郇庆治 译
或许有必要首先介绍一下我所在的 “左翼党”的主要特点，因为西欧和北欧也有类似的政党。南欧的形势有些看不透，而东欧则很难找到作为这样一种政治力量稳定存在的相似结构。
一 “左翼党”与 “左翼社会主义”
目前，欧洲政治学家使用 “左翼社会主义”一词时，主要是指一个政党家族，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该政党家族的成员包括截然不同的政党。这些政党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是比社会民主党更左的政党，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不会与社会民主党结盟。尽管苏联式国家社会主义已经失败，但比社会民主党更左的政党仍有一席之地，这与资本主义在冷战结束后的发展有关。在冷战时期，西方资本主义 ( 美国和西欧) 进行了颇为成功的尝试，即通过制定吸引人的社会纲领迫使苏联及其盟友进行防守，并最终使其解体。其基本做法是，利用资本主义经济增长不断提高下层民众特别是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同时又通过由此带来的大众化消费为资本主义增长提供一种消费结构。如此一来，资本主义制度便能够在苏联及其盟友面前显示其制度优越性，因为它能够提供更多的财富和民主。
不过，我想强调一点: 西方资本主义同时也是被迫走向这条道路，即把资本主义经济增长与不断增加的普遍富裕相结合，因为在制度竞争时期，这条道路对它来说无异于购买一份寿险。
苏联及其盟友为何未能够赢得这场竞争? 我们必须换个角度来讨论这一问题: 该制度为什么无法适应民众的政治共塑需求与富裕需求? 为什么遇到了进一步发展上的限制? 有一点是明确的: 当时对 “计划经济”的看法过于僵化和官僚化。这两点中的前一点妨碍了对需求满足做出适当的回应，而另一点则妨碍了政治共塑。然而，这只回答了一半，许多人认为自己知道另一半的真相，但很多时候，只不过是业已被证实的反共偏见而已。坦率地说，该社会制度尚有许多未完全明确之处，尚无法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毋庸置疑，我们确信民主的必要性。在专制制度下，尽管落实事情的速度会快一些，但却会有陷入停滞的趋势，因为一般来说，专制制度不会进行民主转变，也几乎不会诞生新思想。此外，专制制度下往往会侵犯人权和公民权利。在已不复存在的那个德国，即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停滞明显表现在对权利的侵犯上。
让我们重新回到下述论点，即制度之争迫使西方资本主义如此发展( 普遍富裕、大众民主) 。倘若如此，我们便应当做出下述推断，即当苏联式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转入停滞阶段时，这种必然性将会重新消失。事实的确如此。随着这种社会形势的终结，可以放弃所有人普遍富裕的思想在德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政治阶级内部便流传开来。结果是，形态各异的新自由主义遂成为主导思想。
20 世纪 90 年代，西欧掀起了第一次由保守党和自由党推进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浪潮。90 年代末期，我们可以看到， ( 几乎同时在德国、法国和英国) 民众想摆脱占据主导地位的保守思想，实行社会民主主义的政策。社会民主党人自信地认为，新的社会民主主义世纪即将来临，无论如何，当时欧盟大多数国家执政的都是社会民主党政府。但是，社会民主党已经发生变化，它们接受了新自由主义，试图改造 “社会公正”等概念。许多社会民主党的选民感到失望，结果，可称之为 “代表赤字”的现象产生了: 许多公民认为议会制度未能反映其政治需求。
应对这一代表危机的方式有许多种。有些欧盟国家出现了右翼民粹党，有些则成立了新的政党 ( 德国的 “左翼党”和法国的 “左翼党”) 。金融和欧债危机的影响更是加剧了这一趋势 ( 在希腊，激进的左翼联盟正在崛起成为最大的政党) 。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原来的共产党发展成为左翼社会主义政党。当然，也有着不尽如人意的发展: 令我遗憾的是，曾经非常强大的意大利共产党遭遇了可怕的衰落。同样令人不快的是东欧各国的发展，尽管这些国家也时常有新的左翼社会主义政党成立，但就其长期立足而言，形势不容乐观。
尽管这些政党具有各自国家的特征，其诞生的历史亦各有特点，但我们可以发现，它们都具有如下共同特点: 这些政党都对议会民主持积极的态度，但希望超越资本主义的束缚来扩展议会民主。此外，所有政党的目标都是最终战胜资本主义，采取生态化的生产方式以及建立实现解放的社会主义社会，不追求与资本主义实现和解，但资本主义运作良好的东西必须在转型时期予以保留。比如说，经济效率，也包括市场能够带来的经济效率。不过，市场经济不适用于公共生存保障，也就是说，不适用于卫生、教育、能源和水供应、交通以及某些文化和体育领域——必须承认，资本主义在研究、科学和文化艺术领域创造了最高成就。同样，可以但绝非必须实行政治民主结构，而在经济上则根本不可能搞民主。这些政党已经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合作，有统一的 “欧洲左翼党”，而在欧洲议会里也有左翼党议会党团。当然，我们也能经常清楚地看到各党之间的巨大差异。例如，法国的两大左翼政党 ( 左翼党和共产党) 与我们德国左翼党在核能的未来以及外交与安全政策问题上的意见就大相径庭，这方面可以讨论的还有很多。
左翼社会主义政党的上述特点表明，它们不仅与社会民主党之间有着明确的界限，也与苏联特点的共产主义迥然不同。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欧洲的左翼社会主义政党便具有这种双重不同。在德国，有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 ( USPD) 和社会主义工人党 ( 后来的社民党重量级政治家维利·勃兰特便来自后一个党) 。在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内部存在着颇有影响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派，同样具有 “左翼社会主义”的特点。这并不只是简单地反对共产主义，左翼社会民主党人只是意识到，苏联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努力失败了，因而必须重新思考和制定社会主义政策。
迄今为止，我谈的都是欧洲的左翼政党大家庭。正如其他左翼政党一样，德国左翼党也有它自己的特点。众所周知，现在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前身是两个德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 DDＲ) 是在苏联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一个国家，而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 BＲD) 的发展则是受到了美国的影响。
民主德国的国家党是德国统一社会党 ( SED) ，国家社会主义终结之后，该党演变为民主社会主义党 ( PDS) 。在原联邦德国，德国共产党 ( KDP) 于1956 年被禁止活动，极端反共的气氛决定着当时的公共生活，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及其国家党 “统一社会党”对此也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在法国或意大利，这种规模的反共很难想象。发展到后来，统一后德国的东部便成立了具有议会影响的社会主义政党，即民主社会主义党，而在原联邦德国地区，该党始终未能站稳脚跟。只是由于转向新自由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令部分选民大失所望，才得以成立了一个新党，即 “劳动与社会公正选举抉择党”( WASG) 。若不加细分，我们可将该党看成具有左翼社会民主主义色彩的政党，但 WASG 仅在原联邦德国地区具有影响，在东部地区影响不大。完全可以理解的是，作为左翼社会主义政党的 “民主社会主义党”和作为左翼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 “劳动与社会公正选举抉择党”应当合并，而不是相互竞争。结果，2007 年两党实现合并，自那时起，便有了 “左翼党”。当然，合并之后的新政党总会有些摩擦和内部冲突，因为两党的政治传统、政策风格以及受传统与风格影响的人各不相同。不难理解的是，为了共同的纲领必须容忍某些东西。
既然讲到了共同纲领，下述问题或许也是大家感兴趣的: 该政党还有多少东西是马克思主义的? 国家社会主义崩溃造成的后果之一是，民主社会主义党摆脱了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基本放弃以某一种理论为取向。我们对自己政党的理解是，所有认为自己是社会主义者的人都可以加入左翼党的行列一起做事，这当然也包括马克思主义者。但更为重要的是，为了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及其阶级状况与危机，我们仍须借助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若不如此，无异于科学上的自我解除武装。在此仅提到一点: 目前的金融与欧债危机再次表明，建立在资本主义基础之上的民主统治是何等脆弱。在对危机理论感兴趣的民主理论看来，马克思的有关波拿巴主义理论仍具有现实意义，欧盟危机引发的激烈争论也表明了这一点。
二 联邦德国的左翼政治
就德国的政治制度而言，全国范围内有三个政党或多或少属于 “左翼”，即社会民主党、绿党和我们 “左翼党”。首先，我想谈谈左翼力量为什么没有重新整合成一个政党。我认为，这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政治利益及其需求的不同有关。若要简短勾勒社会民主主义的特点，可以说，它诞生之时，工人阶级还是一个被剥夺了社会和政治权利的阶级。社会民主党支持该阶级争取社会与政治解放的斗争，而这场斗争日后具有了革命的形式。之后，社会民主党以改革的方式将其政治诉求重新解释为 “融合”事业: 其目标不再是以革命的方式消灭资本主义，而是将工人阶级融入资本主义制度中。其关键在于以下目标: 工资的增长应以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为标准，增长的大众需求应成为经济持续增长及扩大就业的需求基础，国家则应通过自己的投资克服疲软景气，即自己生成需求。无疑，发展技术和社会基础设施对此再合适不过。围绕这一经济核心，还逐渐建立起了社会保障体系。若想对资本主义国民经济进行这样的宏观调控，无疑要求国家不能听任金融市场的摆布，相反，国家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去规制资本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说，20世纪 80 年代以前，我们可以将 “社会民主主义”理解为一项致力于从经济和社会政策上限制资本主义的政治事业。在这个时期，一切都是为了确保经济持续增长。为此，必须满足三个条件。首先，必须控制南半球国家，使其在结构上依赖于北半球的工业国，也就是说，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剥削结构不可避免。其次，这种经济模式荒谬地认为，原材料和其他自然资源的供应将不受限制。最后，这种经济模式认为，自然环境可以承受无限的压力。套用马克思的话说，我们迄今观察的只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 “材料面”。仅此即已表明，这种形式的资本主义无法移植到全世界。
20 世纪 70 年代，人们开始意识到增长的极限以及采取保护自然与资源的其他生产方式的必要性。偏执于增长的社会民主主义不可能拥有政治未来，相应地，需要成立新的替代性政党，绿党遂应运而生。欧洲其他国家也成立了绿党，或多或少均有左翼特点。绿党被划归左翼阵营并不总是能够令人信服，这有其历史原因。绿党支持另外一种意义上的进步，这令其不仅与社会民主党发生了冲突，也与保守党发生了冲突。反对守成力量的进步派，在我们听来，总会带有些 “左”的色彩。
左派阵营发生的下一次分裂，源于社会民主党人偏离了下述思想，即所有社会成员都有要求社会保障的权利。社会民主党人开始采取新自由主义路线，从而造成部分工人阶级与失业者处境恶化。这样一来，德国便有了左翼党诞生的空间。
可以看出，上述三个党所代表的政治利益与需求群体并非能够毫无矛盾地和解。因此，我们很难设想形成一个绿色——社会民主主义——左翼社会主义党，并且在可预见的未来也不可能。
但分歧远不止这些。例如，社会民主党传统上不排斥国家官僚主义，可以不无讽刺地说，社会民主党是德国真正的国家党。直至 70 年代持续运作的晚期资本主义工业国家的增长模式，强化了国家官僚主义，包括社会福利的官僚主义和基础设施规划的官僚主义。特别是在后一个方面，某些资本集团与官僚国家密不可分，由此便产生了社会民主党与国家官僚主义的密切关联。在这方面，左翼社会主义持有怀疑态度。一方面，这与国家社会主义的国家官僚主义的最终崩溃有关; 另一方面，左翼社会主义强调更多的民主，以调控现代社会的发展。由于计划官僚主义与传统工业的关联，绿党对其持明确反对的态度。可以看出，德国的左翼政党在与国家官僚主义的关系方面存在分歧。
当然，还有其他分歧，如德国的外交与安全政策以及欧洲政策。就外交和安全政策而言，联邦德国自称奉行 “负责任的”政策，意指重新统一之后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必须承担更大的责任。其实，单从词语的选择便可窥见这一模糊的把戏，因为没有人会严肃地声称，原联邦德国奉行的外交安全政策不那么负责任，甚至打上了冒险的烙印。这种说法另有所指。冷战结束十年之后，北约推出了新战略文件 ( 这期间做了进一步的修订) 并进行了深刻的调整，决定将原来的防御同盟改变成干涉同盟。自那时以来，北约声称自己对全球都负有责任，无论有无联合国授权。因而就主流想法而言，所谓 “负责任”的意思是: 不要持批评态度，一起干就是了。但问题在于，社会民主党和绿党与北约及其政策同流合污，而北约政策事实上就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延续。在德国议会即联邦议院中，左翼党是唯一拒绝该路线的力量。此外，对于 “责任”所包括的内容，我们还可以从目前的乌克兰危机中看出: 西方犯下了它能够犯的所有错误。
上述分析只是极不完整地概述了德国左翼政党之间进行合作的困难。当然，具体议题上情况则不尽如此，各党会努力进行合作，特别是在地方和州的层面上加强了合作。
三 左翼政治面临的突出问题
接下来，我想集中讨论一下左翼政治应当研究并克服的三个突出问题。
1. 新自由主义危机
国际金融危机使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同样陷入了合法性危机。金融驱动的资本主义积累能够带来持久富裕和社会公正分配的指望没有实现，反而被证明是幻想。然而，这并没有让人们开始热切寻找替代性发展模式，相反，新自由主义进入了一种 “僵尸”阶段: 没有人想成为主张放松管制的思想家，而欧盟各国政府特别是德国政府所做的恰恰是迎合大金融业主的要求。当然，它们舍此也别无选择: 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人们骄傲地对国家机器进行了 “瘦身”，可现在，财政部却突然要指望外部专家的意见，结果是，金融业领域可以撰写法律草案。此外，德国大学的教授席位，已很少由持批评态度甚或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担任。欧盟其他国家的情况，我无法评判。正如安德里亚斯·费舍尔 － 莱斯卡诺 ( Andreas Fischer-Lescano) 辛辣指出的那样，高校机构已经变成了金融市场的军校。在此，受过经济学教育的新生力量发生了经济上的可怕变形。
克服所谓欧债危机时，我们也有同样的经历。之所以说是 “所谓”，是因为欧元本身并未陷入危机，也就是说并未发生货币危机，是欧元区的一些国家出现了危机式的发展，究其原因，乃是欧元设计缺陷导致的。欧盟采取的解决方案不仅没有实现真正的问题解决，而且导致了大规模贫困，但该解决方案却使得大金融公司不必承担共同责任。
按照新自由主义模式，危机的解决是通过让全社会承担解决危机的成本来实现的，具体说来，由工人、雇员和领取养老金及社会福利者负担。的确，持批判性态度的经济学家提出了替代性建议，也得到了左翼党等政党的支持，但由于上述知识分子和政治力量过于势单力薄，无法贯彻其建议。在此领域，我们仍可以清楚地看到曾经令社会民主党人和绿党臣服的新自由主义思想。若非如此，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本可以采取其他克服危机的方法，尤其是鉴于德国在欧盟中可观的经济分量。不过，这也表明，社会民主党和绿党能够认识到形势的严峻是何等重要。
尽管如此，我仍寄希望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再度萌生权力意愿。永远做反对派，或者在保守派政府中当小伙伴，这不是社会民主党的未来选择。若想如此，社民党就必须从思想上摆脱最近的做法，寻求与早已能够描绘左翼事业的德国知识分子建立联系。
2. 国际政治: 要合作不要对抗
恰恰在国际政治领域，我认为，德国和欧盟正处于十字路口。我想借助最近发生的几次冲突对此加以说明。
先让我们从最近的例子即乌克兰危机开始。令人纠结之处在于，冲突各方都既有做对的地方，也有做错之处，否则情况不会如此复杂。侵犯主权国家的领土完整就是侵犯国际法，这种说法完全正确。但问题是，政治从来都不仅仅是说出正确的话，说出正确话的人至少必须具有一定的可信性。在这方面，北约的处境极其不利，美国和北约经常无视现行国际法，违反国际法或者绕过它，国际法对它们来说不是什么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和北约的行为让人感觉不必严肃对待俄罗斯这个国家的安全利益。这样做有可能导致俄罗斯对西方的态度发生变化，对此西方要么没有意识到，果真如此，实在是幼稚得令人难以置信; 要么就是认识到了，于是便产生了现在的后果。西方利用冷战的终结，继续削弱和孤立俄罗斯，狂妄地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主宰。现在，我们面临的是冷战时期行为与思维模式的复活。
当然，欧盟有权利深化与乌克兰的关系，乌克兰也有权利与能给自己带来最大希望的伙伴深化关系。然而，俄罗斯和欧盟却都将乌克兰逼到了必须选一边站队的境地，乌克兰内部由此爆发了冲突。事发之后感觉到出乎意料，还是说明人们要么是幼稚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要么就是对可能造成的后果在所不惜。
那么，美国在此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 美国当然想削弱和孤立俄罗斯，但俄罗斯会在联合国安理会 “找麻烦” ( 中国有时候也会这样) ，从经济上剥削这个资源丰富的国家已不再像叶利钦时代那么容易。此外，欧盟又一次未能从外交上摆脱美国以致任由北约摆布。
德国的左翼政党必须认清这一事实，但看起来唯有左翼党有此意愿，而这也严重影响到了我们同德国社民党，特别是与绿党之间的关系。
另一个例子是国家安全局丑闻。受到广泛调查的不仅是美国的敌对国家，也包括其亲密的盟友。我们还知道，政府也难免被调查。那么，德国政府做了什么呢? 它什么也没有做。这样一来，联邦德国对美国的忠诚便削弱了德国的法律制度。一国若拥有主权，那么主权肯定不是在孤立于其他国家自己过日子的意义上存在。主权的核心在于人民制定法律并希望践行法律。然而，如果无法继续信任法律，主权亦将减损。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反思是否必须重新调整德国对美国的关系。无疑，德国 “左翼党”与其他左翼政党在该问题上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不过，德国社民党和绿党都有可以继承的传统，这可以缩小我们之间的差距。
3. 社会公正是生态改造的前提
在这一问题上，德国左翼党的立场介于绿党和社民党之间。对工业社会进行生态改造曾是绿党的核心关切，社民党是同该事业相距最远的。左翼社会主义者能够提出自己的一系列政策观点，甚至能够加快生态改造。
首先，作为熟悉马克思、恩格斯的政党，左翼党当然认为，自己必须代表进步。这其中也包括生态改造的生产力一面，恰恰在该领域不能 “踩急刹车”。而我们也知道，资本主义的利益和内在冲突恰恰能够触发这一点，即生态改造中的 “制动效果”。我们关心的是，在破坏环境的生产领域工作的工人怎么办? 生态改造项目难道不会危及他们及其物质收入基础吗? 我们不应低估这个问题。相关资本组合和工人阶级中的某些群体会结成一种阻碍联盟，其速度要比我们想象得更快。轻视和祷告都无济于事，因此，生态改造若想取得成功，其前提条件就必须包括社会保障、工业转型以及就业保障。
其次，这就涉及另一个问题。生态改造不是某一个国家便能够实施的区域性项目，气候问题已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西欧和美国近一百年排放的二氧化碳不仅影响到美国和西欧，还影响到整个人类社会。然后，便来了比尔·克林顿等聪明人，告诉人们如果十亿中国人都过上普通美国人的生活，那将是一场人类灾难。这句话不仅愚蠢，而且不负责任，因为其目的在于对美国的特权加以辩护: 我们想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但你们不行! 如果我们认为每个人都拥有自然消耗权，同时又不想否认印度、中国以及许多其他国家的发展权，唯一可行的做法就是北方发达工业国积极支持其他国家 ( 技术和资本转让) ，在新的环保技术的基础之上发展自己的国民经济。当然，这仅是平等思想的生态解释，但除了团结，我们别无选择。
对此，左翼党确实可以在绿党的现代化要求与社会民主党的惯性之间进行调和。此外，德国的左翼事业必须能够促进国际社会公正地处理生态问题。
或许你们会问，我为何经常讲到左翼党的 “左翼社会主义”特点，却又没有详细论述其社会主义的目标设想。在我看来，马克思有关社会主义目标设想的著作的最明智之处在于，他拒绝描绘乌托邦。在他之前，已经有很多人这样做了。我们所继承的社会主义遗产是致力于将人从其社会束缚中解放出来。资本限制了某些自由的释放，我们正在为消除这些限制而奋斗。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阐明的那样，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里，个人自由是所有人自由的前提和条件。
这些政党都对议会民主持积极的态度，但希望超越资本主义的束缚来扩展议会民主。此外，所有政党的目标都是最终战胜资本主义，采取生态化的生产方式以及建立实现解放的社会主义社会，不追求与资本主义实现和解。
（作者简介: 格雷戈尔·居西 ( Gregor Gysi) ，联邦德国政党 “左翼党”( Die Linke) 的主要领袖之一，现任联邦德国议会下院 “左翼党”党团主席。译者简介: 郇庆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北大马克思主义研究》 ( 总第四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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