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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现代解释学的“视域融合”理论对于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质和方法具有十分重要的启发意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视域融合是发生在异质文化互动中的｡异质文化互动中的视域融合使历史文本的作者与读者之间不仅存在着时间差距,而且存在着空间意义上的文化差距｡对于实现这种视域融合来说,最为重要的是必须在实践中把握视域融合过程的问题逻辑｡只有深入把握中国社会发展过程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才能真正通过视域融合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关键词】视域融合;问题视域;理论文本;异质文化;时间间距;空间间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视域融合”(fusion of horizons)是20世纪60年代德国著名哲学家､当代哲学解释学最具权威性的代表人物伽达默尔提出的一个解释学的重要概念｡他用这个概念来阐释文本理解的性质和方法｡20世纪90年代中期,来自西方的哲学解释学在中国学界迅速传播之后,“视域融合”这个概念几乎立刻得到了正在急切吸收外来文化的中国学者的心领神会和广泛接受,并很快被用于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想历程和实践进程｡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必然包含着“视域融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仅要与渊源于西方文化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相遇,而且必然地要与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传统相遇｡也就是说,对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构成读者视域的不仅是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而且是凝结在读者头脑中的中国社会的历史文化传统和话语体系｡因此,这个“视域融合”是发生在异质文化的互动过程中的｡

　　当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仅是一种学术旨趣或一种文化策略的选择,而且是与改造中国的社会实践主题密切相关的理论创新｡因此我们就不仅仅是为了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而是要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过程中创造出足以把握我们这个时代“生活世界”变迁的普遍语言,为解决中国社会变革､发展过程所遭遇的各种困难问题提供可靠的理论方案,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支点｡因而,只有深入地､确切地把握中国社会在其发展中所面临的种种问题,我们才能通过“视域融合”真正使马克思主义不断中国化和深度中国化｡

　　一､伽达默尔“视域融合”的基本论点

　　伽达默尔“视域融合”论的提出是基于一个非常重要的､具有本体论意义的观念,即“理解文本和解释文本不仅是科学深为关切的事情,而且也显然属于人类的整个世界经验”[1]17｡在这一点上,伽达默尔非常赞同海德格尔对人类存在(此在)的时间分析,认为理解不仅是主体各种可能的行为方式之一,而且是“此在”本身存在的方式,它是“此在”基本的､构成它的有限性和历史性的“在动”(being-in-motion),从而包括了此在全部的世界经验｡因此,就文本理解而言,我们首先必须承认文本作者有着属于他自身的历史结构,这个历史结构基于他的历史处境和社会处境｡也就是说,作者总是一定处于一个世界中,总有他自己不容忽视的历史特殊性｡由此,我们也可以从中得出一个逻辑结论:读者也是以他自己的方式处于一定的世界中,他的历史特殊性和历史局限性也是无法消除的｡时间性或历史性正是人类存在的基本事实,无论是文本还是理解者,都内在地嵌于历史性之中｡这就意味着,真正的理解不是去克服历史的局限,而是去正确地评价和适应这一历史性｡

　　作者和读者各自的历史处境,或历史特殊性和历史局限性构成了他们各自的“视域”｡所谓“视域”,在伽达默尔那里,主要是指一个人的前判断体系,这个前判断体系可以理解为在一定的历史处境和文化传统中形成的各种观念､成见甚或偏见,包含着一个人对意义和真理的预期｡每一种视域都对应于一种前判断体系,因而可以有无数不同的视域,但决不会有封闭的视域｡理解者和他所要理解的东西(文本)各有自己的视域,但理解并不是像古典释义学所要求的那样,抛弃自己的视域而置身于异己的视域,因为这是不可能的｡理解一开始,理解者的视域就进入了它要理解的那个视域中,随着理解的进展不断地扩大､拓宽和丰富自己｡这也就意味着我们的视域就是同过去的视域相接触而不断形成的,这个过程也就是我们的视域与传统的视域不断融合的过程,这就是伽达默尔所说的“视域融合”｡

　　既然文本理解是一个视域融合的过程,那么理解的历史性就具体体现为传统对理解的制约作用｡传统是不管我们愿不愿意都先在于我们的,并且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东西｡它是我们存在和理解的基本条件｡但传统并非像想象的那样只是保存旧的东西,即使是最彻底､最坚固的传统,也不是靠一度存在过的东西的惯性来维持的｡传统确实是保存,但却是有选择地保存,本质上是在一切历史变化中主动地保存｡传统作为保存就像革命和更新一样,是一个自由选择的行动,是一个“理性的行动”｡这样,正是传统把理解者和理解对象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因而“理解甚至根本不能被认为是一种主体性的行为,而要被认为是一种置自身于传统过程中的行动,在这一过程中过去和现在经常地得以中介”[1]375｡因此,文本的真正意义并不在于作者或文本最初读者的偶然性,文本的真正意义与作者的原意或心理特征无关,“因为这种意义总是同时由解释者的历史处境所规定的,因而也是由整个客观的历史进程所规定的”[1]383｡但历史的客观进程实际上是永无穷尽的,“对一个本文或一件艺术作品里的真正意义的汲舀是永无止境的,它实际上是一种无限的过程”[1]385-386｡也就是说,文本在历史中表现出来的东西要比作者想要表现的东西多得多｡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时间间距根本不是像古典释义学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为达到正确理解而必须加以克服的障碍;相反,它实际上是理解的积极的､建设性的可能性,意义发现的无穷过程就是通过它来实现的｡

　　伽达默尔进而认为,时间间距有一种过滤作用,可以把我们在前判断中不自觉地产生的对于理解对象的成见､预设及功利性看法进行过滤｡当然,时间间距过滤掉的是一些不适当的成见,但同时也保留和增加一些合理的成见｡在这个过程中,成见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合理的成见在历史的进程中会变得不合理,死守过时了的成见只会同这些成见一起被人所抛弃｡这样,成见也是理解的基础,但又要随着理解的进展不断得到检验､调整和修正,包括剔除在理解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错误的成见,同时产生新的建设性的成见,在此基础上达到新的理解,这新的理解马上就构成传统的一部分,传统就是这样发展的｡只要我们理解,我们就参与了传统的发展｡传统决定我们,我们也决定传统｡

　　从上述观点出发,伽达默尔明确地表达了这样一种看法:“真正的历史对象根本不是对象,而是自己和他者的统一体,或一种关系,在这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实在以及历史理解的实在｡”[1]387也就是说,在历史理解中,主体和客体并不是二元分立的,理解的主体就在历史之中,而历史的真实亦在主体的理解之中,并不存在着离开理解主体的历史自身｡历史既不是纯粹的客观对象,不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也不是狄尔泰的“生命的自我表现”,而是主客体的交融和统一｡历史主客体的这种统一不只是显现在观念中,更重要地是显现在历史效果中｡对此,伽达默尔明确指出:“一种名副其实的诠释学必须在理解本身中显示历史的实在性｡因此我就把所需要的这样一种东西称之为‘效果历史’(effective history)｡理解按其本性乃是一种效果历史事件｡”[1]387效果历史预先决定了什么是值得研究的,什么是研究的对象｡“在一切理解中,不管我们是否明确意识到,这种效果历史的影响总是在起作用｡”[1]389

　　既然理解在本质上是一种效果历史的关系,这就决定了理解的逻辑结构是问答逻辑结构｡历史文本成为解释对象意味着它问了解释者一个问题,因此,解释总是包括了同这个问题的关系｡“理解一个文本,就是理解这个问题｡”[1]480文本就是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者说,答案必须到文本中去找｡文本或传统提出的问题当然有其历史视域,而我们对此问题的理解就必然包含了现在和传统的互为中介的作用,即我们必须在我们的视域内重新提出这个问题,并且“必须从一个问题出发把所说的话理解为一种回答,即对这个问题的回答”[1]480｡这样,问答关系似乎倒了过来:为了回答文本提出的问题,我们自己必须开始问问题,也就是在我们的视域内重新构造提出的问题,而我们重新构造的那个问题不能不超出那个问题原有的历史视域,这个视域必然包含着提问题的人的视域｡正是通过问问题的过程,我们寻求文本提出的那个问题的答案,因此,问答过程实际上就是视域融合的过程｡在重新构造文本或历史提出的问题时,我们的视域必然要进入历史的视域,从而发生两个视域的融合｡这就是使“文本的意义方向得以规定的问题视域(Fragehorizont)”[1]480｡

　　二､异质文化互动中的“视域融合”问题

　　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理论为我们深入把握文本理解问题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观念和方法,同时对于我们探讨异质文化的交流互动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启发意义｡毫无疑问,在异质文化的交流互动过程中,“视域融合”无疑是民族文化消化和吸收外来先进文化并使之本土化的核心环节或机制,它意味着读者的视域与作者的视域在问题逻辑中的融合,形成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相互交融的新的文化视域｡不过,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理论对于理解异质文化的交流互动来说,又是不够充分的,需要做一些理论上的扩展｡

　　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理论所界说的主要是同质文化中文本读者与文本作者之间的关系｡在同质文化中,作者和读者属于同一个文化传统,有着共同的语言,并处在同一个民族或社会的发展演进过程之中｡虽然在作者与读者之间,特别是在作者与相对久远的读者之间,传统和社会境遇已经发生了变化,从而产生了时间间距,但是,一方面传统在其发展中所保留下来的东西远比我们能够想象的要多得多,因此,在传统中总有诸多共同的因素既支撑着作者对文本的创造,也支撑着读者对文本的理解,特别是当作者和读者处在同一个语言文化系统中时,二者所能达成的语义共识远比文本作者与异质文化的读者之间所能达到的语义共识要高得多,这就如同处在同一条河流的上游和下游之间一样,尽管变化多多,但此水总非彼水;另一方面,传统的确是在不断变化的,但在同质文化系统中,文本的作者和读者共同参与了传统的变化过程,他们通过理性的自由选择行动有选择地保留着传统的东西,同时又根据自己的视域和问题更新着传统｡这样,尽管由于时间间距,读者的视界与作者的视界有很大差异,但是构成读者视域的那个“前判断体系”事实上总是在传统中汲取文化资源,而没有游离于传统之外｡在这个意义上说,读者与作者的“视界融合”归根到底表现为同一传统的自身发展｡总之,在同质文化系统中,文本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时间间距本身具有一种凭借文化传承关系而形成的文化连续性,它使置身于同一传统中的读者和作者并不是相互陌生､相互外在的“自我”与“他者”｡也就是说,理解自己祖先的文本总比理解外来文本要容易得多｡

　　而在异质文化的交流互动中,我们不难发现,在一个文化体系中的文本作者与在另一个文化体系中的文本读者之间,不仅存在着时间间距,而且存在着文化意义上的“空间间距”｡这种“空间间距”实质上就是一种“文化间距”,亦即对于理解外来文化文本的读者来说,这个读者所处的文化传统､语言系统和社会系统以及他所面临的并试图在文本中寻求答案的种种问题都与作者有着极大的文化差异和社会差异,他的视域或者说他的“前判断体系”与作者的视域缺乏同质文化所具有的那种传统的连续性,这就使跨文化的视界融合较之同质文化中的视界融合要困难得多｡

　　这个问题的解决首先是一个语言问题,也就是必须通过文本互动加以解决的问题｡所谓文本互动,简单地说,就是通过翻译将外来文化中的文本置于本民族的语境中｡在这种文本互动中事实上已潜在地包含着视域融合的过程｡当一种外来文化的文本被置于民族文化的话语体系中时,至少在语言层面上已经实现了一种观念的融合｡被翻译过来的语言,某种意义上说,相当于创造了一种新的语言,这种语言虽然基于文本作者的语言,但在语义上又不可能完全等同于作者的文本语言,虽然取之于读者(或译者)所属的民族话语系统,但也不可能完全等同于民族话语的原本含义,这种语言实际上已经是作者的视域与读者的视域通过语言媒介而达到的融合｡

　　然而,语言上的解决并不是视域融合的全部内容,甚至不是它的实质性内容｡伽达默尔认为,视域融合的逻辑是一种问答逻辑,理解一个文本意味着理解问题｡由此观之,语言上的解决主要地还是一种语义上的相互理解,还不是针对问题的反思,它开启了视界融合的大门,但要进入这个大门就必须以问题为先导｡关于这一点,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在诠释或解读马克思著作时提出了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问题式”(Problematic)概念｡这个概念对于我们理解跨文化视界融合也是很重要的｡阿尔都塞说:“问题式的概念与唯心主义地解释思想发展的各种主观主义概念的不同之处,正是问题式的概念在思想内部揭示了由该思想的各个论题组成的一个客观的内在联系体系,也就是决定该思想对问题作何答复的问题体系｡因此,为了从一种思想的内部去理解它的答复的含义,必须首先向思想提出包括各种问题的问题式,这个问题式本身是一个答复,但它回答的不再是它自己的问题,即问题式内部包括的问题,而是时代向思想家提出的客观问题｡”[2]47,注2这就是说,引导读者进行文本理解的是读者力求从文本中或从一种思想体系内部寻求答复的问题体系,而这个问题体系所包含的问题并不是读者个人的主观问题,而是读者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现实向读者提出的客观问题｡因此,“问题式”不是一种纯粹思辨的学术问题,而是与读者的真实的历史环境和社会境遇密切相关的现实问题｡正如阿尔都塞所说:“每个独特的思想整体(这里指的是某个具体个人的思想)的意义并不取决于该思想同某个外界真理的关系,而取决于它同现有意识形态环境,以及同作为意识形态环境的基地并在这一环境中得到反映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结构的关系｡”[2]42

　　事实上,自资本主义的发展借助资本的扩张打破了民族国家的界线以来,一个处在急剧变革中的民族国家不可避免地成为多种文化相互交会的“文化接触区”(德里克),不仅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交织碰撞,而且外来文化中的各种理论思潮也会在这个接触区中相互角逐,从而使这个民族国家在文化转折上处于激烈的思想交锋过程中｡“问题式”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呈现出来的｡因为,思想交锋过程就是一个文化选择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读者的注意力已经从语言转向了民族发展所面临的种种困难问题,也就是说他(们)必须确认哪一种思想理论更有助于我们透视民族问题或社会危机的根源和实质,哪一种思想理论更有助于启发和引导我们从根本上解决民族问题或社会危机｡因此,这个过程也是拓展读者视域的过程,使读者把语言问题或观念问题同更为广泛的社会问题结合起来,从而深化了对外来思想理论文本的理解和再理解｡

　　当然,思想交锋毕竟还只是发生在观念领域中,尽管这个过程似乎永无歇止之日,但是如果仅仅停留在观念领域,就绝无可能使一种哪怕是最先进的外来文化在民族文化的机体中生根｡在异质文化的交流互动中,真正的视域融合只能发生在改造社会的实践活动中｡如同伽达默尔所说,“理解本质上是一种效果历史的关系”｡这是理解所具有的本体论意义,亦即,如果说历史是由人的活动创造的,那么创造历史的人如何理解他置身于其中的历史问题和社会问题将决定他采取怎样的创造历史的活动｡因此,历史理解和历史创造必然是历史主体和历史客体相统一的过程｡由时代问题或社会问题所构成的“问题式”无疑是读者的视域即他的前判断体系的主要成分｡在对外来文化文本的理解中,读者在寻求问题的答案的努力中与作者实现视界融合,这种视界融合在于建构出一种能够实际地解释和解决实践活动所遭遇的困惑或问题的理论,这种理论虽然源于外来文化的文本,但却述说民族问题并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这种理论虽然在民族文化的话语系统中得到表述,但却使民族文化得到了系统的改造,使之能够胜任社会变革实践的伟大使命｡这也正是“效果历史”的应有之义｡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3]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视域融合”问题

　　深入探讨异质文化互动中的“视域融合”问题,对于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开始在中国的媒体上出现｡从那时起直到今天,经过一个世纪社会变革的风雨历程,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深深地植入到中国现代文化的有机构成中｡一种在西方的文化土壤中孕育出来的理论思潮,最终竟能与一个完全异质的社会机体及其文化系统相融合,这无论是对于社会发展史来说,还是对人类文明史来说,都是一个典型的､值得深入思索的“世界历史”事件和过程｡

　　纵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我们不难看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完全被中国的文化血液所吸收,并随着中国文化脉搏而跳动,与其说是取决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文化旨趣,毋宁说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变革与发展的现实选择了马克思主义｡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已成为各种社会矛盾的集合地,同时也成为多重思潮交会､碰撞的文化“接触区”｡进化论､唯意志论､实证主义､实用主义等等各种西方哲学思潮都在这个接触区中尽情地表演自身,也的确吸引了一大批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目光,特别是也曾经对那些后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知识分子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但是,这些“主义”直到今天依然是西方的“主义”,是相对于中国文化的“他者”,只有马克思主义成为现当代中国思想理论的主导｡这其中的道理其实也并不复杂,因为只有马克思主义能够为研究和分析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经济､政治背景,为重新认识中国社会的社会矛盾和问题提供新的､有说服力的理论视角､思路､观点和基本方法｡而其中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更迎合了革命知识分子力图用革命手段改造中国社会的激进要求,并使他们相信,在中国将要发生的革命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客观趋势,具有历史的必然性,由此强化了他们献身于社会革命的信念和热情｡同时,也只有以“改变世界”为己任的马克思主义才能彻底地摆脱形而上的清谈,为中国人的解放和中国社会的进步提供现实的策略和途径｡因此,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中国化,就在于它的理论主题与中国社会变革的实践主题密切相关､相互吻合｡由于这种“主题相关”,使得马克思主义在多种文化的互动过程中脱颖而出,不仅被成功地置于中国文化的语境中,而且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那里真正实现了“视域融合”,而在中国的革命实践中达到了“效果历史”｡

　　异质文化互动中的“视域融合”不只是理论上的思想交融,更是实践上的“效果历史”｡贯穿于其中的就是“问题式”的思维逻辑或“问题视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就在于把握了这个问题逻辑,更为具体地说,就是把握了中国社会变革过程的“问题视域”｡所谓“问题视域”不是指各种问题的杂和拼凑､胡乱堆砌,而是指一系列彼此相关的各种问题构成的有着内在逻辑结构的问题体系｡这个问题体系所包含的问题涉及事物或过程的基本性质､因素或环节,谋求对这些问题的理论解答,实际上也就是对事物或过程的理论把握｡依据问题域而形成的理论与衍生问题的事物或过程必然具有一种同构性｡因此,问题视域可以说是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际相互结合､相互统一的中介｡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版本｡而毛泽东思想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成功首先就在于它准确地把握了中国社会革命的问题视域｡这个问题视域就是指涉及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性质､状况､结构关系､内在矛盾､发展动力和规律等一系列彼此相关的社会问题和历史问题所构成的问题体系,其主要问题包括:如何理解和把握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性质?如何理解和把握中国革命的进程和转变?如何理解和把握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和革命动力?如何把握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提出这些问题并努力在革命实践中寻求这些问题的理论解答,由此构成了对中国社会革命的性质和过程的总体把握,系统地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有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整套理论｡显然,这一理论体系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的指引是不可能形成的,但是仅仅依靠马克思的理论文本也是不可能形成的,这正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视域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的视域相互融合的理论结晶｡在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问题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与马克思主义理论达到高度的“视域融合”,这不仅在于毛泽东于民主革命时期,能够始终坚持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科学地考察､分析和总结中国社会革命所面临的各种具体问题和实际经验,而且在于他能够始终在党内思想理论战线上同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左”､右思想路线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由此探索中国问题的正确答案｡毛泽东就是以其卓越的哲学才能,用朴实无华的语言道出了“视域融合”——特别是跨文化视域融合——的最本真的原则和方法｡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社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阔步进入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时期｡全面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践孕育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版本——邓小平理论｡这一理论的核心同样是贯彻了“问题式”的思维逻辑,即在概括和总结20世纪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两个根本性问题作出了新的思考和解答,由此奠定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总体的发展道路,并前无古人地开创了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基本的发展策略｡时至今日,中国30余年市场取向的改革已经取得了令世人瞩目､令国人振奋的辉煌成就,使中国再次以强盛的大国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它已经能够向世界表明,市场经济作为现代社会的经济形态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专利品”,而是完全可以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建立起来,并完全有可能为实现社会主义社会本身所具有的价值理念提供强大的经济支持｡

　　当然,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身是一个充满风险的社会变革过程｡30余年的市场取向改革在成功地解决了计划经济体制留给我们的各种困难问题的同时也衍生出一系列新的甚至更为棘手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这原本并不奇怪,当我们用几十年的时间走过西方国家数百年的现代化过程时,这个过程所必然要经历的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也会在较短的时间内爆发出来｡但我们必须看到,社会转型过程的快速发展使这些社会矛盾和问题具有迅速集结､相互交织和综合发生的特征,如果得不到合理的解决,不仅会危及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而且有可能全局性地危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和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或使其偏离正常的发展轨道｡然而,正是这些问题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带入新的历史境遇｡问题视域本身不是封闭的体系,而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只有深入探讨中国社会在其发展中所面临的各种现实问题才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真正在理论上达到视域融合,进而在实践中达到它的效果历史｡

　　【参考文献】

　　[1]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2] 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M].顾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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