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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秀红、孔宪峰:马克思主义对儒家文化的当代引领

来源:作者供稿 发布时间:2013-0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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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与主干,在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上有着重要影响。对于儒家文化,我们始终坚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原则,以与时俱进的精神积极弘扬其优秀的部分、使其成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思想源泉。在这一过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并以此引领儒家文化中的优秀部分更加符合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要求。基于此,马克思主义对儒家文化的当代引领,有其时代必要性、也有其内在可能性。在把握主导性与时代性原则的前提下,马克思主义就能够实现对儒家文化的当代引领。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优秀传统文化,儒家文化,儒学,和谐

  马克思主义作为当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在当代中国,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并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指出,要“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就说明,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不仅没有摒弃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而且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正确引领者。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文化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长期处于主流与核心地位,至今仍深刻地影响着当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处世原则和治国理念。儒家文化中的精华部分仍不失为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我们必须以与时俱进的精神,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儒家文化、引领儒家文化。

  一、马克思主义引领儒家文化的必要性

  马克思主义必须引领儒家文化,一方面取决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另一方面儒家文化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加以科学分析和积极扬弃。

  胡锦涛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是党和人民团结一致、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根本思想保证。”[]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这主要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系统的科学,其最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以总结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最新成果为依据的、关于整个物质世界的科学愿景,从根本上揭示了自然界、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性规律。作为科学的方法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以及各门科学紧密联系,为无产阶级提供正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的思想武器。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才能认清社会思想意识中的主流和支流,自觉辨别和抵制不良思想文化的侵袭,才能用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明辨是非、明确方向。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并已成为我们思想的灵魂和行动的旗帜。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我们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都必须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自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我们党和人民团结一致、始终如一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根本思想保证,也是把握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重要前提。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才能解决当代中国价值观传承及其变革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才能有效抵御各种错误的社会思潮的负面影响,引领人们辩证地看待传统、客观地看待发展。换言之,正因为马克思主义居于指导地位,它才能运用自身的科学理论指导革命实践。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又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和根本指导思想。因此,在思想政治教育借鉴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就必然要运用其科学的理论,对儒家文化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批判地继承、积极地扬弃,进而引领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沿着科学正确的轨道服务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实践。即是说,若发挥儒家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将儒家文化中不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糟粕抛弃掉、将有利于弘扬民族精神的优秀传统予以阐扬,通过对其科学的分析和正确的引领,进而发掘儒家文化的当代价值。这一过程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也决定对儒家文化的引领是责无旁贷的重要使命。

  二、马克思主义引领儒家文化的可能性

  马克思主义能够引领儒家文化,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能够运用其联系的观点,通过寻找自身与儒家文化的相通之处,并以此为联结点和切入点,引领儒家文化在时代发展的现实境域中发挥其当代价值。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是普遍联系的,它是不同事物之间以及事物内部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的关系。正如恩格斯所说:“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这就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联系的普遍性与客观性的重要特征。即是说,任何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没有孤立存在的事物。

  针对资本主义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对立以及人与人关系的冲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指出:“我们这个世纪面临的大变革,即人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同本身的和解。”[]这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对和谐理想的迫切诉求。可见,“和”作为一种思想观念,维系着人类、自然与社会,既是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理想境界,也是儒家所崇尚的价值目标。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虽然源自不同的时代背景、站在不同的阶级立场,但由于二者都关注人类自身、人类与社会、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使和谐成为二者相互融通的共同的思想火花,构成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的普遍联系。周桂钿指出:“现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已经包含中国传统思想。儒学是中国传统思想的主干与基础,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已经包含了儒学的内容。”[]由此观之,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有着许多不谋而合的相通之处,为主流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引领儒家文化提供重要可能。

  第一,关于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一系列著作中,正式提出并系统阐述了“全面发展”的学说。马克思指出:“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人的身体即获得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 []体力是人体所具有的自然能力,智力是精神方面的生产力,包括人的劳动技能、生产经验和科学文化知识等。和谐发展的人应该是“一切天赋得到充分发展”的人,是“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 []的人。针对人的才能与品质受到抑制与摧残的情况,马克思主义主张,必须“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 [],并预言:“根据共产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将使自己的成员能够全面地发挥他们各方面的才能”[],“任何人的职责、使命、任务就是全面地发展自己的一切能力。” []诚然,人的全面发展离不开应有的社会条件,因为人不是孤立的存在物。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这就揭示了人的发展是在与人的交往中的平等发展,是在群体的互助共进中实现个体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个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的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性。” []这也从一个侧面提出了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现实进路,即社会实践。马克思认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途径取决于社会实践,“一步实际行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 []在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中,人自身的能力与个性以及人在社会生活中各种社会关系的维系,都离不开社会实践;社会实践促成一个人由“自然人”向“社会人”的科学转变,进而也就促进人的全面而和谐的发展。

  人的和谐而全面发展本身就是建立在以人为本的前提基础之上的理论命题。对此,儒家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和谐理论有着相通之处。在道德实践中,儒家的人本思想包含着对人的生命的至高重视。一次马厩起火,孔子说:“伤人乎?不问马。” []这一思想恰恰诠释了儒家把人的生命价值置于首位的人本情怀。孔子以他的学说处处体现着以人为本的理念,如“博施于民而能济众” []、“泛爱众”[]、“举贤才”[]等。在此基础上,儒家文化高度关注人的各种能力的充分发展。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 []据朱熹《四书集注·论语集注》云:“成人,犹言全人。”孔子认为,具备完善人格的人,应当富有智慧、克制、勇敢、多才多艺和礼乐修饰。这里,对“成人”的界定不单单局限于道德范畴,而是包含了德、智、体、美诸要素的全面发展。所以,“成人”是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人。在儒家看来,这种全面发展不仅是一种教育各元素的整全与齐备,而且也是在全面发展的基础上对受教育者内在品质的一种质的规定性。从教育内容上说,无论是儒家提出的礼、乐、射、御、书、数的“六艺”教育,还是文、行、忠、信等诸德目的教育,乃至后期儒家提出的“知行合一”的教育,都体现了对受教育者全面而和谐发展的高度重视。

  第二,关于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出发,认真剖析了私有制的历史进步性与时代局限性,预言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私有制的生产关系必然要被公有制所代替,并着力创造了和谐的共产主义社会这一伟大构想。他认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符合人性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与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的、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 []由此可见,马克思设想的和谐社会,其主要特征就是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这种矛盾解决的直接成果就体现在“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 []消灭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的结果就很好地实现了生产力的解放,这就意味着人就成为了“社会的人”,劳动不再是为了自己的需要,而是为了社会的进步。社会进步的主要突出地表现在社会形态由低级到高级发展的具体历史进程。当活跃的生产力打破了陈旧的生产关系的桎梏,并建立起新的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时,旧的社会形态与社会和谐被新的社会形态与社会和谐所代替,生产力就得到了解放,从而促进了整个社会的发展,使社会呈现出勃勃生机的局面,人与人之间实现了真正的和谐,人类社会的历史便进入一个新的和谐阶段。

  个体人的发展从来不是孤立的发展,而是始终着眼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或适应、或引领整个社会的发展。儒家着眼于崇高的社会理想,提出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的大同社会。“大同”就是公平正义、公共占有、公而忘私的理想的社会图景,是儒家在“小康”理想的基础上勾画的更高层次的社会蓝图。它力主公有、消灭私有,使得人们的劳动“不必为已”之需,而是为了整个社会的共同进步。为了实现这些社会理想,儒家首先从伦理层面规定了“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伦”,又规定了“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朋实、友信”的“十义”,通过维系良好的人际关系进而竭力维护整个社会秩序的和谐。其次,儒家从政治层面极力倡导“为政以德” [22]、实行仁政,以促进“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 []的和谐社会的发展。为此,儒家还提出:“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 []这又从制度、风俗、行政、法制等方面明确了社会和谐的重要举措。可见,儒家的社会和谐是将“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作为总的奋斗目标,将人伦关系、礼乐刑政作为具体的实施策略,是一种系统的和谐社会的理想范式。

  第三,关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近代工业文明虽然给人们带来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但同时也给自然环境造成前所未有的破坏,使人与自然呈现出极不和谐的状态。针对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与自然物质变换过程中的不协调性,马克思予以全面的揭露,他指出:“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资本主义的发展使日益增多的人口汇集到城市,这样就破坏了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循环关系,使源于土地的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物质,在变成粪便和生活垃圾以后不能作为有机肥料返回到土地,从而破坏了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 []即是说,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建立在对自然资源的滥用与破坏基础之上的畸形发展,其结果是人类中心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甚嚣尘上,过于凸显工具理性而忽略了对价值理性的张扬,使整个大自然失去了应有的和谐状态。针对人与自然的种种不和谐,马克思用人与自然在实践中的辩证统一的唯物主义观点,深刻揭示了人与自然所应具有的和谐关系。他指出:“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本来就是“现实的、有形体的、站在稳固的地球上呼吸着一切自然力的人”,“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自己的自然界,就不是自然存在物,就不能参加自然界的生活。” []人是自然存在物,它不能离开它的对象即自然界而生活,人的一切都和自然界联系着,并且“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 []在此,马克思主义反复强调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在社会实践中要切实做到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

  从对待人与自然的态度与观念上,儒家提倡人道与天道的统一,将“天人合一”作为基本的世界观和终极关切,并主张人的行为必须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才能有所作为。从孔子的“钓而不网,弋而不射” []、孟子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到荀子的“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 [],都充分体现了儒家对大自然的自觉自为的仁爱情怀,而且对其后各代儒家都有着一以贯之的影响。宋儒张载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视万物为人类的友伴,朱熹的“于物则爱之而已,食之以时,用之以礼,不身翦,不暴殄” []对自然万物的博爱友善,都充分彰显了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荣。儒家对大自然的取之有制、取之以时的思想,本身就是对“天人合一”理念的具体践行,充分体现了儒家对人和自然和谐共荣关系的理想诉求。正是源自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才使儒家在“智者乐水,仁者乐山” []的惬意中感受大自然所带来的愉悦。

  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对人的发展问题的普遍关注,对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积极探究,都足以证明二者是一种相互融通的关系。张岱年指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优秀传统的结合,应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主导方向。” []这种结合,绝非是简单的叠加关系,而是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引领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足以为儒家文化的当代引领提供宏大的历史语境和充足的理论预设,即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通过批判继承与综合创新,实现对儒家文化的当代引领。

  三、马克思主义引领儒家文化的原则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引领儒家文化,主要是从政治方向和时代要求的角度科学把握儒家文化中的思想精华。为此,我们必须遵循两个基本原则,以确保马克思主义对儒家文化的当代引领,

  第一,主导性原则。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自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普遍原理,为我们指引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正确方向。特别是在文化多元化、价值多元化的今天,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主导各项事业,才不致于偏离正确的政治方向。在引领儒家文化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坚持主导性原则,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对中国儒家文化予以宏观上、方向上的指导。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上,方克立提出了“马学为魂”的原则,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坚持中国新文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即是说,用马克思主义引领儒家文化,必须使儒家文化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最根本、最主导的原则。

  第二,时代性原则。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不认为他们的革命理论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而不断丰富和发展的。时代性是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重要原则,也是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引领儒家文化的现实原则。这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与时俱进”就是马克思主义根据实践的发展和时代的变化,尊重并遵循客观规律,不断超越前人和自己的认识过程。这就说明,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时代化的过程,而运用马克思主义引领儒家文化也必然是一个与时代同步发展的过程。这就要求我们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把时代要求摆在十分显著的位置,切实把马克思主义同时代特征和时代发展结合起来,在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大势的基础上切实解决时代课题。遵循时代性原则,用马克思主义引领儒家文化,就是着眼于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目标,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客观分析儒家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借鉴其有利于当下文化建设和思想政治教育的有益成分,使其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

  总之,马克思主义引领儒家文化,必须科学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必须赋予儒家文化以时代内涵;将其置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视阈下,使儒家文化真正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资源,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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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转引自 易培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发展关系的思想探析[C].中国《资本论》研究会第十二次学术研讨会暨第七次会员代表大会论文集,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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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论语·述而.

  

[29]孟子·尽心上.

  

[30]荀子·王制.

  

[31]张子正蒙·乾称.

  

[32]四书或问·孟子或问(卷1).

  

[33]论语·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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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为辽宁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本文系作者主持的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2YJAZH217)的阶段性成果)

  



  

网络编辑:嘉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