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把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在内的一切社会形态，都称为“史前史”，是经济社会演变的几个阶段，而在这之后才开始真正的属人的历史，即经济形态终结之后，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的共产主义社会。
从宏观的历史视野出发，我们从不否认启蒙运动对于人类社会进步的作用。然而，我们不得不承受启蒙运动演化出的技术泛化与虚无主义并行、享乐主义与消费至上同在，尤其是环境恶化及道德衰败等负面价值观念引发的一系列后果。在此背景下，思想界有这样一种声音，即要用一种新的文明来取代一直占据主流的启蒙理性。那么，启蒙运动之后的人类文明将向何处去？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此提出了具有建设性的构想——应建构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新的文明类型，进而能够克服现代文明的种种弊端并避免资源的浩劫、环境的恶化与人的精神危机。
马克思提出的新文明特征
那么，新文明会以何种样态出现？在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马克思已经阐释了这个问题。马克思把社会形态分为经济社会形态和经济终结之后的更高层次的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他说：“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也就是说，马克思把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在内的一切社会形态，都称为“史前史”，是经济社会演变的几个阶段，而在这之后才开始真正的属人的历史，即经济形态终结之后，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的共产主义社会。显然，马克思已经明确了新文明的根本特征，即不以经济为中心，而是以人为本、有别于资本主宰的新的社会形态。
在当代，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者们，虽然在理解马克思的这一思想上存在差异，但都予以继承和发扬。他们明确指出，如果继续沿着以资本和财富积累为核心的消费社会的文明形式走下去，人类将面临不可避免的灾难，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建构一个能够替代经济社会的新的文明体系。概括而言，新文明要具备如下的特质：一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双重解放，只有从根本上扬弃资本主义制度与生产方式，建构生态社会主义，实现人、自然、技术与文化这四个要素的有机和谐发展，才能够从根本上改变消费社会的痼疾；二要超越民族国家限制的“共在性”，今天“共存互依”已成为全球行为的前提，而在“地球村”范围内行事需以全球的共同利益为行为准则；三要追求有意义的生活，诗意地栖居。
网络时代呼唤新文明形态
当前社会发展的经济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并具有了全球化的特征，在一些西方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这是催生新文明形态的现实力量。
20世纪末，“网络”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了重要位置。以网络、信息、金融、服务等“非物质性因素”为主要依托的新的经济类型出现了，比如，网络金融、现代物流等，有学者称这样的行业为“空间经济”，并认为这是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新形态。该经济形态不仅超越了传统生产要素的限制，而且超越了局域性地理限制，甚至具有了支配传统生产方式的力量。“设计与技术密集”是空间经济的主要特征，它依赖于网络社会的崛起，更多地聚集于信息与通信发达的地方。即便在传统的物质生产领域，由于“时空压缩”的出现，也具有了超越地域限制的全球经济特征。
大卫·哈维认为，自20世纪70年代之后，由于网络与交通运输等的迅捷发展，货物、资本、金钱、劳动力等在跨越不同空间时所需要的时间大大缩短，同时成本下降，致使资本“无障碍”化流向劳动力最密集、原材料最便宜的国家与地区，资本轻易地在全球范围内追逐利益最大化的收益，并造成了地理发展不平衡。由于“时空压缩”带来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加速变化，引起了现代文化的系列变革，“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拼贴的碎片式文化快餐取代了传统文化的宏大叙事，现代人处于旧有的价值观已经远逝而新的价值观尚未形成的时代过渡之中，空虚、焦虑、享乐与拜金主宰了当代人的精神世界，时代呼唤新的文明形态。
实现新文明的马克思主义方案
马克思通过对“资本运行的内在否定性”的阐释，论证了新文明形态必将到来的历史进程。他说：“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本身。”也就是说，资本最终被资本自身所毁灭。资本为了实现“增殖”的属性，不断进入各个可以逐利的领域，但是每个领域的利润空间并不是无穷的，当一个领域中的利润减少之后，资本就开始寻找新的载体与中介开拓新的利润空间。在资本自我实现的过程中，它将不可避免地遭遇自我否定，即当资本在一切领域展开之际也就意味着利润空间的绝对值缩小，即它越是普遍化则越是接近自己终点。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说，资本以一种异化的方式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条件，新文明将在“人类以往一切历史财富”的基础上建立。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认为，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已经达到了它的最高形态，在当代，资本主义已经蔓延到了一切可能的领域并无所不用其极，这意味着新的文明形态更为迫近了。尽管当代资本主义看起来“平稳繁荣”，但是实际上，它借助金融、军事、政治、文化等力量将生态与经济危机扩散到了全球的每一个角落。梅扎罗斯指出，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在当代体现为席卷全球的“结构性危机”，它比以往的“周期性”经济危机更为持久、全面，并形成了全球范围的不平等，弱国更弱、强国更强，当代经济危机已经发展为政治危机。对此，他得出了一个结论，“超越资本”将成为唯一可能的选择，构建新的文明形态是面对结构性危机的最好方案。
近年来，我国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与生态文明建设理念，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步伐的调整，以及生态城市的建设，已呈现马克思所主张的新文明形态。这说明，当代中国社会现实发展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相互印证，在中国的社会发展中新文明实践已在中国道路上阔步前进。可以说，作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方向，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新文明的构想已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网络编辑：张福军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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