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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是十月革命爆发100周年，纪念十月革命意义重大。因为时间过得越久，这场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意义越是彰显出来。

一、十月革命道路具有普遍意义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于中国人民来说，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是没有异议的。毛泽东明确指出：俄国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十月革命“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这个“新纪元”，就是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按照1957年《莫斯科宣言》的提法，就是进入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中国人民对十月革命怀有深厚的感情，因为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民一直在探寻救国的道路，努力向西方学习，但始终无法成功。正当人们彷徨、迷茫，找不到出路的时候，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面貌才焕然一新，中国人“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从此，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中取得了伟大成就。“走俄国人的路”，就是走十月革命道路。事实证明，这条路是走对了。

但是改革开放以来，有人怀疑十月革命道路的正确性，他们把我国的改革理解为“去苏联化”，改革就是与苏联对着干，凡是苏联干的，都是错的，都要改。有的观点甚至认为，必须彻底否定斯大林模式(也就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否定得越彻底越好，并且列举了一系列中国实行的与苏联不一样的做法，以此证明改革就是抛弃“俄国人的路”，即十月革命道路。至于中国与苏联共同的东西却一概不提，例如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专政，公有制、按劳分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等，其实这才是最重要的、本质的东西。还有观点赤裸裸地提出，我国一开始提出“走俄国人的路”，就背离了“人类文明的正道”，这是历史的迷误，改革就是“去苏联化”，扭转方向走上英美资本主义道路。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东剧变，苏联、东欧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复辟了资本主义，世界社会主义跌入低潮，一大批人(包括一些党员甚至领导干部)患上了“低潮综合症”，丧失了社会主义的信念，怀疑和否定十月革命道路成了相当普遍的认识。他们认为，十月革命的故乡都放弃了十月革命道路，我们还能走这条道路吗?在这种氛围下，人们不再纪念十月革命了。这是不应该出现的现象。

十月革命是永远值得纪念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学说，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矛盾的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阐述了取代资本主义的新社会制度的基本轮廓。但这还只是科学的预见，只是一种理想。十月革命使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在俄国付诸实施，按照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在世界上第一次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也从一种理想变成了现实，整个世界的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十月革命道路的本质就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它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中国共产党在酝酿写作批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观点的文章时，强调“每个国家都有它的具体的发展道路，但从基本原理来说，都离不开并且都必须遵循十月革命的普遍规律。一切修正主义者所提出的修正意见，正是要否定这些基本经验、普遍规律和共同道路”。十月革命道路是人类社会发展特定阶段的普遍规律，是任何国家都必须遵循的，任何国家都要走十月革命道路，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背离十月革命道路，必然葬送社会主义事业。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失败证明了这一点。

在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作斗争时，中国共产党对所有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途径有一个经典的表述：“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有共同的基本规律。但是在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中间，又存在着千差万别的特点。因此，每个民族都经历着阶级斗争，并且最后都将沿着基本点相同、具体形式各有不同的道路，走向共产主义。”这个“共同的基本规律”，这个共同的“基本点”，就是十月革命道路。

中国共产党八大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把我们的事业看作是十月革命的继续，其根据就在这里。这就是我们一定要捍卫十月革命道路的道理，也是我们要纪念十月革命的缘由。

在苏联已经复辟资本主义、我国正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背景下，谈论十月革命道路有没有普遍意义的问题，也就是十月革命道路灵不灵的问题，主要同以下三个问题有关：一是如何评价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是十月革命道路的第一个结晶，如果说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失败的，必须否定，那就谈不上十月革命道路的意义了;二是如何分析苏联向资本主义演变的原因，如果说“十月革命的结晶”——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必然走向资本主义复辟，那十月革命道路就是错误的，毫无意义;三是如何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十月革命道路的关系，如果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十月革命道路没有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之外的一个“独立形态的社会主义”，那么也就谈不上十月革命的普遍意义了。

二、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应该“三七开”，成绩是基本的，问题是第二位的

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形成一开始，围绕如何评价这一模式的问题，就一直存在着争论。十月革命刚刚取得胜利，帝国主义就感到了苏联社会主义的威胁，他们发动了十四国武装干涉，力图把年轻的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里。随后，希特勒的法西斯德国又挟大半个欧洲的实力对苏联发动进攻。军事干涉失败后，帝国主义就开始推行和平演变的战略。他们对苏联展开了强大的意识形态攻势，各种歪曲、诬蔑、攻击的言论层出不穷。他们利用从苏联叛逃出去的人撰写各种材料，抹黑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连篇累牍，不胜枚举。这是由他们的阶级立场决定的，很好理解，期望他们赞扬苏联社会主义，比登天还难。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有两次否定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高潮。

一是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这实际上也就是全盘否定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因为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斯大林参与创立的，而且是在斯大林领导下定型和发展起来的。这个秘密报告，引发了世界范围内反苏反共的浪潮，社会主义阵营还发生了波匈事件。

对此，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挺身而出，接连写了两篇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全面分析了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科学评价了斯大林的功过是非，回击了敌对势力的进攻，稳定了大局。这两篇文章力挽狂澜，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我们应该十分重视当时毛泽东的分析方法和结论，他关于苏联问题的观点是得到一致赞同的，是全党智慧的结晶。现今讨论苏联问题，仍然应该以这两篇文章的思想为指导。把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分析斥之为“左”，嗤之以鼻，是不严肃、不慎重的。

二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戈尔巴乔夫推行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他打着改革的旗号，攻击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扭曲了社会主义，搞的是“专制社会主义”，已经遭到了“战略性失败”。戈尔巴乔夫提出，必须根本改变社会制度，要炸毁过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一切。同赫鲁晓夫相比，戈尔巴乔夫在否定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方面走得更远了，在他的领导下，当时苏联形成了一种氛围：谁咒骂社会主义，他就是改革派，骂得越凶，越得到赞扬。如果坚持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作实事求是的分析，那就是保守派，是“社会主义守灵人”，就要受到批判、围攻。列宁格勒工学院的安德烈耶娃文章的遭遇就是一个典型。这次否定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浪潮的后果更为严重了：苏维埃政权、无产阶级专政遭到颠覆，社会制度从社会主义演变成为资本主义，苏联解体，苏共亡党，生产大幅度下降，人民生活迅速恶化，国际地位降到二流、三流的水平。戈尔巴乔夫否定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思想对中国的某些人产生了很大影响，至今也没有完全消除。我们国内某些人谈论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时，基本上照搬戈尔巴乔夫的观点和逻辑，甚至连用语都一样。

那么应该怎样评价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呢?

我们是唯物主义者，分析问题当然要从客观事实，而非主观想象出发。这似乎是常识，不需要强调。然而，在评价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时，却经常有人罔顾事实，制造了不少谎言、谣言。据美国学者格雷弗考证，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的反斯大林秘密报告，就是由61个谎言组成的，许多攻击斯大林的东西，完全不符合实际。攻击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最有力的根据莫过于肃反扩大化了，这最容易俘获人们的同情心。有人凭借想象，把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描绘成恐怖专横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人人自危，“战战兢兢、唯唯诺诺”，其依据就是肃反杀了5000万人。这个数字怎么来的?最早也许是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里讲的，但他并没有提出什么根据，只是当时从反共、反斯大林的狂热出发编造出来的。当然这个数字最符合西方的需要了，所以一出来，就被他们利用了，到处添油加醋地宣传，时任美国国家安全助理的布热津斯基在《大失败》一书中把它概括成“五千万冤魂”。这位大人物一说，就算定论了。谈到这个问题时有不少观点往往引用布热津斯基的材料得出结论：苏联是“疯子国家”。然而这个说法也太离谱了，违背了常识。20世纪30年代初，苏联人口是1.6亿，如果冤杀了5000万人的话，那3个多人中就有1个人被杀，这能做得到吗?按照这个说法，苏联战前人口也就只剩下1亿左右了。可是战争爆发前夜的苏联人口是1.9亿人，这多出的近9000万人是哪儿来的呢?可见，所谓“五千万冤魂”纯属虚构。

究竟苏联肃反扩大化错杀了多少人，至今没有权威的统计。时隔多年，恐怕也很难统计清楚了。但我们可以从肃反总的数据看出大体的轮廓。据1954年苏联内务部起草的给赫鲁晓夫的报告，1921年至1954年期间，因反革命罪判处了3777380人，其中判处死刑的642980人，判处25年以下劳改和监禁的2369220人，判处流放和驱逐出境的765180人。被判反革命罪的人，多少是罪有应得，多少是错判的，该报告没有分析。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又成立了先后以索洛缅采夫和雅科夫列夫为首的清查委员会进行复查，最后确定，从1917年到1990年因反革命罪而判刑的有3853900人，其中被处死刑的有827995人。想来，作为戈尔巴乔夫的得力助手，坚决反对共产主义的雅科夫列夫是不会有意减少这一数字的。

应科学分析斯大林的肃反问题，从中吸取教训。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做的。20世纪60年代初，针对赫鲁晓夫借肃反问题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做法，中共曾经指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苏联肃反是完全必要的，但“斯大林的个人专断的工作方法，曾经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苏联党的生活中和国家制度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破坏了一部分社会主义法制。由于斯大林在许多工作中严重地脱离群众，个人专断地决定许多重大政策，因而就不可避免地要犯严重的错误。……斯大林在肃反工作中，在一方面，惩办了很多必须惩办的反革命分子，基本完成了这条战线上的任务，但是，在另一方面，却冤枉了许多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和善良的公民，造成了严重的损失”。[5]这一分析是符合实际的。实事求是地说，如果没有肃反，希特勒的法西斯德国进攻的时候，有国内“第五纵队”配合，卫国战争要艰难得多。

即使从事实出发，也不见得能得出正确的结论，还需要有正确的分析方法。社会现象是复杂的，社会发展充满了矛盾，可以为某个结论找到任何数量的材料。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涉及各个方面，情况那么复杂，时间又比较长，要找点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犯错误的材料是不难的。有人在讨论时喜欢讲“真相”，从档案里拋出一些材料，似乎就把人镇住了。其实，光凭一些材料，没有正确的方法，很容易变成“瞎子摸象”，“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正确的方法应该是：第一，要全面分析，既看到错误，也看到成绩，不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第二，要分清主流和支流。这就需要像列宁指出的那样把握总体性、基础性的材料，能够反映事物本质的材料。

对于总体性和基础性材料，我们不能不承认两个基本事实：第一，沙俄原来是十分落后的国家，1913年(沙俄经济最好的年份)俄国的工业总产值只及美国的6.9%，英国的22%，在世界上排列第五位。经过7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到1983年戈尔巴乔夫上台时，苏联工业总产值相当于美国的80%，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超级大国。这一成就，连以反共著称的丘吉尔也不得不佩服。他在斯大林去世时说，斯大林接手的是马拉犁的落后农业国，他离去的时候苏联已经成为拥有原子弹的强大工业国。这一成就还是在苏联遭到两次世界大战严重破坏下取得的，如果没有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很难实现的。

第二，1941年，希特勒的法西斯德国挟大半个欧洲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进攻苏联，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苏联人民在共产党和斯大林的领导下，依靠社会主义制度，团结一致，英勇抗敌，取得了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如果像某些人描述的那样，在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人人自危、“战战兢兢”、终日惶恐，岂能战胜强大的法西斯德国?

我们并不否认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犯过许多错误，苏联的制度也有许多弊病。但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没有前鉴，一切都要自己探索。苏联这样的大国，情况复杂，又在帝国主义包围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环境险恶，任务紧迫，犯一些错误是难以避免的。对这些错误、弊病，我们应该怎么分析呢?

第一，要摆正位置。在苏联社会主义实践历史中，相对于成绩，错误和弊病是第二位的。针对1956年出现的反苏反共浪潮，毛泽东明确指出：“因为苏联发生了一些错误，这方面讲得多了，吹得多了，似乎那种错误不得了，这种观察是不妥的。任何一个民族，不可能不犯错误，何况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历史又那么长久，不发生错误是不可能的。苏联发生的错误，像斯大林的错误，它的位置是什么呢?是部分性质的，暂时性质的。虽然听说有些什么东西有二十年了，但总是暂时的、部分的，是可以纠正的。苏联那个主流，那个主要方面，那个大多数，是正确的。俄国产生了列宁主义，经过十月革命变成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建设了社会主义，打败了法西斯，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工业国。它有许多东西我们可以学。……所以，要加以分析。我们说过，对斯大林要三七开。他们的主要的、大量的东西，是好的，有用的;部分的东西是错误的。”“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这就是基本结论。这一结论是科学的，经得起实践检验的。

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这一结论。苏东剧变以后，在谈到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时，我们仍然坚持毛泽东的判断。1993年7月5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在省市委政研室主任会议上指出：“前苏联的乱，实质是先把思想搞乱了。他们把斯大林这把刀子丢了，我们对斯大林的评价是功大于过，前苏联对斯大林的否定引起了全面的思想混乱。”“功大于过”，基本意思还是“三七开”。全盘否定斯大林，才导致苏联的动乱。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形势下，再一次肯定了毛泽东的这一判断。2013年1月5日，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培训班上谈到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时，明确指出：“苏联模式的形成，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巩固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曾经起到了重要作用，促进了苏联经济和整个社会生活的快速发展，也为苏联军民夺取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还多次谈到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危害，指出，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斯大林，一路否下去，一夜之间就会“城头变幻大王旗”。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虚无主义是苏联亡党亡国的重要原因。

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分析和判断是一以贯之的，基本精神是“三七开”，成绩是第一位的，问题是第二位的，反对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采取全盘否定的历史虚无主义态度。

第二，要分析产生错误的根源，研究纠正错误的办法。毛泽东在分析这个问题时，严格地把基本制度与具体制度(即具体体制、运行机制)区分开来。苏联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政治上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专政，经济上公有制、按劳分配，思想上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等)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是正确的，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持，决不能否定;具体制度则要具体分析。有的是正确的，我们应当学习和坚持;有的只适合苏联的国情，不能照搬到国情不同的其他国家去;有的在苏联条件下也是错误的，必须扬弃。更多的情况是，有的具体制度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是必要的，但随着条件的变化不再符合社会发展需要了，必须及时进行改革。总的来说，有对有错，既不能完全肯定，也不能完全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中所犯的错误，并不是基本制度，而是具体制度层面导致的。因此，纠正错误不是要否定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只是要求对具体制度进行改革，调整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方针政策，改进工作作风。

第三，对待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应该有一个正确态度，不应简单地加以指责、嘲笑，而应总结教训，以便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历史上的社会主义实践，无论是正确的经验，还是错误的教训，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宝贵的财富，都为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革命和建设提供了丰富的借鉴材料。我们是在前人经验基础上推进社会主义实践的。列宁曾经严肃批评那种“对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缺点采取讥笑(或幸灾乐祸)态度”的人，说他们是“除了维护资本主义的人以外，就只有那些毫无头脑的人了”。毛泽东一再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谁也不能避免犯错。人们的主观认识总是有局限性的，不可能同客观实际完全一致。重要的是总结经验，纠正错误，继续前进。因此，利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些失误就轻易地将其贬之为“失败”，予以否定和咒骂，这不是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态度。

有的观点以“为苏联模式辩护”为由，否认实事求是的分析态度和方法，否认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但问题是，为苏联社会主义辩护何错之有?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站出来为斯大林辩护，就是理直气壮的。那时满世界都在批判“斯大林主义”，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我们明确表态说：“如果一定要说什么‘斯大林主义’的话，就只能说，首先，它是共产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主要的一面;其次，它包含一些极为严重的，必须彻底纠正的、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我们为斯大林的正确方面辩护，就是为社会主义辩护，为无产阶级专政辩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辩护。现今，面对全盘否定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浪潮，我们为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正确方面(这是主要的方面)辩护，也应该是理直气壮的，这是为十月革命道路辩护，为社会主义辩护，是不输理的。

三、苏联向资本主义演变，是背离十月革命道路的恶果

在当前条件下，讨论十月革命有没有意义、十月革命道路对不对，往往与分析苏联向资本主义演变这一历史性事件联系在一起。有观点认为，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在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这种模式必然引发政治动乱，导致资本主义复辟。按照这种看法，十月革命道路就是错误的，毫无意义。

上文论及，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应该“三七开”，成绩是主要的，问题是第二位的。苏联的基本制度是正确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弊病和错误是在具体制度的环节上出现的，它表明了改革的必要性，不能证明社会主义失败的必然性。中国共产党一再表示，苏联发生剧变的根本原因是，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联共产党领导集体放弃了十月革命道路，抛弃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推行了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

1991年12月，苏联解体在即，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指出，苏联东欧的变化，并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放弃社会主义道路的结果，证明了民主社会主义的破产。这就是说，苏东剧变不是科学社会主义引起的，不是十月革命道路的错，而是放弃科学社会主义、背离十月革命道路的恶果，是搞民主社会主义导致的。

1993年8月，江泽民在使节会议上讲话指出，东欧演变、苏联解体，说到底，是因为执政的共产党出了问题，背弃了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不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共产主义的目标、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因此才导致政治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的错误。

1998年12月，江泽民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指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戈尔巴乔夫手里搞垮了。苏联的基础设施、工业基础都比较雄厚，资源丰富，人民的文化素质也是高的，但眼看着解体了，搞成今天这个样子，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戈尔巴乔夫背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包括取消党的领导、抛弃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教训十分深刻!

2001年4月2日，江泽民在全国社会治安工作会议上进一步阐述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原因，指出其中最重要的教训是，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放弃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结果使得已经相当严重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最终酿成了制度剧变、国家解体的历史悲剧。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解体，戈尔巴乔夫是难逃历史责任的。由于苏共放弃了上述对社会主义制度来说生死攸关的东西，苏联就被葬送了。

从这些讲话中无论如何得不出“苏联向资本主义演变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引起的”这一结论，与之相反，苏联演变恰恰是放弃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中所体现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结果。苏联演变的悲剧，不能证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恰恰证明了背弃十月革命道路会造成什么样的严重后果。

苏联放弃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背离十月革命道路，集中体现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上。改革是一个好字眼。社会主义是存在矛盾的，必须通过改革解决矛盾，推动社会主义发展。不改革，社会主义就容易僵化停滞。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改革都是正确的，关键是改什么、想改成什么样子，也就是正确认识改革的对象和目标。不同路线指导下，改革的性质完全不一样。社会主义国家不仅要讲改革，更重要的是要研究按照什么路线改革、朝什么方向改革。

我们来看一看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吧。

戈尔巴乔夫提出，苏联社会主义模式遭到了“战略性失败”，原因是它存在“三垄断”：政治上，共产党处于领导地位，这是政治垄断，不民主，排除了其他政党掌握政权的可能;经济上，公有制占统治地位，这是经济垄断，排除了人们选择其他所有制的可能;思想上，马克思主义占指导地位，这是思想垄断，排除了吸收先进文化的可能。“三垄断”导致“三异化”：政治垄断导致人与政治、政权的异化，经济垄断导致人与财产、所有制的异化，思想垄断导致人与文化的异化。改革就是消除垄断、克服异化，这完全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思路。按照这个思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政治上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实行多党制、议会民主、轮流执政;经济上取消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实行私有化，恢复资本主义私有制;思想上取消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实行指导思想多元化。他所谴责的、要改变的正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要抛弃的正是十月革命道路。经过短短6年时间的改革，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就瓦解了，很快就恢复了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最终导致苏共亡党、苏联亡国的悲惨结局。背弃十月革命道路的严重后果，从反面证明了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十月革命道路是一条光明大道，是正确的，背弃不得。

值得注意的是，国内某些完全否定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主张我国改革应该是“去苏联化”的观点，其依据和戈尔巴乔夫一样，也是谴责“三垄断”，进而要求根本改变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他们借着批判苏联来表达自己对中国问题的看法。例如，他们要求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在中国，碍着党章、宪法，不好直截了当地说，于是就借着苏联问题来说，猛批苏联的共产党领导是政治垄断，不民主，导致苏联垮台。言外之意，中国也必须放弃共产党的领导，否则也要垮台。针对这种方法和观点，我们应该保持高度警惕。

总结苏联向资本主义演变的教训，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走十月革命道路，毫不动摇地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这个普遍规律是违背不得的。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十月革命的继续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十八大都有这样一个表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中国具体国情和时代特点而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这就是说，从本质上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科学社会主义，就是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只是在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具体实现形式层次上，即十月革命道路的具体实施层次上，才具有中国特色。科学社会主义、十月革命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子”和“源头”，这是社会主义的共同规律，是社会主义的共性。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在当前中国具体条件下怎么实现，十月革命道路在中国条件下怎么走，必须结合中国实际进行探索，在这个层次上具有中国特色，与其他国家不同，这是社会主义的特殊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社会主义的共性与特殊性的结合。固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十月革命道路的继续和发展。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也就是十月革命道路)的关系问题上，显然有不同看法。有的观点试图割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十月革命道路的联系。有的观点甚至提出，当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特点是社会主义多样化，除了科学社会主义之外，有影响的社会主义流派有民主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民族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类观点错误百出。

第一，社会主义这个概念一出现，不同阶级就赋予它不同的内涵，就有各种社会主义流派。《共产党宣言》里就批判过封建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以及工人阶级不成熟阶段的空想社会主义。“多样化”并不是当今时代社会主义运动特有的，早已有之。不能把多样化看作当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独有特征。

第二，更应强调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科学社会主义之外的一个流派，并非同民主社会主义相并列。科学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棵大树的根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当前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结晶。离开了科学社会主义，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他为社会主义确定了一个判断标准：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才是社会主义;丢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就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工人阶级获得解放的制度。它不是一个标签，不是自己说是社会主义就真的是社会主义了。只有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才能叫社会主义，否定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尽管自称是社会主义，也是假冒的社会主义。例如民主社会主义，它只是要求对资本主义作点改良，如果一定要叫什么社会主义，那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像西方学者说的那样是什么“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正是因为我们始终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始终坚持十月革命道路。

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并没有原则意义的事情上，有的观点大做文章，认为这表明我们“不满足于有中国特色了”，而要成为一个“独立形态的社会主义”。其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与当前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成果，本质上就是科学社会主义，而不是科学社会主义之外的什么“独立形态的社会主义”。

第三，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不是完全不同的、甚至是“对着干”的“全新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主义实践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的不同时间段，它们之间是一脉相承的，都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在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具体实现，走的都是一条道路，都是十月革命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本质上说，并不是什么“全新的社会主义”。只是在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具体实现层次上，才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有的观点批评“走俄国人的路”是教条主义，只有“走自己的路”才是对的。其实，“走俄国人的路”与“走自己的路”都是毛泽东提出来的，他是就不同层次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的。就社会发展的根本方向、要建立的基本制度这个层次来说，毛泽东强调要“走俄国人的路”，也就是走十月革命道路，决不能走英美资本主义道路，这是中共总结28年斗争经验得出的结论;就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也就是十月革命道路在中国条件下如何具体实施这个层次来说，毛泽东强调必须结合中国具体条件进行探索，走自己的路，决不能照搬别国的做法。因此，这两个提法是不矛盾的，不能用“走自己的路”来否定“走俄国人的路”。

我们还应当坚持八大的提法：中国共产党人把自己的事业看作是十月革命的继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然是十月革命的继续和发展。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