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发达国家的媒体给本国的寡头资本主义贴上自由资本主义的标签，同时给新兴国家同样的寡头资本主义的做法如扶持本国私有大企业贴上国家资本主义的标签，制造自由资本主义与国家资本主义道路之争的假象，并以战争相威胁，以求诱使和迫使新兴国家重走新自由主义道路，以便向新兴国家转嫁经济危机，维持旧的国际经济秩序。他们同时还给中国贴上国家资本主义的标签。但是，既然他们认为，界定21世纪的战争不会发生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而将发生在不同版本的资本主义之间。那么，中国应当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将国有企业重新更名为全民所有企业，并加强与其他同样受到打压的金砖国家的市场联盟，以市场换市场，携手促进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
关键词：国家资本主义 寡头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 国有企业 全民所有制企业
英国《经济学家》周刊于2012年1月21日以特别报道的形式刊登了一组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文章。这组逻辑混乱、以反国家资本主义为主题的文章其实构成了新自由主义的一曲哀歌，反映了发达国家国际垄断的寡头资本主义在新兴国家民族的复兴和崛起面前不甘失落的矛盾心态。毕竟，西方大型跨国公司过去一直处于攻势，而如今他们不得不要面对新兴国家特别是金砖国家不断涌现的、具有强大竞争力的挑战者，其垄断地位和垄断利益开始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威胁。西方决策者也发现，随着新兴国家在多边机制中扮演更积极角色，西方影响力被稀释了。
一
（一）主义之争还是国家之争？
这组文章将中国、俄罗斯、巴西、沙特、阿联酋等新兴世界国家贴上国家资本主义的标签，并将其视为一个准联盟——国家资本主义阵营，而将“富国世界”即西方发达国家贴上“自由资本主义”标签，相应地划入“自由资本主义阵营”，并将这两个“阵营”对立起来，称国家资本主义是自由资本主义遇到了迄今为止最强大的敌人。文章将自由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作为两种不同的资本主义，并将自由资本主义预设为“好的”资本主义，而国家资本主义则是“坏的”资本主义，自由资本主义由此获得某种道德上的优越性。
然而，自由资本主义到底是什么样的资本主义？一般认为，自由资本主义脱胎于封建社会，是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资产阶级为摆脱封建地主、教会的统治和束缚而提出的以自由放任、自由竞争、自由市场为主要特征的资本主义。当资产阶级成为一国的统治阶级后，资产阶级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和人身依附关系，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劳动力；取消了封建的行会制度，实行了统一的度量衡和货币制度，以促进国内市场自由竞争的发展。这时期的资产阶级以消灭封建主义、为自身自由发展开辟道路为主要目的，提出了自由放任、自由竞争和自由市场的口号。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必然引起生产集中，生产集中到一定程度又必然走向垄断，各主要行业都被一个或少数几个巨型企业控制，自由资本主义发展为垄断资本主义。一般认为，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发达国家都进入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自由资本主义只能在其历史中寻觅踪影。英刊将自由资本主义的标签贴在西方发达国家上，无异于刻舟求剑。
而国家资本主义是资本与国家政权相结合、由国家掌握和控制经济的一种资本主义。在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国家是资产阶级掌握和控制经济以巩固和获得经济利益的工具，因此资本主义国家必然是国家资本主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早就揭露，为了把因圈地运动而失地的农民赶进资本家的工厂，并压低工资，新兴的资产阶级曾经需要并运用了国家权力。15世纪末和整个16世纪，整个西欧的政府都颁布了惩治流浪者的血腥法律。英国政府曾经规定，身强力壮的流浪者要遭到鞭打和监禁。如果在流浪时第二次被捕，就要再受鞭打并被割去半只耳朵；如果第三次被捕，就要被当作重罪犯和社会的敌人处死。血腥的法律一直延续到18世纪，历经数百年之久，才迫使工人阶级的祖先习惯于资本主义制度所必需的工厂纪律。自那以后，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自由”工人才“自愿”地，也就是说，才在社会条件的逼迫下，按照自己的日常生活资料的价格出卖自己一生的全部劳动时间，出卖自己的劳动能力本身。不仅如此，从14世纪起的400多年里，西欧的政府只规定了工资的最高限度，并常常颁布降低工资的法令，以便把工资强制地限制在有利于资本家赚钱的界限内，直到19世纪初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规定最低工资反而成为必要，从而使得那些规定最高工资的法律成为可笑的反常的东西为止。[1]P843~850
因此，所谓的自由资本主义其实也是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与自由资本主义并不是同一范畴的概念，更不是一个与自由资本主义相对的概念。与自由资本主义相对的概念是垄断资本主义。而垄断资本主义更加离不开国家政权的运用，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垄断资本主义借助国家政权掠夺世界市场的典型例子。
由此可见，所谓自由资本主义与国家资本主义之争的骰子是假造的。文章通过乱贴标签的方法将新兴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冲突和竞争偷偷替换为国家资本主义与自由资本主义之间的冲突和竞争。其实质是在国际经济旧秩序中处于中心的国家反对处于外围的国家的崛起，以求诱使和迫使新兴国家重走新自由主义道路，瓦解新兴国家的大型国有和民族企业，以便向新兴国家转嫁经济危机，维持旧的国际经济秩序。
（二）“国家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专利？
英刊承认，国家资本主义的历史几乎与资本主义一样长，每一个崛起的大国都曾依赖国家政府来推动增长或至少保护脆弱的行业，就连英国这个自由贸易思想的熔炉都曾成立庞大的国企——东印度公司。“新兴国家一直在利用国家的权力来推动增长：想想20世纪50年代的日本和韩国，19世纪70年代的德国，甚或独立战争后的美国”。“在二战之后干涉不仅成为常识而且成为文明的标志。欧洲人建立了工业强国和福利国家。亚洲人将大量的资源投向大型国企”。
英刊一方面承认政府和国企在西方国家崛起中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对新兴国家采取的“国家资本主义”措施进行怀疑和攻击，意欲“劝阻”新兴国家放弃“国家资本主义”道路，认为其“在某些领域是奏效的（例如基础建设），而在另一些领域则不能奏效（例如消费品）。同样，国家资本主义在某一阶段可以起到促进作用而在另一阶段则阻碍发展，这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助力西方国家崛起的“国家资本主义”到了新兴国家怎么就会损害“它们自己的消费者”和“它们自己国家的整体竞争力”呢？
实际上，英刊承认新兴国家的“国家资本主义”是非常成功的，但为了反对这样的国家资本主义，不得不强行找出一些反对的理由即所谓的“致命缺陷”。一是委托—代理问题。但正如英刊自己所说，“这种问题与在其他任何地方一样的尖锐”。实际上，委托—代理问题是资本主义所有企业的固有缺陷，困扰西方经济学界很长时间，并构成信息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内容，但事至今日，西方经济学界仍然解决不了这个委托—代理问题。如果因为“委托—代理问题”而要放弃国家资本主义，那么所有的资本主义都同样应当放弃。二是腐败问题，认为国家资本主义往往加强腐败，“占统治地位的小圈子不仅拥有政府工具，而且可以支配深厚的公司资源”。其实腐败问题可以归结于“委托—代理”问题，腐败其实就是代理人利用委托人的授权谋私利，因此腐败也不是国家资本主义固有的缺陷。从美国腐败的历史上看，最严重的腐败时期恰是在其自由资本主义最为成熟的阶段。
既然英刊认为新兴国家“国家资本主义”创新能力不足、缺乏效率，会损害“它们国家自己的整体竞争力”，西方国家就没有必要对新兴国家怀有恐惧；既然国家资本主义者“玩我们的游戏”即学习西方会使他们成为“自我淘汰”的统治阶层，与这些国家资本主义者相处也就不应该成为西方国家“一个巨大的挑战”。没有创新、没有效率的经济自然就会走向衰弱，新兴国家依靠什么“越来越强大”？又怎么可能“走向全球成为世界新的主宰”？又如何获得“在意识形态领域越来越大的优势”？怎么可能会“鼓励西方出现效仿者”，使得西方国家向新兴国家学习？
这些自相矛盾的说辞暴露出国际垄断资本对新兴国家崛起那种焦虑而又无可奈何的心态。事实已经并将继续证明，通过加强国家干预，以更好地组织和利用本国社会经济资源，是新兴国家抵御西方国家垄断资本对本国剥削和扩张的有效措施。西方媒体唱衰“国家资本主义”的根本目的在于希望新兴国家走向“自由资本主义”，通过私有化和散沙化来肢解新兴国家的国有企业和较大的民族私有企业，把大鱼变成小鱼和虾米便于其鲸吞，以减少国际垄断资本的竞争对手。通过减少国家干预以便国际垄断资本能够在新兴国家更加“自由”活动——自由地去垄断，自由地去剥夺。
反过来，英刊虽然貌似公允地承认由西方发达国家构成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国有企业总值近2万亿美元，员工有600万人，但英刊却没有同样批评这些国有企业。同样地，英刊在提到那些享有各自政府或公开或秘密的巨大支持的私营企业时，只点了中国几家企业的名，却没有同样点美国波音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的名。英刊更是有意漠视了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制造各种贸易壁垒，如纺织品配额等，限制其他国家的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的典型国家资本主义的行为。
（三）国有企业：新兴国家崛起的引擎还是绊脚石？
由于国有企业是新兴国家组织本国社会经济资源抵抗西方掠夺的主要形式，所以英刊反对“国家资本主义”首先就是要为反对国有企业。英刊给国有企业开列的第一宗罪就是缺乏创新。不过英刊在这里只有一个干巴巴的结论，并没有提供关于国有企业为什么缺乏创新的说明，文中列举很多例子倒是说明了国有企业的创新能力。如铁路方面英刊提到“对于那些习惯了英国破败不堪的铁路系统的游客来说，从北京到上海的高铁旅行简直是一次意外的发现”；在电信方面英刊承认“中国的移动电话网络是全球最大的，但该网络的电话断线量和无信号区域面积都比美国少”。这些成就无不是国有企业领衔进行集合创新的成果。英刊武断地认为新兴国家“追求自主创新到头来可能会分散企业的强项”，并将中国的珠三角地区那些“虽然不大但专业化程度很高的市场的小型企业”，作为中国的“优势”，认为“如果能够充分利用这些优势，中国将能获得更多的成绩”。由此可见，英刊之所以毫无根据地说国企缺乏创新能力只是希望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世界继续作为西方发达国家简单的生产和加工基地，新兴国家就不要努力去搞创新了，使得西方国家能够继续垄断科技，保持对新兴国家绝对的科技优势。试想，如果新兴国家既有与西方国家媲美的创新能力，又有强大的生产加工能力，西方国家的优势将荡然无存，又靠什么剥削新兴国家？英刊对国企创新能力的质疑倒是透露出西方国家对新兴国家创新能力提升表现出的恐惧。
英刊给国有企业开列的第二宗罪就是缺乏效率。文中多处提到国有企业效率低的所谓研究结果：“有显著的证据显示，国有企业相比私有企业的竞争对手来说不仅创新能力更低，而且劳动生产率也更低。之前的研究也显示，从完全私有一步步转变为完全国有，每一步都伴随着劳动生产率的递减。2005年经合组织的一份报告指出私有企业的总的要素生产率为国有企业的两倍。同年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的一项研究发现，政府持有少数股份的企业相比政府全资控股的企业生产率要高70%”。尽管如此，英刊又认为，“国有公司和私有公司的界限并非泾渭分明。‘私有’公司的佼佼者——如电信业巨头华为公司——曾多次得到政府的援助。因此，我们很难精确计算国有部门与私有部门的生产率到底有多高。”
在这里，英刊提到国有企业的“生产率虽然低，却不影响它们获得高额的利润”，并将高额的利润归结于垄断。但是，欧美跨国公司的高额利润无一不是来自垄断。如航空市场中具有国际垄断地位的波音公司，由于很少有哪国政府对其垄断行为进行规制，因此它就能够获得垄断利润，于是导致中国需要出口一亿件服装才能换回一架波音飞机的现象；而像中国电网、中国石油等少数在国内具有垄断或相对垄断地位的国有企业，由于受到中国政府严格规制，即使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意图也难以实现。而且有研究表明，中国垄断型的国企利润反而低于竞争性行业的国企，而且受经济波动的影响波动较大[2]。
事实上，国有企业起源于西方发达国家，国有企业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继续存在的必要条件，即使在私有化高峰时期，西方国家仍然保留了相当规模的国有企业。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工厂内部的生产的社会组织，已经发展到同存在于它之旁并凌驾于它之上的社会中的生产无政府状态不能相容的地步。资本家自己也由于资本的猛烈积聚而感觉到这一事实，这种积聚是在危机期间通过许多大资本家和更多的小资本家的破产实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机制在它自己创造的生产力的压力下失灵了。它已经不能把这大批生产资料全部变成资本；生产资料闲置起来，因此，产业后备军也不得不闲置起来。……因此，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暴露出自己无能继续驾驭这种生产力。另一方面，这种生产力本身以日益增长的威力要求消除这种矛盾，要求摆脱它作为资本的那种属性，要求在事实上承认它作为社会生产力的那种性质。……无论是信用无限膨胀的工业高涨时期，还是由大资本主义企业的破产造成的崩溃本身，都使大量生产资料不得不采取像我们在各种股份公司中所遇见的那种社会化形式。某些生产资料和交通手段一开始规模就很大，它们，例如铁路，排斥任何其他的资本主义经营形式。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这种形式也嫌不够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式代表——国家不得不承担起对生产的领导。”[3]PP627~628。在2008年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危机爆发和深化的过程中，西方国家将很多企业国有化，再一次证明国有企业在调节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方面的作用。
既然英刊将新兴国家视为西方国家的敌人，甚至以战争相威胁，那么如果国有企业缺乏创新、缺乏效率，就应该对新兴国家发展国有企业感到欣慰才对，不必“好心”地劝说新兴国家应该发挥小型企业的“优势”，以取得更多“成绩”，这样岂不会强化西方人已经感到“不安的”“那种正在被远远抛下的感觉”吗？同时英刊也应该劝说西方决策者不要国有化那些陷于破产的公司，直接让那些公司破产，并将其现有国有公司全部私有化。但英刊对西方国家的国有企业视而不见，对国有企业采取了两个标准：西方国家的国有企业是必须的，而新兴国家的国有企业则没有必要保留。司马昭之心由此昭然若揭——攻击新兴国家的国有企业的根本原因只不过是这些企业成为西方跨国垄断资本的有力竞争者，威胁到了跨国垄断资本的既得垄断利益而已。
（四）中国的国有企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是国家资本主义？
英刊的特别报道大量篇幅涉及中国国有企业，将其作为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这既是对中国国有企业的误读，也是对国家资本主义的误读。
国有企业是国家资本主义的重要实现形式，但不能将国有企业和国家资本主义等同起来，不能依此就认为所有的国有企业都是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国有企业的性质是由所在国家的社会经济制度决定的。当前的中国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担负着经济和社会责任的特殊生产经营组织，它是由国家作为全民的代表占有生产资料，对社会化生产过程进行领导，以满足人们物质文化需要为根本目的全民所有的公有制企业。中国的国有企业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它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石，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基本条件，是中国消除两极分化、走向共同富裕的根本保证。其存在不仅不是为资本主义服务的，而且还是节制资本主义的主要力量，中国的国有企业显然属于社会主义企业，而不是国家资本主义企业。英刊将中国的国有企业视为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犯了两重错误：首先是没有认识到社会主义国有企业与资本主义国有企业之间质的差异，然后又将国有企业与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等同起来。
英刊还提到中国的国有企业“利用资本主义手段”，如上市、并购、参与全球市场竞争，并将其视为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重要特征。这就如同认为英国人穿上了中国生产的唐装就变成了中国人一样，是站不住脚的。既然“无论转化为股份公司，还是转化为国家财产，都没有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3]P629，那么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在其自身发展的某一阶段采取股份公司的形式，甚至利用资本主义手段也不会改变其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性质。正如，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在使其纯粹的历史条件尚不具备的现阶段采用国有企业的形式，并不会改变它的社会主义性质一样；也正如，旨在使国家消亡的社会主义在现阶段保留国家的存在而没有废除国家，并不改变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一样。
（五）民族企业：自由资本主义的敌人？
英刊认为新兴国家的国家资本主义还有另一类公司，“它们的所有制形式与国有能源公司的所有制形式形成鲜明对比：那些形式上属于私营部门的行业领袖，实际上享有各自政府公开或秘密的巨大支持”，“这些行业领头企业并不有政府所有，但与政府存在紧密联系”，因此这类公司被英刊视为“一种新型的国有企业”，包括联想、华为、吉利、海尔等公司纷纷被英刊“国有化”，成为“新型国有企业”。而实际上这里有的企业恰恰是国有企业私有化的产物。
然而，按照英刊的这个说法，西方国家几乎所有跨国垄断公司都是这种“新型国有企业”，因为几乎找不到有哪家跨国垄断公司与其政府不存在紧密联系，不享有其政府公开或秘密的巨大支持。可以列出一长串西方发达国家的私有公司，如福特汽车、AIG、花旗银行、美国银行、高盛集团等，在美国金融危机过程中都获得了美国政府公开的巨额资金支持，更有甚者这些私有企业的高管经常出任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高官，而西方发达国家的下台或退休的高官也经常被这些企业以各种各样的名义所聘用。例如，曾到中国来推销新自由主义的药方的前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在担任美国私有投资银行高盛集团的高级顾问后，进入政界，先后担任美国贸易代表和副国务卿，这之后他回到高盛集团，出任高盛集团国际副总裁和高盛投资银行的副董事长，后来才做的世界银行的行长。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不仅受到所在政府的广泛支持，而且也操控了重要的国际经济组织，同样得到这些国际经济组织的大力支持。当然，英刊对此是视而不见的。
而像吉利公司这样的中国私企，其购买沃尔沃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国际资本的融资，这种行为却也被英刊当作国家资本主义的论据。这表明，英刊反对国家资本主义实质是反对新兴国家的一切优秀的民族企业，只要这些企业对西方垄断资本构成挑战，就算是最符合所谓自由资本主义要求的私有企业，也会被强制、被莫名其妙地、被“国有化”为国有企业，成为“自由资本主义”世界即西方国家的敌人。
（六）印度：新兴国家的例外？
有点令人意外的是，这组文章将最重要的新兴国家之一印度排除在讨论范围之外。理由是虽然“它拥有一些世界上最大的国有公司，但它们是‘许可证统治’的残留，而不是势头正劲的新型国企”。“许可证”统治是指1991年以前印度政府对企业进入进行许可管制的制度，企业必须打通政府关节才能获得许可审批，而企业拥有许可就相当于拥有某种垄断资源。1991年印度推行“市场自由化”改革，废除了“许可证”制度。实际上，许可证统治对于印度国有企业的发展利弊参半，虽然可以保有国内的垄断市场，但政府对国有企业的事务同样干涉较多，令国有企业举步维艰。2011年印度政府在鼓励国有企业投资海外资源时不得不进一步地向大中型国有企业下放更多的权力。
英刊将印度排除在“国家资本主义”阵营之外应当有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目前印度的国有企业和优秀民族企业的势头还不够强劲或者说还没有令西方发达国家感到担忧，尽管印度的软件业比较发达，但仍然附庸于发达国家的软件企业。二是英国在印度的历史统治劣迹斑斑，批评印度有所顾忌。事实上，当年英国在印度采取的自由竞争原则（也是听之任之原则）破坏了印度的公共水利工程，使印度农业衰落了下去[4]P146。而鼓吹自由竞争的英国也曾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办法对印度的经济进行限制和掠夺。在历史上英国曾经颁布法令，“禁止用印度、波斯和中国运来的丝织品和印花布做衣服穿，并且规定谁要是收藏或买卖这些物品，就课以200英镑罚金。……这样，在十八世纪的大部分时期内，印度的工业品凡是运到英国来的，一般来说仅仅是为了再运到大陆出售，英国市场本身对这些工业品始终是关着大门的。……印度本国的制品在英国不能出售，或者只是在最苛刻的条件下才允许输入英国，但英国工业品却充斥印度，关税负担很小，或者有名无实，这样就毁灭了一度十分闻名的印度棉织业。”[4]PP173~174
二
（一）新兴资本主义国家跟进发达国家的缘由
英刊认为，国家资本主义的历史几乎与资本主义一样长，每一个崛起的大国都曾依赖国家政府来推动增长或至少保护脆弱的行业。就连英国这个自由贸易思想的熔炉都曾成立庞大的国企——东印度公司。对于新兴国家来说，国家资本主义成功地塑出一些能够在全球参与竞争的优秀民族企业。登上财富五百强榜单的新兴经济体公司中，2/3都是国有公司，而余下的大多数也得到了国家的各种资助。优秀的民族企业能帮助新兴经济体制定国际标准而不是按照别人的游戏规则行事。
实际上，新兴资本主义国家并不只是跟进发达国家的国家资本主义道路，还跟进了发达国家的寡头资本主义道路。这种跟进是这些国家从上世纪80年代起执行英美国家鼓吹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听任发达国家垄断企业凭借优势的经济实力完胜自己的一盘散沙的众多自由竞争的小企业并大量掠夺自己的资源之后，痛定思痛的必然选择。在拉丁美洲付出了一个失去的十年的惨痛教训之后，包括拉美在内的发展中国家逐渐学会了不按欧美发达国家说的去做，而按他们做过了的去做，如果它们没有选择另一条社会主义的道路的话。
恩格斯曾经指出，作为新自由主义源头的“自由贸易论是建立在英国应当成为农业世界的唯一大工业中心这样一个假设上的。而事实表明，这种假设是一个纯粹的妄想。现代工业存在的条件——蒸汽力和机器，凡是有燃料、特别是有煤的地方都能创造出来，而煤不仅英国有，其他国家，如法国、比利时、德国、美国、甚至俄国也都有。这些国家的居民看不出，仅仅为了让英国资本家获得更大的财富和光荣而使自己沦为饥饿的爱尔兰佃农有什么好处。他们就动手来进行制造，不仅是为了自己，而且也是为了世界的其他部分；结果，英国享有了将近一百年的工业垄断，现在无可挽回地失去了”[5]P322。如今新兴资本主义国家也看不出仅仅为了让发达国家获得更大的财富和光荣而让自己永远处于中心的外围有什么好处，看不出发达国家可以有的国家资本主义和寡头资本主义，自己为什么不可以有。英刊也承认，这些新兴国家只不过是玩我们的游戏而已。但一旦新兴国家开始跟发达国家学了，发达国家就发现自己的垄断优势虽然还谈不上失去，但却是无可挽回地受到了削弱，因而就不得不严厉地指责自己的这些学生们。
（二）英刊对跟进的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的“批评”
英刊对跟进的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的批评，主要是针对其自身给新兴国家贴上的国家资本主义标签的批评，是对所谓“国家资本主义”的批评。
英刊质疑，国家怎么能管理自己经营的公司？怎么能阻止自己为补偿损失反而损失更多？怎么能在创新要求试验自由的时候保持创新能力？在英刊看来，（1）当政府支持一批公司时，其他公司就会受损，国有大企业吸纳了在私有公司可能发挥更大作用的资金和人才，损害的是它们自己国家的整体竞争力。（2）研究证明，国有公司利用资本的效率低于私有公司，而且增长速度较慢。（3）国家资本主义存在严重的任人唯亲和腐败问题。（4）国有企业干一些大生意，不会去做很多小生意；世界大的创新中心往往是小企业集中的地方。（5）如果有些企业享受或明或暗的政府支持，那么确保贸易公平则难上加难。（6）国家资本主义政府可能反复无常，对小股东很不在乎。公司说到底不是对私人股东负责而对政府负责，后者不仅占多数股份，而且控制着管理体系和法律制度。（7）政府擅长提供创新的种子，但不擅长将种子转化为面包。（8）国企的成本控制通常不如普通公司。它们不仅追求商业目标，还常常追求社会目标。
实际上，英刊也承认，国有企业常常拥有很多经营方面的自由，国有企业还培养了更加成熟的一代管理者。而英国的英格兰银行也同样是国有的。既然如此，英刊的质疑就是自相矛盾的。事实上，“在托拉斯中，自由竞争转为垄断，而资本主义社会的无计划生产向行将到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计划生产投降。当然，这首先还是对资本家有利的。但是，在这里剥削变得这样明显，以致它必然要被消灭。任何一个民族都不会容忍由托拉斯领导的生产，不会容忍由一小撮专靠剪息票为生的人对全社会进行的如此露骨的剥削。”[6]PP239~249同样地，在新兴资本主义国家弱小的私人资本无力抵抗发达国家垄断的跨国公司的竞争压迫和露骨剥削的情况下，新兴资本主义国家采取国家资本主义和寡头资本主义来维护自身的利益并没有什么可指责的。
英刊的这些批评，有些我们在前面评析过了，有些前面没有提到。下面我们一一评析英刊上述8点批评意见：
（1）英刊承认，国有企业的薪酬比私企高，工作时间短，工作也更有保障。既然如此，那么如果没有国有企业，人才也不可能到待遇差的私企去，而是到外企或国外去。因此，国有企业显然有助于留住本国人才甚至吸引外国人才，又怎么会损害自己国家的整体竞争力呢？当政府支持一批公司时，其他公司的确会受损，但受损的多是外国企业。
（2）一方面，不少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形同儿戏。另一方面，马克思早就指出过，“一个拥有巨额资本的资本家所赚得的利润量，大于一个表面上赚得高额利润的小资本家所赚得的利润量”[7]P250。因此，即便国有公司和寡头企业按照利润率计算出的利用资本的效率较低和增长速度较慢，这也不过是大资本共有的现象，并不是什么问题。
（3）既然英刊认为，国家资本主义不幸地植根于政府存在问题的国家，那么任人唯亲和腐败问题就是政府的问题，而不是国家资本主义的问题。即便没有国家资本主义，任人唯亲和腐败仍然会在那些国家大量存在。事实上，由于企业控制人在私人企业内部具有绝对的权力，而“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任人唯亲和腐败在私人企业更为严重，在私人企业的关键岗位上鲜见不是由企业控制人的亲戚或亲信担任的。
（4）正是因为国有企业和寡头企业不会去做很多小生意，才给了小企业生存和创新的空间，而国有企业和寡头企业的大生意通常也是需要小生意来配套的，很多小企业的创新成果也是供给大企业来运用的。因此所谓“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所在国家的小企业的发展是可以相互促进的，从而尽管在相对指标上可能存在国进民退，但在绝对指标上是国进民进的。
（5）贸易公平在国际经济的旧秩序原本就是不存在的。发达国家的许多企业一直都享受或明或暗的政府支持。国家资本主义的出现意味着在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内，世界变得相对公平一些了。
（6）国家资本主义政府可能对小股东很不在乎，但是哪家私企大股东会在乎小股东呢？政府既然占多数股份，就应当平等地享受大股东的待遇。而且西方国家的管理体系和法律制度总是与大资本家的利益一致的，政府也不过是他们的代理人而已。
（7）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的历史表明，国有企业和寡头企业同样擅长将种子转化为面包。而且在生产高度社会化的领域，只有大型国有企业和寡头企业才有条件将种子转化为面包。
（8）国企和寡头企业追求社会目标是这些大企业的优点。实际上，大企业对于工人要比中小企业对待工人要好一些。而如今人们早就呼吁私企也要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不能只专注于商业目标。企业在追求商业目标的同时要追求社会目标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三）贴标签的国际竞争
我们看到，西方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都存在国有企业和寡头公司，他们之间的差别仅仅是这些企业的比重有所不同。其中最大的差别也不过是美国的中央银行——美联储是私有的，而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包括英国的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是国有的。因此，要给西方发达国家与俄罗斯、巴西、新加坡等新兴国家贴标签的话，合适的还是新兴资本主义与老牌资本主义这两个标签，而不是自由资本主义与国家资本主义这样的标签。
那么，英刊为什么执意要贴并不合适的标签呢？这是因为，2008年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引发了西方发达国家普遍的经济危机，而新兴国家并没有同步发生较严重的经济危机。同时，西方发达国家金融寡头的统治遭到本国人民的质疑，美国爆发了占领华尔街的运动，英国爆发了占领伦敦的运动。这就使得，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感觉到自己传统优势有所削弱，另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也要为经济危机的发生和经济的持续衰退找一个替罪羊。同时，他们还感觉到需要向新兴国家转嫁危机，并排除转嫁过程的可能遇到的障碍。
因此，西方发达国家把他们自己的问题推到新兴国家身上，指责新兴国家利用国家力量谋求不公平优势（其实只是稍稍扳回一点劣势），指责新兴国家会终结自由市场，要求新兴国家的国企私有化，以便继续任其豪夺。为此，西方发达国家甚至发出战争的威胁。例如，英刊认为，界定21世纪的战争不会发生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而将发生在不同版本的资本主义之间。英刊还表示，对于操纵全球贸易体系偏袒本国公司的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西方政界人士开始失去耐心。
英刊的说法再次证实，资本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崛起的新兴资本主义国家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对于世界市场的争夺的确有引起战争的危险，并且已经引起了利比亚战争等小规模战争。但是，尽管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具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战争的结局未必就是对他们有利的。因此，对西方发达国家来说，综合运用政治和经济的巧实力而不是军事的硬实力使新兴国家就范，才是上策。这才有世界银行行长亲自前来中国推销在俄罗斯和拉美早已劣迹斑斑的私有化计划。
（四）市场竞争就是以市场换市场的国家竞争
在新兴国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金砖国家。最早是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后来加入了南非，成为金砖五国。为什么这些国家能够成为金砖国家呢？这是因为，这些国家都是发展中的大国，有较大的国内市场，从而能够独立自主成长为国际市场的一极。而像新加坡、韩国、智利这样的一些小国，由于本国市场小，资源少或资源单一，无法形成独立的市场一极，甚至欧洲的意大利、希腊、爱尔兰，也只有抱团成为欧共体的成员才能成为国际市场中的一极。日本早年主张“脱亚入欧”，也说明日本不能单独成为国际市场的一极。由于“脱了亚”而又“入欧”不成功，日本至今仍然是附庸于美国。这就是为什么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日本丰田汽车公司老总要亲自因为质量问题前往美国道歉的原因。“这也是日美、韩美军事同盟背后的经济因素。由于不得不仰仗美国市场，资本主义的日本和韩国都只能做美国的附属国，并不断地做出损害亚洲其他国家的事情。而这样做又使他们难以融入亚洲大市场，从而更加地受制于美国”[8]P79。
中国曾经提出过以市场换技术的口号。但是，为什么要换技术或者说换了技术做什么呢？是为了自主生产。而在市场经济中，所有的生产都是为市场而生产。因此，如果说中国曾经让出市场以获得技术，那么在其获得技术后必然要占领一些市场，甚至去争夺市场。那么市场在哪里呢？这个市场首先在国内，其次在国外。
但是，要进入别国的市场并不容易。关税保护就曾经是发达国家都曾经使用过限制外国企业进入本国市场甚至殖民地市场的最重要的国家手段，而如今发达国家仍然以各种非关税壁垒的国家手段或区域手段（如欧盟的规定）来保护自身的市场，并用各种国际协议来维护自己的国外市场。当年为了争夺殖民地的控制权以获得殖民地市场的独占权，西方发达国家曾经动员国家的全部力量打了两次世界大战。
市场竞争离不开国家力量的作用，否则任何一个国家都会在市场竞争中一败涂地。如果当年中国不是以国家力量限制了国内市场的对外开放，也就谈不上以国内市场换技术了。对于新兴国家来说，随着本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生产能力的增加，国外市场就成为其经济发展所必需，而要进入国外市场，除了武力的争夺，就只能是开放本国的市场，也就是要以市场换市场。反过来，如果外国市场不对本国企业开放，本国市场也没有理由让外国企业进来。也就是说，如果别国不对我实行自由贸易的开放政策，我也不应当对其实行自由贸易的开放政策，这也是建立平等的自由贸易区的原则。当然，这种原则适用于大致相等的市场之间，像韩美自由贸易区，由于双方的市场不对等，对韩国的限制自然比对美国的多得多。
正是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竭力维护自己的市场和市场范围，因此发展中的小国的经济只能在大国的许可下才能得到发展，例如，韩国的经济发展就是在美苏争霸和美国对抗中朝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当年新加坡也是利用罢工游行者“反对资本主义”的大红色标语来刺激美国从而得到超出当时新加坡最大生产能力的纺织品配额[9]P243。
但是，对于发展中的大国来说，如果他们善于保护和利用本国市场，善于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其中的大国联手合作，就有可能争取相对平等的国际贸易条件，较公平地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当然，除了本身的大市场外，这还要求这些国家拥有能够进入世界500强的大企业，才有可能做到国家竞争，而这一点正是这些国家扶持本国的国有企业和寡头企业的原因。
三
英刊把新兴国家贴上国家资本主义的标签，然后以自由资本主义与国家资本资本主义之争为掩护，通过反对国家资本主义来反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进而攻击新兴国家崛起的主要力量国有企业以及具有一定国际竞争力的私有企业，试图诱导新兴国家按照国际垄断资本的要求也就是新自由主义的路线图进行“改革”，这从反面给了我们很多启示。
第一，加强新兴国家之间的联合。正如英刊所指出的，“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大国意识到，其在这个由欧美创造的全球市场里是后来者。因此，它们常常抱成一团，彼此签署协议，在意识形态上形成密切联系。”既然欧美发达国家，不仅借反对“国家资本主义”和国企“特权”打压我国，也四面树敌打压其他新兴国家，并将新兴国家划为一个阵营树为西方国家的敌人。那么，我们有理由、有必要加强与新兴国家，尤其是与其他金砖国家的联合，加强彼此间经贸利益捆绑，加强双边市场的联系，共同抵抗欧美发达国家的打压，迫使西方国家不得不平等地以大市场来换大市场，以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金砖国家目前的合作已经取得一些积极的进展，如建立了各国领导人对话机制，初步形成了外交、安全、金融、农业等合作机制，在国际事务中经常相互配合和支持，相互之间的贸易额快速增长。金砖国家合作的潜力还非常巨大，只要以多极化和民主化为主要特征的国际新格局没有最终形成，金砖国家就有继续深化合作的必要。金砖国家的合作是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所不愿意看到，因此必然会利用金砖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来分化瓦解金砖合作机制。中国作为美国主要抑制对象，与其他国家又存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因此制造、激化、夸大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之间的冲突很可能是其主要策略。包括中国在内的金砖国家对此需要有准备，妥善处理彼此间存在的问题，维护现有金砖合作机制的稳定，在此基础上实现更紧密的合作。
第二，中国必须在“国进民退”方面跟上世界历史的潮流，进一步做大做强国有企业。国进民退是新兴国家崛起的必由之路和历史潮流，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自然在“国进民退”上没有理由输给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的国进民退。当然，在中国讲“国进民退”是要打引号的，这是因为，中国的宪法中明确规定的：“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因此，中国的国有企业原则上是全民所有的公有制企业，是与人民的利益密切相关的，从而国进必然就是民进而不是“民退”。但是，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发布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并答记者问时说：“2004年、2008年这两个普查年度，国有企业的比重是下降的，非国有企业的比重或者说私营企业的比重是上升的，所以普查数据从总体上不支持存在什么‘国进民退’现象”，这是值得我们反思和反省的。
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崛起过程中形成了一些对国际垄断资本形成挑战和威胁的国有企业，西方国家将之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取之而后快，其控制的媒体和机构不遗余力地攻击和妖魔化国有企业，为削弱或肢解国有企业提供舆论支持。这从反面说明了发展国有企业的重要性，中国应该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地发展壮大国有企业，以进一步提升国家的竞争力。发展国有企业是中国的核心竞争力，因为西方国家的国有企业发展只能限定在为私人垄断资本服务的范围内，而中国的国有企业则没有这种限制，可以将国有企业的优势发挥到最大。中国在出台鼓励引导民资发展政策的同时，更应该出台有利于国有企业发展的政策，尤其是要突出省以下的地方国有企业的发展，让国有企业能够获得公平的发展机会。中国国有企业发展得好，对其他新兴国家也有积极的示范、带动作用，有利于加快提升新兴国家的整体实力。只有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的国有企业竞争力不断提高，才能打破现有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摆脱被西方发达国家剥削和掠夺的不利地位。
第三，国内学者早就指出，“中国模式”不是国家资本主义。因此，在欧美国家乱贴标签打压国家资本主义之时，我们更应当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说明我国与形形色色的资本主义包括国家资本主义存在着本质的差别。可以考虑把国有企业的名称恢复为全民所有企业，以便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相区别，并把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改名为全民所有企业和财产管理委员会，简称全企委。同时，还要妥善处理国有企业的利润，既让民众分享，又避免成为对私企和外企老板们的补贴，从而以西方国家鼓吹的民有、民治、民享来对抗他们的打压。
第四，提升中国民营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英刊表明，新兴国家所有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无论是国企还是私企都被国际垄断资本视为竞争对手，国际垄断资本与本土私有资本之间也存在一定的矛盾，本土私有企业既有依附国际垄断资本的消极的一面，也有对抗国际垄断资本的积极的一面。就中国而言，国有资本与本土私有资本之间的矛盾将一直存在着，但应将这两者的矛盾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避免国际垄断资本从中渔利。在西强我弱的条件下，包括国有资本和私有资本在内的中国资本与国际垄断资本之间的矛盾才是主要矛盾。国家扶持私有企业的政策应当放在支持和鼓励私有企业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上，包括以国家的方式支持私有企业应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反倾销调查，反对西方发达国家对我国私有资本在商品出口和对外投资方面的限制，协助私有资本维护其在国际市场上的合法利益，这不仅有利于拓展本土私有企业发展的空间，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缓和国有资本与私有资本之间矛盾。
第五，警惕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好心”和“指导”。资本的本质是追逐利润，而国际垄断资本的本质是追逐垄断利润。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和媒体都是为国际垄断资本服务的。他们“好心”到发展中国家进行“指导”，推广“民主”、“自由”，“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效率”的最终目的就是方便国际垄断资本剥削和掠夺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正因为如此，英刊发表的这组文章才会自相矛盾，并采用双重标准，只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稍加分析就能发现其竭力隐藏的真实企图。
最后，要学会贴标签。西方发达国家一直在给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乱贴标签。除了英刊的国家资本主义，还有美国的邪恶轴心说、伏地魔说等。这固然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不能不采取的欺骗本国民众以维持其1%的人反对99%的统治“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手段，但也与发展中国家不善于在国际社会中给发达国家贴标签有关。
因此，中国不能只是被贴标签，被动地加以应对，还要主动给西方发达国家反贴标签，形成互贴的态势，使对方在抹黑打压我国之前不得不三思而行，才能减少欧美国家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干扰。例如，即便我们要与西方发达国家有所缓和，不给美国直接贴上帝国主义的标签，那也得给他们贴上寡头资本主义的标签，并高调批评美国在国际事务上的独断专行和在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上的垄断行为。在美国发生占领华尔街和其他抗议活动，如罢工游行时，虽然不表态支持，但要明确表态同情，并“呼吁”美国政府尊重民意等等。再例如，在希腊问题上，本来也应当批评欧盟反对希腊全民公投的反民主做法，“呼吁”尊重希腊人民的意愿等。只有这样，才能最终迫使欧美国家与我国达成双方均不随便对对方内部事务发表评论的默契，为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氛围。
参考文献：
1《参考资料》2012年2月15日。
2新华网：印度政府鼓励国有企业投资海外资源。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1-10/13/c_122155156.htm 3参见余斌：《微观经济学批判》，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和余斌：《经济学的真相——宏观经济学批判》，人民邮电出版社2010年版。
4国家统计局：数据不支持国进民退说。
http://news.sohu.com/20091225/n269204935.shtml 5参见刘志明：《“中国模式”不是国家资本主义》，载《红旗文稿》2009年第15期。
6参见余斌《国有企业利润处置不是只有上缴一途》，载《中国企业报》2011年3月18日第3版。
网络编辑：嘉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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