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

　　对于南斯拉夫这个国家或南共联盟这个党，人们还记忆犹新：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创新马克思主义学说，成立了多民族联邦制国家，顶住外来压力，创建了自治社会主义制度，执行不结盟外交政策。当然，这一切已经成为美好的历史和回忆。严酷的现实是，如今，一个联邦的、自治的和不结盟的南斯拉夫已经消失，它已分崩离析沦落到“七马分尸”的境地。南共联盟成败和南斯拉夫兴亡的关键因素在南共联盟本身，这一点值得人们清醒认识。

　　一、南共是捍卫国家独立和主权的卫士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南斯拉夫王国存在众多的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政党。但是，它们不管是大党还是小党，在朝还是在野，都是保皇的、代表君主和资产阶级利益的，也都是反对劳动人民利益、特别是反对共产党的。所以，在德、意法西斯1941年4月入侵南斯拉夫，面临民族存亡之际，它们或公开站在占领者一边，卖国求荣；或分崩离析，偃旗息鼓了。从此，它们中的绝大多数作为政党已不复存在。在德、意占领的关键时刻，唯有南斯拉夫共产党利用战时的复杂局面从地下转入公开活动，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肩负起拯救民族危亡、反对法西斯侵略者和光复祖国的重任。在南共的组织和领导下，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发动武装起义，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南奸卖国贼。经过4年的英勇斗争，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于1945年11月诞生，并得到国际承认。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和最残酷的一场战争，它给南斯拉夫带来了史无前例的浩劫。据南斯拉夫关于确定占领者及其走狗战争罪行委员会1945年公布的材料，就人员损失而言，南斯拉夫仅次于苏联和波兰，占欧洲第三位。南斯拉夫的伤亡人数高达1705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08％ （《南斯拉夫——解放和战胜法西斯30周年1945-1975》，贝尔格莱德：文化出版社，1975年，第27页。）在伤亡的1705万人中，牺牲在战场的战士达305万名，有425万名战士受伤，更多的人死于集中营、饥饿和疾病。此外，约有350万南斯拉夫人曾被关进俘虏营和集中营，坐过监牢或被强迫劳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反法西斯力量的胜利为欧亚一些国家走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条件。南斯拉夫共产党从当时外部的客观条件和国内的主观条件出发，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出现的革命形势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时是不同的。所以，南共从武装斗争一开始，就提出反法西斯民族解放斗争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民族解放、反法西斯和社会革命。南共把争取民族解放斗争和争取社会解放的斗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人民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革命作为一个统一的过程互相交错，一起发展” （参见伊•耶利奇：《南斯拉夫社会主义革命1941-1945》，萨格勒布：地球出版社，1979年，第56页。）正因为这样，“在抗击法西斯侵略者和本国卖国贼的解放斗争中，就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并为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打下了基础” （兰•佩特科维奇：《巴尔干既非“火药桶”又非“和平区”》，石继成、许忆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84页。）这就是说，“在为期4年的反对德、意、保、匈占领者和卖国贼的人民解放战争中，南斯拉夫也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从国家解放之日起，政权的更迭即告结束。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欧洲进行的唯一的一场革命。” （杜•比兰吉奇：《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史纲》，萨格勒布：地球出版社，1979年，第95页。）

　　把1941年-1945年的人民解放战争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这是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战争的最大特点，也是南共对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贡献。正如铁托所指出的：“我国的革命是独特的，我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也是独特的。” 【《铁托选集》（1961年-1973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31页。】新南斯拉夫主要是依靠自己的力量打出来的，是英雄的国家，铁托是铁。然而，新南斯拉夫在战后初期确实处在一个十分困难的时期，它既要顶住来自西方大国的种种威胁和压力，同时又要面对来自东方盟友的孤立和冲突。1947年9月，在波兰召开了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成立大会。共产党情报局的主要任务是在自愿的基础上协调各党的工作，交流经验和互换情报 （原文参见《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杂志1947年11月10日。）但是，它很快就变成了斯大林控制其他兄弟党的工具。鉴于南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威望和影响，共产党情报局总部及其刊物《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杂志编辑部就设在贝尔格莱德。

　　不久，南、苏两党从1948年上半年开始便发生了争论和冲突。苏联突然推迟同南斯拉夫签订1948年的贸易议定书，并从南斯拉夫撤走全部苏联军事顾问和专家；联共（布）党中央（苏共）于3月27日致信南共中央，警告南共领导人看看“托洛茨基的政治生涯倒很有教育意义”；共产党情报局在苏共操纵下于6月28日作出了《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情况的决议》，把南共“革出教门”，号召南共内部的“健康力量”起来推翻铁托的领导。铁托在1948年4月13日的复信中，驳斥了莫斯科的攻击，决心捍卫南斯拉夫的独立，不容许苏联干涉南斯拉夫的内部事务。复信明确指出，尽管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建设以苏联的经验为榜样，但“我们正在以某种不同的方式，在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南斯拉夫改造的很多独特之处有益于别国的革命发展，而且正在被他们采用”。

　　1948年7月21日-28日，南共举行第五次代表大会。90％以上的代表参加过人民解放战争，他们代表全国468万名正式党员和516万名预备党员。铁托在政治报告的最后部分着重谈到了南共和共产党情报局的关系问题。他从南共战后执行的对内对外政策、南共的国际主义精神和南共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态度等方面，驳斥了共产党情报局对南共的毫无根据的攻击，指出共产党情报局的决议是“不公正的、不准确的和不正确的”。

　　接下来，苏联拉拢其他东欧国家对南斯拉夫实行经济封锁，施加种种压力。它们策划和组织了对南斯拉夫的侦察、破坏和颠覆活动，不断制造边界冲突，公开策划推翻铁托政府，建立亲苏的南斯拉夫政府。1949年11月29日，共产党情报局又作出了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掌握在刽子手和间谍手中》的决议 （关于这次会议情况和决议的全文参见《关于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等国政府对南斯拉夫进行侵略活动的白皮书》，贝尔格莱德，1951年，第156-159页。），诬蔑铁托等南共领导人“在南斯拉夫建立了一个反共的、警察式的和法西斯类型的国家制度”，提出要“重建一个革命的、真正的南斯拉夫共产党”。同时，共产党情报局还在决议中诬蔑南斯拉夫是其他东欧人民民主国家“帝国主义间谍分子阴谋活动的后台老板”。于是，在东欧人民民主国家接连发生了一件件骇人听闻的审讯案，并把这些都归罪于“铁托集团的罪行”。1949年开始了大清洗，东欧人民民主国家大批著名的党政领导人以及高级将领，都被无辜地投入监牢或处死，成千上万的中层干部和普通党员群众受到牵连。

　　南、苏冲突的实践说明：南斯拉夫共产党人顶住了压力，从斗争实践中得出了有益的结论，那就是：第一，社会主义国家和兄弟党之间的关系应该建立在平等、相互尊重、独立自主、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之上；第二，各国共产党要按照本国的具体情况来解决各自争取社会主义胜利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于是，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冲破共产党情报局的束缚，解放思想，开始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从而出现了早期的工人自治制度。

　　二、南共是一个勇于创新的学习型政党

　　1949年南斯拉夫被开除出“社会主义阵营”后，勇于创新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在党内掀起了学习和重新领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动，反思自己所走过的道路，创立了自治社会主义制度。他们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就有关于工人自治思想的论述。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的第一句话就指出：“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09页。）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又进一步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4页。）当时南斯拉夫共产党人认为，工人不光只是简单从事生产劳动，同时还应该直接参加管理生产资料，并支配劳动成果以及管理一切社会事务。他们认为，实行工人自治便可以为实现这一任务创造条件。

　　于是，1949年年底南斯拉夫关于成立工人委员会的第一个正式文件获得议会通过。1950年年中，南联邦议会公布了《关于劳动集体管理国营经济企业和高级经济联合组织的基本法》，即通常所说的《工人自治法》。铁托在议会通过该法时强调：“今天，我们在自己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不用抄袭任何刻板公式，而是要考虑到我国的特殊条件，遵照马克思主义科学和思想来走自己的道路。” （转引自布•佩特拉诺维奇、切•什特尔巴茨：《社会主义南斯拉夫史》第2卷，贝尔格莱德：工人出版社，1977年，第324页。）《工人自治法》的诞生，标志着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制度的开始。

　　南斯拉夫多数学者把这种自治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1950年开始的工人自治阶段、1963年开始的社会自治阶段和1974年开始的联合劳动阶段。自治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一种新事物，还有不少问题有待解决。为了贯彻执行这一制度还必须付出高昂的代价。但重要的是，自治制度的思想和实践为南斯拉夫的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改革迈出了重大的一步。

　　南斯拉夫共产党人一向以改革著称。据他们自己统计，从1945年-1988年的40多年间，南联邦政府共进行了60次各种改革，其中宪法改革5次、经济体制改革13次、经济政策改革12次、教育改革5次，等等 （参见鲍鲁特•苏克莱：《联合起来反对危机》，南斯拉夫《战斗报》1988年11月12-13日。）这些改革的一项主要内容是促使南斯拉夫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以转变联邦政府的职能，巩固自治社会主义制度。南共早在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就开始摆脱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进行了艰难的“南斯拉夫试验”，探索符合自己国情的“南斯拉夫道路”。南共还在1952年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就改名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简称南共联盟），认为这个名称最接近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南共联盟经受了战斗的洗礼，成长为东欧的一个强大的执政党。

　　据南斯拉夫学者统计，南共联盟的人数1950年时60万，1970年时105万，1980年时200万，到1986年已经达到217万，占当时全国总人口2230万的9%以上。另一项统计称，1945年-1971年，每100名国家职工中有85名南共联盟盟员，而在南就业人员总数中每4个人中就有1名南共联盟盟员。南共联盟无愧是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过程中的积极倡导者和领导者。

　　三、南共因主动放弃领导地位而自我孤立

　　然而，与同一时期其他东欧国家执政党相比，南共联盟并没有通过宪法形式确定它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领导作用，而是使用了一种新的提法,即“党的引导作用”。所谓南共联盟的引导作用,一般可以概括为:（1）南共联盟不在权力机构范围内实行垄断,废除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包办一切的工作方法和活动方式；（2）对于权力机关和社会自治机关所遵循的原则不是发号施令、指挥一切,而是引导与协调全体劳动者和公民的自治利益；（3）不把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工会、社会主义青年联盟等社会政治组织变为自己的传送带,体现政治平等原则；（4）南共联盟组织和盟员应密切联系群众、宣传和解释南共联盟的纲领和政策，并引导群众接受南共联盟的纲领和政策,并且要自觉地接受群众监督,不搞特权。

　　南共在“六大”通过的新党章中第一次提出党政分开,强调要将南共联盟的“领导作用”改成“引导作用”。大会的决议在讲到共盟的直接任务时,只是“对群众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称共盟在自己的工作中,“不是也不可能是经济生活、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直接有效的领导者和发号施令者”,而是通过说服的办法,使共盟的“路线和观点,或者它的个别成员的观点被采纳” （《南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任务和作用的决议》,南斯拉夫《战斗报》1952年11月8日。）决议还主张党的工作公开化,非党员可以监督党组织。 我们说,尽管这些愿望是好的,是使党和社会生活民主化和非官僚主义化的一次大胆尝试,有利于当时提出的党政分开和实行政治体制改革。但是,在当时国内国际条件下,大会过早提出党和国家的消亡问题,宣传解释工作又没有跟上,反而起了消极作用,致使一些盟员曲解南共“六大”的决议。有些南共联盟组织和党员盲目地理解为党将放弃领导地位和作用,而没有看到党政分开仍是共产党的领导,只是职能分开,各负其责，从而一度出现了纪律涣散和思想混乱的现象。特别是“各种反对派势力利用了南共六大以后工作中的错误。尽管他们的思想和政治倾向不同,却在反对南共联盟的基本方针和反对在建立社会主义自治关系的社会方面找到了共同的纲领” （德•马尔科维奇、萨•克尔日瓦茨：《自由化——从吉拉斯到今天》，贝尔格莱德：自由出版社，1978年，第33页。）

　　这一新提法出现后,南共联盟领导核心日趋“联邦化”,使国家丧失了维护统一的领导核心和凝聚力。“六大”后,南共联盟中央与各共和国、自治区（省）南共联盟之间不再是上下级关系而是三者平行的关系；由“协商一致”取代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实践证明,这种理论导致南共联盟大权旁落,自毁长城，为自身的削弱和瓦解撕开了裂口。结果，党内不同政见者应运而生。1954年，南共联盟中央书记米洛万•吉拉斯 （米•吉拉斯（旧译德热拉斯）1911年生于黑山的农民家庭。1932年加入南共，1937年进入铁托改组的南共中央委员会，1940年当选为南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在1941-1945年的人民解放战争中他一直同铁托战斗在一起，后任临时政府部长。1952年被选为南共中央执委会委员和中央书记。1953年任南联邦副总理。1994年1月逝世。）正是站在无政府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立场上，提出取消南共联盟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领导作用。吉拉斯在抵制共产党情报局控制的斗争中，始终支持铁托的立场，是反对斯大林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勇士。但他从批判斯大林的错误发展到怀疑马克思列宁主义，怀疑南共联盟的政策，直到否定列宁主义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铁托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消灭这种对他的挑战和威胁。于是，南共联盟在六届三次非常全体会议上批判了吉拉斯及其观点。全会指出：“吉拉斯的观点代表修正主义，抛弃了科学社会主义，对工人阶级的历史作用丧失了信心。” （转引自布•佩特拉诺维奇：《南斯拉夫史1918-1978》，贝尔格莱德，1980年，第534页。）全会决定将吉拉斯开除出中央委员会，解除党内外一切职务，后又被清除出党，并两次被判刑入狱。甚至西方学者当时也认为,南共联盟这种理论和实践，“具有思想上的狂热性和空想主义色彩……同时它也推动吉拉斯走得过快、过远,他公开提出了立刻解散党,使党消融在广泛的群众阵线组织——社会主义者同盟中的观点” （阿波利尔•卡特尔：《南斯拉夫的政治改革》，范琦勇、洪建军、徐庶译，北京：春秋出版社，1988年，第2页。）

　　接着，1966年南联邦副总统（仅次于铁托的“第二号人物”）、南联邦安全和情报部门首脑亚历山大•兰科维奇也被铁托解除党内外一切职务。当时，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指出，兰科维奇的下台将使南斯拉夫的社会和经济生活开始“全面自由化”，将催生民族分裂主义。西方国家兴高采烈，也认为南斯拉夫将“取消党对社会生活的垄断”。

　　南斯拉夫各共和国则认为制造“兰科维奇事件”是“摧毁了一个统一国家的强力部门”，在政治上清除了兰科维奇及其同伴，约1500名党员被开除出党。这不仅导致党发生分裂，而且出现“自由化”。更为严重的是，自从这位以铁腕手段解决民族问题的人物被解职后，民族冲突开始升级，出现了南斯拉夫从未有过的社会动荡，连续几年群众游行示威和工人罢工不断，经济和社会改革受挫。所以，还有的作者强调，兰科维奇下台加速了南斯拉夫的“邦联化”，为“它的瓦解创造了条件”。这样，“自治社会主义不仅没有减缓民族对立情绪，反而加速了这一进程” （莫姆契洛•巴夫洛维奇：《1944-1981年的南斯拉夫》，现代史研究所编：《南斯拉夫国家1918-1998论文集》，贝尔格莱德，1999年，第765页。）

　　铁托失去吉拉斯和兰科维奇两位左辅右弼之后，党心、人心受到沉重打击，社会不稳定。与此同时，南共联盟也遭到了以苏联党为首的原社会主义国家各国共产党的围攻、谩骂，甚至武力威胁，被无辜扣上“修正主义”、“帝国主义奸细”的帽子，长时间被“妖魔化”，受到无端攻击。铁托本人虽说在内外压力下没有变成孤家寡人，却也只好拖着染病的身躯，带领一帮“志同道合者”，继续哼着自治社会主义的小调，顽强举着不断改革和“不结盟”外交政策的旗帜，漫不经心地沿着一条理想主义的小道前行。

　　20世纪60年代，南联邦各共和国和自治省的民族主义开始到处泛滥，既有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的大民族主义，也有斯洛文尼亚的“经济民族主义”、波斯尼亚的“文化民族主义”和马其顿的“地方民族主义”，还有科索沃的民族分裂主义等。南联邦国家到了失控的地步。 四、南共联盟在民族问题上的得与失

　　南斯拉夫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它2230万人口中包括近20个民族、少数民族和族群。它的民族问题表现在多层次和多方面。南斯拉夫作为联邦制国家，同周边7个邻国几乎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民族纠葛。在联邦内部，不仅各共和国之间不同民族混居，而且共和国内甚至自治省内同样不同民族混居，而且宗教和文化差异较大，历史积怨甚多，矛盾较深。尽管南共联盟和南斯拉夫联邦制定了宽松的民族政策，但民族主义因素对南联邦崩溃的影响仍然令人深思。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南共联盟关注民族问题，采取了若干积极措施，防止民族主义泛滥。例如：（1）实行联邦制，通过宪法确保了境内各民族之间的平等、团结和友爱。战后，没有同意将境内的阿尔巴尼亚族都集中到科索沃，避免了后来出现一个大科索沃国家。（2）从20世纪50年代起，扩大了各共和国和自治省的权力，各族居民的生活得到改善，使政局保持稳定，民族关系比较融洽。（3）为了帮助落后地区发展经济和文化，缩小各民族之间的差距，南共联盟和南联邦政府于1965年建立了《联邦发展经济不发达的共和国和地区的信贷基金》，1971年通过了《对经济不够发达的共和国和科索沃自治省提供贷款的联邦基金法》，投资支持落后地区的重点项目建设；建立联邦信贷基金，发放无息或低息贷款；以社会总产值的0.93%作为无偿补助经费，支援不发达地区的文教卫生事业；不发达地区优先使用外国贷款；鼓励不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联合办企业，共同投资，共同承担风险，共同分配收益。这些措施有力地促进了不发达地区经济的发展。

　　这些积极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复杂的民族矛盾，使南联邦国家得以保持45年的统一和发展。但是，南共联盟和南联邦政府在民族政策的理论和实践方面也确实存在一些重大的失误，使民族矛盾没有根本解决，并为后来的南联邦解体和内战埋下了祸根。失误之一是，南共联盟和联邦政府所提出的民族理论概念混乱和错误。例如，1968年承认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波黑）的穆斯林为一个单独的民族，这成为后来波黑脱离联邦的一个重要理由。失误之二是，片面理解和实行民族间绝对平等的原则，不切实际地强调各民族不论大小一律“机会均等”和“轮流坐庄”。失误之三是，削弱了塞尔维亚作为联邦最大的民族应有的地位和作用，尤其是南联邦宪法一再扩大了科索沃和伏伊伏丁那两个自治省的权力，实际上使塞尔维亚共和国失去了对两个自治地区的控制。这虽然是为了防止大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的复活，却严重削弱了塞尔维亚共和国的地位和伤害了塞族的民族自尊心。失误之四是，没有及时遏制和打击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后来事实证明，南斯拉夫是在各民族、各共和国和各地区的民族主义思潮、民族主义、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打击下陨落的。

　　南共联盟在民族问题上的失误，还表现在对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和反复性认识不够。铁托在世时，由于南共联盟执行较为宽松的民族政策和铁托的个人威望，那时的民族关系趋于平静和稳定。由此，南共联盟中一些领导人便错误地认为民族问题已经“彻底解决”，在巴尔干地区“树立了榜样”，从而忽视了解决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和艰巨性，造成民族政策上的接连失误。

　　在一个多民族国家里，各民族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发展是不平衡的，要实现各民族间和各地区的经济协调发展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要缩小和克服各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结构方面历史遗留下来的差别，需要经过几代人长期艰苦的努力。有的南共联盟领导人也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长期性，指出“关于民族差距在革命胜利后会迅速消失的观点，不仅在科学上站不住脚，而且常常掩盖了官僚主义、中央集权主义或霸权主义倾向” （《韦列科•弗拉霍维奇在南共联盟“八大”上的报告》，《南共联盟八大文献》，贝尔格莱德：共产党人出版社，1965年，第503页。）民族差别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不会迅速消失。但是，中央政府要十分重视不发达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发展，采取有力措施去缩小差距，一旦差距越拉越大，就会成为诱发不发达地区动乱的原因。

　　南共联盟在处理民族问题上的教训是没有警惕民族分裂主义者把宗教信仰同民族属性混为一谈，煽动宗教和民族情绪。在一个多民族国家中，不仅坚决不允许成立带有民族主义倾向和宗教色彩的非政府组织或政党，而且需要及时取缔准军事组织。波黑的穆斯林民主党、科索沃阿族民主联盟和科索沃解放军就是这类政党和组织，他们打着民族和宗教的旗号，勾结国外非政府组织，成为摧毁南斯拉夫的急先锋。

　　五、南共联盟因改革过头而惹来亡党亡国之祸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南斯拉夫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提出了“非国家主义”、“非政治化”等口号，即减少党和国家对经济事务的控制和干预。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改革党政干部制度，采取了四项主要措施，即轮换制、非职业化、职务单一化和通过削减专职的政治干部和增加工人、妇女以及青年人在干部队伍中的比例，改善党委会的社会成员构成等。从20世纪60年代起，南联邦在党政领导人的组成上，从联邦、共和国和自治省直至基层单位，都贯彻等额民族代表原则。同时，这一绝对平均主义原则还落实到群众组织和民间团体，以及外交人员派出和出国组团，乃至南斯拉夫人民军军官团的组成以及高级将领的任命方面，都一味强调各民族不论大小一律“机会均等”和“轮流坐庄”。这使各共和国的权限和独立性无限膨胀，联邦政府实际上已处于无权地位。

　　1980年5月4日，领导南斯拉夫党和国家近40年的铁托逝世，这是南联邦的重大损失。铁托在世时，以他个人的智慧和威望，缓解和处理了国内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他死后，许多问题和矛盾立即暴露出来，南共联盟面临严峻的考验。为此，南共联盟决定取消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终身制，实行集体领导和定期轮换制。联邦主席团行使国家集体元首和武装部队统帅的职能，同时确定联邦主席团委员按各共和国和自治省字母次序轮流履行一年一期的主席团主席的职务。6月，南共联盟中央全会决定取消南共联盟中央委员会主席职务。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执行主席改为主席团主席，也是一年轮换一次。也就是说，联邦主席团由6个共和国和2个自治省各1人加南共联盟1人共9人组成，“轮流执政”。南共联盟只是最高领导层的1/9。同样，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则由各共和国和自治省1人加上军队1人共9人组成。 这时的南共联盟完全放弃了对各共和国和自治省的领导作用。南联邦到后期已经形成为8个独立的经济实体和政治实体，各自拥有自己的党中央和国家机构，没有一个能够统一领导和指挥全南斯拉夫的政党。6个共和国和2个自治省加起来有8个党，军队里还有1个党。这样，党已经开始“联邦化”，入党和退党成了司空见惯现象。在20世纪70-80年代的20年内，南共联盟共吸收了约200万新成员，却有近100万离开了党。这种情况在东欧国家的执政党里很少发生。

　　1982年6月，南共联盟举行了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号称是一次继往开来的大会。到1981年底，南共联盟共有211万盟员，人数达到该党历史上的最高峰。盟员占全国人口的95％，占全国就业人口的近1/4。盟员中1/3是27岁以下的青年。但到20世纪80年代末，各共和国和自治省的共盟越来越站在民族主义立场上，成了分离主义的代言人。各地共盟对南共联盟中央的决议、纲领和政策采取阳奉阴违的实用主义态度，在各地民族主义和地方主义的煽动下，向中央发难。

　　1988年，南共联盟召开了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经济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南共联盟改革三个改革方案，目的在于摆脱已经出现的社会经济危机，但为时已晚！此时，南共联盟和联邦国家的集体领导由于年年轮换，不分共和国大小和领导人能力强弱搞绝对平等，反而使领导层变得软弱无力，流于形式。南联邦和南共联盟的代表轮流在同一舞台上演戏，没等到南共联盟的代表第二次登场，一场席卷原东欧的多党政治体制和“民主化”浪潮拉开了南斯拉夫民族冲突和崩溃的序幕。

　　1990年1月，南共联盟举行第十四次非常代表大会（也是最后一次），争取在各共和国多党议会选举中获胜，力图挽救国家挽救党。然而，南斯拉夫已经开始在“独立”狂潮中解体。共产党人苦心设计的“轮流坐庄制”已经无人问津，人去台空，演员一个个扬长而去，观众四处离散，留下一个空旷而又略带斑斑血迹（由于连年内战）的荒废舞台。这就是今日我们所看到的前南斯拉夫的魔影！这就是南共联盟的死亡证书！

　　六、几点警示

　　南斯拉夫是原东欧地区改革开放的典范，人们津津乐道的一块乐土。如果说战后南斯拉夫的迅速发展和民族团结归功于三个主要因素，即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一个唯一的政党和一支统一的军队，那么在1989年-1990年的苏东剧变中，上述三个稳定因素已不复存在了。南共联盟成败和南联邦解体带来的教训是深刻的，对人们的警示颇多。警示之一，马克思主义要发展、要创新，不能僵化理解、机械运用。但对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不能随意“本土化”或盲目“修正”和曲解；警示之二，执政党内部存在反对派（往往以改革派面貌出现）是客观存在，应该高度重视。但在对他们的处理上需要慎之又慎，必须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警示之三，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应该优于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但社会主义社会需要而且能够进行改革，但这种改革不能过激、过头，更不能失控；警示之四，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由执政党和杰出的领导人推动和领导，同时要特别关注党心、民心；警示之五，妥善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中的民族矛盾问题，防止外部敌对势力利用民族问题激化矛盾，使之政治化和国际化。

　　参考文献：

　　[1]《铁托选集》（1961-1973）、（1974-1980），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980年。

　　[2] 米洛万•巴甫洛维奇：《南斯拉夫自治经济制度的产生与发展》，张德修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

　　[3] 阿波利尔•卡特尔：《南斯拉夫的政治改革》，范琦勇、洪建军、徐庶译，北京：春秋出版社，1988年。

　　[4] 马细谱：《南斯拉夫兴亡》，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5] ВелизарЕнчев,Югославия-последнатабалканскаимперия,Ренесанс,София,2005.

　　（作者简介：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编辑：张晓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