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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式现代化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中华文明为深厚底蕴、以社会主义制度为本质规定、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旨归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对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1]（P98）。同样，中国式现代化也不是凭空创造出来的，而是中华文明河流奔涌至现代的智慧结晶，标注着中国探索现代化的主体身份和民族特色。传承中华文明，是中国式现代化迥异于西方现代化及其他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鲜明底色，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得以成功推进和拓展的重要因素。在新征程上，厘清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的内在关联，阐明中国式现代化形成发展的文明驱动和文化塑造逻辑，揭示中国式现代化传承中华文明的逻辑必然和现实必须，对于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意义、价值特征和实践要求，增强全党全社会团结奋进新征程的自信自觉，具有重要意义。

　　合规律性指的是人类社会运动受客观规律支配，同时人类也必须符合客观规律才能达到对客观事物的真理性认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揭示了人类社会像自然界一样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性。中华文明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五千多年不曾中断的文明体。作为古老中华文明与现代社会发展要素融合的产物，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2]。古老中华文明能够影响现代中国发展，是人类社会演进、中华文明发展的客观规律使然。

　　1. 传统与现代辩证统一的历史规律。现代化概念及理论源于西方。在西方主流语境中，现代是与传统或前现代对立的概念范畴。现代性作为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和思维状态，一方面表达的是客观意义上与传统（前现代）的时空断裂状态；另一方面体现的是主观意义上与过去（传统）决裂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代表着把古代、传统作为“他者”的心境、思维和价值取向。以韦伯、吉登斯为代表的现代社会研究学者，把“理性化”作为现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标志，认为现代社会与前现代社会是非连续性的，现代性的首要特征是断裂性。[3]（P3）然而，丰富多彩的现代文明形态特别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充分证明：传统与现代之间并非简单的二元对立关系，现代与传统之间并不存在一条清晰的边界；古老文明不仅可以与现代文明嫁接融合，而且具有开辟新发展道路、创造新文明形态的可能性。总体而言，传统与现代的辩证统一关系大体可以体现为三个方面。

　　其一，从社会转型维度上看，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都是从特定历史制度文化土壤中缓慢生长出来的，现代性动力深深扎根于前现代（即传统）之中。传统性与现代性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本就是密不可分的，古代文化构成现代世界的实质性基因之一。比如，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复兴古希腊、罗马的文化艺术；西方现代民主和法治思想就直接或间接地传承了“黑暗中世纪”的个人主义、平等主义宗教传统。西方主流现代化理论之所以无视这些历史事实，将现代性与前现代性断裂开来[4]，一方面是出于理性主义的自负（或者说理性僭妄）；另一方面则是有意地为“西方胜过东方”的殖民主义理论张本，所谓“先进理论”外衣之下，包裹的实际上是霸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内核。中国是典型的后发现代化国家，并且是在西方早期现代化国家强迫下“被动”进入现代化的。一百多年以来，古今中外不同制度和文化的激烈碰撞交锋，使得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呈现出压缩式、叠加式的特征。同时，由于中国未如西方早期现代化国家一样历经“思想启蒙—国家创建—工业革命—现代制度构建”等漫长的发展过程，其现代化呈现出跨时空、跨界域的糅合特色。

　　其二，从文化创新维度上看，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文化演进往往滞后于、却又深层制约着制度变迁，传统与现代的延承关系充分体现于缓慢而持重的文化发展轨迹之中。西方现代性最早源于继承并超越前人文艺创作风格的创新之举，其代表的与其说是与传统的决裂，不如说是对传统的批判继承。即使是在自诩为最具“自由开放”精神的当代美国，以新教为主导的文化保守精神仍然深藏在社会底层，成为与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观念并存又保持对立冲突关系的强大力量。[5]近代中国遭遇西方文明冲击之后，先后经历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的变革，又历经若干次大规模的中西文化论争，最终还是走向与民族文化和解、融汇古今中西的道路。可见，文化创新必须建立在文化传承的基础之上，文化只能在传承中创新、在接续中进步，任何试图超越本民族本时代的文化创新主张都是无根的空谈。

　　其三，从社会心理变迁维度上看，人作为“历史的人”和“社会的人”的结合体，本能地需要从历史传统中寻找心理依托和通向未来的路径，这是把握传统与现代辩证统一关系的心理基础。现代社会通常被看作“祛魅”的时代，即现代人从传统神性权威控制中摆脱出来，以独立个体的方式“自由”面对世界，以理性主义方式处理现实问题。但事实上，现代人在实现“祛魅”的同时，无时不处于“启蒙之后”的迷茫、空虚、焦虑、怨恨等心理危机当中。为了摆脱这种精神“无根性”，回归传统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成为现代人自然而普遍的选择。有学者指出，传统之所以重要，不仅在于它能够为人们提供广阔的空间感和本体论上的安全感，而且在于它是不可再生和不可重复的价值观的财富积聚，能使个人和集体的体验更加深厚和丰富。[6]（P83）总之，无论是从社会演进、文化创新的角度来看，还是从心理需求的角度来看，现代性都不是对传统的反抗与否定，而是从传统中生发出来的，二者辩证统一于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

　　2. 中华文明迭代创新的演进规律。中华文明的绵延不绝、历久弥新，源于其强大的自我革新、创新发展能力。中国拥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在五千多年的发展史上，中华文明大体经历过三次来自内部或外部力量的大规模冲击，每一次都依靠自身强大的文化自省力、文化包容力和文化创新力成功实现凤凰涅槃、浴火重生，以崭新的面貌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第一次冲击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五胡乱华。西晋末年起的一百余年间，塞外众多游牧民族进入黄河流域与当地汉族人杂居，陆续建立数个非汉族政权，并在文化上与当时儒家主导的汉族文化发生直接冲突。然而最终的结果是，胡汉文化在交流碰撞中不断趋同融合，中华文明迎来了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迭代更新。

　　第二次冲击是起自西汉、盛于隋唐的佛教入华。佛教的六道轮回、因果报应和神不灭等观念，与中国的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在学术义理、社会秩序影响等方面发生激烈冲突，佛教一度被视为严重威胁中华文明根本的“外国夷狄之教”。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儒释道三家学说在长期互鉴中不断融合互补，一方面形成了包括“性、相、台、贤、禅、净、律、密八大宗派”在内的中国化佛教理论和派别，另一方面催生出理学、心学等儒家学派。中华文明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不仅没有走向衰落，反而激发出自我革新的力量，开启了文明发展的新方向。

　　第三次冲击是近代的西学东渐。与前两次不同，这一次古老中华文明面对的是完全异质的西方现代文明，遭遇到的是来自开放型西方海洋文明的全方位挑战。[7]（P259）中华文明在这一攻势之下几乎要全面溃败，政治、宗教、社会、文化等都处于解体与重构的边缘。但经过百余年的历史变迁，中华文明既未被西方文明吞噬或边缘化，也未陷入“中国本位”的自我封闭陷阱，而是在融汇古今中西的基础上，开辟出新的发展空间。

　　《诗经》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几千年前，中华民族的先民们就秉持“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精神，开启了缔造中华文明的伟大实践[8]（P737），推动中华文明在坎坷跌宕中生发壮大、于艰苦卓绝中绵延拓展，最终孕育形成了中华民族自尊、自爱、自信、自强的集体文化品格。这些积淀在民族文化深处的精神特质和价值取向，蕴含着中华民族在数千年风雨征程中永续不绝、迭代创新的精神密码，既是中华文明永葆生机、继续发展的底层基因，也是中华民族“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9]。

　　3.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接现代的运作规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的精髓，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中国式现代化厚植于中华文明的丰厚沃土，生成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丰富实践。中华文明包含拼搏进取、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并且具有对接世俗化、理性化、大众化等现代人文精神的天然属性。比如，浓厚的人文精神与人本主义、启蒙思想之间的内在关联，经世致用的“务实”思维与理性主义现代观念的不谋而合，“乐感”文化、进取精神与进步主义现代发展观的内在相通等，都揭示出中华文明连接传统与现代、融合东方与西方的文化特点。一百多年以来，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的主导意识形态并不断实现中国化时代化，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其在道德理想、价值追求和实践方法上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内在的契合性。

　　此外，在化解西方现代性危机方面，中华文明也展现出超越时空、跨越国度的应用价值。如在人与物的关系上，其“生财有道”的生产伦理观、“交往有信”的交换伦理观、“取予有度”的分配伦理观、“用财有制”的消费伦理观，对于平衡道德与市场，化解现代社会的急功近利思维、人的物化异化等弊病具有重要作用；在人与自身关系上，其注重通过理性与情感、道德与欲望的“中和”之道、“止于至善”的德性追求以及“修齐治平”的人格践履实现心灵安顿，对于缓解现代人信仰亏空、价值迷失、精神焦虑等心理危机提供了有效思路；在人与自然关系上，其提倡天人合一的生态本体观、顺天应时的生态利用观、仁爱万物的生态伦理观、回归自然的生态人生观，为拯救现代社会盲目追求经济增长引发的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等生态灾难提供了方向指引。总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和道德规范对解决人类难题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这一价值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乃至超越西方现代化的底层逻辑，展示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特有魅力。

　　合价值性指的是人类活动是有目的的对象性活动，人在实践中往往根据需要构建自身与对象的关系，从而带有鲜明的价值取向。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概念，并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在此基础上，党的二十大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重大原则及战略部署，初步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五个“中国特色”表述与中华文明包含的国家治理文化内在相通，体现出中华民族独特的价值立场。

　　1. 人口规模巨大是中华文明演进发展的基础背景，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必须面对的客观国情。中国自古地广人多，这一独特的历史条件和资源禀赋，逐渐培育出多元一体的大国治理思维和政治文化，如“六合同风”的大一统理念、“家国一体”的爱国精神、“和而不同”的秩序思维、“民为邦本”的恤民情结等。我们党能够团结带领十四亿多人口整体迈向现代化，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一定程度上就是因为汲取了传统大国治理的制度文化经验，形成了以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为核心的民主政治制度，展现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传承弘扬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形成了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凝聚起全体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的磅礴之力。

　　2.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与中国传统民本理念和均平思想一脉相承，集中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公平正义观念。传统中国一方面倡导“治国之道，富民为始”“民亦劳止，汔可小康”的强国富民思想，另一方面推崇“损有余以补不足”“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均贫富观和“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至高理想。中国传统均贫富思想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平等观具有内在契合性。马克思深刻批判了资本主义以等价交换为基础的虚假平等观，认为这只是无视资本家拥有财产所有权、无产阶级丧失财产与法律权利的形式平等，而不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社会权利和地位的实质平等。但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10]（P814）。中国式现代化以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旨向，强调全体人民“一个也不能少”“一个也不掉队”，反对一部分人尤其是少数人享福的两极分化社会。中国共产党有效融合中国传统均贫富思想和社会主义平等观念，坚持把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在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上，扎实推动共享发展，着力使人民群众在迈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中拥有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与中国传统厚德载物、义利合一的人文精神紧密相连，集中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对物质富足和精神富有的双重追求。中华民族自古注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并重，一方面尊重人民丰衣足食的利益需求，另一方面强调讲信修睦、以义制利，致力于创造物质充裕、道德高尚、公平正义的大同世界。科学社会主义的人学观与传统中国的义利观内在一致。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全部学说的主题和最高的价值追求，这里的“自由全面发展”既包括人在物质需求满足前提下各种能力的充分释放，也包括精神层面的丰富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以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为鹄的。“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11]（P20-21）中国式现代化将中华人文精神融入社会主义发展全过程，既注重夯实人民幸福生活的物质条件，又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努力实现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有机统一。

　　4.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与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生态观内在相通，集中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价值取向。传统中国生态观认为人与万物一体，主张以仁爱之心平等对待自然万物，确保生态系统的平衡。由这一理念扩展而成的顺天应时的生态利用观、仁爱万物的伦理追求、回归自然的生态人生观，共同塑造了中国传统生态智慧，与科学社会主义的自然观遥相呼应。科学社会主义主张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类依靠与自然的互动生产、生活、发展，只有善待自然，才会获得自然的馈赠。中国式现代化综合中国传统生态观与科学社会主义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精华，秉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协调发展道路，开辟了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广阔前景。

　　5. 走和平发展道路与中国传统协和万邦、亲仁善邻的观念息息相通，集中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价值追求。中华民族在对外交往上自古秉承“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精神，倡导“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和而不同”，主张民胞物与、协和万邦、天下大同，从文化源头上塑造了中国爱好和平、永不称霸的品格特质。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伊始，始终站在人类发展大潮流、世界变化大格局、中国发展大历史的角度认识和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国发展绝不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我们绝不做损人利己、以邻为壑的事情，将坚定不移做和平发展的实践者、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多边贸易体制的维护者、全球经济治理的参与者。”[12]（P249）中国式现代化融合传统大同思想与社会主义和平发展观，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坚持立己达人，努力在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

　　习近平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3]（P315）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予中国式现代化鲜明的中国特色，成为全世界中华儿女共通共享的文化符号和精神标识；与此同时，中国式现代化也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当代文明，与现代化交互砥砺，不断焕发出蓬勃旺盛的文化生命力。中国式现代化传承中华文明的历史过程与成功实践，彰显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的高度契合性，体现出以中国式现代化接续中华文明的光明前景。

　　合目的性指的是人在认识和实践活动中是有意识、有方向的。马克思指出：“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14]（P302）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弘扬者和建设者，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中，自觉肩负起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历史责任，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扎根中国，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贯通，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相融通，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亲自谋划、指导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把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地位作用的认识提升到新的高度，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取得突破性进展和历史性成就，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为中华民族迈向伟大复兴注入强大动力，彰显出以现代化接续中华文明的历史自觉。

　　1. 理论自觉：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思想，其进入中国并不断实现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也是古老中华文明与现代思想成功融合、互促发展的过程。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诞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文明形态。随后，马克思主义学说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开启了中国化进程；中华文明经由科学社会主义真理力量的淬炼锻造，迸发出强大的生机活力，促使中华民族迎来了有史以来最广泛、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革新。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在近代中国最危急的时刻，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了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的伟大文明，使中华文明再次迸发出强大精神力量。”[15]（P509）

　　“两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基于唯物史观，立足中华文明本位与优势，探索推进革命建设事业发展的重大实践和理论创新成果。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而形成的重要论断。这一思想最早诞生于毛泽东1930年撰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被我们党真正用来解决问题则是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指出：“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这次会议批判了教条主义。教条主义者说苏联一切都对，不把苏联的经验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16]（P339）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主张，本质上就是回答如何辩证地看待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特殊国情的关系问题，内在地包含了从民族本位思考中国发展命运的根本立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一理念转而被用于指导社会主义建设。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在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之际，又提出了“第二次结合”的要求，号召全党“以苏为鉴”，独立自主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17]（P418），迈上“中国工业化的道路”[18]（P240）。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逐步形成了“四个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地对“什么是现代化、怎样实现现代化”进行了总结思考。邓小平指出，“四个现代化”就是“中国式的现代化”。他引用中国儒家经典著作中的“小康”一词描述中国现代化的阶段目标，一方面是为了强调底子薄、人口太多的客观国情，另一方面是为了明确对物质技术和社会道德文化水平同步提升的深切期望，体现出我们党基于民族特色和现实国情探索现代化道路的清醒和自觉。

　　进入新时代，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面临新的任务和要求。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第一个结合”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论断。“第一个结合”和“第二个结合”都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前提，不同的是，“第一个结合”侧重于强调社会现实，“第二个结合”侧重于强调历史文化传统。[19]后者并不是另辟新路，而是在前者基础上的拓展和延伸，因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同样包含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改造和继承。换言之，“两个结合”都包含着文化传承、文明接续的要素，只不过“第一个结合”中的文化要素是广义的，“第二个结合”中的文化要素是狭义的；将“第二个结合”单列出来，主要是为了突出文化在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更为基本、更为深层、更为持久的影响。这也意味着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对于历史发展主题及任务要求的理解在不断深化和拓展；如何对接文明、接续传统，已经成为继续推进事业发展的中心议题。总之，“两个结合”理念的提出和不断完善，充分体现了我们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创新努力，充分彰显了我们党将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合流接脉，以中国式现代化接续古老中华文明、在传承弘扬中华文明过程中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雄伟抱负和博大胸襟。

　　2. 行为自觉：从“两有”“两相”到“两创”。“两个结合”的提出，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推动现代化发展道路上主动接续千年文化传统的精神自觉；“两创”方针的提出与具体实践，则彰显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积极推进文化创新发展、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中国式现代化的行为自觉。

　　“两创”方针提出之前，习近平先后提出了“两有”“两相”方针。“两有”倡导有区别地对待、有扬弃地继承中国古代文化；“两相”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须与当代中国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相对于“两有”重在强调继承问题、“两相”重在强调转化问题，“两创”则侧重于强调继承之后的创新和创造，旨在将继承与创新紧紧结合起来。[20]进一步讲，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之间具有次序递进的关系，创造性转化是指“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表现形式加以利用、扩充、改造和创造性的诠释，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激活其生命力”；创新性发展是指“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进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发展其现代表达形式，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21]前者侧重于强调“存量意义”的调适和转型，意在突出文化的“适应性”；后者侧重于“增量意义”的拓展和创新，意在突出文化的“应用性”。总之，从“两有”到“两相”再到“两创”，充分体现出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文化发展规律和文化发展路径认识的深化，以及以文化自信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主动。

　　新时代十年来，我们党围绕贯彻“两创”方针开展了一系列文化建设实践，并将这一实践与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融为一体，不断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当代社会相适应、同现代化进程相协调，为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提供精神动力和价值支撑。比如，推动考古发掘、遗址保护、博物馆改革发展、历史文化名城（镇村）保护等工作，加强历史文化遗产研究，深入阐释中华文明、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不断坚定奋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自信；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代内涵，创新文化资源活化机制，丰富文化内容供给，完善中华文化数据库等数字化基础设施；提炼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世界意蕴，支持体现中国价值、中国精神、中国智慧的文化产品走出国门，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互鉴；等等。通过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得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得到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取得的显著成就和广泛影响，也反过来向世界人民展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以及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帮助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读懂中华民族、读懂中国共产党。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自现在起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2]（P21）。把握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的内在关系，厘清中国式现代化是什么、由何而来、向何处去等一系列问题，是实现新时代新征程使命任务的前提条件。中国式现代化传承中华文明，既是社会发展和文化创新规律使然，也是中国共产党主动探索建构的结果，体现出合规律性、合价值性和合目的性的有机统一。首先，古老的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孕育并滋养中国式现代化，既源于传统与现代之间不可分割的辩证统一关系，也源于中华文明千年不辍、自我更新的禀赋特征，以及由此形成的对接现代人文需求、化解现代社会危机的能力优势。这是中国式现代化得以传承中华文明的客观条件和基本理据。其次，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能够传承中华文明，根本在于后者在历史背景、价值追求、目标期许上与科学社会主义具有鲜明的价值契合性，中国推进经济、政治、生态、社会、文化现代化的发展要求与古老中华文明的精神品格和价值内涵遥相呼应、紧密联系。再次，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成为滋养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还在于中国共产党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坚持将文化传承贯穿现代化实践全过程。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从“两有”“两相”到“两创”理念的提出与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传承不是基于抽象的逻辑推理，而是一步步有目的、有意向的实践探索的结果。总之，传承中华文明是中国式现代化得以形成、成功推进和不断拓展的重要因素，把握这一逻辑，有助于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独特性的理解、增强团结奋进新征程的自信自觉。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