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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针对平均主义政策和贫穷社会主义观念，从调动人的积极性、发展生产力的角度，提出先富带动共富的政策构想，在政策层面上开启共同富裕思想的理论建构；随着先富政策双刃剑性质的凸显，针对初现端倪的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拉大现象，从生产关系和制度对比的角度，提出了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根本原则的论断，在制度层面上深化共同富裕思想，把先富与共富、政策与制度、手段与目标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一个逻辑自洽的思想系统；面对国内外形势变化，针对分配失衡和两极分化开始出现的现实，超越应然论的逻辑推断，着眼现实论的对策设计，提出必须坚持共同富裕、防止两极分化，制定解决分配问题的具体对策，在实践层面上拓展共同富裕思想。在理论重心转换的过程中，共同富裕思想逐步完善成为一个包含着政策、制度、实践内涵在内的理论架构，这个思想对于思考和解决当今社会分配问题，有着特殊的思想指导价值和理论标杆意义。

从理论上讲，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和本质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之一。但是，从现实说看，分配结构失衡和收入差距拉大，已经成为当今中国一个不争的事实，甚至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并长期成为政策决策层、学术思想界和社会大众的热点话题。正因为如此，党和国家政府努力提出新的对策思路，力图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防止两极分化。在思考当今社会分配问题之时，邓小平共的同富裕思想显示出其特有的思想指导价值和理论标杆意义。为此，深入研究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的发展逻辑及其理论重心转换历程，很有必要。

一、“先富带动共富”的政策构想：共同富裕思想在政策层面启动

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邓小平提出了“先富带动共富”的政策主张：“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这是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大政策”[1]。这个政策并写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当中，并长期作为我国的一项重要政策。为什么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出“先富起来”这个大政策呢？

（一）先富政策是针对平均主义的分配政策和“贫穷社会主义”的错误观念提出的

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了近30年的执政历史。在此期间，中国人已经习惯了一种意识形态式的评价公式：资本主义是落后的、腐朽的，社会主义是先进的、有强大生命力的，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有着无比的优越性。然而，现实情况是：中国的总体情况是国家贫弱、人民贫穷，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仅仅停留在宣传层面而不能在现实中充分显示出来。例如，同香港一河相隔的深圳，居民收入同对岸居民差距巨大，以至于逃港事件不断发生。面对现实，邓小平实事求是地指出，“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通过对历史和现实的思考，邓小平把问题的焦点集中到了生产力的落后上，而造成生产力落后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制度本身而在于政策和观念，解决解决生产力落后问题，政策是关键，必须把调整政策作为一个中心问题来处理。“最大的问题是政策问题。政策对不对头，是个关键。”[2]但是，平均主义的政策体制及“贫穷社会主义”的错误观念严重束缚人们的思想，制约生产力的发展。为此，邓小平提出了“先富带动共富”的大政策，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创造性，带动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共同富裕的系统思想由此逐步展开。

中国历来是一个农业和农民大国，平均主义思维和传统根深蒂固。建国后，我国又长期实行平均主义“大锅饭”的经济政策和分配体制，这种政策体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保护懒汉、打击群众积极性的体制性因素，严重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指出：“我们过去是吃大锅饭，鼓励懒汉，包括思想懒汉，管理水平、生活水平都提不高”；[3]“贫困不等于马克思主义。以前我们犯过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错误，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4]平均主义在发展问题上体现为“同步富裕”的“平均发展观”，这种发展观忽视了矛盾的特殊性，忽视了个体差别性和区域不平衡性。为此，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就必须改变平均主义的经济政策，破除大锅饭的分配体制，破解同步富裕的平均发展观，提出一种有差别的分配政策，一种非均衡的发展观：即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邓小平说道：“我们的政策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带动和帮助落后的地区，先进地区帮助落后地区是一个义务。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5]

体制和政策作为外在于头脑的东西，可以通过改革以新的政策和体制来取代之。但是，观念则内在于头脑当中，必须经过思想解放才能转变。中国之所以落后几十年，除了平均主义的经济政策和体制性因素之外，“贫穷社会主义”错误观念也是重要原因之一，这种观念经过长期的教化和渗透已经扎根于人们的思想深处，“贫穷光荣、富裕可耻”几乎成为一种社会共识，劳动积极性和主体创造性受到了内在阻碍，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也就难以真正实现。为此，邓小平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富裕社会主义”的理念，反复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必须富裕”，科学阐述富裕同社会主义的关系，把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在破解错误的社会主义观念的同时，推动人们在社会主义认识上的思想大解放。他多次指出，“普遍贫穷的社会主义”是极左面目出现的假社会主义，改革政策就是对这种假社会主义的批判和破解，搞现代化就是要加快步伐，搞富的社会主义，不是搞穷的社会主义。他明确提出：“‘四人帮’鼓吹宁要贫穷的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也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这是一种谬论，是对社会主义的歪曲甚至污辱。向穷的方向发展，这不能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总要使人民生活逐步改善，人民群众的收入不断增加，当然也包括使整个国家一步一步地富强起来”。[6]

（二）先富政策是按劳分配制度的具体体现，目的在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先富政策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提出的一项有强烈针对性的政策，所涉及的问题主要是在分配领域，因而它同社会主义的基本分配制度即按劳分配制度之间的关系，首先就成为邓小平反复论述的侧重点。从一开始，他就明确了先富政策同按劳分配制度的关系：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先富政策是按劳分配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在经济政策上的具体化，必须在按劳分配的制度框架内运行，不应该也不允许离开和违背这个基本制度。先富的条件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通过合法的手段多劳动、多贡献，如果离开了这个条件获取不合法的、不符合政策的暴利收入，那就不仅不应该鼓励反倒应该限制和取缔。

先富政策的提出本身就是邓小平思考如何切实贯彻按劳分配制度的产物。1978年3月，早在先富政策提出之前，他就指出：按劳分配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而不是资本主义的，我们一定要坚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根据这个原则，人们的劳动是有好坏差别的，当然也就存在着分配上的差别，富裕程度上的差别，平均主义的一刀切、大锅饭是不行的[7]。按劳分配作为一个鼓励上进、制约落后的制度，应该具体化为激发人的劳动积极性的政策，先富政策就是按劳分配制度的具体化。在提出先富政策之始，邓小平就明确界定了先富的条件：“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8]这就是说，先富并不是无条件的，而首先是多劳动、多贡献的结果，是按劳分配的具体体现。1979年3月，他特别强调，我们所制定的先富带共富的政策坚持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原则，而不是离开了这些原则。1983年1月，他再次强调，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条件是“勤劳致富”。[9]之后，党在不同层次的政策规定中，都把“诚实劳动”、“合法经营”等作为先富起来的基本前提。

社会主义首要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更高，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为此，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社会生产力，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各项政策的根本目的。在提出先富政策之始，邓小平就特别强调，先富政策的目的就是要在按劳分配的框架内，通过分配政策的合理化调整，以政策带动人的劳动积极性和主动创造精神，提高劳动生产率，全面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先富政策的实践也确实达到了生产力发展的目的。它破除了贫穷社会主义的错误观念，确立了富裕社会主义的理念，推动中国人在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大胆解放思想，使人们的主动创造精神得到了充分的释放，为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创造了精神条件。它破除平均主义的不合理分配政策，充分调动和发挥人民群众的劳动积极性，通过激活生产力的首要的核心要素，并以此带动生产力的其他要素活跃起来，实现了以政策激发人、以人带动生产力发展的良性循环，使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成为现实。1981年，邓小平根据两年来的政策实践指出，先富的政策是见效的，是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最有效的政策，这种政策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的。[10]1983年1月，他再次指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大家都拥护的新办法，新办法比老办法好。”[11]

（三）先富政策内含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共同富裕的理论建构有待进一步展开

邓小平的共同富裕思想是一个完整的理论建构，先富政策只是整个理论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提出的一项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和目的性的经济政策，其侧重点在生产力领域而不是生产关系领域，着力解决的是初次分配中的效率问题，必须要制定相应的再分配政策才能保证社会公平，这个政策本身的适用范围和时间等都需要有所界定，过度夸大它的适用范围、延伸它的时间界限、提高它的理论地位是不恰当的。

在社会主义制度的框架内讨论富裕问题，必然涉及到先富和共富的关系，而在这个问题上，先富政策的侧重点则在于先富，其自身无法解决先富带动共同富裕的问题，必须坚持先富的前提条件和目标指向才行。邓小平在提出先富政策时，就已经谈到了先富和带富问题。之后又谈到：“社会主义特征是搞集体富裕，它不产生剥削阶级。”^[12]初步涉及到了社会主义与共同富裕的关系。但是，先富怎样带富，为什么社会主义的特征是搞集体富裕，如何完整准确地看待先富和共富的辩证关系等，仅仅在先富政策框架内并没有完全展开。也就是说，不能孤立地看待和执行先富政策，必须着眼于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目标来看待它，如果离开了共同富裕的根本原则，离开了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的前提条件，就有可能使先富政策偏离了它的制度属性和目标指向，演变成为导致两极分化、分配不公的导火索。

在社会主义同富裕的关系上，先富政策把贫穷与富裕问题同社会主义制度及其优越性联系起来，形成了社会主义必须富裕的科学论断。但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富裕，既涉及到生产力问题，也涉及到生产关系特别是分配关系问题，而先富政策则留下了两个必须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其一，它所强调的重心是富裕。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必须富裕而且应该比资本主义更富裕，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仅仅到此，问题并没有回答完整。因为，社会主义固然不能是贫穷的，但仅仅富裕也并不就是社会主义，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同样是富裕的。贫穷和富裕并不是判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准。在富裕问题上，两种社会制度的区别应该是“什么样的富裕”问题，只有从这个角度来论述富裕同社会主义的关系，才能真正说清楚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其二，它的侧重点更多是集中在如何富裕方面。着力从打破平均主义政策，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进而从发展生产力的角度来分析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而在“谁富裕”这个涉及到生产关系的问题上，其答案则是“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这样一种分配关系如果不受限制地无限蔓延，其结果同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要求显然不符。也就是说，先富政策的适用领域是初次分配领域，它所重点解决的是初次分配领域中的效率问题，而不能解决再分配领域中的社会公平问题。

先富政策的针对对象是平均主义的经济政策和分配体制，以及“贫穷社会主义”的错误观念，其目的在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世界上没有永恒的政策，一旦一种政策的针对对象已经减弱或消失，已经不能服务于所要达到的目的时，其存在的合理性也将随之减弱，必须加以调整完善，或者以新的政策代替之，否则就会成为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了。经过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实践，平均主义的经济政策和分配体制早已经被打破，贫穷社会主义的观念已经被冲刷干净。由此，先富政策本身也就必须随着历史条件改变而有所调整。如果不加限制条件地继续推行先富政策，那就有可能使之成为分配不均、两极分化的推波助澜者，不仅不能促进社会主义优越性，反倒成为社会主义优越性发挥的障碍。

二、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共同富裕思想在制度层面展开

先富政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能够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活力；另一方面，随着这个政策的实施，不同人群之间收入差距日益拉大，不同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开始出现，社会分配失衡现象初现端倪。由此，先富政策及其后果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和争论。党内一些人开始质疑：先富起来的地区还是不是社会主义？例如，有的人质疑经济特区的社会性质，认为特区已经成为资本主义了，必须限制其发展。有的人提出：先富起来的人是不是新生的资产阶级？例如，关于雇工问题的争论在1984年前后就已经开始，提出雇主已经是新生的资产阶级，要“动”他们。一些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对初期的收入差距现象尚感不足，竭力推波助澜，意在把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方向。西方一些人也把中国改革看成是发展资本主义，例如，美国的华莱士就提出，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情况同资本主义制度差不多。[13]在此情况下，“先富带动共富”的政策构想能否顺利实现，分配失衡局面能否克服，两极分化现象能否避免，能否阻止新的资产阶级产生，这些问题都不能不引起邓小平的理论思考。于是，从80年代中期开始，邓小平关于富裕问题的思考重心开始发生重大转换，着力从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层面上思考共同富裕同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提出了“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两极分化就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等论断，把共同富裕思想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一）中国的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如果导致资本主义就是失败

面对党内外、国内外对于中国改革开放性质的质疑，邓小平反复强调：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始终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是在社会主义制度的框架内发展的，如果离开了社会主义而导致了资本主义，就意味着改革走向了邪路，就失败了。

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中坚持社会主义是关键的一条。中国的现代化是有方向、有性质、有主词、有前景目标的现代化，其方向和性质就是社会主义，其前景目标就是共产主义。在任何时候，社会主义这个主词都不能丢掉。改革开放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绝没有也不允许背离社会主义的原则和方向。邓小平反复强调，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始终毫不动摇地坚持并实现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最终是过渡到共产主义。如果离开了社会主义大原则、大方向，走资本主义的道路，改革开放就是没有前途的，中国就只能倒退，陷入长期贫困和一盘散沙的局面。他明确断言：“我们的开放政策不会导致资本主义。如果真的导致了资本主义，那末，我们的这个政策就失败了。”[14]

针对一些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鼓吹在中国实行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邓小平反复指出，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只能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离开了社会主义这个方向和本质，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没有希望的。他说：“我们干四个现代化，人们都说好，但有些人脑子里的四化同我们脑子里的四化不同。我们脑子里的四化是社会主义的四化。他们只讲四化，不讲社会主义。这就忘记了事物的本质，也就离开了中国的发展道路。”[15]“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要说实现‘小康’，就连温饱也没有保证。”[16]

（二）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富裕

判断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是不是坚持了社会主义，是不是导致了资本主义，关键的标准就在于是不是坚持了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那么，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是什么呢？“一个是公有制占主体，一个是共同富裕”，这就是邓小平的回答。由此，邓小平把共同富裕提高到了社会主义根本原则的高度，赋予其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内涵。

邓小平多次谈到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并反复强调毫不动摇地坚持这些根本原则。1985年3月，他提出：“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17]同年9月，他再次强调：“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18]他在党内、国内是这样强调的，在对外宾的谈话中更是不断指出：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一直遵循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和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这两条最重要的原则。1985年8月，他在会见津巴布韦总理穆加贝时说：“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我们的改革开放始终是按照这个方向走的，这就是坚持社会主义。[19]1986年9月，他又通过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之口向世界表示，我们的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我们始终坚持的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20]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就一直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必须富裕，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人民必须致富。那么，社会主义致富同资本主义致富的根本区别在什么地方，社会主义的富裕有什么样的特殊内涵呢？对此，他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富裕是共同富裕，资本主义的富裕则是少数人富裕，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特征，两极分化是资本主义的特征。1985年5月，他指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创造的财富，第一归国家，第二归人民，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21]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没有贫穷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22]如果忽视了社会主义致富的这个特点，按照资本主义致富的逻辑发展，中国就会只是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而大多数人仍然贫穷，这也就走入了资本主义两极分化的陷阱当中。

（三）共同富裕是根本目的，先富政策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捷径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实施的先富政策，势必造成不同人、不同地区在富裕程度上的差别，在致富时间上的落差。那么，这种富裕程度上的差别应该怎么看待？先富与共富的关系究竟应该怎么来看待？邓小平在提出先富政策之始就涉及到了先富、带富和共富问题。但那时的说法只是“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如何带富和共富则没有展开。先富和共富的辩证关系，在80年代中期得到了系统的、具体的、明确的阐述：先富是手段，是途径，是工具，而共富是目的，是根本，是原则，二者是辩证统一而不是对立冲突的关系。

一方面，先富不是最终目的，不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东西。先富政策的核心功能在于使先富起来的地区和人充分发挥示范作用，激励、带动、影响其他地区、其他人，同时也从物质上帮助落后地区和后富的人。邓小平指出：“我们提倡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为了激励和带动其他地区也富裕起来，并且使先富裕起来的地区帮助落后的地区更好地发展。提倡人民中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是同样的道理。”[23]“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24]

另一方面，共同富裕才是最终目的，是根本的大原则，是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和本质体现，而先富政策则是达到这个最终目的的捷径和途径，是服务于最终目的的工具性措施。他明确提出：“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正是为了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富裕起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25]“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26]

（四）中国不会搞两极分化，不容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

共同富裕的对立面是两极分化。既然认定了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那么就必须防止和反对两极分化。但是，先富政策是有差别的分配政策，这个差别如果无条件扩大难免会造成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恶性膨胀，形成事实上的两极分化，其结果无疑要产生新的资产阶级。那么，中国能不能避免两极分化，是否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呢？邓小平对此作出了明确回答：社会主义中国应该也当然能够避免两极分化，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会也绝不容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不会导致资本主义，否则改革就是失败了。他多次指出：我们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时，已经注意到了不搞两极分化这个问题，“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会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个别资产阶级分子可能会出现，但不会形成一个资产阶级。”[27]“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就是说，不会导致富的越富，贫的越贫。坦率地说，我们不会容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28]

中国之所以能够避免两极分化，是因为我们始终坚持公有制和共同富裕的根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制度，同时有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作保证，有能力采取必要的措施来调节分配问题。他明确提出，“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29]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制度在防止两极分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是避免产生资产阶级的制度保证。“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成果是属于人民的。就是说，在我们的发展过程中不会产生资产阶级，因为我们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30]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在防止两极分化方面具有强大的控制力，“对一部分先富裕起来的个人，也要有一些限制，例如，征收所得税。还有，提倡有的人富裕起来以后，自愿拿出钱来办教育、修路。”[31]限制和制约靠的就是国家政权力量。

至此，邓小平的共同富裕思想，从理论上讲已经形成了一个逻辑自洽的思想系统，科学论述了先富起来的政策同共同富裕的原则之间的辩证关系，把政策与制度、手段与目的有机统一起来，既包含着推进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政策建构，也包含着维护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制度规定，从社会主义富裕这个角度创造性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核心问题，从而成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然，实事求是地讲，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关于实现共同富裕、防止两极分化、避免出现新的资产阶级的论证，大多是一种制度论证和原则论证，是从制度要求的角度作出的理论推理，而不是一种现实论证和对策论证，讲的更多的是当然论、应该论，而不是现实论、对策论，究竟能不能够在事实上实现他所提出的应当状态，即在现实中避免两极分化，阻止新的资产阶级的出现，则是需要从实际出发的。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邓小平就更加现实地来看待这个问题了。

三、解决分配问题，防止两极分化：共同富裕思想在实践层面拓展

20世纪80年代后期，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转变，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动荡和制度转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度陷入低谷。与此同时，中国在经济和政治领域都也出现了一系列重大问题。在经济上，从1988年开始的价格闯关遭遇障碍，暴露了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体制结构不合理、通货膨胀、经济过热等问题。在政治上，资产阶级自由化严重泛滥，继1987年初的学潮之后，1989年又在国际大气候的影响下酿成政治风波。经济和政治上的这些重大事件，使得初现端倪的分配失衡问题凸显出来。在此情况下，共同富裕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原则要求，而且是一个极其现实的、关乎社会稳定的大问题，必须真正解决，否则不仅改革开放的政策有可能遭到颠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事业有可能中断，而且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存在也可能遇到麻烦。为此，邓小平明确提出，必须坚持共同富裕，防止两极分化，维护社会稳定，并提出了解决分配问题的具体方法和时间表。共同富裕思想在现实实践中更加丰富、更加具体化。

（一）共同富裕是维护社会稳定之基，两极分化则会诱发社会动荡

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和先富政策“双刃剑”性质的日益凸显，共同富裕问题愈发显得重要。1990年12月，邓小平明确指出：“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32]在南方谈话中，他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33]把共同富裕纳入社会主义本质当中，看作是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凸显了共同富裕的极端重要性。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如果对分配问题不加注意，对分配不公不加控制，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这就违背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而走到资本主义的方向上了。

共同富裕还是两极分化，既关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同时也关乎社会稳定能否维持。共同富裕是社会稳定的根本基础，而两极分化则是诱发社会动荡的重要因素。如果不能实现共同富裕而走向两极分化，就会造成严重的社会矛盾，导致严重的社会不稳定，甚至爆发新的革命。“中国要解决十亿人的贫困问题，十亿人的发展问题。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34]我国的改革开放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走共同富裕的路子，而不能搞资本主义的两极分化，否则就会出现社会不稳定，“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35]

（二）分配这个大问题必须解决好，否则就会导致两极分化

共同富裕如此重要，两极分化如此危险，那么，中国的分配状况究竟怎么样呢？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地区发展不平衡，个人收入差距拉大，已经成为一个现实存在的、不容忽视的大问题，若不加以控制，就难免出现分配不公和两极分化。正是因为如此，此时的邓小平已经不再仅仅从制度上、原则上论证可以避免两极分化，而是现实地承认了分配不平衡的严重性。1989年2月，在会见布隆迪总统时，他实事求是地承认中国存在着地区不平衡、收入分配不合理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解决起来并不容易。当然，邓小平还是自信地表示，我们要解决这些问题并且也能够解决。[36]

但是，到了1993年，邓小平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有了较大变化，不是一般地指出了分配不公的现实存在，而且突出地强调这是一个不容易解决的、棘手的大问题。他说，“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37]也就是说，邓小平已经清醒地意识到，改革和发展不仅仅是一个如何发展的问题，更艰难的是发展起来之后，如何解决好分配的问题。在他看来，中国的分配领域已经存在着很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虽然解决起来不容易，但是必须要解决好，否则就会导致两极分化，就会给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带来极大的麻烦。

（三）提出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措施，制定解决分配问题的时间表

面对着已经存在并日益严重的分配不公问题，邓小平高瞻远瞩又脚踏实地地提出了解决问题的重大战略和具体办法，把实现共同富裕、防止两极分化提到了理论思考和政策设计的前端。

在这个问题上，“两个大局”战略特别值得注意。1988年，邓小平从区域平衡、地区共富的角度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战略：“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38]两个大局的思想不仅是“带富”政策的高度升华，更是在新的起点上所提出的关系到中国现代化建设前景的重大发展战略。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正是邓小平“两个大局”战略构想的具体落实。

邓小平不仅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而且从财政税收、对口扶贫、技术转让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实现共同富裕、防止两极分化的政策措施。1990年7月，他指出：“现在有些地区，允许早一点、快一点发展起来，但是到一定程度，国内也好，地区也好，集体也好，就要调节分配，调节税要管这个。”[39]12月24日，他指出：“沿海如何帮助内地，这是一个大问题。可以由沿海一个省包内地一个省或两个省，也不要一下子负担太重，开始时可以做某些技术转让。”[40]在南方谈话中指出，“发达地区要继续发展，并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41]

解决问题的战略构想和具体政策已经提出，那么什么时候来解决问题呢？对此，邓小平也给出了明确的时间表，这就是：到20世纪末一定要解决分配问题。80年代后期，邓小平多次说“到一定的时候”、“到一定的程度”一定要解决分配问题，但是具体的时间并没有确定下来。经过了几年的思考和研究，终于在南方谈话中明确了这个时间表。他说道：“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42]1992年12月18日，他再次提出解决分配问题和地区差距的时间，“中国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后，一定要考虑分配问题。也就是说，要考虑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的差距问题。……要研究提出分配这个问题和它的意义。到本世纪末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43]

（四）缩小收入差距、防止两极分化，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邓小平提出解决分配问题的论断距今已经20多年了。但是，邓小平所提出的问题到现在并没有真正解决，而且正是从21世纪初开始，我国的分配问题越来越突出了。一个时期以来，我国的收入差距拉大和分配不公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基础性因素。一方面，初次分配的结构不合理，以工资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中低收入人群与有着投资收益的企业家、高管等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地区差别、城乡差别也呈现日益扩大趋势。另一方面，二次分配领域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公正。二次分配的关键是公平，分配的内容是教育、医疗、社会服务等社会公共产品，我国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本来就匮乏，而面对这种匮乏的现状，分配上又实际存在着人身等级现象，严重阻碍社会公平的城乡二元结构，以及力量悬殊非常大的利益集团。这两个方面的现实同邓小平的共同富裕思想，同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都是不相符的。

正是因为如此，党和国家的决策层高度关注分配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也越来越趋于合理和现实。十五大报告强调，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规范收入分配，使收入差距趋向合理，防止两极分化。十六大报告在讲到理顺分配关系时强调，要调整和规范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分配关系，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防止收入悬殊，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十七大报告强调，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再到“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的演进，说明最高决策层对于扭转收入分配差距的决心是很大的，思路是明晰的。

十八大以来，公平正义、共同富裕问题越来越提到了党和国家决策的前端，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领域。十八大报告强调，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必须坚持公平正义，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地把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提出要完善收入分配调控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清理规范隐性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努力缩小城乡、区域、行业收入分配差距，逐步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

把分配问题提到政策决策的重心，把共同富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和基本要求，表明了党和国家解决收入差距拉大和分配不公问题的巨大决心和政策主张。为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分配不合理的问题能够得到解决，邓小平所提出的“消除两极分化，消灭剥削，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论断能够得到最终实现。当然，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