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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作用，涉及一些躲不开、绕不过的重要问题。其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方面的关系，就是这样的问题。只有处理好这几个方面的关系，中国这个东方文明古国才会焕发青春活力，自信而从容地迈向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 

　　1.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对接

　　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在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后，如何对待本国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值得认真探讨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社会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根据“两个决裂”的语境，正像“传统的所有制关系”所指的是私有制关系，特别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关系一样，“传统的观念”无疑是指那些反映和维护私有制利益，特别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利益的观念，主要是那些落后的乃至反动的传统观念。如果将“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理解为共产党人要抛弃一切传统，那就既不符合这一论述的上下文语境，也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历来主张的历史辩证法，甚至违背他们的有关直接论述精神。例如，1851年，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这里的“传统”，无疑包括好与坏两个方面，因而它对人们的影响就有积极与消极两个方面。社会主义革命要尽力与之实现决裂的，无疑是消极的、腐败的坏传统。而对于那些人类历史上的优秀传统，马克思恩格斯则明言要予以继承。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评价古希腊艺术和史诗时谈到，虽然产生这种文艺的社会条件已经一去不复返，但这种古代人的创作“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来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他还强调，就像大人不应失落童真一样，成熟的社会应当“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把人类文化创造中富有永久魅力的童真“再现出来”。

　　从世界历史上看，俄国在探索现代化道路过程中遭遇文化发展路向问题。在19世纪上半叶，面对西方现代化的冲击，俄国的斯拉夫派和西欧派提出了不同的文化道路主张。斯拉夫派主张回归俄国文化传统，强调其独特性、优越性；西欧派从根本上否定俄国的文化传统，主张全面学习西方资产阶级文化。这两种主张无疑都是偏颇的。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一方面同以波格丹诺夫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文化派”作斗争，批判其完全摒弃俄罗斯传统文化的错误主张，强调“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历史上“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另一方面，列宁要求坚持同过去的愚昧观念、粗野遗产作斗争，大力提倡文化革命，认为“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国家了”。

　　就中国的情况而言，关于传统文化能不能以及怎么样与现代化对接的问题，长期以来也存在不同看法，甚至出现了文化虚无主义与文化守成主义的极端倾向。这两种极端倾向的错误实质，正如毛泽东早在1942年的《反对党八股》中所指出的，“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消弭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冲突，应该从发扬积极健康因素、批判消极腐败因素两个方面发力。从批判消极腐败的方面来看，传统文化是在小农经济和宗法制度环境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不可避免地带有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所处历史时代和社会制度条件的烙印，存在一些历史局限性，在一些方面不能适应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现实要求。其中，“尊官贵长的陈旧传统与民主精神的冲突”“庸俗心习与革命理想的冲突”“因循守旧的陈旧传统与革新精神的冲突”等方面，尤其值得反思。从发扬积极健康因素来看，“在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历史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注意汲取其中积极的养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受用不尽的思想富矿、文化宝藏，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提供了丰厚的精神文化滋养。今日之现代中国，乃是历史之传统中国的延续和发展。因此，必须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更好地对接现代化发展进程、契合现代社会生活需要，不断强化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根基，不断丰富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内涵。

　　2.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互成就”

　　关于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存在何以必要、何以可能、如何推进等基本问题。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相结合，学术界存在不同认知。其中，有人抱持“儒家社会主义”，主张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整体装入儒家思想框架之内，完全以儒家思想重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人主张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整体植入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之内，完全以马克思主义重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我们看来，这两种主张都不符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本意，前者实际上消解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后者实际上抹杀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整体存在。在这方面，重要的认识前提在于处理好思想主导与文明主体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在指导思想和意识形态上具有主导地位，中华文明具有文明主体地位，二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过了“差异-契合-融合”的实现过程，形成“两源一体”格局。

　　恩格斯指出，现代社会主义，“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子深深扎在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关键问题。“‘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文化，是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的文化，是植根中国大地、结合中国实际、反映中国人民生活的文化，是一种崭新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样态。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既有以前者引领、激活后者的一方面，也有用后者丰富、发展前者的一方面，还有两者经由“结合”而形成新的文化样态的一方面。后两个方面着重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是我们所要探讨的重点。

　　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首先体现在智慧、精神层面。作为中华民族的民族特质和精神标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反映了中华民族独特的风俗、风骨、风貌。在这方面，要注重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和真谛，包括人文至上、立德修身、家国一体、维新变革、追求中和、崇尚整体等，“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丰富智慧更深层次地注入马克思主义”。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其次体现在概念、用语层面。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关概念、用语、思想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进而丰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宝库。例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提出的‘实事求是’‘小康社会’‘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等用语”，值得认真研究。又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同世界”，与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社会”，存在相通相似之处。我们既可以“互文见义”，用传统文化中的“大同世界”激发大众对共产主义理想的认同，也应该科学引领，以马克思主义引导大众深化对“大同世界”的认识。当然，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提法，意蕴“致广大而尽精微”，给人以巨大的解释空间。这种中国式智慧面对现代性问题和国际化交流时，有许多精妙的优势，但无疑也会存在系统性和逻辑性相对不足的短板，其中的一些经典命题亟待作出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例如，关于“天人合一”这个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命题，历来是见仁见智，存在着“天人感应”“天人相通”“人天同构”“人天同象”等多种解释倾向。赋予其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阐释，“天人合一”更容易让当代人普遍接受，也就具有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涵。

　　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由“结合”而形成新的文化样态来看，必须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必须“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在回答重大时代课题中实现融合创新、理论聚变。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处于关键时期。“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一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再一次摆在人们面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持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思想，同时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精神财富，特别是儒家关于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等。可以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创新性成果。

　　3.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对于一个民族而言，传统文化是它生生不息的血脉传承，是它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任何一个优秀的民族在形成自己的民族精神、价值观念时，无不注重从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黑格尔认为，“世界历史自身本质上是民族精神或国家精神的辩证法”，一个民族之所以能够引领世界历史，就在于其优秀的民族精神、文化传统。应该说，黑格尔的有关思想虽带有西方中心论痕迹，但上述论断不无道理。从世界上看，美国虽然立国时间不长，但其200多年的建国强国史，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其文化价值传统的形成发展史。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所谓世界领先地位的形成，与其注重个性、创新、竞争等文化特质有一定关联。当前美国出现各种社会问题，也有其文化病灶，与其枪支文化泛滥、极端个人主义盛行、种族主义抬头不无关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点，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础面。作为中华民族的民族特质和精神标识，中国传统文化是由中华民族祖先创造、并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继承发展的民族文化，具有鲜明的历史、地域、民族等方面的特色，反映了中华民族独特的风俗、风骨、风貌。如何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涵养作用，将之更好地融入日常生活，是一篇大文章。习近平指出：“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这一论断，对于我们深刻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滋养、精神涵养、观念培养作用，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例如，关于“和谐”。“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资料表明，最迟在殷周之际，“和”就已进入政治领域被人们接受，被当作协调人际关系、治理国家的准则。孔子提出的“和而不同”，是长期深刻影响中国人的重要观念。重视传统和合文化，对接当前社会建设领域的和谐价值诉求，有助于形成各乐其业、各尽其责、各得其所的生动局面。又如，关于“爱国”。中华民族素有鲜明的爱国主义传统，不仅体现在大量的文献典籍中，更体现在历代前贤的实践中。其中，从南宋陆游的“位卑未敢忘忧国”，到清代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再到鲁迅的“我以我血荐轩辕”，无不满怀爱国深情。历史上的爱国故事、历代先贤的爱国情怀，无疑为促进《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的实践落地提供了宝贵资源。再如，关于“诚信”。诸子百家在诚信问题上基本态度一致。其中，孔子将诚信视为立足社会的基本条件，强调“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孟子将诚信上升到天道、人道的境界，强调“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管子将诚信看作天下行为准则之关键，强调“诚信者，天下之结也”（《管子·枢言》）。韩非子说：“巧诈不如拙诚”（《韩非子·说林》），则从“巧诈”与“拙诚”的对比中，彰显出诚信的可贵。在当前网络交往发达、市场经济发展的条件下，中华传统诚信文化对于涵养诚实守信、诚恳待人之风，彰显“诚信”所具有的时代内涵，具有积极作用。

　　1922年，罗素在《中国问题》中以西方视角写道：“我相信，中国人如能对我们的文明扬善弃恶，再结合自身的传统文化，必将取得辉煌的成就。”他还善意地提醒要注意避免“抛弃有别于他国的传统”的“全盘西化”与“强烈排外的保守主义”的两种极端倾向。100余年过去了，当今世界已大不同于当时罗素所处的世界，当代中国已大不同于罗素当时所见闻的中国，当今的世界问题、中国问题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可以说，以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为重要特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已经成功回答了罗素的问题。当然，这种回答并不是针对罗素的问题，而是反映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的历史必然、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现实逻辑。

　　文化因素对于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乃至被一些人视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特别是经济高质量发展而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积极作用、独特优势。

　　1.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经济发展的作用问题

　　文化因素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早已引起思想界关注。马克思恩格斯在晚年反复强调，人类社会的进步并非只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而是还要受到思想文化因素的制约。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对精神文化因素之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进行了深入的考察。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优秀的国家精神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比较优势与后发优势——它区别于他国的国家精神并表现出自己的优点，因而成为该国发展的比较优势；它反映该国“后来居上”的追赶意识，因而成为其发展的后发优势。从国际上看，德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发展经验对此给予了证实。

　　就中国的情况而言，思想界在五四运动前后有所谓中国文化“主静”、西方文化“主动”之说，故而有中国传统文化不利于现代经济发展之观点。事实上，这种“主静”论带有地理环境决定论的痕迹，且忽视了文化内部的复杂性。其实，“在中国文化中，既有主动的，又有主静的；既有主张积极有为的，也有主张自然无为的。西方文化也是如此”。那么，中国传统文化到底是否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呢？多方面的资料表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在历史上曾经长期领跑于世界，到了近代才日趋落后。毫无疑问，长期领跑也好，近代落后也好，都可以从文化方面探究原因。但是，如果简单地将中国经济发展状况归结于传统文化因素，这就陷入了文化决定论的窠臼。马克思主义不赞成文化决定论。即便长期被人视为文化决定论者的韦伯，事实上也强调“社会变迁中的复杂的多元因果性”，认为“导致现代资本主义在欧洲产生的，除了以‘新教伦理’所蕴含的‘资本主义精神’这些观念、文化因素之外，还须有其他一些物质和制度性因素的配合”。就近代中国经济发展落后问题而言，必须避免片面、单一的文化视角，综合考虑经济发展的多因性、传统文化的复杂性、文化作用的条件性等方面的情况。有学者认为，“中国近代落后的原因，主要在于秦汉以来不断巩固和加强的封建专制主义，包括政治上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和文化专制主义”。应该说，这种见解还是颇有说服力的。封建专制主义使传统文化的消极落后因素大行其道，而使传统文化的积极先进因素受到压制而得不到发扬光大。当下的重要任务，就是要着力克服传统文化中的消极落后因素，大力弘扬传统文化中的刚健有为精神，释放优秀传统文化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可以说，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此提供了深厚的实践支撑、宽阔的历史平台、优越的制度条件。

　　2.积极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独特优势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意味着经济发展方式由简单追求数量和增速到侧重质量和效益的转变，涉及发展理念、发展动力、经济结构等多方面的内容。从义利观念、奋斗精神、创新传统、文化创意层面来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和独特优势。

　　其一，张扬义利相兼传统，发挥规约市场自发逻辑的优势。韦伯将超越了纯粹世俗的贪念与情欲、具有殉道的宗教虔诚与禁欲的理性主义倾向、客观上有利于财富积累的伦理道德，称为“资本主义精神”。他追溯了这一精神的宗教起源，论证了这一精神对资本主义早期发展的促进作用，同时也表达了他对资本主义前途命运的隐忧：资本主义发展起来后，清教徒式的“献身于一项事业的精神”将消失，取而代之的将是“感官享乐者”的纵欲无度和“组织人”殚精竭虑的功利计算。他寄希望于资本主义理性的自我约束，但他所提出的对策无济于事，现代资本主义仍然按照最大化逐利的资本逻辑运行。在这方面，马克思有关思想更显出批判性、现实性的优势。马克思并不否认人们对利益的追求，反而明确指出：“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同时，他反复强调人类要超越个人主义，倡导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统一。根据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社会主义将为实现这种统一提供制度前提，而社会主义道德观念将比源自清教禁欲主义的“资本主义精神”更有益于社会大生产的发展。

　　在当代中国，正在不断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利于培育社会的效率意识、民主法治意识和开拓精神，但市场固有的、自发的弱点和消极方面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为减弱甚至冲抵市场经济的这种负面影响，我们一方面要瞻之在前，积极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另一方面也要借之于古，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促进经济健康发展方面，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义利观可以发挥积极作用。其中，孔子非常看重“义”，强调以“义”为先，强调“见利思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他强调人必须以“义”为尺度来衡量取“利”可否，“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这些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弘扬义利相兼、以义为先的思想，无疑有助于超越最大化逐利的资本逻辑、冲抵市场经济固有消极影响。当前，我们应该积极利用义利相兼的可贵思想，使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一起，引导市场主体遵循健康的经济伦理，既发挥市场经济促进、提升效率的积极作用，又能有效规范市场经济、避免资本恣意放纵。

　　其二，弘扬民族奋斗精神，体现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民族精神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受到关注。美国学者里亚·格林菲尔德通过分析英、法、德、日、美等国经济意识发展发现，民族主义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作用不可忽视。她进而借用了韦伯“资本主义精神”这一术语，并从民族主义的角度对其进行了重新研究，指出：“一般而言，‘资本主义精神’是民族主义固有的集体竞争意识的经济表象——而民族主义本身是民族国家成员对国家尊严或威望的情感投入的产物。”同时，她也清醒地认识到，民族主义只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而非充要条件，“只有在纳入国际竞争领域的经济形态中，只有在愿意介入国际竞争的国家中，才能发现‘资本主义精神’”。在国际上，“民族主义”通常是指以维护本民族利益和尊严为出发点的思想与行为，存在性质之别、类型之分。

　　中华民族历来提倡积极、理性的民族主义，既注重发扬民族奋斗精神来追求自身发展，也坚持绝不损害其他民族利益。“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能用众力，则无敌于天下矣;能用众智，则无畏于圣人矣。”（《三国志·吴书》）“万夫一力，天下无敌。”（《郁离子·多疑不如独决》）这些古典文献中的有关论述，以及“人心齐，泰山移”等俗语表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于团结奋斗的思想资源极其丰富。“中华文化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增添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自信和自豪。”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主要体现为激发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奋起直追的民族奋斗精神。这种民族奋斗精神，弥合了国内各民族、各阶层之间的隔阂，形成了一种强烈的民族归属感、凝聚力、向心力，汇聚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这种宝贵的精神力量，与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政治原则一起，形成了“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这一显著优势，在实施重大工程、抗震救灾、抗击疫情的实践中得到有效发挥。

　　其三，张扬革故鼎新传统，发挥促进科技创新的优势。在经济思想史上，从马克思到熊彼特的一些思想家对创新之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作过重要论述，韦伯也将理性技术的运用视为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著名的“李约瑟之问”引发了人们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对科技创新作用的思考与讨论。必须充分肯定，中华民族富有创新的传统。“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几千年前，我国先民就提出“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诗经·大雅·文王》），还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周易·系辞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礼记·大学》）等论述。当然，应该看到，传统文化中也有因循守旧的因素，我国社会因循守旧的文化惯性较强。正因为如此，历史上既有变法派“祖宗不足法”的呼号，也有守旧派“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执念；既有敢为人先、独开生面之类倡导创新的成语俗语，也有“鞭打快牛”“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之类的诫语。这些执念和诫语，既反映了一些人的人生体验，也表明了因循守旧的社会心理。

　　科技创新是创新的重要方面。源于中国的四大发明，在近代欧洲产生了伟大的革命性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一些西方的发明创造却能为中国人所积极利用并产生巨大的经济推动作用。这说明，影响科技创新的社会功能发挥的因素，不仅在于科技创新水平本身，而且还有与之相关的制度因素、应用环境等。就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于科技创新的促进作用而言，当务之急在于：一是强化创新意识，以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国际发展经验表明，一个国家的发展阶段可大致分为要素导向、投资导向、创新导向等阶段。当前，中国社会正转向创新导向阶段，尤其要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因此，要克服因循守旧的陈旧传统因素，张扬革故鼎新的积极传统，着力培养创新文化，坚持以创新为第一动力，推进高质量发展。二是强化应用意识，推进科学技术同社会发展相结合。

　　习近平在反思自明末清初起我国科技逐渐落伍的原因时深刻指出：“科学技术必须同社会发展相结合，学得再多，束之高阁，只是一种猎奇，只是一种雅兴，甚至当作奇技淫巧，那就不可能对现实社会产生作用。”科学技术同社会发展相结合，是一项需要不断推进的历史任务。就当前而言，要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着力祛除长期以来存在的科技成果应用转化不力、不顺、不畅的痼疾，着力破除一切制约科技创新的思想障碍和制度藩篱。三是因应科技发展潮流，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观优势。在以分析、实证等为主要特点的近代自然科学产生和发展过程中，以整体、直觉等为特点的中国传统整体观可能处于不利地位。当前，科学技术发展出现新的特点。人们开始认识到，解决世界科技研究遇到的复杂混沌问题，分析的、实证的方法不一定管用，而整体的、直觉的方法则有可能解决问题。“科学思想中的整体观与中国文化中整体观的这种趋同，使得我们可以立足东方哲学的整体观以考察和理解科学革命，同时也可以从东方哲学中吸取思想营养，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果若如此，这将为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科技进步进而促进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

　　其四，做大创意文化经济，发挥文化产业功能优势。传统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文化经济学的关注对象和重要议题。文化经济学研究表明，文化经济是现代经济活动的重要内容，对于现代社会发展和进步具有重要意义。在一些国家，人们往往以内容、元素、属性等赋予一些项目和产品以文化特色。在强调通过发掘文化因素、个人天分以创造财富的创意文化经济活动中，这一点表现尤为突出。例如，在2009年，德国联邦政府发布的《联邦政府文化/创意产业倡议》将开发文化创意产业的增长潜力作为优先发展战略，把“文化产业作为发展的动力和当务之急”。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的数据，密切依赖创意文化投入的产业的全球市场价值估计达到了13000亿美元，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则指出创意文化产业的年增长率在5%到20%之间。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在发展文化产业的同时，注重民族文化保护的问题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在20世纪90年代初，在关于关贸总协定的谈判中，法国人出于对国家文化安全、民族文化保护的考虑，反对将文化列入一般性服务贸易，提出了著名的“文化例外”政策。从实践上看，这一政策对于保护和促进法国传统文化产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3届大会通过《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的多样性公约》，确认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一项基本特性，确信文化活动、产品与服务具有经济和文化双重性质，而不只具有商业价值。

　　近年来，文化产业在我国发展迅速，抵制低俗文化影响、实现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问题日益凸显。党的二十大强调：“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在这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有可为、优势突出。例如，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景区等文旅资源，民间剪纸、泥人面塑、千层底鞋等民间工艺，太极拳、少林棍、武当剑等中华武术，景泰蓝、紫砂壶、长命锁等古玩器物，汉服、唐装、旗袍等传统服饰，八大菜系、传统美食等饮食文化，在作为旅游项目、成为文化产品、嵌入服务领域等方面，在第三产业中活跃度高、贡献度大。此外，这些方面还可以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有机融合，以优秀传统文化丰富滋养提升产业文化品质、扩大区域社会影响。例如，“中国郑州国际少林武术节”“中国洛阳牡丹文化节”等，既是著名的传统文化品牌，也是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平台。传统文化项目和产品承担着一定的经济功能，是一个特殊而重要的经济增长点。难能可贵的是，因其较强的公共产品属性，它更具有滋养民风、传承文明的文化教育功能。

　　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手段，与其历史传承、文化传统、发展状况等因素紧密相关，具有很强的内生性演化的特点。“当代中国人的思维，中国政府的治国方略，浸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历史是最好的老师。“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全面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必须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宝贵的思想滋养。

　　其一，关于政者正也、任人唯贤的治理主体。治理总是离不开人这一主体的。在历史上，中国古代思想家从当政之道、为政之要角度展开了诸多论述，对治理者提出了德能勤绩廉等多方面的要求。其中，至今具有积极意义的主要有：一是关于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国先治吏的思想。“尚贤者，政之本也。”（《墨子·尚贤》）“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而知人之道，圣贤所难也。”（《资治通鉴》）“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人，必难致治。”（《贞观政要》）这些论述涉及“治吏”的意义、要求和方法，蕴含着行政治理与用人之道的智慧，对于新时代国家治理不无启示。二是关于正己修身、政者正也的思想。儒家对从政者提出注重修养、端正言行的要求。“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这些论述，强调了为政者的德行，且将“政”与“正”巧妙相连，深刻阐明了从政者正己修身的示范意义。三是关于任人唯贤、选贤与能的思想。“任官惟贤材，左右惟其人。”（《尚书·商书·咸有一德》）“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礼记·礼运》）相对于任人唯亲的官场旧习而言，这些论述尤显可贵。体现这些思想的察举制、科举制等，虽有这样或那样的弊端，但作为历史上人才选拔的重要形式，无疑拓展了人才选拔的渠道。简言之，中国古代从严治吏方面的思想极其丰富，其中关于正己修身等方面的论述在历史上于社会进步有益，对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习近平指出：“党要管党，首先是管好干部；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治吏。要把从严管理干部贯彻落实到干部队伍建设全过程。”

　　其二，关于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的治理目标。政府与人民的关系历来是国家治理的关键问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这方面论述颇丰，其中突出的有：一是民惟邦本、心存百姓。古语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孔子曰：“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礼记·缁衣》）荀子用舟水之论来比喻君与民的关系，而孟子则有著名的“民贵君轻”之说。唐太宗李世民总结出“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贞观政要·君道》）的道理。二是政得其民、国泰民安。“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离娄上》）“当今之时，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韩非子·有度》）这些论述，虽然出发点在于“舟”行长远、立场在于维护统治，但对爱民、亲民、政得其民等方面的强调，具有超越时空的现实意义。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最根本的就是赢得民心、守护民心。习近平关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重要论述，深刻阐明只有紧握人心这个“最大政治”，才能掌握长期执政的“基因密码”。

　　其三，关于礼法合治、德主刑辅的治理手段。一是关于礼法合治的思想。《尚书·康诰》首次提出了“明德慎罚”的思想。孔子提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荀子发展了儒家关于德政的思想，提出礼法并施的观点。二是关于德主刑辅的思想。孟子认为，“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离娄上》）西汉董仲舒明确提出德主刑辅论，强调“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汉书·董仲舒传》）。这些论述表明，所谓中国只有德治传统而缺少法治传统之说，失之偏颇。从历史上看，法治和德治，一直是我国古代国家治理的两种手段，如同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对调整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进入新时代以来，我们党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注重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有关思想智慧。习近平曾引用韩非子名言“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以强调法治。同时，他也多次称引儒家德治思想，强调“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总之，法律是准绳，任何时候都必须遵循；道德是基石，任何时候都不可忽视。“法治和德治不可分离、不可偏废，国家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协同发力。”

　　其四，关于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外交之道。如何处理自身与邻邦之间的关系，历来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中华民族有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优良传统。春秋时期左丘明记载：“五父谏曰：‘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君其许郑。’”（《左传·隐公六年》）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来追求和传承的精神。“和”作为协调社会关系的重要准则，是中国历史上的非常重要的政治范畴。其中，“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尚书·尧典》），直接将“和”的理念与邦族、邻邦关联。春秋时期，史伯、晏婴把“和”与“同”相对立，深刻揭示了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哲理。这些重要的理念，对于解决当下人类遭遇的世界之问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为我们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其五，关于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居安思危的风险治理思想。防范化解风险，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安与危、存与亡、治与乱是风险治理的核心关切。中国历朝历代，大多注重防范天灾人祸。“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敢以此规。”（《左传·襄公十一年》）“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周易·系辞下》）“明者防祸于未萌，智者图患于将来。”（《三国志·吴书·吕蒙传》）这些重要论述表明，传统文化关于风险治理的思想论述丰富、影响深远。从制度层面看，汉代察举制专设“明阴阳灾异”科目，带有灾祸预测的目的，在一定程度上可谓传统风险治理思想的实践体现。当前，我们身处风险社会，遭遇的自然风险和社会风险都日趋复杂。一方面，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协调和处理与自然关系的能力大大增强，但也将人与自然的矛盾深层化、生态关系复杂化。另一方面，“社会政治运动的主体、客体、手段、环境、过程、结果等都充满着高度的不确定性、多样性、耦合性”，使我们面临的社会风险复杂化。为此，从传统风险治理思想中汲取智慧，努力做到未雨绸缪、防微杜渐，积极增强风险意识和提高风险防范化解能力，“从最坏处着眼，做最充分的准备，朝好的方向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从而力求“做到‘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使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其六，关于家国一体、四海一家的共同体意识。历史资料表明，古埃及、古巴比伦、波斯等古代文明，都先后消亡或发展中断，只有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保持文明连续性的国家。究其原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蕴的向心力、凝聚力、免疫力，可能是一个关键因素。“中华文化既坚守本根又不断与时俱进，使中华民族保持了坚定的民族自信和强大的修复能力，培育了共同的情感和价值、共同的理想和精神。”其中，突出的表现有：一是关于修身齐家、家国一体的知识分子情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八目”整合了个人认识与国家治理之间的关系，反映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理想中的人生道德进阶。“家国情怀”集中反映了人们对国家的思想认同、情感认同。二是关于患难与共、守望相助的民族团结精神。在1890年致布洛赫的信中，恩格斯从“意志合力”的角度深刻阐明“历史结果”的形成。对于一个民族而言，民族精神无疑是一种“意志合力”。“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智之所为，则无不成也。”（《淮南子·主术训》）“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孟子·滕文公上》）这些论述从一般性层面论述了团结的意义。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在长期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中国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了多元一体、交织交融的民族关系和整体利益优先的价值取向，以及各个民族之间和睦相处、患难与共、守望相助的优良传统。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从亲身经历中深刻认识到，团结就是力量，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不可能发展进步。就当下而言，民族团结精神的传统尤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在理想、信念、情感、文化上的团结统一，守望相助、手足情深”。三是关于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大一统传统。“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汉书·王吉传》）“四海之内若一家，通达之属莫不从服。”（《荀子·议兵》）这种大一统的传统，有其时代烙印和历史局限，但也有其合理性和闪光点，尤其是对于祛除民族分裂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现代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概言之，包括前述思想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犹如守护中华文明安全的内功，具有重要的安全屏障作用。“没有文化的分裂就不会发生国家的分裂，反过来更可以说，只要国家不分裂，就不会发生文化中断。”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运用团结统一的民族精神、大一统的政治理念，“去除传统文化和治理理念中的特定时代烙印，尤其是封建专制主义的糟粕因素，保留其集中统一、维护大局、维护团结、反对分裂等合理因素，赋之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当代性意义”，始终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实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彰显了强大的民族凝聚力、社会动员力和制度优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