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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品质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和浩瀚的中国传统文化顺利完成交流、冲突、融合、发展的过程，实际上展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丰富的实践过程，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相互结合、鲜活有力、生机盎然的关系。

　　一、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土壤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具有世界性的科学理论，不同的民族文化都可以成为她扎根的土壤。马克思主义与各个国家的特点有机结合，与各个国家的民族文化传统有机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同样，马克思主义只有彻底脱去“外国衣服”，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之上，以中国文化作为其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前提，才能深扎于广袤的中国土地。毛泽东指出: “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这个结合的过程，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

　　但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要成为现实，两者相结合的过程显然不会那么顺利。毕竟，中国传统文化代表的是古代东方文明，马克思主义代表的是现代西方文明，两者相结合的过程，实质上是东西两大文化、古今两大文明结合、融合、磨合、整合的过程，是一项特别复杂的浩大工程。按常理来说，中国传统文化虽然博大精深，但其精华与糟粕共存，而且存在了几千年的民族文化，理应不是那么容易地接受现代文明。

　　实践证明，只有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才是适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生存和发展的文化土壤。回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国共产党一直在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之路。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 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形态的伟大创新; 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两大战略思想。中国之所以用了不算长的时间就成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并不断发展创新，有力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并没有水土不服，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也并不排斥，相反，两者之间实际上是互通、互容的。这充分说明马克思主义与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之间是有机统一的关系，其结合的条件充分、结合的方式巧妙，也证实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扎根的文化土壤确实符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存和发展的要求。

　　二、中国传统文化“精华”与西方哲学的相容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前提和有利条件

　　显然，并不是中国所有的传统文化都能与马克思主义有机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的消极因素不仅与马克思主义相左而且还排斥马克思主义，只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才能与马克思主义相容。所以，我们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才能甄别出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不仅是我们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还对世界文化的进步和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有着向整个世界文明输出自身价值的底蕴与能力。

　　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先驱的西方哲学，特别是18世纪法国哲学和19世纪德国哲学都曾受到过中国古代哲学的影响。被誉为“法兰西思想之王”的伏尔泰认为儒学是“理性宗教”的楷模，而中国人“是所有的人中最具理性的人”，盛赞中国传统文化。1756年，伏尔泰完成《论各民族精神与风俗》(简称《风俗论》) 这部史学著作，书中表现出对中国文明的强烈兴趣。伏尔泰指出，中国人在遥远的古代就已经相当先进，法律在别的国家用以治罪，而在中国则可以用来褒奖善行。

　　德国哲学的代表人物黑格尔曾研究过中国哲学，并明显受到中国古代道家“形而上”思想的影响。特别是他的辩证法思想中的“正反合”则受到了中国“阴阳合”辩证法思想的影响。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尔德•约瑟•汤因比在他的一部著作《人类与大地母亲》中，将人类未来的希望寄托在中华文明价值的复兴与普世化预期上。汤因比甚至认为，古代中国孔子哲学和墨子的道德观念，是我们医治人类面临困境的一条途径。日本当代哲学家、思想家池田大作在《展望21 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中，清晰论述了中华文明精神遗产的优秀资质，并预言今后中国是融合全人类的重要核心。

　　20世纪著名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罗素也对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价值作过研究，认为是一种睿智使中国得以延续至今，西方社会应当向中国学习某种沉思的智慧。

　　作为欧洲哲学的继承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影响。马克思在《国际述评( 一)》中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跟欧洲的社会主义像中国哲学跟黑格尔哲学一样具有共同点。”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本身就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中国思想的影响。另外，马克思曾专门研究过中国历史，中国传统哲学、大同社会等理念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互渗透和借鉴，充分说明中国传统文化“精华”与马克思主义是相容的。这种相容性，使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获得了成功。

　　三、中国传统文化的“通经致用”与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实践

　　从哲学思想与方法上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主要特征是“通经致用”，形成了实事求是、躬行践履的思想和学术价值取向; 从内容说，“通经致用”是一种面向现世、追求实用的理性主义，是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重要组成部分。通经致用观念在经学史以及思想史上的许多重大变革方面，都在不同程度上起到了推动作用。在“通经致用”这一实用理性指导之下，各种外来文化思潮或现象与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或相互排斥、或相互交流、或相互融合、或相互吸收的局面，但其深层次的价值取向都是“为我所用”。所以，从中国传统文化的“通经致用”的视角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不失为一种比较科学的研究途径。

　　通经致用是儒学核心价值观念之一，指通晓经术以达到实用目的，强调学术必须与现实相适应，为了现实社会的发展或改造而服务。通天人、合内外，就是这种特性的体现。儒家眼中的“致用”多指立德与立功，立德强调的是个人道德修养，立功强调的是经学对社会的政治干预。比如，董仲舒提出的独尊儒术的政治主张，是要解决政权合法性问题; 公孙弘提出的通经为吏的建议，是要解决行政技术问题，等等。

　　通经致用的说法来源于经学。经学是中国传统的主体学术，“君人南面之术”，即统治术。“历史表明，自从儒术独尊以后，中世纪中国占统治地位的经学，便以学随术变为主导取向。官方表彰的经传研究，总在追随权力取向，论证经义具有实践品格，所谓‘通经致用’是也。但‘通经’标榜的是阐明孔子的基本教义，所据经传又充斥着关于历史的矛盾陈述，要使其化作粉饰或辩护现行的‘君人南面之术’的信条，就要不断重新诠释之，人而在‘致用’上出现歧见与冲突，这当然不可避免。”纵观历史，随着西周的灭亡，人们不再崇信“天道”，逐步打破了“庶人不议”的观念，更加关注天下兴亡、治理国家、教化民众等方面，形成了“处士横议”的活跃风气，并产生了各种不同的学派。春秋时代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学者们便周游列国，为诸侯出谋划策，到战国时代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儒家的仁政思想、孟子的古代民主思想、道家的辩证法、墨家的科学思想、法家的唯物思想、兵家的军事思想等等，都提出了他们的治国之道、强国之路，充分体现了致用价值的追求。可以说，中国学术的发轫，就是一种强烈的救世主义情结的结果。

　　经学史上，清代中后期重振的公羊学派，在晚清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当时中国学术中的主流学派。笔者认为，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把公羊学派的励精图治、变法革新看作是经学圆满终结。公羊学派是儒家经学中专门研究和传承《春秋公羊传》的一个学说，属于今经学内部最重要的一个分支学派。鸦片战争爆发前后，龚自珍、魏源打出“公羊学”旗号，把“公羊学”研究与经世、救亡、图存的政治目的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借经学议政事、改风俗、思人才、正学术，强调自强不息、破旧立新的精神。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大多数进步思想家把现实社会与变革实践作为研究对象。他们的思想特点和学术风格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强调实践、务实和“变异”。康有为、梁启超等就是利用“公羊学”的“三世”、“托古改制”等学说，作为其维新变法的理论依据。正是这种近代本土的实学思潮和变易精神，使中国的知识分子中的先知先觉者们易于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关于唯物主义世界观和辩证方法论。

　　从先秦到晚清时期，经学历经2000多年的风雨，其间，无数知名学派经历了从兴起至兴盛、从返潮至衰亡的过程，但经学始终在中国传统文化长河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并派生出无数学派分支，最后又得以圆满终结。经学为何能如此源远流长? 关键是经学可以学随术变、经世致用、救亡图存、修齐治平，深刻反映了中国文化的民族性。尽管歧义叠出，但经学在实用主义精神的推动下，近代“中体西用”的口号能付诸实施，中国文化才可以不断地与其他学派和文化进行交流、汇通、融合，不断形成新的、符合时代要求的学术形态。

　　著名哲学家李泽厚曾把这种重视实用的民族思维方式概括为“实用理性”，认为实用理性或实践理性已经“构成儒学甚至中国整个文化心理的一个重要的民族特征”。他说:“在今日，要想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应该重视的倒是实用理性，去研究它，进行转换性的创造。一方面，坚持和发扬那种重视经验、历史和效果的‘冷静合理、现实主义的’思维方式，并以此将道德与政治明确地区分开来。另一方面，保持和发展实用理性中那种乐观而韧性的人生态度，去重建那超越伦理的准宗教的心灵境界。”

　　与中国传统文化“通经致用”一样，马克思主义同样是理性主义的代表，始终散发着理性主义的光芒。马克思主义是在19世纪欧洲重大社会科学成果的基础上创立的，并在同各国工人运动和革命斗争的实践中不断地丰富、发展和完善的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其主要特征是科学性和革命性相结合、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统一。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一项成果，就是第一次把实践提升为哲学的根本原则，转化为哲学的思维方式，强调从实践出发，以能动性方式去反观、透视和理解现存世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任务规定为解答实践活动中的人与世界、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的关系，从而创立了以实践为核心和基础的崭新形态的现代唯物主义，为改变世界提供了方法论，体现了强烈的现实主义科学的倾向。马克思主义关于实践的哲学，一方面极度重视实践，强调实践出真知，从实践的高度理解哲学; 另一方面通过实践验证哲学，从哲学的高度再次理解实践，不断丰富、完善实践概念和实践观，形成了“改造世界”的理论。

　　显而易见，中国传统文化“通经致用”和马克思主义追求理性、重视实践，两者在理论的实用性上是一致的，所以才能够比较容易地相互接受、沟通、吸收、融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够深扎于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土壤中，中国传统文化也就能够顺其自然地将马克思主义为我所用，完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几次飞跃，顺利地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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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客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