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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经济越来越呈现虚拟化趋势。在虚拟资本的膨胀过程中，虚拟经济逐渐演变成投机经济。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及其衍生的资本金融化、虚拟化及金融市场中投机、赌博和欺诈盛行的论述，对于解释当前金融危机具有根本的指导意义。

　　一、资本主义全球金融危机验证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前瞻性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资本主义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其具体表现为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以及广大群众消费力不足和生产无限供给之间的矛盾 。社会化的生产要求首先考虑和满足社会对于商品和服务的实际需求，在品种和数量上使生产与需求相一致；但在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下，资本首先考虑的是其自身的增值与获利，满足社会的需求只是服从于这个前提。由于获利动机的驱使和竞争的压力，各单个资本都会尽快地和尽可能地在可以获利的行业或产品上迅速扩大生产与投资，形成某些行业或产品生产超过社会需求的过热和过度扩张，造成生产相对过剩。在居民有支付能力需求严重不足的情况下，美国为了避免引发生产过剩的危机，通过无限度扩大消费信贷（如次贷）的办法来刺激需求。众多低收入民众之所以能负债消费，主要原因在于美国政府的降息政策和过度的金融创新。降息减轻了家庭的偿债负担，为信贷更多地推动消费支出放松了条件。各大金融机构、投资银行着力进行金融创新，通过分期付款、贷款消费、信用卡购物、次级房贷等金融工具，刺激广大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居民透支消费。金融创新所导致的各类债券市场又为家庭的过度负债消费提供了条件。但是，一旦政府提息或者房地产等家庭资产贬值，因提前消费特别是提前住房消费而产生的负债就会成为沉重的负担。当透支消费的债务普遍无力偿还时，造成金融链条断裂，社会的购买力紧缩，生产过剩的真相暴露无遗，危机由此发生。透支消费只不过是寅吃卯粮，靠透支未来支撑今天，只是为相对过剩的生产创造虚拟消费条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危机。次贷危机的病灶在于违约率不断上升，违约的原因在于未来预期遭到沉重打击，未来预期的悲观在于透支消费的不可持续，透支的起因是为了缓解生产过剩，生产过剩源于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在于群众的购买力不足，群众购买力不足的原因在于资本和劳动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两极分化植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和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象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 总之，资本主义全球金融危机并未超越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危机的理论视野——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有效需求不足—生产过剩—透支消费—违约率上升—经济危机，证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解释力和前瞻性；资本主义全球金融危机再次向世界证明，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理论的真理性。

　　资本主义全球金融危机由次贷引起，表面上看似消费过度，似乎不是生产过剩的危机，但事实上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所导致的生产过剩。资本主义全球金融危机尽管直接爆发于虚拟经济领域，但它如马克思所分析的那样，与爆发于实体经济领域的危机有着同样的根源。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脱节具体表现为：一方面，由虚拟经济制造出来的需求假象诱导实体经济盲目发展；另一方面，社会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又远远跟不上实体经济的发展速度，当社会信用链条在某一环节发生断裂，首先爆发的就是金融危机或信用危机。金融危机直接导致群众的收入减少和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下降，并引发由虚拟经济造成的虚假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破灭，使实体经济中本来存在而被掩盖的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的矛盾显露出来，回归为实体经济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而实体经济的衰退，又反过来加剧虚拟经济的波动，形成恶性循环。这正验证了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是以货币危机或信用危机为先导的观点。马克思对虚拟经济危机和实体经济危机的关系作过论述：第一，之所以会出现作为现实生产过剩危机的先期表现的货币危机，是因为工商业危机的一切因素已经存在，货币危机是由工商业危机引起的。第二，货币金融危机是实体危机的预兆、先声、序幕和第一阶段。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生产过剩及危机，金融危机作为工商业危机的一个阶段，是工商业危机的最一般的表现，因而金融危机和工商业危机即实体经济领域的危机一样，根源在于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及其相关联的生产过剩。金融危机由透支消费、监管缺位、政策失误、低估风险和国际金融体系存在诸多弊端等因素所造成的，只是现象而非本质。次贷机构为了获取利益，盲目贷款，目的是为了缓解生产过剩，金融危机实质和根源都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资本主义全球金融危机再次证明，只要存在资本主义制度，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基本矛盾，经济危机每若干年爆发一次的周期性现象就不可避免，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同时也是经济危机周期性发生的历史。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明确写道：“货币危机是任何普遍的生产危机和商业危机的一个特殊阶段，应同那种也称为货币危机的特种危机区分开来。后一种货币危机可以单独产生，只是对工业和商业发生反作用。这种危机的运动中心是货币资本，因此它的直接范围是银行、交易所和金融。” 首先，商品买和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离使货币和商品的转化出现随机性、不确定性，包含了危机的可能性。“流通所以能够打破产品交换的时间、空间和个人的限制，正是因为它把这里存在的换出自己的劳动产品和换进别人的劳动产品这二者之间的直接的同一性，分裂成卖和买这二者之间的对立。” 商品和货币的转换即商品生产和价值实现过程就包含着中断或危机的可能性。其次，随着信用的发展，货币作为支付手段包含着危机的另一种可能性。在物物交换时代是不可能有危机的，只有在商品经济时代，“如果货币作为支付手段发挥作用的结果是彼此的债权相互抵销，也就是说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中潜在地包含着的矛盾没有成为现实；因此，如果危机的这两种抽象形式本身并没有实际地表现出来，那就不会有危机。” 当这种矛盾成为现实，危机的爆发就有可能。金融危机爆发的现实条件来自金融系统内部的紊乱。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信用、银行金融和在信用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虚拟资本交易日益重要，形成所谓“信用经济”、“金融经济”、“虚拟经济”。特别是虚拟资本如债券、股票、汇票有暂时超越和背离生产系统而发展的趋势。马克思指出，在支付手段的链条中，隐藏着危机的可能性；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危机的可能性才会成为现实性。当代资本主义金融、信贷业广为发展，虚拟经济空前扩大，支付链条不断拉长；支付链条一旦断裂，就会爆发金融危机。金融投机活动猖獗是引发金融危机的一个直接原因，扩大信贷带来的营业活动过度扩大是造成生产过剩的一个重要因素。货币危机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内在矛盾的必然产物，在现实中表现为资金链的断裂。商品不能转化为货币，商品就贬值；债务不能转化为现实货币，债务到期就无法偿还；信用货币不足，银行和工厂纷纷倒闭。危机常常表现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生产过剩的危机；另一种是银行信用的危机。当前的金融危机从表面上看似乎不是生产过剩的危机，而是银行信用的危机或货币危机，但事实上却与生产过剩的危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金融危机不过是金融资本从产业资本中独立出来后经济危机的特殊表现，其实质仍是生产相对过剩危机。银行家为了帮助资本家解决生产过剩问题并从中分割超额利润，设计出能够超现实买卖商品的金融衍生品，使之成为解决生产过剩的途径，结果造成了本来手中货币不足、支付能力欠缺的老百姓在银行家设计的金融衍生品的诱导下超前消费，拉长了信用资金链条。而信用资金链条过长，则为货币危机和整个社会的经济危机埋下了隐患。虚拟资本以金融系统为主要依托，包括股票、债券、汇票、土地所有证等带利息的有价证券或所有权证。虚拟资本不代表现实的资本，但它通过深入到物质资料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经济生活中，推动实体经济运转，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金融危机不在于存在虚拟经济而在于虚拟经济的过度发展，虚拟经济本身并不创造价值，必须依附于实体经济，一旦脱离实体经济，虚拟经济就会变成无根之草，催生泡沫经济。因此，“生产的高度全球化、社会化与国际金融高度垄断于一小撮金融寡头的矛盾是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表现。”

　　国际信用的发展推动了一切国家的出口和进口膨胀，加深了各国间经济贸易和资本金融的相互依赖，但信用支持下各种商品和债务的价值最终仍然都需要货币来实现与清算，从而就可能引发资本主义全球金融危机。金融危机自金融领域爆发，但又不限于金融领域，由金融向非金融领域蔓延，由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发展，由经济领域向社会领域滋生，由技术操作层面向理念、模式、体制层面再向制度层面渗透，影响到了全球资本主义世界的各个领域、层次。危机自美国爆发，迅速波及全球，成为资本主义的全球性危机，是资本主义危机的全球化。美国闯祸、全世界买单，是经济全球化的负面效应。马克思全面论述从产业资本中独立化出来的另一类资本即生息资本，对作为虚拟经济运动主体的虚拟资本（它的存在形式包括债券、股票等金融产品）如何会在生息资本运动基础上独立化，如何会比现实资本更快、更多地积累，如何通过与现实资本的交织运动，导致商业过剩、产业过剩、信用过剩的综合性危机，作了全面、细致的考察。债券、股票、汇票、土地所有证等带利息的有价证券或所有权证都属于虚拟资本的范畴，注意到虚拟资本市场把社会的闲置货币资本吸引进来，形成一轮又一轮市场价格的上涨和波动。虚拟资本市场的投机更加盛行，因为投机者是拿他人的资本进行赌博，这样，以虚拟资本为中心形成了一个由富有阶层、银行、投机者和小资本所有者组成的，以证券虚拟资本和信用货币相互交易转化为内容的自循环市场，信用（工具）和信用货币在这里加速膨胀。正是在虚拟资本背离实际经济的自循环过程中，货币与虚拟资本商品、与信用货币的对立显露出来，货币作为一般价值形式同虚拟资本的市场价值和信用货币的面额价值的矛盾积累起来，导致货币金融危机。马克思认为，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是信用经济，这种信用经济就是虚拟资本的膨胀发展运动，是虚拟经济。因为信用和信用货币不是真正的货币，不是真实的财富，和普通商品一样最终要向货币转化。根据马克思的分析，虚拟资本市场的过度膨胀和银行信贷的过度增长，即金融系统超常发展，就是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发生的基础和条件。这就是说，同非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相比，所要求的金融膨胀程度要更高，可以用“金融过剩”来概括。在这种金融系统超常发展条件下，只要证券市场的资本注入停顿、银行收缩信用、金融投机者或金融机构投机失败，都会直接触发金融危机。资本主义国家不仅在国内而且也在国际范围内运用信用和虚拟资本，作为突破生产限制的手段，这种信用的国际扩张会推动一切国家出口和进口膨胀、生产过剩。国际信用膨胀和各国生产过剩，使一切国家都具备了金融危机发生的条件。因此当一国出现危机，已具备危机条件的资本主义国家将依次发生危机。

　　二、在应对资本主义全球金融危机中扩大马克思主义影响力

　　危机伴随社会的深刻变化，几次带有全球性的资本主义危机都曾引起时代和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从长期来看，资本主义全球金融危机具有颠覆性、全面性、深度性和长期性的负面效应，给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重大和持续的破坏性影响，使世界经济进入一个大调整、大动荡时期，世界局势乃至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发展进程和历史也会发生重大转折。这次资本主义金融危机爆发后，各个国家都出台了刺激内需的种种应对之策，都将宏观调控的重点逐步转向虚拟经济领域，进行了大规模的国有化收购行动，这些做法正是对马克思关于提高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方能从根本上克服危机的理论的验证和运用。美国启动的最大规模的救市计划就是向金融机构注资，收购私人企业的股份，先后收购了房地美、房利美等企业。诸如此类国家强力干预的措施既是资本主义国家对付危机的应急之举，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被迫自我扬弃的表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每扬弃一步，对资本的私人性质就否定一步，向社会主义的“入口”就接近一步。《共产党宣言》中实现共产主义的十大步骤中的第五步骤是“透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中”，而今天西方国家拯救金融的手段与此步骤类似。资本主义经过一百多年来的发展，应对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机制，已经发展到相当成熟的程度。到了21世纪初叶这次世界性的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竟然发展到资本主义世界与社会主义的中国，共同联手，一致抗击金融海啸。金融危机对世界社会主义既是机遇也是挑战，金融危机是“危”更是“机”。一方面，金融危机使世界人民意识到社会主义才是发展的方向，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也受到危机的消极影响，面临如何应对危机并对民众进行解释，使之进一步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国际金融危机再次宣告了资本主义永续发展神话的破灭，同时为马克思主义研究和运用创造了机遇，蕴含着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大机遇。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防范和规避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冲击。

　　金融危机的爆发从反面说明，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虚拟经济已成为国民经济的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国民经济的稳定与活跃已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虚拟经济的稳定与活跃。马克思主义必须进一步提升对虚拟经济的认识，高度重视虚拟经济的发展，并从国民经济宏观运行和宏观调控的层面加深对虚拟经济的理解，重视应对资本市场风险尤其是作为顶级风险的证券市场风险，坚决遏制金融过度创新和金融衍生品市场的泛滥。建立对于虚拟经济直接调控的机制，并以实体经济健康运行和发展的需要为目标，以实体经济的结构调整和运行方式的发展要求为依据，展开有效的调控活动，建立虚实经济一体化的宏观调控体系，切实促进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互动共赢特别是虚拟经济更好地为实体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服务。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社会主义国家被卷入来自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风暴在所难免。尽管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如果政策失误，造成普遍的群众有支付能力需求的严重不足，加之对宏观经济调控不当、对金融市场监管不力等因素的存在，自身发生经济危机也有可能。中国要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不能盲目发展虚拟经济，而要让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协调发展，防止金融衍生品的膨胀；中国还要把改善民生、发展社会事业放在更加突出的地位，在公平与效率关系问题上更注重公平，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走一条有中国特色反危机之路，既要防止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国际货币体系向我国转嫁危机，更要从迷信西方发展模式的思路中解放出来，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认真解决好我国提高群众有支付能力需求的问题，不断优化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谨防自身发生经济危机。全球出现金融危机以后，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程度加深，国际市场风险加剧、外贸出口难度加大、出口导向型经济萎缩。然而，通过刺激国内市场需求能以较少的阵痛来渡过这场危机。中国没有发生危机，只是受金融危机影响，外贸出口下降、一些中小企业破产和就业困难。中国虽受影响，但若把握机遇，将能实现更好的发展，提升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这场危机给我国发展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特别是外部需求大量减少，客观上为我们扩大内需、调整结构、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等提供了巨大的倒逼机制压力。金融危机所释放的巨大的市场变革力量足以对存量产能进行一次自然的梳理和涤荡，让那些能够适应新的市场格局和发展模式的产业和产能生存下来，而且在将来发展得更快、更好。中国应该牢牢把握住这个稍纵即逝的时机，借市场之力，加强政府引导，以最小的代价完成发展模式的深刻转换，让经济列车迅速驶上科学发展的快车道。只要我们政策得当、措施得力，善于在逆境中发现和培育有利因素，就能变压力为动力、化挑战为机遇，把国际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程度。危机就是危险中孕育机会，很多推动社会进步的大变革是在危机和灾难中形成的。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中国成为世界发展重要的亮点和焦点。中国在金融危机中的良好表现，得益于有一个坚强成熟、善于驾驭复杂局面的中央领导集体，得益于深厚的执政资源和群众基础。中国在充分利用虚拟经济发展的优势的同时，防止其过度发展所造成的金融过剩而引发危机，还应在国际贸易中健全完善的国际信用体制，以防止金融危机的外部传递性的继续扩大。

　　美国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受到的损失并不是最大，同时美国还因为美元的特殊地位而具有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危机转嫁能力。“为了抢食后危机时代相对缩小的全球经济蛋糕，抢占未来经济发展的制高点，各国之间的竞争和博弈必将更加激烈，中国经济发展将面临更加严峻复杂的国际金融和贸易环境。为维持以美元为中心的不合理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西方发达国家不仅将竭力打压中国在国际货币金融组织的话语权和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力，还将通过把全球经济失衡和危机的责任归咎于中国等手段不断指责中国政府操纵汇率，施压人民币升值和金融自由化改革，将中国经济彻底纳入金融垄断资本的‘国际大循环’，降低中国的金融稳定和经济安全。为保护本国企业和缓解社会矛盾，西方发达国家将继续通过各种贸易保护主义手段，遏制中国的出口竞争和经济增长。” 以“中国储蓄过多”或“中国外汇储备过多”来说明美国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原因，既是美国一些别有用心或另有隐衷的人（美国前财政部长保尔森和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推卸责任、转移视线的说法。从 “中国责任论”、“中国救世论” 的抬头就可见一斑。所谓“责任”涉及中国的钱袋子，如何既能确保中国利益，又能对国际社会作出贡献，这是对中国的考验。西方发达国家仍在玩“利润私人化、损失社会化、危机全球化”的战略把戏，想借所谓坚持“增长与责任”原则之类冠冕堂皇的由头，通过各种途径向我们转嫁危机。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并坚持自己“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必须向世界阐明按照“权利与义务平衡”的原则承担国际责任的正义性和公平性，我们要在继续努力消弭“中国威胁论”不良影响的同时，小心提防西方舆论鼓吹“增长与责任”原则背后制约我国又好又快发展的阴谋陷阱，为我国的进一步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在即将进入的“后危机时代”不乏激烈和斗争，既需要硬实力的较量，也不乏软实力和巧实力的博弈。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性危机既是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又是一场深度的经济危机、思想文化价值危机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全面综合性危机。“经济人”的行为是理性的，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唯一目标。然而，理性个体的逐利行为会最终导致危机的爆发，因为个体的理性是有限的，仅仅是在有限的市场信息和有限的认知能力范围内作为的，无法将自己的微观行为与宏观态势联系起来，无法在个体理性的基础上实现整体理性。因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也是整体非理性的危机。应对资本主义全球金融危机必须将显性与隐性、应急与谋远结合起来，形成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组合拳”。经济和政治的手段在“前台”是显性的，着重于眼前，而文化手段是隐性的，着重于长远。文化手段与经济、政治手段可以互相补充，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通过思想道德的引导等文化手段战胜各种困难险阻，历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获得成功的重要经验。在21世纪反思金融危机时，不能忘记这一宝贵经验，创造有利于战胜资本主义全球金融危机的良好社会风尚和舆论环境。要重视用思想道德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消费观，消费主义是资本主义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文化根源，合理的消费需求是走出资本主义全球金融危机的瓶颈。

　　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不仅需要解决降低储蓄率的消费融资问题、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产业融资问题，而且需要解决如何将高储蓄引入各类年轻化产业和中国劳动者生产能力的延续与再造问题，正确认识、妥善处理金融创新与风险防范、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市场经济自发发展与政府宏观调控、金融自主与对外开放的关系。在现代市场经济发展中，金融具有促进经济发展的极其重要的作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要求金融不断发展和创新，否则金融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就会不断衰弱。金融创新包括金融产品、组织、体系、秩序、制度创新等，但创新不是目的而只是手段，金融创新的真正目的是要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同任何创新都会具有风险一样，金融创新也会有风险，而且由于金融具有的特殊运作规律，金融创新的风险往往更大。为促进经济发展，无疑要致力于金融创新，但与此同时一定要加强金融监管，努力保证金融安全。必须处理好金融创新和金融风险防范的关系，在金融创新的同时要预见金融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并健全监管和防范机制。虚拟经济一旦远远脱离实体经济的约束，虚实失衡就会由相生转为相克，需要在周期性的调整中化虚为实，恢复平衡。发达国家主要是靠发行纸币、国债、有价证券和贷款消费等形成的虚假购买力，造成世界性的生产过剩；中国是生产过剩的集中地，如何在和国际经济接轨的同时避免国内经济的过度金融化，将是一个严峻的问题。中国应更好地处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使虚拟资本市场发育程度与实体经济发展相匹配；更好地处理好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之间关系，使逐利性资本始终处于政府调控范围之内。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制度性危机，私有制条件下资本逐利性变成贪婪性，暂时可以缓解，最终无法管制，要消灭经济危机就必须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在公有制条件下资本特别是金融资本的逐利性是可以调节和控制的，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经济危机可以规避和防范。

　　面对资本主义全球金融危机，许多人走进书店，重新捧起了马克思的经典著作《资本论》，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试图科学揭示这场危机的深刻本质和根本成因，提出根本性的有效规避和防范措施，建立制度保障和长效机制。人们开始承认，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的矛盾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依然正确。英国《泰晤士报》2008年11月20日报道说，金融危机使西方人突然重视马克思的《资本论》了。在德国随着损失惨重的商业人士努力寻找造成这场金融危机的根源，德文版的《资本论》开始热销。一名出版社经理说：“马克思再一次成为时髦。我们又有了对这场金融危机感到恼火的新一代读者，他们认识到新自由主义最终证明是一个虚假的梦。”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指导人们去认识当前的经济危机，关键在于其被证明是正确的。金融危机发生后，一些西方学者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分析资本主义危机时具有指导意义。英国肯特大学哲学教授肖恩•塞耶斯(Sean Sayers)发表《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危机》一文指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已经被证明是正确的：首先，马克思对自由市场的批判已经被资本主义全球金融危机证实了。在过去的30多年里，经济学和社会学说中曾经占支配地位的自由主义，即自由放任的、自由市场的思想体系已经声誉扫地，资本主义全球金融危机再一次证明自由市场是具有自身异化的属性，是不可控制的、具有内在不稳定性的，马克思生动地比喻它“像一个魔术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其次，资本主义全球金融危机已经使得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濒于崩溃，世界经济秩序正面临着重建，已经证明资本的无度扩张是经济生活瘫痪的基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在这方面已经被证实。马克思在150年前就准确预言了当今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出现及其后果，还为此预留了解救的药方，值得我们今天作为参考。马克思开出的第一个药方是建立工会和工人政党。马克思开出的第二个药方是号召金融市场的公有化，并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马克思的第三个药方是提倡打破“以资本主义市场解决一切问题”的逻辑，转而利用国家集权的机构解决诸如气候变化等问题。马克思的第四个药方是呼吁世界各经济体，为了应付危机，应以团结一致的行动取代钩心斗角 。总之，马克思主义的复苏是资本主义全球金融危机的必然结果，应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应对金融危机，在危机应对中扩大马克思主义影响力。（注释略）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

　　[2] 程恩富：《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四大理论假设》，载《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3] 徐崇温：《国际金融危机与当代资本主义》，载《理论视野》2010年第5期。

　　[4] 王伟光、程恩富、胡乐明等：《西方国家金融和经济危机与中国对策研究》，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7-8期。

　　[5] 肖恩•塞耶斯：《马克思主义与人性》，冯颜利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年。

　　（编辑：黄华德）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网络编辑：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