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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观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进入新世纪以来，以胡锦涛为首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敏锐地洞察到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在深入分析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认真总结我国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一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发展的目的、本质、内涵和要求的总体性看法和基本观点。它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又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
一、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问题的基本观点
列宁曾称马克思主义为“最完备最深刻最无片面性的关于发展的学说”，[1]并指出：“这个方法把社会看作处在不断发展中的活的机体，要研究这个机体，就必须客观地分析组成该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研究该社会形态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2]恩格斯也明确指出：唯物史观就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3]因此，在某种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就是以研究发展特别是经济社会发展为主题的理论体系。其关于发展问题的基本观点，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关于世界发展的一般规律、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原理和关于人的发展和解放的学说。
1、关于世界发展的一般规律。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是以物质为本原的、普遍联系的有机整体。联系就是事物之间以及事物内部各个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的关系，亦即事物的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事物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构成了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矛盾的普遍性决定了世界运动的永恒性和发展的无限性。因此，发展不仅是自然界的永恒主题，也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发展的实质是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正如恩格斯所言：“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同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一样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在这种变化中，尽管有种种表面的偶然性，尽管有种种暂时的倒退，前进的发展终究会实现。”[4]
2、关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有客观规律所决定的自然历史过程。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5]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所构成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推动社会形态由低级到高级不断演进和更替。“人们在发展其生产力时，即在生活时，也发展着一定的相互关系；这些关系的性质必然随着这些生产力的改变和发展而改变。”[6]不仅如此，马克思、恩格斯在阐述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时还提出，除了物质生产、社会关系的生产外，还有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思想、观念、意识等精神产品的生产，以及“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繁殖，即人口生产。[7]这充分表明马克思主义所说的社会发展，决不是单一的生产力发展，而是包括人、精神、文化、社会关系在内的全面发展。
此外，马克思还特别论述了当代人和后代人的关系问题。他认为，私有制条件下对土地进行的野蛮掠夺以及农业生产的盲目发展，必然导致土地枯竭和生态危机。他设想，未来社会应首倡资源节约型的发展模式，以克服近代资本主义资源高消耗、生活高消费的弊端。在《自然辩证法》的《自然界和社会》部分，恩格斯也鲜明地表达了人与自然应该和谐相处的思想：“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因此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决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相反，我们连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
3、关于人的发展和解放。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形态的更替、演进与人自身的发展、解放，是一个相互关联的统一历史过程。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他强调了环境发展、人的活动发展与人本身的自我发展的一致性，并指出革命实践是这三者统一的物质基础。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以人的发展程度为依据，提出了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三个阶段学说。其基本观点是：人的依赖关系，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8]“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这是马克思关于现代性与公民社会的经典表述。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第二个阶段，即“物的依赖性”的市场社会与“人的独立性”的公民社会，是从“人的依赖关系”的野蛮时代过渡到“自由个性”、“全面发展”的未来理想社会的桥梁和中介。而马克思所说的以自由个性为特征的未来理想社会，就是共产主义社会。1894年恩格斯在写给卡内帕的信中明确指出，最能体现共产主义社会本质的是《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经典概括：“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9]
这些基本观点，在广义上，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最一般规律，赋予人们研究发展问题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在狭义上，对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本质、内涵、途径做出了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阐释。它反映着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基本精神，是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之基、思想之源。
二、科学发展观提出的时代背景与现实依据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开放性的理论体系，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进程。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科学发展观，它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继承和运用，也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当前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突出问题的回应和解答。
1、科学发展观准确把握世界发展形势、汲取了当代最新的发展理念。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以GDP为核心的发展观成为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指导思想。这种发展观，把工业化作为现代化的中心内容，把经济增长等同于社会发展，把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作为衡量发展的首要标准。在这种发展观的指导下，人类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奇迹，同时也出现了分配不公、社会动荡、环境恶化、资源枯竭等一系列严重问题。学术界把这种状况称为“增长的极限”、“有增长无发展”。面对这些问题，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人们对发展有了新的认识。联合国在1971——1980年的发展报告中指出：社会结构的变迁以及福利设施的改善，与经济增长同等重要。1980年3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首次提出了可持续发展观，并作出了明确阐释：“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的需求，又不对后代满足其需求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1998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发展经济学家A•K•森，提出了以人为中心的自由发展观，强调以人为主体，以制度为载体，建立一个自主选择、机会均等、福利均衡、安全透明的发展模式。科学发展观正是在汲取世界各国发展经验教训、批判地吸收、借鉴国外发展理论有益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2、科学发展观适应我国发展新阶段、新任务的要求，是对当前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的科学回应。二十世纪末，我国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开始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在这一新的阶段，党和国家面临的新任务，是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与这一新任务的要求相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还存在着一些比较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如：国民经济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能源、资源、环境的压力增大；农村基础设施依旧十分薄弱，解决好“三农”问题仍然任重道远；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就业、医疗、上学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问题亟待解决；区域、城乡、经济社会的发展不平衡现象比较显著，统筹协调的要求更高等等。可见，这一阶段，既是一个可以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也是一个风险较高的矛盾凸显期。要建设经济更加发展、政治更加民主、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生活更加殷实的小康社会，就要求从过去那种偏重于GDP增长、偏重于解决温饱、偏重于东部沿海地区发展的发展观，转变到更加注重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更加注重区域平衡和城乡协调、更加注重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发展观上来。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以及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有着直接的、内在的联系。
3、科学发展观是对“非典”疫情教训的深刻总结。2003年春的“非典”疫情，凸显了公共安全体系的脆弱和卫生基础设施的严重滞后，暴露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严重失衡，引起了新一届中央政府对发展思路、发展模式的深刻反思。7月28日，胡锦涛在全面防治非典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更好地坚持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9月30日，温家宝进一步指出：抗击非典斗争的最重要启示，就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整个现代化进程中，必须坚持统筹兼顾，保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必须坚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实现可持续发展。在11月24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胡锦涛首次提出：全面贯彻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必须树立和落实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从此，科学发展观一词被党的会议和文件广泛使用。2004年2月，温家宝在中央党校发表讲话，把科学发展观称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根本指针。”可见，科学发展观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和政府的工作方针，是在总结“非典”疫情教训的基础上，逐步确立起来的。
三、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科学发展观这一重大战略思想，用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表明我们党在理论的自觉性和实践的主动性上达到了崭新的高度，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1、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方法论和价值观的集中体现。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以人为本，即以人民群众为本。坚持以人为本，把人民群众作为推动发展的主体和基本力量，以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为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普惠人民，反对脱离或违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来谈发展。这些思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是历史发展的主体、是历史创造者的历史观和价值观。科学发展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紧紧抓住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这一中心环节，把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首要任务，将发展视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用发展的办法来解决前进中的矛盾和问题，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和最终决定因素的观点。科学发展观强调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系统观的整体性、统一性思想。科学发展观注重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事物之间普遍联系的观点。科学发展观坚持可持续发展，强调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更加注重保护生态环境，保证资源的永续利用和子孙后代的永续发展，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地理环境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物质生活条件的理论观点。由此可见，科学发展观直接继承和弘扬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学说，特别是它的社会发展观，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推进开辟了更加广阔的思路和视野，提升到了时代的新境界。
2、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创新和发展。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历史阶段，我们党还面临着诸多需要认真研究、回答和解决的复杂矛盾和问题，如：粗放型的增长方式还没有根本转变，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能力尚亟待提高，资源、环境压力增大，如何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经济市场化转型日益加剧，但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机制性障碍仍很顽固，深层次的矛盾不断暴露，体制创新任务艰巨，如何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社会结构、组织形式已发生深刻变化，人们的自主性、流动性、差异性和多变性明显增强，社会管理出现了一系列新问题，如何增强人民内部的团结和社会和谐？对外开放的领域、范围不断拓宽和扩大，国际竞争日益激烈，如何应对和化解外来风险与挑战？如果不能科学回答和解决这些问题，党就不能胜任自己所肩负的伟大历史使命。
科学发展观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紧密结合当代中国实际，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坚持以经济建设为核心，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思想；坚持“五个统筹”，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的思想；坚持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永续发展道路的思想；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构建和谐世界的思想；坚持发展、改革、稳定相统一，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和改革措施的协调性的思想；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推进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思想；坚持做好“三农”工作，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思想；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最广泛地调动积极因素的思想，等等。这些重要观点，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深刻总结实践中的新鲜经验，对发展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做出了符合实际的科学论断，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
3、科学发展观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延伸。
在实践探索的基础上，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又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不断推进实践探索，这种理论与实践的相互促进，构成了当代中国历史进步的鲜明特征。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不断深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这既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的根本保证，也是马克思主义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的关键所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历史过程，其实质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10]在这一历史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具体化为带有中国民族特性、气派和作风的理论成果，亦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改革开放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时代主题的不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也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作为不同历史阶段实践经验和理论创新成果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也随之呈现出与时俱进的发展特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分别代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不同阶段的理论成果，它们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如果说，没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指导，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没有邓小平理论的正确指导，就没有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开辟，那么，要使中国在新世纪、新阶段发展得又好又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也就同样必须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
毛泽东曾深刻指出：真正的革命的指导者，不但在于当自己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有错误时须得善于改正，而且在于当某一客观进程已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推移转变的时候，须得善于使自己和参加革命的一切人员在主观认识上也跟着推移转变，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11]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和形成，生动验证了这个真理。中国共产党人开辟和坚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中国的发展。科学发展观是在中国的客观历史进程“推移”到新世纪、新阶段的条件下，作为指导者的中国共产党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在主观认识上也跟着推移转变”的结果。它既体现着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实际的结合，也反映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延伸。
参考文献
[1]《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版，第310页。
[2]《列宁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版，第32页。
[3][4][6][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版，第241、244、536、731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版，第33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版，第80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人民出版社1995版，第108页。
[10]《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版，第534页。
[11]《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版，第294页。
作者简介 刘明华，1966年生，男，山东曹县人，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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