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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柏坡时期，是中国革命的重大转折时期，中国共产党即将获得全国胜利，一个崭新的中国即将出现世人面前。当今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蒸蒸日上，一个开放而强大的中国正展现在世界面前。这是两个极其相似的时代，因为相似，我们就不能不想起毛泽东在西柏坡向全党发出的警告，越是革命胜利，越是事业兴旺，越是发展顺利，就越是需要警惕那些威胁我们事业的重大问题。开放条件下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就是当前我们特别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今天，我们纪念西柏坡岁月，弘扬西柏坡精神，应该充分挖掘西柏坡精神在当今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工作方面的特殊启发意义。

　　一、牢记警惕“糖弹”攻击的教诲，认清西方“捧杀”中国的本质意图，强化忧患意识，增强抵御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自觉性

　　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有一段发人深思的名言：“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这段话虽然已经发表60多年了，但是对于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工作却有着特殊的重要性。

　　过去一个时期，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到新世纪初，西方敌对势力为了遏制中国发展，提出了所谓的“中国威胁论”、“黄祸论”、“遏制中国论”、“中国崩溃论”等一系列论调，企图通过污蔑、攻击等手段妖魔化中国，败坏中国的国际形象，限制中国发展。

　　但是，近一个时期以来，西方在思想文化渗透方面改变了策略，转“棒杀”为“捧杀”。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实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即使那些长期试图西化、分化的境外敌对势力也不得不承认。特别是，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击碎了西方长期宣扬的制度优越性神话。在这种情况下，境外敌对势力转换手法，也为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大唱赞歌”，极力夸大和宣扬中国的发展成就，声称中国已经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是一个强大的发达国家。

　　面对这种吹捧，我国媒体界、思想界甚至意识形态主管部门，缺乏足够警惕，甚至跟着西方人影随声和，沾沾自喜，大肆宣扬，结果陷入到了西方所编制的“中国责任论”的陷阱。因为某些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这种捧，决不是真正的赞扬，而是要让中国承担自己不应该承担的责任。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上，一些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就是以此为借口，提出“中国责任论”，要中国承担发达国家才应该承担的义务，就是明证。

　　这就提醒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取得巨大成功的情况下，敌对势力对我渗透的方式、途径和内容也会发生重大变化。为此，我们必须始终树立忧患意识，时刻不能放松警惕，一定要明白，敌对势力对我西化、分化的政治图谋并没有改变，他们变换手法的目的就是更好地达到他们的目的，我们必须以高度自觉来抵御境外敌对势力的意识形态渗透。

　　二、发扬两个“敢于”精神，抵制思想领域中的“庸俗宽容论”，正确理解“意识形态不争论”方针，勇于批判错误和反动思想

　　“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西柏坡精神的重要内涵，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豪迈气魄。西柏坡时期，在力量尚弱于敌人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人就敢于进行战略决战，敢于去争取全国胜利。在尚未建立全国政权，国内外敌人还在围攻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人就敢于彻底反对同一切帝国主义势力决裂，敢于提出“中国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国主义者讨乞也能活下去，而且还将活得比帝国主义国家要好些。”这种敢于斗争的勇气，敢于胜利的气魄，对于有效抑制当前思想文化领域中的不良倾向有着特殊的鞭策作用。

　　在当今思想文化领域，“中庸主义”颇为流行，持中庸态度的“和事佬”往往成为意识形态主管部门的代表形象，对于错误思潮和反动言论，态度立场不鲜明，虽不支持但也不明确制止和反对。

　　由此，一种漫无原则的“庸俗宽容论”倾向蔓延不止。普世价值论、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新实用主义等一些明显具有错误倾向甚至反动倾向的思想盛行无阻，一些学术主管部门和思想宣传部门对此持壁上观态度，以致于主张这些错误思想的人不仅成为所谓的学术英雄、思想精英，在政治地位上、社会评价中处于优势状态。一些人正好抓住了这种庸俗宽容论和折衷主义的机会，故意与主流思想唱反调，以批评主流思想、批评改革开放甚至攻击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为进身之计，把自己打扮成为学术反叛的英雄，自称“学术良心的代表”。另一方面，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反倒呈现边缘化的趋势，马克思主义者的声音似乎成为理论界的“余数”。一些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对错误思想的批评似乎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只要有人对错误思想及其主张者提出质疑和批评，马上就会遭到这些思潮主张者甚至学术理论界的反攻，“批判者的资格”和“批评的合法性”成为批判者难以回避的一种质疑。批评者的批评被一些人看作是“对和谐社会的违背”，对当代文化主导方向的背反。这种极不正常的现象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警醒和反思。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应该发扬西柏坡时期两个敢于的精神，勇于同错误的、反动的思想作坚决斗争。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没有理由去低三下四，没有理由去束手束脚，没有理由去不负责任地听之任之。我们应该正确看待“意识形态不争论”的方针，在思想文化上不能搞大规模的群众性运动，但是也不能对错误和反动思想放任自流。意识形态领域必须确立明确的用人标准，把那些真正信仰马克思主义，敢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忠于党的事业的人放在意识形态主管领导的岗位，阻止意识形态领域的“好人主义”、“庸俗宽容论”。必须坚决反对和批判打着解放思想的口号反对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打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旗号否定共产党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多党制论调、宪政主义论调，打着思想多样化旗号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多元化、意识形态淡化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等。否则，就是放纵，就是不负责任。

　　三、弘扬两个“务必”精神，认清“普世价值”论的实质，坚定理想信念，自觉划清四个界限，增强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主动性

　　在全国革命即将胜利之际，毛泽东特别提醒全党同志，因为胜利，党内的居功自傲、停顿不前、贪图享乐的情绪，可能生长。因此，“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防止资产阶级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的侵袭，保持党的优良作风，坚定理想信念，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世界而努力奋斗。面对当前意识形态安全的复杂形势，尤其是所谓的“普世价值”论对一些群众和党员领导干部理想信念的冲击，我们特别需要牢记两个“务必”的精神宗旨，在重大问题上分清是非界限，增强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主动性。

　　长期以来，西方对我国意识形态渗透始终围绕着核心价值观这条主线来展开。为了传播和渗透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他们先后提出了一系列理论主张。一是共产主义邪恶论，刻意在理论上把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专制主义、极权政治等带有邪恶色彩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画等号，为在实践上颠覆社会主义价值观、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做准备。二是社会主义趋同论，提出人类文明趋同性理论，进而指出社会主义价值应该并且正在向以西方为代表的所谓人类共同文明价值观趋同，力图摧毁社会主义价值观的独立性价值。三是价值重估论，提出要重估共产主义信念是否合理，享乐主义价值观是否有罪，并进一步提出享乐无罪、快乐为本等观点，向我国思想文化界渗透，有的已经成为我国某些地方媒体的口号。

　　一个时期以来，核心价值观争夺上的激烈交锋莫过于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早在2005年，流亡美国的胡平就通过《简评中共民主白皮书》言论，以民主的所谓“普世价值”为武器，攻击否定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2007年秋天起，在某些报刊和网站媒体的推动下，“普世价值”观开始在国内扩散、传播。2008年以后，境内外一部分媒体又借“藏独”暴力事件、汶川地震抗震救灾、北京举办奥运会和纪念改革开放30年等重大事件借题发挥，集中炒作，以“普世价值”理论曲解民族分裂问题、抗震救灾精神、奥运口号及我国的改革取向。

　　“普世价值”论是一种在“去意识形态化”外衣下对西方式“自由民主”的宣扬，是抽象人性论思想的政治化表达，本质上是当代西方话语霸权、意识形态渗透的重要方式。然而，它却制造出许多迷雾。尤其是，“普世价值”论者恶意曲解我国领导人的讲话，妄称中国政治高层已明确表达出对“普世价值”的赞同，将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所取得的成就说成是“不断学习和实践人类普世价值”结果，试图用所谓的普世价值来取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社会舆论和人们思想中造成了极大混乱，误导了许多青年学生甚至党员领导干部。

　　面对普世价值论的泛滥，我们的某些媒体也为之鼓吹，而一些主管机构表示沉默，回避交锋，公开鲜明的批驳不足，缺乏统一果断的行动。其结果是，“反普”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孤立性话语，“普世价值”论者将主管部门的态度视为默许，气焰不降反升；迄今为止大多数人仍然认识混乱，思想未得到澄清，倡导、信奉和同情“普世价值”观的人们依然为数不少。而一些群众，甚至一些党员领导干部也表示支持普世价值，认为它代表了人类的共同信仰，表现出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动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不坚定。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不能不回想起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提醒，中国共产党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丢掉马克思主义的武器，不能丢掉党的优良作风，不能动摇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否则就很容易为资产阶级思想所征服，成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俘虏。为此，必须加快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引导广大党员、领导干部增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懈奋斗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筑牢思想防线，自觉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私有化和单一公有制的界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界限，坚决抵制各种错误思想影响，始终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提高抵御意识形态渗透、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主动性。

　　

　　网络编辑：客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