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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锦涛同志今年7.23重要讲话精神的核心，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而言，就是要以高度的理论自觉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探索，这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深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基础的理论探索

　　20世纪初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标志着社会主义从理念形态向实践形态的转变。在马克思的设想中，对资本主义肯定性文明成果的占有是共产主义社会实现的前提。和俄国一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既缺乏充足的资本主义的物质基础，又残留着深厚的封建文化的积淀。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者面临的一个共同课题是，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价值观相统一，从“现有的前提”出发，正确确定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限度，使社会主义理想不断现实化的问题。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在马克思的发展理论中，本质的核心既不是固有的状况和条件，也不是预设的目标与理念，发展实践才是绝对优先的东西，才是马克思的发展理论的“活的灵魂”。

　　纵观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始终存在着如何在具体的实践中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理想性与现实性相统一的问题。显然，现实的任务是获取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在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中，邓小平突出强调生产力的因素，突出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是在反思中国社会主义历史实践之后得出的正确结论。邓小平之所以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本质论的首要内容，强调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正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实际的结合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原则。

　　任何社会的发展都必须依托一定的经济基础。在社会结构的诸要素中，经济基础是决定一个社会基本性质和发展方向的关键因素，也是决定一个社会的分配的关键因素。马克思指出，生产资料的分配“包含在生产过程中并且决定生产的结构，产品的分配显然只是这种分配的结果。”“分配的结构完全决定于生产的结构。分配本身是生产的产物，不仅就对象说是如此，而且就形式说也是如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4、13页）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社会即联合起来的个人占有全部生产资料，作为未来社会具有起始意义的特征，构成未来社会的经济基础。恩格斯在1890年致奥•伯尼克的信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同现存制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当然在于，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先是单个国家实行）的基础上组织生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93页）显然，这个具有起始意义的特征，在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中显示了本质特征的意义，即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离开了这一经济基础，社会主义就丧失了立身之本，任何关于公平的美好动听的口号和许愿都只能是空中楼阁，难以实现。所以，在强调生产力的重要性的同时，邓小平反复强调，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是我们在改革中必须始终坚持的根本原则。（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2页）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础。

　　如何坚持和巩固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以及如何体现国有经济的社会主义价值，是新形势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探索的两个重大课题。当前，无论是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还是国有企业的社会主义价值体现，都存在着值得深入思考和研究的理论空间。对于前者而言，一些地方和部门忽略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意义和价值，一味强调让国有经济退出竞争领域，鼓吹“国退民进”，使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削弱。对于诸如种种关于私有化以及所谓破除垄断论的错误观点，需要基于社会主义的学术立场加以深入地理论剖析，澄清利害，为坚持和巩固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提供理论支持。对于后者而言，首先需要从理论上深化对国有企业的社会主义价值的认识。从应然的角度看，这一价值提出的实践要求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国有企业负责人的薪水应该是其管理劳动收入，二是国有企业职工应该是国有企业的主人，三是国有企业的赢利除去必要的扣除外应该归全社会劳动者所有。在此认识基础上推动国有企业改革，积极探索社会主义价值实现的实践形式，进一步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二、深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关系的理论探索

　　不平等问题始终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议题。马克思还明确提出了彻底解决不平等问题的方案。他在阐明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替代形态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的社会的同时，明确指出这是一个“生产将以所有的人的富裕为目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22页）的社会，在他看来，由于这个社会的存在，“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发展和运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57页）相对于“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地发展”这个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原则而言，“共同富裕”无疑具有更为基础性的意义。

　　关于“共同富裕”，邓小平使用过社会主义的目的、特征、特点、原则、最大的优越性等概念。总体而言，邓小平在社会主义本质论中是将“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目标使用的。邓小平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他指出：“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2页）而且“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同上书，第123页）邓小平有一句精辟的论断：“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同上书，第265页）

　　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收入差距逐步拉大，加之一些地方和部门只注重追求物质财富的数量和GDP的高低，而忽视了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使这一问题越来越严重。因此，正确认识和把握发展生产力和实现共同富裕之间的关系，已成为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探索的又一个重大课题。马克思明确指出，人民群众是否得到解放，社会状况是否得到根本改善，“这两者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群众所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71页）必须看到，邓小平虽然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但他从来都不是孤立地谈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而总是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与共同富裕联系起来，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在他看来，与共同富裕的价值目标相比，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只具有手段的意义。邓小平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成果是属于人民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5页）他还指出：“我们提倡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为了激励和带动其他地区也富裕起来，并且使先富裕起来的地区帮助落后的地区更好地发展。提倡人民中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是同样的道理。”（同上书，第111页）在他看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相对于共同富裕而言只具有手段的意义。

　　正确认识发展生产力与实现共同富裕的关系，与正确认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存在一致性。目前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必须坚持效率优先，只要把蛋糕做大，大家都会普遍受益。实际上，在马克思主义的视阈中，未来社会的发展是一个寓效率和公平于其中的总体性概念。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断地发展生产力和提高经济效率，是为了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因此，效率与公平是内在统一的。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在马克思主义分配观的指导下，回应有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关系的错误论点，积极探索共同富裕的实现形式，以逐步改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责无旁贷的工作。

　　三、深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历史任务的理论探索

　　关于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马克思明确提出，“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未来社会的实现条件，构成这一社会的现实基础，“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则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原则。

　　没有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将成为奢谈，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总结新中国30年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所取得的重要经验。由此出发，邓小平要求全党将经济建设放在全部工作的中心位置。在邓小平的视阈中，发展毫无疑问地首先指向的是经济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一社会主义社会基本原则的忽视。在1983年3月2日视察江苏等地回北京后的谈话中，邓小平指出：苏州市达到人均工农业总产值接近八百美元的水平后，社会是一个什么面貌？发展前景是个什么样子？人民的吃穿用问题解决了，基本生活有了保障；住房问题解决了，人均达到二十平方米；就业问题解决了，城镇基本上没有待业劳动者了；人不再外流了，农村的人总想往大城市跑的情况已经改变；中小学教育普及了；人们的精神面貌变化了。（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25页）在这里，邓小平所描述的正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未来图景。

　　当前，一些企业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任意延长劳动时间、增加劳动强度、剥夺工人合法权益，生产劣质假冒产品、破坏资源和环境、损害消费者利益；一些地方和部门只重视经济增长，而长期忽视教育、医疗、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等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种种情况表明，生产力的发展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原则的自然实现。

　　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而言，首先需要深化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历史任务的认识，着重阐明社会主义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现代化在历史任务上的根本不同。邓小平反复强调：“我们搞的四个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同上书，第357页）社会主义这四个字并非可有可无，而是蕴涵着对发展观的社会属性的强调。发展观的社会主义属性决定了，与资本主义社会相比，中国的现代化无论在实现方式上还是在历史任务上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社会主义现代化不仅注重发展生产力，而且不以牺牲人本身的发展为代价来发展生产。就其历史任务而言，与资本主义现代化所不同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绝不是向“人对物的依赖关系的转化”，而是向每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转化。因此，应基于社会主义社会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这一原则，进一步探索和完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形式，努力避免滑向资本逻辑和物的依赖关系的深渊。

　　四、深化价值和制度、体制、政策辩证统一的理论探索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几乎每一条原理既是科学的分析，又是价值的要求。科学社会主义本身就蕴涵着对人类社会“应有”状态的价值理想，人类的价值目标与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在其中融为一体。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界定，是从价值的视角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一次全新的回答。张扬社会主义价值的意义，一方面表现为在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上一度缺失的价值维度的唤回，另一方面也是展示社会主义敢于吸纳一切有利于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的举措的自我超越的勇气。对社会主义制度表述与价值表述的统一，反映出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自觉。

　　邓小平从价值出发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是对改革的原则和方向提出的明确要求，它必然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制度、体制、政策应当反映社会主义价值的内在要求。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而言，当前最为紧迫的是，在谈论有关价值论题时必须坚持辩证法，拒斥形而上学。一方面，需要对于诸如公平、正义、民主等价值口号作社会主义的追问和反思，澄清社会主义价值与资本主义价值的区别；更为重要的是，进一步明确社会主义价值理想的现实化需要的桥梁和中介，如果一味地停留在价值认识的层面上，就会在实践中造成价值与制度、体制、政策的割裂。

　　社会主义制度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和本质规定，社会主义体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具体体现，社会主义政策则是基于社会主义制度和体制，践行社会主义价值的措施和方法。科学发展观作为社会主义发展观，是社会主义价值在现阶段的科学表达，从制度、体制和政策三个方面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就是社会主义本质不断实现的过程，就是社会主义不断巩固和完善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应该在这个问题上有所作为，逐步推动改革与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辩证统一。

　　社会主义本质的实现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历史过程，在实践中必须始终坚持过程与目标的统一。虽然我国已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但仍然没有逾越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我们既不能不顾现实条件把理想当作现实，这样就会犯教条主义的错误，也不能以强调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为由，忽略甚至放弃社会主义的理想，那样就会迷失方向，走入歧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只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价值观的统一，以高度的理论自觉不断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探索，才能逐步克服和解决前进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网络编辑：客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