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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着非洲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独特贡献吗?奇怪的是，许多非洲马克思主义领导人却断然否定这一点。后独立时代的最初“非洲社会主义”浪潮之后，紧随着的是一伙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领导人于70年代开始掌控政权，他们坚持正统观点。如果说当初非洲社会主义者祈求其特殊性而探寻社会主义道路，那么后来的领导人则主张不存在所谓特殊的非洲社会主义或马克思主义。他们认为，在非洲，尽管马克思主义被用于各国时需要适合于局部的条件，但只存在一个普遍的列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与探讨电子论、浪漫主义和朴素的非洲社会主义的科学特征相比较，这些新的领导人则使自己处在一个更甚于马克思恩格斯所主张的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境地。总体上说，我们要论述非洲的马克思主义并不完全缺少其原创贡献。首先，俄国人说，马克思主义者作为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进行革命的理论创立者，必须在理论上创新性地解释马克思主义与欧洲殖民地的关联，而属于撒哈拉沙漠的非洲则显然代表着一个经济上不发达地区的例子，南非周边一带，则于兼有发展和发展不平衡的类型。其次，阐述非洲社会主义并不像“非洲马克思主义”观点和后马克思主义、以及更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所坚持的观点那样难以严格地区分:至少两个最著名的非洲领导人塞古·杜尔(Sékou Touré)和克瓦米·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都把马克思主义看作他们理论谱系的一部分，而恩克鲁玛则在被政权抛弃后明确地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因此，我们倾向于把非洲社会主义看作带有独创性地对非洲马克思主义的独立的贡献。最后，尽管存在区别，但由于职业的相似性，一些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在实践与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做出了贡献。

一、“非洲的社会主义”

就非洲社会主义和后来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而言，在社会主义成为其来源之前，非洲只不过是一个社会主义理论推演的对象。非洲思想家们的运动都是泛非主义的，他们最直接地引发了第一波的非洲社会主义，这些人是早期最知名的知识分子代言人——W.E.B.杜博伊斯(W.E.B.DuBois)和乔治·帕德摩尔(George Padmore)——属于散居在外的非洲人。他们所关心的是欧洲殖民统治下的自由非洲，以及使欧洲大陆统一到社会主义阵营。他们的活动主要是集中在1919、1921、1923、1927年举行的泛非主义大会上，影响最大的是1945年的大会。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泛非主义的元素，但是，其角色却是改变了思想家们并跨越了时代。帕德摩尔开始是作为一个共产党人出现的，但后来却脱党了，此后，他寻求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非教条化应用作辩护。相比之下，杜博伊斯则是一个长期的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在他生命的最后时期，他却与日俱增地成为一个亲苏派。

泛非主义直接通过恩克鲁玛个人影响着非洲的社会主义，恩克鲁玛组织了第五次泛非大会，并领导了加纳1957年的独立。在执政上，他和其他激进的非洲社会主义领导人继续探寻非洲统一之路。这个问题引起的争论暴露了在激进与保守的独立非洲国家之间的分歧。

非洲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是由大量命题构成的，这些命题包括相信前殖民时代非洲社会本质上是公社制的，它的灵魂是由那些构筑后殖民非洲社会的人所赋予的。非洲早期的公社经历，使得非洲国家有资格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和阶级斗争时期而向着社会主义发展，按照正统马克思主义观点，这些都应当先于社会主义发展。进一步说，领袖们诉诸原初的非洲性［Africanness，一种被利奥波特生(Léopold Seng)称为“黑人性”的因素］，努力地通过发展计划来动员起大众的活力，这些发展计划的目的是想确立形成政治独立的经济物质基础。如果这些是“乌托邦”社会主义者，那么他们就决非农民:恩克鲁玛及阿尔及利亚后续政府试图建立现代国家并推进工业化。他们也不认为非洲社会是适合于社会主义的，而是主张非洲公社化的精神必须得到有效复苏，社会主义“新人”须通过敦促和公共教育来加以锻造。因为这些意图，非洲社会主义者们曾追寻那种鼓舞人心的党派的领导:但是，因为他们相信非洲可以不通过阶级斗争而实现社会主义，所以，他们组织了群众党派而非列宁主义的革命先锋队。恩克鲁玛的人民议会党在某个阶段曾声称有200万党员，占总人口的4.7%。几内亚的塞古·杜尔在他的痛苦探索中尝试了大量不同的制度，以寻求一个可以体现他的社会主义愿景的整体系统。他领导的几内亚民主党以一个群众组织开始执政，继而变体为一个先锋党，重新成为一个全民党，最后将其自身彻底改造成一个“国家党”。在这最后的变化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力图将社会同化到党内来解散国家。

群众性政党思想适合唯意志论者和非洲社会主义者所表达的人文主义风格。这种风格没有在现实的考验中幸存下来:面对这样一群农民——塞古·杜尔和坦桑尼亚的朱利斯·尼雷尔(Julius Nyerere)强迫他们融入村庄的农民——他们表面上远没有非洲社群主义理论所假定的那样热衷于社会主义。尽管如此，如果猜测非洲社会主义是纯理论而非实践的，那么这仍是错误的。非洲的社会主义政府付诸更多努力来发起国有化、农村合作建设和民众动员的计划，这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十分激进。

当第一波社会主义浪潮失败时——被加纳发生的政变所推翻，被几内亚、坦桑尼亚、赞比亚发生的经济失败所碾碎——其中一些幡然醒悟的倡导者开启了他们早期对非洲平均主义的信任。1966年，随着恩克鲁玛颠覆行为的激进化，他在后来嘲笑“一个田园式的，非洲无阶级社会……享受一种麻醉般的宁静”的概念，并且坚持认为，社会主义只能通过先锋党领导下进行的阶级斗争而实现。在假定必要的斗争和非洲中坚分子背叛的警告声中，恩克鲁玛形成了由另一个非洲社会主义革命而建立的一条思路:即阿尔及利亚的弗朗兹·法农(Franz Fanon)的思路。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坦桑尼亚的“意识形态社会主义者”，追随尼雷尔1967年的阿鲁沙(Arusha)声明的非洲社会主义之星们，都在指责他们国家因不够充分“科学”的社会主义而发生的灾难。加纳领导人的马克思主义干预，正如那些之前的法农和后来的坦桑尼亚的“意识形态社会主义者”一样，骑墙于第一波非洲社会主义浪潮和随后正统的“非洲—共产主义”浪潮之间。

二、非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期望，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革命将要爆发，而社会主义将得以建立。他们也考虑到这样的可能性:近期具有强烈的公共传统的某些社会(尤其是俄罗斯)也许可以跨越资本主义，但他们从来没有将这一思想发展成理论。托洛茨基和列宁在拥有大量土地的俄罗斯走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来证明革命:他们认为，俄罗斯的自由资产阶级太过羸弱而无法建立起一个成功的资产阶级民主秩序，而刚好资本主义和工人阶级足以使工人和农民上演一场无产阶级先锋党领导下的革命。这场革命的本质很长时间内依旧不明，但列宁逐渐改变了看法，认同托洛茨基所认为的，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而不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虽然他们相信俄罗斯的革命时机已经成熟，但是列宁和托洛茨基都认为，后革命时代国家的生存，当然还有它的繁荣，将取决于所支持的无产阶级革命，这一无产阶级革命出现在更为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这些革命都无法成形，也无法实现一个单独的社会主义俄罗斯的愿景，在这个愿景中，能够促使共产党人把注意力转向培养反殖民主义的革命上。有些人开始认为，世界上的资本主义制度，在脆弱的殖民地带比起在大都市的中心地带可能更快、更成功地会遭受攻击。在20世纪20年代期间，莫斯科领导的共产国际把主要精力投放在了实现殖民地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渴望上。

在“二战”后的数十年时间里，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着一个令人兴奋的新情况:一个去殖民化的非洲和步入后殖民时代的亚洲的领导人常常决定建设社会主义。苏联作为仍然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它们怀疑新独立的国家是否已经准备好着手社会主义建设。同时，他们则改写他们的理论，以使其能够充分地利用新的机会去凸显莫斯科在国外的影响力。在20世纪50年代，苏维埃的理论家们开始认为，一个由相对发达的前苏联所领导的国际社会主义集团的存在，使得一条“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对第三世界国家敞开。实际上，苏联与它的同盟国都能够为后殖民时期的国家提供支持，在1917年后，布尔什维克曾希望在资本主义发达的欧洲发现这类国家。从另一角度看，苏联所能提供的这种支持却对非洲马克思主义起作用，这种马克思主义所假设的贫穷的公社化指的就是第一波社会主义:它向我们展示了一些戏剧性的成分，即使得贫穷、依赖性的社会能够通过他们的这种道路越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进入社会主义。后来，苏维埃理论家们断定了“社会主义社会方向”的可能性。然而，在非洲，这种理论提升的合理化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制度密切相关，但是与莫斯科的友好政权相反，这一理论阐述仍然对社会主义前景多少有些怀疑。

三、马克思主义在非洲的传播

像马克思主义这种欧洲化的理论如何走进非洲呢?部分答案带有些许讽刺:通过殖民主义。

殖民地的活动分子通过与共产党员接触，以及殖民大都会中的劳工运动，获得了他们所属的马克思主义。这种联系发生在非洲学生在欧洲各国大都市学习的时候，即发生在当欧洲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以及工会联合会——尤其是法国联邦政府——在殖民地建立分支机构的时候，尤其是发生在里斯本的独立党和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中。例如，塞古·杜尔，开始在共产主义主导的劳工联盟(Conféderation Générale du Travail)中充当组织者。更早些时候，英国工人运动已然密切影响了南非马克思主义的起源。殖民国家同时植入了移民，其中包括边缘化的左翼，例如安哥拉的葡萄牙移民中的反萨拉查主义者(anti－Salazarists)。一旦被植入到非洲，马克思主义思想就经常通过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阵线从一个非洲国家迅速扩张到另一个非洲国家，建立已久的苏丹共产党和独立党的阿米尔卡·卡布拉尔(Amilcar Cabral)起着极为重要的当地传播者的作用。和基督教相比:普遍的欧洲主义投射到缺乏“文明”的殖民地中，在那里，平均主义在恪守戒律并反对殖民统治的土著居民中得以萌生并发现了新生力量。

马克思主义传入非洲的第二种路径就是通过阶级、种族、民族，以及移居到非洲的中心城市生活——如布拉柴维尔、罗安达、比绍和威特沃特斯兰德——而带来的文化。这些包括了教育部门，特别是学生和教师，有时也包括政府公务员;还有被葡语系非洲所同化的相对有特权的非洲人;包括在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混血人种以及在南非的“有色人种”;还有那些具有重要意义的在文化上有别于黑人原住民和白人定居者的移民，即南非和葡萄牙殖民地的印第安人，以及来自俄罗斯帝国定居于南非的犹太移民。这些群体都受过良好教育，足以读懂马克思的著作，并能享有与外围世界进行文化交流的能力。毫不奇怪的是，他们的队伍中涌现了以大学为中心的学院马克思主义，他们与都市马克思主义理论相衔接，这种理论试图去理解后殖民国家、中心—外围经济关系和南非种族隔离的主要阶层。这一理论的主要基础是在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和南非的各所大学。对于那些被同化者来说，马克思主义为坚信西方现代性的反殖民主义斗争提供了一种准则。白人、印第安人和印第安混血左翼在马克思主义关于种性压迫的阶级特权理论中获得了一种分析，即他们并不会与压迫体制永久地联系在一起，或者并不会排除他们对根本政治制度的积极活动产生的影响。很多犹太移民就是如此，对他们而言，他们已经逃离了犹太人村庄的教区制度，开始认同大规模俄国工人运动，并给这些新的国家带来了他们的理想。

这群人随同组织起来的工人一道，在非洲国家的主要城市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环境。这不仅发生在那些流行马克思主义的非洲国家，而且在许多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中也存在此类情形。在某些情况下，激进环境的组成人员与当权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断地相互作用。这种环境也产生了种种“左翼反对者”。

马克思主义政治制度所依托的激进的、种族混居的主要城市环境，却在下列三个群体中有效地解释了对这些左翼的不信任感:一个是在农村的非洲人，一个是身居城市却处于此种环境中的非洲人，还有一个是不在主要城市居住地区的居民。因此，政府的左翼反对者在罗安达的贫民窟找到了拥护者，但是在安哥拉，安哥拉独立联盟却成功地求助于一些非洲农民的怨恨，尤其是那些居住在中心地带之外的安拉人民解放运动的金邦杜语(Kimbundu)人。在莫桑比克，领导莫桑比克解放阵线的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南方人，必须和北方马孔德族的传统主义和来自中部的泛非主义领导者们的怀疑作斗争。马克思主义政治制度对大都市环境的渗透，进一步助益于解释他们的现代主义热忱。马克思主义的执政者对传统权威、宗教，甚至对有利于工业化、高科技和农业机械化的迅速发展的实践都怀有敌意。

激进的社会环境本身总是内在浮躁的，组织的和意识形态的对抗是常态。它们最后惨烈地结束于埃塞俄比亚的人民解放党和1977年至1978年发生在亚的斯亚贝巴的全体埃塞俄比亚社会主义运动。社会环境亦因民族和种族对抗而产生裂隙。因此，来自对立的非洲民族群体的激进分子，往往为了在贝宁、刚果和埃塞俄比亚的影响力而进行争夺，但是一方面是非洲人、白人混血，另一方面是印第安人，这两者之间的矛盾瓦解了莫桑比克和安哥拉的左翼社会环境。对于后者，值得注意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经济自由化的转变是伴随着对那些不是非洲人左翼的边缘化而产生的。类似的趋势也许正发生在南非。对社会主义失去信心的非洲黑人转而依靠非洲民族主义;而迈思梯索斯人、印第安人和白人则非如此。

马克思主义传播到非洲的第三种路径，是通过国际共产主义阵营，尤其是苏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古巴。中国——毛泽东思想——是一个早期的竞争者，但却半途而废了。很明显，东欧集团的军事援助给其供应商带来重要影响，尤其是在运动或政治制度中为生存不顾一切地战斗(最明显的是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和埃塞俄比亚统治的临时军政委员会)。当然，无疑也存在苏维埃强化下的正统的列宁主义——例如通过鼓励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的军事政府成立先锋党，他们提供了苏联的政治和科技的教育课程，并且为非洲的大学和思想流派输送精通辩证唯物主义的教师。但是，如果假定非洲的马克思主义运动采用了马克思主义政策以保护苏联武装力量或古巴军队，那么显然是错误的。他们的马克思主义通常以东欧集团或因马克思主义而独立发展的国家关系为先导。紧张关系的爆发通常发生在马克思主义政府和苏联之间(例如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领导者怀疑莫斯科在1977年政变中的操控)。马克思主义政府在莫桑比克、几内亚比绍和贝宁对西方世界却保持着通讯线路的开放，以抵消对苏联政府的依赖性，而像安哥拉等其他地区则邀请西方资本家来帮助他们发展采掘垦殖工业——就像非洲几内亚社会主义者所做的那样。相反地，索尔和其他地区的非洲马克思主义政权的独裁主义趋势，都无法就任何实际措施而归因于东欧集团的影响:他们主要都是土生土长的非洲列宁主义的结果。

还有，如果苏联没有使非洲人接纳马克思主义，那么即便如此，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从非洲人视角来看，苏联的经济疲软和衰退便迫使非洲各国政府转向西方，而经济自由化则是他们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支持所付出的部分代价。东欧集团并没有使非洲人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但是(至少在某些情况下)它使这种情况成为了可能。

四、国家政变、人民战争与非洲的马克思主义

非洲马克思主义的军事声望，在平民激进的社会环境中、在学术评论家中，引起了很大争议。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通过在刚果共和国(1963)、马里(1968)、达荷美共和国(1972)——后来更名为贝宁，还有索马里(1969)、埃塞俄比亚(1974)，马达加斯加(1975)和上沃尔塔(1983)——后来更名为布基纳法索，发动国家军事政变来执政。

很显然，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管控并不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构想中;如同游击战争，它在后续中也没有获得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中所言的标志性地位。问题是，它涉及的是武装部队从上层进行革命，而不是像人民那样从下层来保卫它。评论家们更愿意将军队看作设立军国主义和受管制的政治制度，而非实现大众参与民主政治的希望。这些军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表面性，其脆弱的民众根基及其对政权的专注，显然不可能使这些军人成为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承担者。也许并不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很少有学术观察家认为，这些政治制度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他们拒绝承认左翼的可靠性，同样的，早期的非洲社会主义亦是如此。就我的评判而言，这些评论家低估了军事领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承诺，正如许多人早先时候低估了激进的非洲社会主义者的严重性一样。如果认为军事统治比那些通过游击战争所建立的统治更为专制，或者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这是没有根据的。这种制度是专制的——在某些实例中起着实用作用而非思想作用——易受政变和军阀统治的伤害，并且它在军队上耗费了许多精力，但同样地也可以提及例如20世纪80年代安哥拉领导的人民解放运动。索马里则把意识形态相似性放在一边，去侵略埃塞俄比亚。事实上，军官尤其是初级军衔的军官们，往往是非常激进的。某些像布基纳法索的托马斯·桑卡拉(Thomas Sankara)一样的上尉在革命进程之前就被政治化了，然而其他人则像贝宁的陆军中校马蒂厄·克雷库(Mathieu Kérékou)那样在革命过程中向左转。在刚果、埃塞俄比亚和马达加斯加，可能也包括贝宁，军事开始作为民众运动的一部分而登上政坛。一旦上台，他们就要与平民的左翼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相互合作或相互对立，而这往往又会产生激进的影响。军事领导人象征性地发表了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声明，著名的是:军政府有关国家民主革命的计划、马达加斯加的革命宪章，桑卡拉的政治倾向演讲和西亚德·巴雷将军的蓝白书(著作《蓝与白》)，当意识到军事统治违反了列宁主义的原则后，军政府也就成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如果平民化过程是不完整的，那么尽管在刚果和索马里从军事统治转向平民党的统治，那也只是一种表面现象，然而，在贝宁和马达加斯加则显现出一种真实性。最后——也许有人会说，列宁主义者的布丁论证——军政府勾画了中央计划，普及了国有化，并且努力地改善了卫生、教育和文化。而在马达加斯加的军事平民政府偏离了列宁主义本意，却是为了领导非洲最多元化的马克思主义统治。

另一种建立非洲马克思主义政权的路径就是游击战。武装斗争往往在这样一些国家爆发，在这些国家中不妥协的统治者——殖民的、非洲的、白人或黑人的统治——拒绝放弃殖民政策(葡萄牙、摩洛哥、南非)，拒绝地方自治(埃塞俄比亚、苏丹)，拒绝放弃少数人的统治(罗得西亚、南非)，或拒绝停止对人权的侵犯和种族偏见(乌干达)。

游击战争推动了安哥拉的人民解放运动(1975)、几内亚比绍和佛得角的非洲独立党(1975)、莫桑比克的解放阵线(1975)、津巴布韦的非洲民族联盟(1980)、纳米比亚的西南非洲人民组织(1990)，以及厄立特里亚的人民解放阵线(1991)等一系列组织的成立，并且还就南非的非洲国民大会的成功召开发挥了一定的作用(1994)。它也使得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在埃塞俄比亚实现统治，并且先于多民族的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1991)和乌干达获得政权的民族抵抗运动(1986)。在这些阵营中，只有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和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统治;而其他大多数运动则是在获得政权之前的某个时候就是明确的马克思主义的或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非洲民族联盟，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和民族抵抗运动);而在1994年，非洲国民大会在与南非共产党联盟的选举中获胜，尽管那时候后者还明显只是一个新伙伴。原来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游击运动，始终还是一场发生在西撒哈拉和南苏丹的权力之争。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随着对非洲国民大会的异议，这些运动选择了由毛泽东、武元甲及其他亚洲领导人发动的不同类型的人民战争，而不是选择更强权的赎武中心式的战争，这种战争与古巴和南美的游击运动相关。这些人民战争的特点之一是具有广泛的农民阶级的政治基础，农民为武装斗争提供了外部力量，他们享有军事指挥和建立“解放区”方面的政治领导的特权，在这些运动中，农民建立了后方基础，建立了社会主义秩序的胚胎。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和几佛独立党是在保卫解放区战役中最成功的;其他组织则取得了较为脆弱的或短暂的成功。

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对他们的崇拜者而言，这些投身于人民战争的明确地被作为马克思主义的运动，无疑比第一波非洲社会主义改良运动或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军事政权(埃塞俄比亚或许除外)更受重视。据一些评论家认为，莫桑比克解放阵线，特别是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和几佛独立党是一个“持久战逻辑”的受益者，这种逻辑反复灌输民主习惯和社会改革的热忱。因为这些运动依赖于农民的支持，所以他们理解民众参与的价值;并且因为他们的领导人必须经历持久又艰苦的战争，一直在与改良派和保守派的竞争对抗中磨砺他们的政治观点，所以他们在理论上可能更精明、更坚定。相比之下，非洲社会主义者们是真正的激进分子;他们与军事马克思主义者相反，他们至少是潜在的、真正民主的。一旦被动状态下的民众被唤醒，那么他们很可能成为后革命时代大众能量释放下的受益者。

在非洲语境下，最能用理论概括这类战争类型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几内亚阿米尔卡·卡布拉尔(Amilcar Cabral)。在里斯本，揭露激进政治倾向的一个产物就是，卡布拉尔变成了一个奠基者、一个首席公法学家和几佛独立党以及将葡萄牙驱逐出几内亚比绍和佛得角的长期斗争过程中的主要军事家。卡布拉尔的影响，一部分来自几佛独立党在军事上的胜利，一部分来自他统一葡语系地区解放运动的努力，还有一部分来自几内亚比绍在1974年4月发动的反对葡萄牙新法西斯主义政治制度的政变的武装抵抗中的作用——这场政变依次推动了几佛独立党、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和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中武装斗争的胜利。卡布拉尔从未见证他们战胜那些共同的葡萄牙敌人:他在1973年遇刺身亡。

卡布拉尔认为，被殖民地区只有当他们发起对新殖民的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革命性挑战，才可能恢复他们对经济命脉的控制。这一挑战的成功取决于小资产阶级的意志，他们将在此过程中为农民提供革命的领导，承诺“毁灭阶级”。如果假定葡萄牙殖民地居民是不妥协的，那么解放也仍然需要武装斗争。不像几内亚比绍，人民阵线通过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和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建立，卡布拉尔从一开始就想要一个久经斗争的政党来领导农民阶级、新生的无产阶级和渐进的中产阶层的联盟。农民阶级是卡布拉尔思想的核心。首先，他们是一种本土文化的资源库，这种文化曾经抵制殖民化，并且“回归源头”——在他们中间运转，是小资产阶级远离城市的非洲化的必要组成部分。其次，农民群众能够提供武装反抗的兵源，而动员他们则是打败装备精良的殖民者武装的唯一途径。党内干部都必须对农民坦诚相待，让他们分享斗争状态的冷静分析的结果(“不欺瞒，主张没有轻易的胜利”)，生活在他们中间，并与他们一同讨论。同时，卡布拉尔认为，党要沿着进步的和现代主义者的思路改变农村文化。通过适当的改变，民族文化则可以更强有力地服务于解放运动。

这种倾向于“持久战”和“人民战争”的积极主张如何令人信服呢?回过头来看，答案一定是:可信度不是很大。例如，这种游击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的军政统治相比几乎不具有军事色彩，这一点是不明晰的。也许并不是巧合，非洲最成功的反殖民主义的游击队、几佛独立党的波沃(Povo)革命武装力量(Foras ArmadasＲevolucionárias do Povo，简称FAＲP)为反对卡布拉尔的哥哥路易斯创建的第一个后殖民政府——在1980年被推翻——奠定了基础;或者说，原本的领导者若昂维埃拉(Joao vieira)在1999年的一场血腥内战期间自行免职。就其本身而言，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在20世纪80年代划分了安哥拉的大量地域来进行军事管制，估计有70%的政府收入花费在其武装力量上，以及耗费在反复发生的军阀统治对反对派和当权者的围困上。同样令人震惊的是，解放区的实验几乎不能巩固独立后的民主实践，或在马克思主义政府和作为早期依赖的农民之间保持一种长久的和谐关系。例如，莫桑比克解放阵线，丢掉了参与的优先权和游击战争期间建立的亲民倾向，1975年以后，一种中央集权的亲工业化的统治意志却采用高压政治来反对它的农村主体。解放区是否能成为未来理想的民主实践的摇篮，这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战争的危机很可能会渐渐形成军事指挥的习惯，就如同他们培育民主本能一样。最后，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表明，当面对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危机和国际贷款机构的艰难谈判时，经历持续斗争磨砺的马克思主义会比军事马克思主义或非洲的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坚持其社会主义的承诺。

五、两个特例:南非和埃塞俄比亚

在非洲实际的和潜在的革命中，似乎有两个例外:南非和埃塞俄比亚，前者是资本主义的，后者则是封建制度的。

早在20世纪之交，南非德兰士瓦的黄金矿业吸引了大量来自英国、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的熟练劳动者。他们中的激进分子向撒哈拉以南非洲灌输马克思主义、工团主义，然而，按照马克思的理论模式，并不存在适应殖民地的情况。早期社会主义者组织的几乎全是白人工人阶级，该阶级成熟且时常好斗，直到它在1922年著名的“兰德起义”中战败。然而，南非的劳工党(成立于1910年)却公开与白人工人结盟，甚至激进分子最初还做出假设，白人将在一个国家中构成无产阶级的先锋盾，这个国家的非洲工人阶级始终是弱势的、不熟练的，而且总是束缚于耕地之上。但是，1922年以后，左翼开始对种族主义和白人工人的被动性大失所望。成立于1921年的南非地区的共产党，从1924年开始就积极招募非洲人。尽管如此，它在1928年仍遭到一个巨大的冲击，许多党的领导阶层在共产国际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要求南非共产党员撤销其珍视的无产阶级革命目标，并集中精力在南非建立一个“独立的黑人共和国”。经历过多年的内部争吵之后，南非地区的共产党——后来改名为南非共产党——与非国大紧密结盟。然而，在南非地区定居的广大白人早先的独立性(1910年)及其较发达的经济一直都使它在非洲条件下与众不同。纵观整个20世纪(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有左翼批评家坚持认为，共产党沿着民族主义的道路走得太远，而南非却不是一个殖民地王国(根据南非共产党所言，南非服从于“特殊类型”的内在殖民主义)，而是一个动态的资本主义社会，它所发展的黑人无产阶级逐渐能够实现一种社会革命。但民族主义的魅力被证明是不可抵挡的，甚至于对很多托洛茨基分子和许多基于工人利益为基础的联盟而言(诸如共产党)，他们满怀着进入正统的希望，形成了与民族主义运动的联盟，后者在非洲民众间极受喜爱。南非共产党继续追寻着它与战略联盟间那种令人吃惊的成功:该党在20世纪60年代末几乎接管了非国大。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该党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就发现自身被边缘化了，而这时非国大却站在权力的顶端——这标志着社会主义从属于民族主义，这是强调阶级的左翼一直以来都警告的。

如果南非的殖民地位值得怀疑，那么埃塞俄比亚就是根本不适合殖民的案例:除了被意大利统治的那段短暂时期外，它从来就不是一个欧洲殖民地。埃塞俄比亚以另一种方式有所区别:其传统的统治阶级多少带些封建性质，堪比欧洲古代的政治制度，包括剥削的地主阶级和皇家中央集权。1974年，推翻海尔·塞拉西一世君王的政变，初看是精英分子的事，实际上与其他非洲政变相似的是它导致了左翼军事独裁。另一方面，军政府得出结论认为，一种大众的以城市为中心的起义，一旦掌权，就会改革封建秩序。这些事实，加上君主的暗杀，使一些观察家们想起了过去几十年甚或几个世纪的两种不同范式的革命:一种是法国革命，发生在1789年;另一种是俄国革命，它发生在1917年。韩礼德(Halliday)和毛利努克斯(Molyneux)一直都坚持认为，这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尽管这场“革命是自上而下的”。

从另一种意义上说，革命的埃塞俄比亚与俄国很相像:它从一开始就继承了一个多民族的帝国，面对着来自不同种群的自治论者和分裂主义者的要求。事实上，埃塞俄比亚民族问题所说的在本质上并非欧洲帝国的问题，而是一个非洲本土的问题。它源自于这个国家的民族愿望:即想要摆脱他们所认知的被某一群体即阿姆哈拉压迫的状态。像布尔什维克和后来的苏联共产党一样，新政权试图通过雄辩的列宁主义语言来表达对民族自决的尊重，从而平息这场民族主义。与俄国不同的是，它无法避开国民需求和国家稳定的要求，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它的倒台多少是与苏维埃的保护者相伴随的，尽管其经历了如此短暂的生命。即便如此，埃塞俄比亚革命的特征是远离了对马克思军事统治的广泛讨论，或者说在革命中肯定了非洲马克思主义政权的特殊地位。

六、存在独特的非洲马克思主义吗?

非洲的马克思主义领导人和思想家，将一个单一的模板应用于这块大陆。他们虽然渴望社会主义，但他们承认非洲无法立即实现完全的社会主义，更不用说实现共产主义。革命的初始阶段是“国家民主”，并且会产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言的人民民主或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将消除封建残余，并且绕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为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奠定基础。在此期间的政治领导人开始成为代表工人、农民和进步小资产阶级联盟的先锋党。虽然工人将是联盟中的主导因素，但是，由于缺少实质性的无产阶级，他们的领导角色将由党代理执行。这个核心阶级联盟出于战术需要将会与其他社会成员合作，但它仍会与任何阻碍社会主义进程的既有的或有野心的阶级作斗争。一般地说，非洲马克思主义代表了一种普遍模式，这就是非洲的马克思主义政府在将人民阵线或军政府转变为先锋党时所运用的模式，它向人们展示的是:国有化政策、国家管控下的发展和全民动员。

尽管如此，主张非洲马克思主义运动及其政权未做出独创性贡献的观点也仍然是错误的。也许，最奇怪的是默汗穆德·西亚德·巴勒将军(Mohammed Siad Barre)对马克思主义和伊斯兰教加以综合的企图。我所知的唯一做出类似尝试的有重要意义的运动，只有伊朗的人民圣战组织。虽然在一种明确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中，西亚德·巴勒在哲学及神学上的创新和人民圣战组织有着共鸣，但阿尔及利亚的彭·贝拉(Ben Bella)和他的继任者鲍美迪恩(Boumedienne)所做的早期努力，都是为了发展“阿拉伯—伊斯兰”社会主义。

然而，这些都是明显的综合，发生在以穆斯林为主的社会中的大多数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运动，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适应伊斯兰教。尽管他与穆斯林兄弟会相对抗，但埃及的纳塞尔从该国的官方宗教领袖乌理玛的神学支持中受益。学校中所教授的伊斯兰教仍然是也门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官方宗教。

在国家问题上，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EPLF)和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令人有趣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强调各国有权分离，甚至从社会主义国家中分离出来;而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则提出，非洲国家应该认识到国家间的差异及其在多民族基础上构成的必要性。这两种情形实行的都是列宁主义的标准，但是，这些标准至多只是不一致地运用在前苏联身上，而对于独立后的非洲来说，由于他们坚持超越种族划分的国家建设，反感对现存国家分界的再调整，则肯定是不会苟同的。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非常认真地对待这些观点，例如前者所表明的当它带来厄立特里亚分裂时，后者则在其统治实践中先于埃塞俄比亚统治的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一步。

在实践层面，我已经提到了塞古·杜尔带有群众党的实验形式;另一个值得一提的体制创新实例就是马达加斯加。在那儿存在着一个文武混合的政权——这可能是世界上唯一的模式——允许一种限于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竞争性多党民主。为了申请获得选举政治的资格，政党必须签订一个现成的革命文献——马达加斯加革命宪章。尽管这个政权建立了自己的政党——马达加斯加的革命先锋派，但却加入了其合作的竞争对手——保卫革命民族阵线。这个左翼结合体中的多元主义类似于这样一类政治，即一些自由主义的左翼在上世纪时常提倡的政治。马达加斯加的马克思主义通常更为不拘一格。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它寻求与基督教在哲学上的和解，基督教曾在马达加斯加沿着相当进步的方向得以发展。马达加斯加的马克思主义从未将他们的多元化标准转化为理论:事实上许多是列宁主义的，他们将其政治体系看作暂时性的、听命于环境的相当令人不满的妥协。即使如此，与这个时代其他更严格意义上的非洲马克思主义相比，它代表了一种并非完全缺乏吸引力的例外。

七、非洲马克思主义的衰亡

非洲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十分短暂。大多数马克思主义政治制度都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建立的，并且多数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在经济上自由化了。在1990—1991年间，他们几乎都宣布放弃马克思主义，欣然接受自由的代议制民主。事实上，非洲社会主义的发端一直可以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后期——但它也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依循了类似的衰亡轨迹。在参与者和观察者之间，压倒性的共识都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和非洲社会主义已经失败的经验。

难以判断的是:究竟什么原因导致了非洲社会主义和非洲马克思主义的失败?

其中的一些符合典型的“缺乏加包围”的情形，同情者经常用来解释左翼政权所面临的困难。非洲的社会民主主义继承了不发达的农业经济，其中经济的增长主要集中在少量飞地上。殖民教育体制竟然几乎没有产生技能性人才，而几内亚—科纳克里、莫桑比克和安哥拉的移民和侨民在独立后却纷纷逃离，人才进一步减少。军政府继承的却是埃塞俄比亚高原地区土地长期退化的历史——这至少是一种造成1983—1986年百万人丧生的灾难性饥荒的因素。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和莫桑比克解放阵线面临付出高昂的代价，外部支持的武装叛乱破坏了美好的社会进程。1977年，埃塞俄比亚被索马里(马克思主义虽然有美国的支持)入侵，并受到来自武装的分离主义者的挑战;索马里的政治制度和军政府最后都在1991年被叛乱分子推翻。当种族隔离的南非在南部非洲大部分地区成功地实行了“去平衡化”政策时，安哥拉和非洲之角则开始成为冷战战场。尽管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起，评论者开始适当强调在何种程度上的社会主义政府给他们自身带来了困难，其固有的欠发达和军事压力足以呈现出在任何思想指导下凭他们自己的力量来重建经济的巨大困难。

不过，失败的内部原因也很多。一个就是急躁，它导致了非洲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对一些国家的发展要求太多太快，这些国家由于缺乏技能人员和其他资源而阻碍了发展。过于自信的社会主义统治者却毫不犹豫地将集中规划整体经济的任务寄托于脆弱的国家体制，在资本、技术短缺的背景下，在经济规模有限的低发展水平基础上，他们高估了其社会快速实现工业化的能力。这种过度追求所产生的附带结果包括了官僚乏力、城乡企业亏损，以及各地背负巨债。迅速积累的债务是毁灭贝宁和马达加斯加社会主义的元凶。由于维持这样的激进追求，社会主义政府高估了农村快速进入社会主义或事实上迅速实现现代化的成熟度。可以理解的是，在位的社会主义领导人试图重新规划农村生活，以促进社会福利的供应、提高生产力、平均土地分配和社会合作——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埃塞俄比亚就轻易避免了大规模的饥荒。他们选择的实现目标的方法通常遭到了农村人的不满，这并不是说农民是亲资本主义的，在多数情况下，他们不想要土地的自由交易，并且在上世纪90年代，他们反对试图通过提雷格人民解放阵线和莫桑比克解放阵线来引入自由市场;他们大多数都欢迎对国家所控制的和大地主所持有的土地进行重新分配。同时，在埃塞俄比亚，农民通常并不希望在合作社或集体农场劳动，或者不希望被重新安置到数百里之外的大片沃土去劳动。面对农民不愿意参与这种安置的情况，马克思主义的政府像一些非洲社会主义的先驱一样转向了强制政策。农民的农耕遭受了一系列并不完全由国家控制的因素的影响:从干旱和战争，到生产力不足，但对农民的高压政治必须被看作是刻意的、鲁莽的、缺乏善意的。许多农民也痛恨城市领导人万物有灵论的信念，怨恨他们强制性地将传统领袖边缘化的做法。

引人注目的是，无论马克思主义的统治怎样准备，在其第一次掌握政权后，都会无缘无故地疏远他们试图去治理的整个社会。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莫桑比克(在较小程度上)和安哥拉政府还在折磨已经令人可疑的基督教会，以保证其彻底的敌意。虽然外国资本深受追捧，但国内资本似乎经常面临一种不加区分的敌意。先锋党的磨砺就其本身而言需要系统的清理，即把党的精英从社会中分离出来。例如，虽然外来族群在国家机构中是不足代表人数的，但是他们却通过对本土语言权利的否定来贬低民族认同。厄立特里亚对于独立的要求则被军政府所忽视，军政府一心要把埃塞俄比亚帝国变成一个有效的统一国家，仅对民族群体做出有限的让步。

所有问题中最为困难的是民主的理论与实践。社会主义运动和政治制度考虑到公众参与对实现民主价值的必要性，以及通过某种渠道把公众活力纳入发展计划的必要性。他们的民主理想主义不仅给不少观察家留下了深刻印象，还同样影响到了居民委员会、工会、农会和在解放区和新社会主义国家管辖范围内成立的行业群众组织。

一些观察家认为，这种参与式民主更多地是弥补了代议制民主的制度缺位。然而，很明显，现在来说，这种民主只是一种伪装。就索尔和其他人所提到的领导和民众的辩证关系中，一旦社会主义的领导人掌权，命令主义的领导理念似乎就会相对较快地占居主导地位。结果是参与性民主的急转直下。在许多情况下，它的下滑是由这样一个事实所引起的，即政府或军队的派系反对者——刚果的年轻派激进分子、贝宁的革命国防委员会、罗安达的公众政权和埃塞俄比亚周边城乡协会的人民解放党——在参与的机构中已经建立了基础。另外，还有一些不那么引人注目的案例，如莫桑比克的调解者组织(grupos dinamizadores)和阿尔及利亚、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工人自治团体的这种参与机构，为政府寻求纪律和集中协调做出了牺牲。

更重要的是，那些机构起初是民主错误模式的一部分。当非洲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政治制度谈论参与的时候——他们指的是为实现执政党所确定的集体目标的民众动员。可以肯定，这需要民众通过讨论和批评来参与，这样的参与可能会影响政府审查后的候选人、政策的技术细节，甚至是宪法条款之间的选择。但参与者并非有意向执政党或意识形态的方向进行挑战，也不可能向他们进行挑战。对政府而言，参与主体主要是作为解释既定政策的参照;或者是作为增选的异议以及对民众的监督机制。所谓的青年、工人、妇女和其他群体的“群众组织”被设定为政府和民众之间起传送带作用的角色。也有个别例外，即在上述范围之外，并不允许自治的社团得到发展。也有例外的组织平衡了对权利集中的审查，当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担当了审查的作用。但(刚果和索马里的)执政党无论如何总是服从强势统治或军事阴谋。

一个更深刻的民主理念就是参与群体的运作。民主社会主义政府的到位是目的而非代表性。其设计所追求的是围绕单一建设社会主义目标而建构的国家，而非授权给公民在不同的集体项目中加以选择。

一直到1989—1991年，非洲的马克思主义国家(马达加斯加除外)的民主理论与实践，绝非偶然地不同于现行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体制的实际运作。我们可以适当地把它描绘为列宁主义的实现民主的方法，通过布尔什维克以及之后苏联共产党对马克思恩格斯模糊性的作品所给出的特殊解释，通过共产国际的全球推广，从而使列宁主义的方法得以合法化。最后，这种观念也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它无法顾及不可化约的社会差异，无论是价值观抑或利益。因为由于敌人的捣乱(西方政府、当地叛乱分子)，从而使政权失去权威性地位，这些敌人可以把他们描绘成专制独裁政权。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前)社会主义政府废弃了目的论的民主模式，代之以更开放式的代表制民主模式。现在，公民至少原则上可以在有竞争的集体项目间进行选择，这些项目体现在竞争性的项目与党派上。这是一个失去政权保证的框架，在这样的框架中，未来社会主义的或社会民主党派将不得不寻求执政，这就意味着只能和实际的有经验的人民一道来进行统治。

原则上我认为，在实践中，经过数十年经济失败的消耗所造成的所有萧条的非洲国家，都经历过一种“开拓殖民地”的模式，这种模式几乎限制了他们对现实的选择。在这些国家中，目前多数政权都依赖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国内则依赖于国际上的非政府组织。至少直到最近为止，国际贷款机构所需要的是通用型的私有化、解除管制、货币贬值和削减开支的政策，这些只会加大社会的困难程度，加剧不平等和物欲的释放。虽然向代议制民主的转向(至少不是受操控的或表面工程)给予公民权力去监督领导者并驱逐暴君、昏君和庸君——这种权利不会被轻视——它将重新安排国际关系秩序，从而使他们有真正的意识形态的选择。很明显，新的资本主义并不是其胜利者所期望的灵丹妙药。社会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领航，避免各个观点的新自由主义陷阱，并且完全接受非洲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负面教训。在这个时代，在正式的民主框架内，他们开始着手寻找限制社会不平等、深化民主、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新道路。在他们的探寻中，可能还需要请教马克思主义，如果不设计一个新的政治秩序，那么至少也要对在遭到废弃的社会主义废墟上形成的新的阶级不平等模式提供一个明晰的分析。

网络编辑：张福军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4年 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