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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锦涛总书记“七一”讲话，全篇精神凝聚在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忧思”，一个是“自信”。指出四个考验、分析四重危险，是忧思；总结三大成就，突出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成果，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面对新的时代风潮展现的坚定的政治自信。此后，在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上，这种自信进一步成为全党的共同意志，全会通过的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决议，明确把“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列入国家建设的目标。

　　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必须有这样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一段时间以来，互联网上关于国家发展、尤其是国家政治发展的议论很多，其中始终存在着一些质疑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现实选择的声音。仔细观察和品味，这些观点和观念，有的完全是基于僵化的西方意识形态话语，抽象地讨论问题；有的则是因为对本民族的历史文化抱着虚无主义的态度，加之对局部现实的片面观察印象，对正在逐步开展之中的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失去了信念和耐心。在日趋激烈的意识形态斗争中，面对仍然强势的西方价值话语霸权，静下心来深入思考今天我们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自信心是怎样形成的，客观根据在哪里，有利于继续稳步推进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不折腾、沉住气、稳前行。初步做些梳理，我想这种政治文化自信的形成，首先与中国近代以来经历和见证的历史沧桑密切相关。

　　近代以来中国民主政治发展道路的艰辛探索，积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文化自觉和自信

　　19世纪中晚期中国受到西方列强的极大压迫，经历着“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人为了应对和适应这种冲击做了很多的调整，如戊戌变法、洋务运动等等。因为感觉这番异族冲击所带来的文化比中国传统农耕文化更先进，我们要适应这样一种变化，直到后来发生辛亥革命，推翻了历经两千年的帝制。近来回顾、反思这段历史的新书新论有不少，我们有些同志看了以后发感慨，清末开始预备立宪，各种各样的法律法规渐次出台，报刊言论自由度似乎比现在还大，更像西欧、美国的制度。民国初年的实践尤其是政治实践，的确是模仿欧美的，但结果怎么样？我想一个客观地反思中国这段历史的人，答案是不言自明的。民初西化的政治实践，带来的国家动乱、民不聊生，留给我们的教训，促成了我们的文化自觉。再近一点，毛主席在延安回答黄炎培的问题，怎么跳出周期律？毛主席说我们找到了办法：民主。中国共产党人在建国以后就在探索怎么搞民主。搞民国时期的那种民主？毛主席这批人是从民国出来的，他们对民国的教训不是从书本上看到的。宋教仁被杀在车站的时候他们是那个历史时代的现场见证人。他们对民国的实践所带来的血的教训刻骨铭心，当然不会再重蹈覆辙。1949年以后中国在不断地探索新路，打下了一些很好的基本制度的框架。现在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一些显著标志，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都是在共和国的创始人这代人手里建立的。

　　但在探索实现政治民主的过程中我们也有深刻的教训，最大的教训就是文革十年动乱。不要以为文革的教训只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错误。为了探索民主的实现形式，在文革期间，上至党的领袖，下至平民百姓，有一大批人都在思考和行动。在这里我想介绍一个当年的普通中学生的经历。这个人文革后出国留学，研究政治经济学，创立了自己的一套经济学理论，这套理论的提出与他反省当年在长沙文革期间的经历密切相关。文革期间他写了一篇非常有名的文章《中国向何处去》。他认为文革要解决红色资本家的问题，要找到实现无产阶级利益的最终的正确形式，要按照法国巴黎公社的原则组织我们的政府，否则就无法避免官僚主义，无法避免出现红色资本家。他的观点是很激进的。当时他就是长沙市一中的一个高中生。尽管当时文革也宣称是要探索一个所谓大民主的形式，实现民主原则，实现人民群众的当家作主，避免毛主席认为的越来越严重的党内官僚主义。但是当时领导文革的包括江青那些人毕竟还没有走到这个极端上来，所以他的文章被定性为反中央的反动文字，人抓起来关进了监狱。文革结束后，他从监狱出来，在国内完成了硕士学位教育，后来到美国求学，到澳大利亚工作，创造了自己的理论，这个理论融合了他对中国命运的观察，并且已经远离了他自己当年文革时期的观点和主张。我讲这个人的经历是什么意思呢？不是说他当年或后来的观点学说有多少的真理，而是想说明，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领袖人物还是平民百姓，对于中国民主政治之路怎么走，都一直在苦苦思索、艰辛探索。对于许多家庭、许多个人来说，这是一种血与火的生命体验。正是在许许多多中国人沉重的生命体验中，我们沉淀下来了我们自己的政治文化自觉和自信。

　　上个世纪末以来转型国家的前车之鉴，促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文化自觉和自信

　　如果说当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马克思主义的话，后来苏联解体同样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大课。中国的改革开放该怎么走？上个世纪80年代时，我还是一个满怀改革热情的在校研究生，当时对许多情况还看得不全、看得不清。一些同学在一起议论的时候，是很欣赏戈尔巴乔夫的，认为戈尔巴乔夫这条路走对了，先政治后经济，先把民主化搞上去，经济才能走上市场经济道路。那个年代买东西都要凭票，不像现在这样东西能挑来挑去。那个时候正是经济改革要过价格关的时候，由政府控制价格到放开价格，民众都怕商品涨价，有钱的就把东西买了囤在家里。价格闯关的时候，社会情绪中弥漫着恐慌，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是“官倒”。作为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中的一种过渡性制度安排，当时商品价格实行“双轨制”，一些不法官员及其子女钻了“双轨制”的空子，形成了所谓“官倒”。“官倒”弊端是当时改革要进一步克服的一个障碍，却不是经济改革要对付的全部问题，在当时甚至也不是最主要的问题。但当时社会流行的观点就认为市场商品价格上涨就是“官倒”造成的，所以要推进经济改革就先要革“官倒”的命，要先搞政治改革，这样市场经济才能建立起来。“戈尔巴乔夫的选择是对的，要学苏联的模式”，当时有一批青年学生就持这种观点。现在20年过去了，其间苏联在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引导下走向了解体，又经历了叶利钦时期的10年折腾，至今仍然靠出售国家自然资源参与国际经济分工，这对于一个像苏联这样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就已经完成工业化、而且自然秉赋优良的国家来说，绝不能说是一个好的历史选择。我们再看中国的道路选择，看改革、发展、稳定之间关系的正确处理，看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的稳步推进，看改革30年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这些都证明中国的选择是明智的。

　　今天常常有人会问：当年苏联解体前虽然面临各种内部矛盾和外部压力，但解体是唯一可能的改革后果吗？对此，普京不这样认为。他认为这是20世纪最大的悲剧，俄罗斯民族应该还有另外一种选择。苏联解体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没有自信。当时的执政者，掌控这个民族发展道路的主导性人物和精英人物没有自信了，他们认为只有走美国人的路才是苏联的出路。20年后人们反思，虽然当时要改革就必须走出斯大林那种模式，但究竟怎么走，如果当年的执政者和精英分子对俄罗斯本民族的特性有更清醒的认识，有更自觉坚定的把握的话，会有另外一种选择。这个话是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政治活动家麦德维杰夫讲的。这个人在前苏联是有名的持不同政见者，曾被苏共开除党籍，但苏东剧变时，他坚决反对解散苏共。他认为，导致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的最重要原因，是意识形态的衰落，是当时党内外精英理想信念的丧失。他举例说，当时戈尔巴乔夫号召苏联公民往后要按照“世界法和文明世界的法则”去生活，但话里话外全是些空泛无边的抽象概念；戈尔巴乔夫呼吁世界上所有国家按照道德原则建立相互关系，西方专家们听了，先是怀疑是诡计，晚些时候，他们惊讶地发现了戈尔巴乔夫的“诚实”，再后来更领教了他那令人吃惊的“天真”。这就是失去本民族文化信心之后的戈尔巴乔夫的悲剧，事实上，也是前苏联的一场悲剧。

　　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政治实践成果，支撑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文化自觉和自信

　　有人说这些年来中国经济改革走出来了，但政治改革迟迟未动。这种说法既不符合中国改革的客观实际，也无法说明这样一个事实：一个世界历史至今为止从未见过的高速成长的经济社会奇迹，怎么会是一个没有合适的上层建筑保障的孤立的现象呢？这种观察与事实的反差，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持上述观察结论的人，观察立场发生了问题，其所期待的政治改革方向和目标，与中国的政治改革实践的实际追求之间出现了背离。事实上，中国的政治改革这些年来一直在往前走，对此一些西方观察家作为局外人反倒看得明白。

　　苏联解体后，美国斯坦福大学有一位国际问题研究员弗兰西斯 福山，是日裔美国人，写了一本书叫《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当时，他乐观地认为苏联的解体标志着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终局出现了，人类社会治理的最佳模式已经找到了，那就是美国模式；就这一点而言历史停止进步了，剩下的问题就是怎么推行美国式的自由民主治理模式。直至后来出现“9 11”、美国金融危机、欧债危机，出现这些危机之后他才改口。前不久他在英国《金融时报》网站上发表文章，题目就是《美国民主没什么可教给中国的》。在中国召开的人类未来的治理模式的研讨会上，他认为中国目前的体制相对于西方国家目前经历的危机，的确显示出成功之处，但他仍担心在问责制、法治、防范“坏皇帝”和可持续性等问题上，中国能不能同样成功。对此，与会专家用事实讲话，跟他进行了争辩。譬如说责任政府的建设。这些年来中国出现的各种各样的社会安全、生产安全事故，给人民生命财产带来损失，各级政府都有官员出来担责；而在美国，无论是“9 11”，还是金融危机，危及着这么多美国人的生活，却没有追诉政府官员的责任。又譬如说，国家最高权力平稳移交的制度机制建设。中国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建立起了各级领导人的任期制，不像从前、也不像前苏联以及现在中东一些国家，领导人一干就是几十年，生命到了终点，任职才到终点。邓小平同志提出建立领导人正常退休制度，这些年来经过长期实践已经成为党和国家政治生活准则。这都是实实在在的政治改革成果，都是在波澜不惊的情况下平稳实现的。

　　几十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成就当然远不止这些。如地方各级人大建立常委会，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自我完善。在1979年以前，只有全国人大有常委会，地方各级人大每年开完代表大会以后就散了，并没有一个常设机构行使对政府的监督权。1979年政治改革，地方各级人大建立常委会，这是一个重大的体制改革成果。意味着除了代表大会上代表可以实现对政府的监督，代表大会之后还有一支专门的职业化的队伍行使对政府的监督权。又比如文革后逐步恢复并完善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现在已经制度化、程序化，成为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种常态。“进海协商”，这是各民主党派中央经常用的一个词。中共中央出台重大的政策之前，总书记要亲自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的意见，把各民主党派中央的领导同志请到中南海去商量。依法治国也在逐步推进，正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在今年的全国人代会上，吴邦国委员长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这个宣告的意义在于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意味着依法治国的重点将向下一个阶段转移，将更加重视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我们常说改革就是自我完善。显然，要成功地实现自我完善，前提条件就是不能先失去了自我，就是先必须要对自己有信心，要弄清楚我是谁、我处在何方、我有哪些优势和力量，然后才能真正看清楚我需要做哪些调整和改变，并成功地实现这些调整和改变。这个道理，对一个人是如此，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同样如此。近十年来，世界局势发生了很多、很大的变化，美国“9 11”、世界金融危机、欧债危机，还有正在迅速演变的“阿拉伯之春”等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定，在新的全球化背景下，有效的国家治理需要有超出西方经验的新的政治模式，这是21世纪人类社会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在西方政治话语长期一统天下的僵化思想格局下，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实践及其积累的宝贵经验，无疑给世界留出了新的选项，或至少是更大的进化空间。我们需要重视和珍视这份宝贵的文化资源，像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所倡导的那样，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这不仅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所必需，也是人类社会进步事业活力之所在。

　　

　　网编：客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