主动权。掌握历史前进的主动权，首要的就是必须准确把握时代，主动顺应历史发展规律，积极有为推动历史进程。从大历史观审视，我们仍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时代，但是这个时代出现了许多新变化，表现出许多新特征，必须有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来回应，否则马克思主义就有丧失解释力、说服力和改造力的风险。强化“时代化”是深化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掌握历史主动的表现，符合马克思主义本质要求和发展规律，是增强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解释力和改造力的必然选择。由此，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道路，明晰了奋斗方向。

　　（三）拓展了发展空间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揭示了党的理论创新规律，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拓展了发展空间。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社会主义从来都是在开拓中前进的。”实践发展没有止境，党的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也就不能停歇止步。中国共产党提出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本质上就是不断使主观符合变化发展的实际过程。

　　第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发展真理的必由之路。习近平指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真理不是一劳永逸的，发展真理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必然要求。真理是主观对客观的正确反映，真理的发展源自对变化了的时代、发展了的实践的规律性认识的不断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就是不教条和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具体观点和具体结论，始终用发展的观点对待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以及从中创新的原创理论；就是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研究，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续加深对社会主义这一新事物的认识；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主动并勇于回答和解决人类社会通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进程中每个历史阶段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过程，就是坚持真理和发展真理的过程。

　　第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原则的确立，进一步解放了思想，打开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空间。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实践中通过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产生了许多创新理论成果。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原则在全党的确立，这些创新成果能否被接受为马克思主义并非易事。许多创新观点和理论在产生之初都被当作反马克思主义的“异端”。例如“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等，都曾被认为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经过党内反复的思想讨论和艰难的思想斗争才被接受和认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原则在全党的确立，肯定了以中国原创理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从精神上鼓舞了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原创性理论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信心和决心。继续发展真理就“必须反映时代的声音，绝不能脱离所在时代的实践，必须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将其凝结成时代的思想精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新发展阶段，面临许多没有弄清楚的问题和待解决的难题。因为“全新”，所以有更多问题需要回答和解决、更多经验需要提炼和总结、更多规律需要揭示和深化，这就客观要求在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但远未结束，是一个长期且持续推进的过程。习近平指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任务不是轻了，而是更重了。”在2016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明确指出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新时代新起点上，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应当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发展贡献力量。

　　（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篇章为指导

　　没有哪一种新理论是随心所欲凭空创造出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具有连续性，在整个动态推进过程中体现着承继性和创新性的统一。前一阶段创新理论成果是新一阶段推进理论创新的起点和基础，新一阶段创新理论成果是对前一阶段创新理论成果的守正和创新。每一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理论成果都承担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新一轮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良性互动在前一阶段创新理论成果指导下发生，逐步产生和积累起理论发展的实现基础。习近平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近代以来我国发展历程赋予的规定性和必然性。”具体来说，在中国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篇章的指导地位。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篇章为指导，最重要的是解决好创新理论的深化、内化、转化问题。党的创新理论的深化、内化、转化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实践创新和进一步理论创新的重要前提。三者整体构成党的创新理论从理论领域过渡到实践领域，进而发挥核心指导作用的重要形式功能。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的目的在于更科学地展示理论并使人更充分地掌握理论、武装头脑，即深化的过程；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的目的在于改造主观世界，使之成为一种内在的思想自觉，即内化的过程；改造主观世界的目的在于能够使人正确完整地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推进各项工作，即转化的过程。深化、内化、转化在目的和功能上各有侧重又相互贯通，统一于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推进新的伟大社会革命。党的创新理论的深化、内化、转化推进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实践创新；新的实践、新的经验进一步促进党的创新理论深化发展，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创新；发展了的理论再内化、再转化又推动新的实践创新发生。纵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发展史，每一次理论发展都是在当时最新理论成果的深化、内化、转化过程中实现的。推进新一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发展，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做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深化、内化、转化工作，尤其要重视“两个结合”根本途径、“六个必须坚持”根本遵循、“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宝贵经验等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思想的深化、内化、转化。

　　（二）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学理化阐释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学理化阐释是一项基础性和战略性工作。习近平指出：“推进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是理论创新的内在要求和重要途径。”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学理化阐释是历史赋予的使命要求，也是进一步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必然要求。

　　第一，要提炼和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标识性概念。所谓标识性概念，就是能够揭示研究对象、特定范畴、基本原理，反映规律性认识，体现独创性、原创性的概念。理论发展至成熟阶段，理应提炼一系列自主标识性概念，以推动自主性话语体系建构，有效提升理论话语权。这是理论工作应有的理论自信和理论自觉，也是创新理论学理化的基本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历三次理论飞跃，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鲜活力量和新的形象，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成熟和理论自信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意味着提炼和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标识性概念已成为当前理论工作的应然和必然。我们既要阐释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全过程人民民主”等已经提炼出来的概念，讲清楚这些概念的基本内涵、形成过程、重要意义等；也要继续提炼重大标识性学理概念，更精准反映中国共产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性贡献，便于国内外学术界准确、科学、客观地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及其创新成果。

　　第二，要重点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原理性创新理论成果，增强学理性支撑。原理性理论成果，顾名思义就是能够反映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规律的理论成果；学理性支撑，就是要研究和分析清楚创新理论涉及的理论前提、理论观点、理论根据、理论关联、理论结构、理论发展、理论功能、理论意义等基础性学理问题，增强理论的科学性。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内在规定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也要发展。辩证地看，个别就是一般，而不是与一般相割裂、区别。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般和个别的关系。作为个别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只有在导向一般的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关联中才得以存在。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从个别的发展中进一步发现规律、发展真理、进行理论创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一系列原创性、时代性的概念和理论，其中有许多是具有原理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要加强对这些概念和理论的学理分析，增加话语权重。

　　（三）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高质量发展

　　在我国，发展马克思主义与进行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是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及其创新成果既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也是学术研究的对象。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有着重要的促进和推动作用。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专业力量，要从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战略高度审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发展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的意见》等指导性文件，习近平格外关心、关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发表重要讲话，中宣部、教育部等部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给予了大力支持。在多方共同努力下，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在新时代长足发展，学科自信和实力均显著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在“做大”上有了十足进步，但尚需“做强”，学术研究存在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高质量发展，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由大做强真正成为优势学科，更加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引领作用，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必然要求。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要以强化问题导向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当前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仍存在较大不足，即许多学者仅满足于从思想史和学术史角度出发梳理和分析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问题，不能或不愿结合时代问题，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现实中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从本质上看，这是缺乏问题意识的表现。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研究成果不乏掺有“简单以文件解释文件的‘同义反复’”和“照搬西方理论体系解释中国的‘削足适履’”的表面研究，这对于马克思主义研究是无意义甚至有害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高质量发展必须着力改变的。这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要有真正的问题意识，在进行学术研究时要聚焦社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重大理论问题、时代课题和现实问题，以马克思主义视角开展学理探究，为社会发展提供决策咨询，为党的创新理论提供学理支撑、学术支撑、学科支撑，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奠定思想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