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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资本主义“特征论”

　　由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给资本主义核心地区带来了极大的震动，尽管各国政府纷纷出台救市政策，甚至加强国际联手，但是危机仍在持续蔓延。经历了如此危机，资本主义世界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不再像20年前苏东剧变时那样傲慢地认为“历史已经终结”，更不见为陷入债务危机的拉美国家开出药方——“华盛顿共识”时的那种自信，而是在悄悄转型，并呈现出一些后危机时代的新特征。

　　1.“资本主义4.0”：市场经济正常运作离不开称职的政府

　　英国《泰晤士报》经济评论员、经济学家卡莱斯基在《资本主义4.0》一书中明确指出，这场危机标志着全球资本主义制度的第四次体制转型。全球资本主义虽然未被2008—2009年的这种濒死体验所毁灭，但却被永久地改变了。在这场危机中形成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新特征，表现在既要强化国家的宏观调控，也不能放弃微观的管理，既要建立强健的经济和金融体系，又要实施切实可行的福利政策。可以说，这些构成了历史上第四个具有自身特点的资本主义阶段。以往每次资本主义转型的决定性特征，始终表现为政府与市场间的关系变化，即基于一人一票的政治决策与基于一人一票的经济决策之间的平衡。然而，这场危机却揭示了政府和市场两者都有可能产生灾难性的结果。他认为，承认市场体制和政治制度的这种易错性，不但不会使两者陷于瘫痪，反而可能有助于两者的强化。这种易错性暗示着市场体制和政治制度有融合起来的需要，而不是假定资本主义市场的激励与对社会正义的民主需求之间存在一种内在的对抗。资本主义4.0的主要标志是：市场经济若没有称职的政府就无法正常运作，同样各国政府和央行也必须主动地管理经济周期，而不是仅仅紧盯通胀目标这个近数十年宏观经济管理的主要工具。这表明政府在诸如确定能源价格、管理货币以及创设正确的环境激励机制等方面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各国政府在卫生、养老和教育等未来经济的制高点上，也将面临巨大的挑战。未来的新环境要求资本主义必须有收有放，即分别实施大政府和小政府的双重功效。危机后的资本主义体制在重新划分国家与私企的界限上，在划定市场与政府间的界限上，在私有部门与公共部门之间保持一个合理的力量比例上，在更复杂地组合私人及公共资金上，将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要相互取经，共同分享经验教训。①

　　2.财富不再是衡量资本主义成功的主要特征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菲尔普斯认为，如今得以幸存下来的资本主义形象如同一场比赛，每一代选手都怀着发财致富的希望采取各种行动，然后退出比赛，并对自己赢得还是失去的财富作出判断。不过，这些以财富为中心的特征，已不足以记录现代资本主义的这种特性。许多企业家获得财富仅是其创业的一个副产品而不是目标，典型资本主义国家并不是以高水平的财富为特征的。例如，西欧那些更多偏向于社会民主主义的经济体和更多偏向社团主义的经济体所达到的财富水平，都超过了典型资本主义经济体。原因是卢森堡、瑞士、比利时、法国和德国等经济体的储蓄倾向（财富的主要推动力之一）要高于美国、英国和加拿大（尽管欧洲大陆福利制度提供了更大的安全性）。同时，在推动私人财富的生产力水平方面，虽然典型资本主义国家处于或接近“技术前沿”，但由于它们把很多的生产潜力浪费在代价昂贵的市场营销过程中以及恶性竞争等引起的过度投资上，使得“财富一代”并非资本主义所特有，社团主义经济体也拥有“财富一代”。②

　　后危机时代的资本主义在财富观、消费生活等方面也有一些新的变化。在这方面比较典型的是被称为世界首富的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他在达沃斯论坛所作的“21世纪新型资本主义”演讲中说，资本主义发展有赖于市场激励机制，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随着财富的增加，为社会服务的动机也应该相应增强。在资本主义服务于富人的同时，必须寻找新的途径让其也服务于穷人。资本主义曾利用利己的力量，持续不断地发挥推动经济的作用，但要让穷人的生活迅速改观，我们还需要有一个比现有制度更能吸引发明家和企业参与的制度。这个新制度有两个使命：一是赚取利润，二是改善那些无法充分享受市场利益的人们的生活。比尔•盖茨认为，第二个使命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和市场所需要认可的。这也表明了当代资本主义财富观的一些变化。

　　3．资本自由流动不再是经济成功的不二法门

　　美国全球发展中心主席博德萨和日裔美籍学者福山在《后华盛顿共识》一文中认为，尽管有关自由贸易益处的著述颇丰，但资本充分流动所带来的好处远非那么明确。造成这一点的原因与金融部门和实体经济之间的根本差别有关。自由资本市场的确能够高效率地配置资本，但相互联系的大型金融机构同时也能对其他经济部门造成巨大的外部影响。2008—2009年经济危机的一个结果是，美英两国人民最终领教到东亚人十多年前就弄明白的事情，即开放的资本市场加上没有监管的金融部门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③

　　二、资本主义“改造论”

　　面对危机后资本主义的困境和变化，一部分西方学者仍然认为资本主义具有其独特优势和发展潜力。这种优势和潜力，简单地说就是奥巴马总统在就职演说中所提及的“资本主义创造财富和扩展自由的力量无与伦比”，展开来说就是运转良好的资本主义能为企业家、管理者、雇员和消费者提供各种经济自由。这是社会主义、社团主义以及中央集权等制度所不能提供的。

　　耶鲁大学教授罗伯特•歇利把这种经济自由比喻为一种“创造性毁灭的精神”。他说，企业家必须允许去尝试各种新事物（包括金融创新），去找不同的投资银行或风险投资公司介绍自己的创意。这个过程是一种自由市场的流程，是经济增长的一种真实而重要的源泉。政府不能插手接管这一流程，因为“资本主义经济是一种推崇企业家精神的经济，而企业家精神并不属于政府官僚管辖的范围”④。运转良好的资本主义能为各个社会阶层提供一种主动发现生活、实现自我的机会。菲尔普斯认为，资本主义不仅提供各种经济自由，也有助于巩固人的政治自由以及个人自由以对抗国家、社区和文化方面的专制，特别是资本主义在提供精神激励、解决问题、探索和发现机会方面远远超过了原苏联、东欧社会主义以及西欧社团主义。资本主义富有活力的创新机制可以改变职业生涯，能够为职业生涯提供高层次的精神激励，提高了员工的敬业度并促进个人的成长；一个更具创新性的经济体往往会将更多资源用于各种投资——投资于新员工、新客户以及新的办公室和工厂；除了产品创新所带来的较高生产力水平外，活力往往能够为一个经济体带来普遍的繁荣以及更高层次的自我实现。因此，不能因为资本主义出现危机和不稳定就影响继续推行资本主义体制，也不能由于资本主义出现大幅度摆动而“使社会止步于创建和维持一个对投身工作和个人发展必不可少的体制”。为频繁危机和危机恐惧所困扰的资本主义制度，也许会降低人们的舒适度和安全度，还会伤害创新的一代。但是在大部分情况下，通过改革来创建一个更为强健、更具活力的金融体系是完全可能的。⑤

　　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改革以拯救资本主义或者说使其优势和潜力真正得以体现？对此，一部分西方学者不遗余力，开出了不少药方：

　　1.加强政府治理和全球治理

　　美国著名银行家、前财政部长鲁宾在《让经济回归正常轨迹》一文中认为，解决后危机时代资本主义出路的根本办法绝非放弃美国的市场经济模式，而是进一步规范美国的金融监管机制，使之符合金融市场的发展现状。美国政府必须尽可能地促进经济复苏，创造就业并保护在经济危机中蒙受损失的民众，这才是政府的当务之急。依靠政府直接干预以及“去全球化”的经济政策，是不可能成功地推动经济发展的。市场经济模式依然是目前最好的经济发展模式，但是必须进行一系列关键性的修正。在一个各国日益相互依赖的世界，惟有借助有效的全球治理才能解决各国面临的诸多跨国难题。可以说，市场经济模式面临的最终挑战，恰恰在于能否在国内实现政府治理，以及能否在全球范畴实现全球治理。⑥

　　2.坚持创新

　　菲尔普斯从回归经典资本主义的角度，探寻后危机时代的资本主义出路。他认为资本主义改革的重心仍在于坚持创新。自19世纪初以来，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自主创新一直都是由私营部门所推动的。大多数人的自我实现、自我发现都是从参与资本主义经济这个创新过程中得到满足的。创新之路一旦打开，必然带来一种制度革新。⑦

　　3．信奉凯恩斯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在《看不见的手——如何拯救资本主义》一文中指出，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的一个固有特征，而凯恩斯理论对摆脱这场危机仍非常有效。目前一些观点认为，持续失业是因为劳动力供应过剩、工资过高造成的，因而必须降低工资，以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这种观点曲解了凯恩斯理论。传统的凯恩斯经济学认为，重要的是总需求，降低工资就是减少总需求。凯恩斯强调的重点是在由总需求不足所产生的各种问题上，即当人们想要购买的数量少于经济产生的数量所发生的情况。总需求几乎肯定会因为不平等的剧增而被降低，这实际上就是要求对钱进行重新分配，把钱从那些不会花或少花的人手里转到那些会花的人手中。因此，凯恩斯的伟大贡献在于把资本主义从资本家手中救出来。比如在大萧条之后所采取的那些监管措施和改革，就曾使资本主义有了一副更人性的面孔，而市场经济也变得更加稳定。目前，如果要再次把资本主义从资本家那里救出来，就更需要凯恩斯的见识了。⑧

　　4．改变既有的分配原则

　　美国“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创始人之一、密歇根大学博士迪安•贝克在《终结“市场原教旨主义”神话》一文中指出，“自由市场会允许一部分人难以置信地富起来,并造成他人变穷或者财政上不安全”，这种观点是无稽之谈。收入分配是由偏向某些群体和不利于其他群体的政府政策决定的，没有理由指望政府来彻底扭转市场结果，而应该寻找能够通过组织市场规则而产生更好结果的各种办法。如果指望利用税收和转移支付政策来纠正这些不公平现象，那么等于自己给自己设定了一项没有希望完成的任务。如这样做，要么不得不缩小社会保险的范围或者降低保健的质量，要么对中产阶级课以重税。目前这种不平等的规则不是神或大自然赋予我们的，而是由从中获益的富有的和有权势的利益集团所指定的。贝克以美国的首席执行官年薪为例，指出这些人之所以能一年获得数千万美元的报酬，就是因为政府已创建了一个允许高管为各自的目的而掠夺所在公司的治理结构，这种治理结构不是通过自由市场形成的。因此，改变这些规则并不是政府干预市场，而只是在修补一个不正常的体系。实际上，必须放弃对税收以及转移支付政策的过分关注，将精力集中于改变那些导致不受欢迎的市场分配的规则上，制定新的向下而不是向上倾斜的收入再分配规则。⑨

　　三、资本主义“崩溃论”

　　与所谓的资本主义“特征论”、“改造论”不同的是，一大批西方学者从这场危机的实质和原因、资本主义政府改革或干预政策的实际效果，以及资本主义的发展潜力等角度，指出资本主义已病入膏肓，任何拯救都无济于事。

　　1.从危机的实质看，这是一场全面的系统性危机

　　比利时著名作家范德皮在《资本主义危机》一文中指出，全球资本主义深陷五大危机，资本主义不可能再持续发展。一是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的本质是利润的最大化，目的是积累资本。从长远角度看，这种积累模式已经陷入了僵局，即在生产最大化的同时，消费水平却出现下降，因此生产的过剩危机频繁发生。为了摆脱长期利润率减少的趋势，资本主义至少设计了五条“逃生之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债务、财政爆炸和军事扩张），但都不成功，矛盾反而加剧了。二是社会危机。巨大的社会财富以极端不平等的方式被分配了，而这种不平等还在加剧，这使得资本主义制度的运行极其低效，且没有能力再去创造有效益和具有生产力的发展。三是政治危机。西方国家政府的支持率都在下滑，其合法性和社会稳定性已出现问题，西方政治模式和意识形态霸权业已终结。四是生态危机。对利润的无休止追逐而漠视全球生态环境，威胁到人类的自身生存，资本主义已进入不可持续的发展状态。五是地缘政治危机。导致西方世界兴起的那些条件如今都在衰退，力量平衡发生了转变。⑩

　　英国密德萨斯大学教授奥纳朗在《欧洲资本主义危机》一文中，从经济、生态和政治三个层面分析了这场危机的系统性。她认为，在经济层面，资本主义面临着一场严重的利润实现危机——“无法出售所生产的商品，即无法以利润的形式实现从工人的劳动中所榨取的剩余价值”。“对于资本主义制度来讲，劳动力收入份额的不断下降和实际工资的停滞不前，始终是利润实现危机的一个潜在根源。”各种金融创新似乎为利润实现危机提供了一种短期解决办法：债务带动消费的增长，其特征是“有利润没有投资，有增长没有就业”。在这种增长模式下，金融的脆弱性不断凸显，结果就是这一场重大的系统性危机。在生态层面，由于恢复经济的努力一直集中在用高消费来维持增长和就业，人们总以为用神奇的技术创新来提高能效，就能延续以前那样的消费。但如今增长的各种生态制约在科学上已得到了确认，所以我们不能再恢复以往的那些手段了。为了保护环境，长期的增长率必须是零或低于、等于“环境生产力”的增长率。然而，要使经济发展符合社会期望，就必须确保较高的就业率和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而后者显然是同资本主义相矛盾的。在政治层面，目前危机的严重程度已经否定了新自由主义的合法性。危机爆发后，西欧国家的失业率和不平等的增加，如同20年前东欧的转型危机一样，将会引发严重的政治不满。本次危机不仅仅是一场市场监管不当的危机，也是一场分配不均的危机。因此，靠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拯救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可见，自柏林墙倒塌以来，这次危机是首次证明资本主义在经济上、生态上和政治上是不稳定和不可持续的。

　　2.从资本主义政府改革的动机和实际效果看，丝毫没有触及危机根源

　　美国布朗大学教授克劳斯在《超越资本主义？》一文中认为，目前西方政府还没有实质性的措施或根本不打算采取任何措施来拯救资本主义。2008年末的金融崩溃，随之而来的经济衰退，以及目前断断续续且充满不确定的经济复苏已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美国人的想法，但是否在很大程度上动摇资本主义，或者说是否动摇了这种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原则以及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原则，至今尚未有定论。尽管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由于解除了许多经济管制，而被指责为过度热衷于更加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但正是对他个人的批评掩盖了资本主义制度本应该承受的更尖锐的批判。奥巴马政府所倡导的新调控机制（更不用说救市计划了）目的在于稳定市场，而不是从根本上进行改革。美国民众虽然对媒体中看到的那些对冲基金经理和欺诈行为的经纪人义愤填膺，但对于孕育这样一批人，并且纵容他们种种劣行的经济制度并没有什么大的怨言。他们的思维逻辑就是，“从这帮无赖强盗手中保护资本主义，而不是去改革资本主义”。

　　奥纳朗认为，尽管所有发达国家以史无前例的拯救行动对这场危机作出反应，实行了极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但却始终没有人去深究这场危机的根源。美国过分强调低利率，对金融市场自由化的争辩却很少，对这场危机的主要责任承担者金融机构提出的实际要求更少。虽然一揽子拯救计划的代价很明确，但却未让责任人和富人为此付出代价。在英国，对银行收入和资产负债表的征税只触及不平等问题的一角，既看不到针对危机产生根源的各项政策，也看不到亲资本的收入分配体系有何转变。发生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欧盟内部的辩论，也丝毫未提及为避免投机性资金外流和货币贬值而实施管制的各种举措。更为重要的是，大规模削减公共预算的反危机政策给普通民众带来了极大伤害。比如，在危机中面对资本外流的压力，匈牙利、拉脱维亚和罗马尼亚都求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各项政策都捆绑有诸多限制性条件。除了严格财政纪律依旧外，削减公共部门的工资和养老金也是其处方的一部分。在拉脱维亚，公共部门的工资已被削减23.7%，养老金被削减10%，这就是为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揽子计划中贷款而不得不接受的条件。在爱沙尼亚和立陶宛，公共部门的工资也被削减20%，社会福利基金同样遭到削减。可见，这种适度扩张的反危机政策是短命的，而大规模削减预算则会给普通民众带来毁灭性的后果。

　　英国经济学家特纳在《资本主义经济结构性难题与金融危机》一文中认为，目前这场危机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结构性问题所致。因此，面对危机的任何措施和“纠正”，只是为应对长期结构性危机而采取的一些短期政策，充其量只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例如，一些国家试图以信贷危机和财税体系崩溃所引起的政府财政赤字上升作为借口，强迫人们纳重税，削减工人工资，以便稳定经济体系。工人们本来与信贷危机没有任何关联，为什么还要忍受工资被削减的遭遇？改革资本主义，需要的是资本与劳动力力量对比的重组，但让我们惊讶的是，似乎信贷危机使资本的力量变得更强了。因此，资本主义的体系纠正，最终只能通过政治手段得以解决。

　　3.从发展潜力看，垂死的资本主义已经丧失继续存在的理由

　　法国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若里翁在其新著《垂死的资本主义》中断然指出，资本主义已经走向崩溃。他在接受法国《论坛报》专访时指出：“金融危机摧毁了国家。国家不再有能力投资于社会保障，而社会保障曾经维持了所有人都能从这个体制中获益的信仰。”资本主义自身无法进行根本性改革，其走向崩溃确凿无疑。

　　即使是资本主义一直引以为豪的创新思维也已趋向枯竭。在过去的30年中，西方国家对产业政策的创新并没有作出多少贡献。相反，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在这方面却获得更大的影响力。英国左翼学者考纳尔在《危机已经结束还是刚刚开始？》一文中，例举《金融时报》最近的专栏文章，哀叹崩溃的“资本回报率”（即马克思所称的“利润率”）。专栏文章指出，二战后美国的资本回报率约为15%，20世纪80年代降为10%，而现在仅仅为5%。从美国公司六年内增加一倍投资规模变为20年内才增加一倍投资规模，可见已经很难带动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活力。范德皮认为，从历史上说，“资本主义贡献了它的价值，发挥了历史作用。然而，它已经在一定水平上达到了极限，没有能力再创造有效益和具有生产力的发展”。

　　英国沃里克大学教授斯基德尔斯基在《资本主义消亡后的生活》一文中，从道德伦理的角度指出，资本主义消亡后生活会更美好。在他看来，现在整个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越来越令人不满。“因为强加给它的经济刺激体系虽然对于积累财富很重要，但却破坏了我们享受财富的能力。资本主义已经耗尽其创造更加美好生活的潜力，最富裕国家尤为如此。”他解释说，“更加美好”是指道德上的改进，而不是物质上的增加。物质上的利益可能会继续存在，但它已经不再令人感到更加幸福。资本主义的终结意味着，人们不再迫不及待地听命于金钱。人们将会开始享受自己所有的一切，而不是始终想要获取更多的东西。“有证据表明，如果财富和收入更为均匀地分配，各国经济会更稳定，公民会更幸福。如果经济增长不再是重要的，不需要刺激人们提高生产率，那么从经济上证明严重的收入差距是合理的理由就会站不住脚。”

　　四、资本主义“替代论”

　　西方的左翼学者认为，既然资本主义危机是系统性的危机，那么任何拯救措施和常规性的替代方案均无济于事。

　　1.当前需要一种替代性方案

　　埃及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在《把握危机》一文中明确指出，目前这场危机既非金融危机，也非各种系统性危机的叠加，而是寡头帝国主义的危机，同时也是美国霸权的危机。金融崩溃是资本积累所特有的各种矛盾不断激化的结果。只有包含着一个替代性方案的各种力量的干预，才能提供一种方法来构想摆脱由体系内部矛盾不断激化所引起的混乱。因此，所谓“改造资本主义”、“有道德的金融操作”，这类看似冠冕堂皇的建议，其目的在于回避那些真正的实质问题。我们必须搞清要解救的是资本主义下的危机，还是危机中的资本主义？显然，我们要寻找的应该是抛弃任何帮助资本主义的战略。

　　2.资本主义危机为社会主义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契机

　　福山曾在20世纪80年代断言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制度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理想”，现在他又不得不承认危机显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甚至像美国这样发达的和先进的制度——内在的不稳定性。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已经从神坛上跌落下来，美国版的资本主义即使没有完全丧失信誉，最起码也不再占据主导地位。考纳尔也认为，危机“使资本主义在人们心目中已经名誉扫地，曾经坚定不已的信念已经消失。经济危机加剧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分裂，其代理人也在相互斗争，因为他们都在设法以牺牲竞争对手为代价来保持自己的利润。资本家的不同群体将会在全球和国家层面发生冲突，从而进一步分裂这个时代的思想共识并制造裂痕，左派力量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提出自己的观点”。

　　英国艾塞科斯大学社会学教授罗宾•布莱克本在《社会主义与经济危机》一文中指出，如今由于经济危机，社会主义议题应当被作为一个令人向往的长期目标来对待了，社会主义已成为一个聚焦就业、福利和社会保障的现实政策问题。他指出，把奥巴马政府孤注一掷式的短期干预措施称作是“社会主义”固然十分可笑，但否认这种大规模干预所造成的巨量国有股份确实带有社会主义成分，同样也是荒诞的。

　　长期任工会部门领导职务的美国学者杰克•克拉克在《真正的社会主义总统应该做些什么》一文中指出，在后危机时代，社会主义者应该明确：“今天我们能做什么？”他认为，奥巴马政府采取多少拯救措施都无法解决资本主义危机，因为政府的失败在于不能、也不愿驾驭资本主义的无节制性。在社会如何才能组织起来、应该怎样组织的问题上，社会主义者更有责任提出自己的观点。为什么历史上最富裕的国家不能为所有人提供体面的工作和廉价住房？为什么我们无法扭转地球变暖的趋势？为什么我们不能为全体公民提供医疗保健？社会主义者也必须在这些问题上表明自己的态度并提出建议。尽管奥巴马的建议值得坚决支持，但他的政策远不是理想的。

　　事实上，欧美社会主义者在危机后的一段时间内并没有作好充分准备。奥纳朗谈到，危机爆发后，西欧各国失业率和不平等的急剧增加，引发了严重的政治不满，因而存在着实施激进改革的空间，但左翼未对资本主义的霸权地位提出挑战。福山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不在于自由民主是不是完美的制度或者资本主义是否有问题，毕竟我们是因为没有监管的市场失败而陷入当今巨大的全球经济衰退，真正的问题是过去20年里是否出现了挑战它的其他管理形式。答案是没有。”

　　危机反倒使欧洲民主社会主义面临严峻挑战。法国历史学家、《社会主义评论》杂志主编贝古尼乌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共同未来》一文中认为，苏联式共产主义的失败和中国共产主义成功向市场经济转型，开启了一个新时代，民主社会主义再也不能以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外的“第三条道路”自居了。事实上，这场危机并没有为欧洲左翼政党带来好运。在2009年的欧洲选举中，欧洲左翼和中左翼在国家和欧洲议会大选中均遭败北。社会民主主义党派获得票数低于30%，在欧洲议会736个席位中只占184个席位，欧盟各国内部的情况也同样糟糕。

　　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伯曼在《欧洲左翼怎么了》一文中分析原因有二：一是尽管社会主义政党在欧洲国家成为一支重要力量，但正统理论却无法为他们提供运用这种力量的战略，其没有论及政治组织在社会主义转变中的作用；二是欧洲左翼处于长期分裂状况，在社会政策和社会目标上始终存在较大的分歧。贝古尼乌认为，危机后尽管各国社会党都采取了务实策略，但光凭这一点显然是不够的。面对目前的形势，“社会党人已经不能再仅仅满足于国家的福利保护”，“社会主义者应当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另辟蹊径，为人们对某些理论和利益的重新梳理提供一些新的东西。历史经验表明，社会党人所作的选择通常是出于维护民主的需要。如今真正的问题在于找到一种方式，使公民能够真正发挥出参与者的角色，而不再是被动地接受他人所作出的决定”。

　　3.我们需要怎样的替代选择？

　　后危机时代资本主义的种种改革举措，使得原本社会主义的部分政策被右翼或中右翼政府采用或加强。那么，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应该提出怎样的替代选择？对此，西方学者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伯曼指出，社会党人需要一个一以贯之的长期纲领来驾驭资本主义这头野兽。在历史上，这正是社会民主主义左翼的贡献。今天就像过去一样，真正的民主主义左翼应该准备好以渐进方式来应对资本主义。要奋力争取帮助人民适应经济变化的政策，而不是抗拒经济变化，要帮助工人适应变化的劳动市场，鼓励投资新行业。这也意味着，需要改造福利国家政策，以鼓励社会适应，而不是仅仅提供社会保障。总之，运用国家权力来促进发展和平等。同时，改善社会生活标准，创建更公正的社会。

　　美国共产党主席韦伯在提交给美国共产党第29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危机的持续和危机后政府的系列改革措施并没有真正使普通民众摆脱痛苦，相反却掩盖了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政府没有办法解决随后出现的“越来越危险的问题”，因而“建立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他认为，“虽然经济危机这一因素尤为重要，但单是这一因素还无法为革命提供土壤。革命土壤的准备需要一系列危机（包括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和道德的危机）的综合影响，要让人们不再相信资本主义能够满足人类需要和实现可持续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既要通过一系列的抗议和斗争来实现阶级力量的转移，使阶级关系转而对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有利，而且还要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工人阶级掌握国家权力，占有社会财富，参与全社会管理。公民民主参与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无产阶级要把资本主义制度转化为社会主义制度，创造消灭民族压迫的可能性，只有在社会各领域建立完全民主才能变成现实。在这个过程中，共产党、社会主义政党和其他左翼政党掌握政治领导权必不可少，而不是把自己仅仅看成是参与广泛群众运动的一部分。

　　位于普林斯顿的美国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荣誉教授瓦尔泽在《选择哪种社会主义》一文中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我们应该选择形成中的社会主义”。所谓“形成中的社会主义”，其真正核心并不是政府，而是政府以外的政治空间。这个空间只有在最顺利的时候才得到掌权者的保护和加强，而更多的是需要活动家自己去创建并捍卫这个空间。尽管目前的西方政治也把民主、监管和福利作为常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已走到了政治历史的终点。我们依然必须争取民主权利的程度，争取市场监管的范围（以及在市场中竞争企业的内部权利结构），争取福利保障的组织和慷慨程度”。因此，“选择哪种社会主义”的问题某种程度上也就转化成“我们旨在达到什么程度的民主参与、市场监管和福利保障”。因此，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的雄心在于：“努力创建激进的民主制度，包括政府职能的去中心化和授权市民社会。坚持受到有力监控和调控的多元市场，坚持多样化和具有高度组织的劳动队伍，以及尽可能接近充分就业和工业民主。我们要求福利国家切实帮助困难者，使我们稳步走向更平等的社会。”

　　布莱克本认为，社会主义本身必须解决全球经济的重要问题，解决方式要超越对人权的尊重。女权主义、和平运动、同性恋解放与绿色运动虽揭示了重要问题，但并未使经典的社会主义纲领过时，而是需要有一种不是基于无限制积累和社会化受损之上的新型政治经济。因此，社会主义的目标应该是驯服国家、地区和全球的市场力量，并使之“社会化”，但绝不是去完全压制市场。对待金融机构和市场，社会主义必须走得更远，利用所有权和监管来引导一条负责任的积累之路。布莱克本坚称，基于“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法兰西经典公式之上的社会主义秩序，依然具有价值，其超越了自由主义和富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共产党宣言》所提出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著名公式仍具有现实意义，它是洞察人类繁荣本质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观点。

　　注释：

　　① Anatole Kaletsky, “How to Save Capitalism”, in Prospect, July 21, 2010.

　　②⑤⑦ Edmund Phelps, “Refounding Capitalism”, in Capitalism and Society, Vol. 4 : Iss. 3, Article 2, 2009.

　　③ Nancy Birdsall, Francis Fukuyama, “The PostWashington Consensus”, in Foreign Affairs, May/April 2011.

　　④ “Surveying the Economic Horizon: A Conversation with Robert Shiller”, in McKinsey Quarterly, April 2009.

　　⑥ Robert Rubin, “Getting the Economy back on Track”, in Newsweek, December 29, 2009.

　　⑧ Joseph Stiglitz, “The NonExistent Hand: How to Save Capitalism”, in London Review of Books, April 22, 2010.

　　⑨ Dean Baker,“Ending the Myth of Market Fundamentalism”, in Dissent, Spring 2010.

　　⑩ Marc Vandepitte,“Crisis del Capitalismo”, in Rebelión, 26-01-2011.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国外社会主义研究中心）

　　

　　网络编辑：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