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近年来,随着“中国道路”在世界影响力的增强,中国政治学研究本土化的呼声日渐高涨。然而,意识到中国政治学本土化的必要性和实现政治学的中国化是两个问题。在现阶段,政治学的中国化仅仅做到了少部分研究问题的本土化,大部分研究问题仍然是受西方、特别是美国政治学研究热点的影响而提出的,而在研究这些少数的、针对中国本土提出的问题时,我们所使用的概念、基本假设、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仍然是来自美国的。这些来自美国的概念、框架和方法严重地阻碍了我们对中国问题的独立思考能力,导致的结果就是,尽管我们提出的问题是中国的,但解决问题的方案却是美国的。正因为美国政治学对中国政治学这种根深蒂固、源于“学科霸权地位”的影响力,中国政治学研究要实现本土化,必须走出美国政治学所建构的“科学幻象”,而祛除“幻象”的前提,则需要我们透过美国政治学的“科学光环”,看到其内容观点中的“意识形态”动机。

　　一、标榜“科学”的美国政治学

　　美国政治学是以科学的面貌呈现于公众的面前的。大多数美国政治学家都不愿意承认美国政治学的意识形态性质。在美国政治学研究中,“意识形态”常常作为一种标签式的、带有贬义的术语,通用于对美国敌对立场的描述,尤其用来指代共产主义国家的官方立场。然而,美国政治学真的如其标榜的那样是一门科学,还是像伊多•奥伦(Ido Oren)教授所言:“美国政治学是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其不被承认的支柱和理想就是美国”,美国政治学“以特有的美国观点而书,它附属于它的国家而非民主本身”。

　　所谓意识形态,按照曼海姆(Mannheim Karl)的理解,它的知识根植于特定的社会和历史环境中,它的传播被错误的认为是普世的。对美国有些许了解的人都应该能够意识到,美国是一个意识形态味道相当浓厚的国家,在美国,政治正确是一件不容忽视的大事,除此之外,自由主义无论是作为一种价值理念还是生活方式都得到了从精英到大众的普遍认可。例如,2009年,美国学者约翰•哈尔平(John Halpin)和卡尔•爱葛妮丝(Karl Agne)针对美国的基本价值观发起了一项面向各个阶层的问卷调查,其要求参与调查者每个人选择两个他们认为最重要的美国价值理念,结果,有42%的人选择自由作为美国最重要的价值理念。任何进行意识形态研究的人都不会否认自由主义本身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在这一认知前提下,我们不用作价值判断,仅仅作事实判断,就应该承认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一点我们从历届美国总统的就职演说中就可以感同身受。如果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自由主义是美国的一个隐性特征,那么之后,作为所谓自由世界的引领者,美国这一意识形态特征变得如此醒目,以至于每一任美国总统在各种各样的演说中,都要特意标榜美国是自由的国度,而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是自由永恒的敌人。在这样一个意识形态特征极其鲜明的国家,它的政治学研究能做到“价值无涉”吗?正因为如此,“政治科学”的客观性长期以来一直受到人们的质疑,人们不相信一个政治科学家在进行问题研究时能摆脱政治立场的影响,正如英国伯明翰大学政治学教授大卫•马什(David March)所言,无论政治科学家承认与否,每一个政治科学家对研究课题的定向都受到其本体论和认识论立场的制约,“这些立场是隐含而不是显露的”,它们“形塑着社会科学家所使用的理论和方法”,“它们像皮肤而不是套衫,不能随研究者的需要而随时穿上或脱下”。

　　然而,美国政治学研究却刻意回避了这一带有争议性的问题,大多数美国政治学家都相信或者标榜自己的研究是“科学”的、“客观”的,因为其专业规范鼓励采用实证主义的定量研究方法。如今在美国每本政治学专业学术期刊上都能看到“田野调查”的字样,项目的赞助者也极力要求政治学家采用这样的方法,因为他们觉得这样能使研究课题看起来很有科学性,更有说服力。问题的关键在于:一项看起来具有科学性的研究是否就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研究,还是其需要并刻意以“科学形式”的“客观包装”去掩盖其背后的“主观动机”。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早就指出,在社会科学的专业研究中,“无可置疑地存在着由强大的利益集团的顽固和自觉的党派偏见所夹带的虚假的价值无涉的倾向性”,“相当数量的内心独立不依的学者”,“也自负地参与制造了那种纯粹虚假的‘价值无涉’的伪装。”这些“伪价值无涉”的“物质利益得益者”,“由于这些利益对于政治力量的影响,才有相当优越的晋升机会。”马克斯•韦伯本人特别强调社会科学研究价值无涉的重要性,“研究者和描述者应当无条件地把经验事实的规定(包括他所研究的、经验的人的‘有价值取向的’行为,这个行为是他所要加以说明的)与他的实际的价值判断态度,亦即在判断这些事实令人愉快或令人不愉快的意义上的‘鉴定’态度区分开来,因为这是两个根本不同的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韦伯认为只要借用经验研究方法就可以达到“价值无涉”的目的,“价值无涉”只是他对于社会科学研究的理想性要求,并不是对经验性研究做“价值无涉”的“事实判断”。韦伯一方面强调社会科学研究应该做到价值无涉,一方面又承认价值判断不可避免会干扰社会科学讨论,因而,他特别指出,要警惕使用科学方法使价值观合法化的行为。而韦伯的这种担忧正是美国政治学存在的最突出的问题,一种以客观的、价值无涉的、实证的方法表现出来的价值立场。

　　二、“科学”背后的“意识形态”

　　20世纪以来的社会科学研究非常强调方法论的科学性,特别强调要借鉴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美国政治科学的研究方法本身经历了三个阶段:传统的、行为主义的和后行为主义的。传统的研究方法把科学性建立在历史和制度比较的基础之上,而行为主义强调对数据的收集和量化分析。表面上看来,由于行为主义的研究方法比传统的注重历史比较的研究方法更接近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因而在很多人眼中,这种研究方法无疑更接近科学。事实上,这种观点是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极大误解。对于建立在数据收集和量化分析基础上的“科学研究”,列宁早就提出过质疑,他认为社会问题研究的科学性是建立在对社会关系的整体把握之上的,实证并不足以成就真理,因为“社会生活现象极其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实证研究是一种方法,决定研究背后是否具有价值立场的不是研究方法,而是研究目的,如果研究目的是预定的,那么无论是采用实证的还是规范的研究方法,都不能说这些研究是价值无涉的。

　　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最大区别在于,对于自然科学而言,泄露秘密的是答案,而对于社会科学而言,泄露秘密的恰恰是问题。美国政治科学长期以来存在的问题就是过于强调建立在资料收集、数据分析基础上的研究方法,而忽视了对研究目的的审视。事实上,“研究者的价值观和利益从一开始,在其选择研究什么,不研究什么之时就会对研究产生影响。”正因为片面地只把研究方法看作区分研究客观性与否的标准,所以人们往往忽视政治科学背后的价值立场,进而认为美国政治学是一门“科学”而不是一种“意识形态”。正如伊多•奥伦教授所言:“美国政治学家很少反省其学科的身份。他们本能地把政治学与自由、民主联系起来,宛如他们的讲道代表一门客观科学的戒律。”而没有意识到美国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附属于某种特定的理想的。”只要我们把关注点从方法转移到美国政治学集中关注的议题上,就会发现,美国政治学最大的非科学性,也就是其最大的意识形态特征,就表现在美国政治学的国家倾向上,即美国政治学是把美国作为“理想”和“样板”的。

　　相对于西方学术界对开放社会的标榜,美国政治学是趋向保守和封闭的。具体表现为,其国内政治的研究更多地关注于对美国现实制度的描述而不是改良;其比较政治的研究也大都倾向于把美国政治制度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制度“样板”和转型目标,至多能够承认在某个发展阶段,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具有不同于美国政治制度的合理性,但绝不承认它的合法性。美国政治学这种趋向保守和封闭的特点,除了与意识形态偏见和国家利益的维护有关,也和其过于看重实证主义研究方法有关。

　　实证主义本身是一种缺少批判视野的方法,其把分析的焦点集中于可观察和量化的行为数据之上,导致除了对现行制度安排进行分析描述之外,难以进行反思性的探讨,这种方法意味着将现状合理化的取向。比如,当人们用实证主义的方法研究民主时,会倾向于对“民主”进行程序性的定义。“民主”不再是一种关于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于人民,鼓励建立“民有”、“民治”、“民享”政府的激进性理论,而变成了一种描述精英通过竞争性选举赢得权力的过程,这样,“民主”在更大程度上就体现为精英的利益,体现为美国正在运行的政治制度,而其他不同于美国的“民主”制度,则被排除在了“民主”制度之外。对此,美国一些政治学家也直言不讳:“‘民主’的定义,首先必须能毫不含糊地应用于我们认为应该归入一类的,……一个所设置的标准却没有西方国家能满足是没有意义的,同样,一个既能应用于西方国家,也能应用于‘一党制’国家的民主定义也没有意义”。再比如在中国和美国政治学界都非常有影响的戴维•伊斯顿(David Easton)的政治系统模型,试图以系统分析来解释整个政治过程和主要政治行为者的功能,它从维持系统稳定和平衡的角度解释政治功能,这无疑强调了政治的协调功能而遮蔽了政治的镇压功能,忽略了政治过程中许多强制性的、镇压性的行为,而这些行为却是在每一个政治系统中都大量存在的,对这些行为的忽视显示了这一模型具有潜在的保守倾向。又如,在比较政治学中,政治文化一度是个非常热门的研究领域,西方学者所著的《公民文化》一书的基础就建立于通过实证的方法对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和墨西哥公民对本国态度的一项调查之上,然而,该书尽管采用实证的方法,但得出的结论却是非常意识形态的,其认为理想的政治文化或公民文化存在于英美型的政治模式之中。以上所举无疑都是实证方法无法保证价值无涉的典型案例,问题的关键在于实证的方法为何会产生意识形态的结论呢?原因可以从库恩(Kuhn,Thoms Samual)对范式的科学性质疑中得到启示。

　　三、“实证”不等于“科学”

　　库恩认为,科学家在进行所谓客观研究时,脑子里必定先存有一套由一系列原则、学说和理论构成的范式,指导科学家思想的,正是这些对现实基本性质有一定先入之见的范式和指令性概念,而任何实证研究都是在当时处于主导地位的特定范式的影响下进行的。对于美国政治学家而言,他们的先入之见就是美国的面貌,而影响他们的范式就是以自由主义为基本价值理念而构建的概念、模型和理论。就连他们自己也未必能够意识到,当他们试图“对不受特殊的、片面的观点限制的社会现象进行绝对的、客观的科学分析”时,这些现象却很可能是“有意无意地根据这些观点,为解释的目的被选择、分析和组织的。”

　　首先,在实证研究的起步阶段,问题的选择和概念的形成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价值观的影响;其次,有大量案例可以证明,当受到价值观的影响而选定一个问题之后,人们对数据的收集、现象的解释和理论的建构难免会导致偏颇;最后,在验证阶段,毫无疑问,大多数美国政治学家的研究结论都是倾向于以美国作为评价标准的。正如罗纳德•H•奇尔科特(RonaldH.Chilcott)所言:“美国政治学家在寻求科学范例过程中,在计量和试图消除观察者个人偏见时往往回避重要的实质问题,他们的科学研究集中于政府的常规进程和重复性进程,他们的技术和方法论暴露了为效率而操纵现实的一种倾向。那种现实根据的是一种假设:美国社会的本质是正确的,好的,做出其他选择安排是不现实的。进步是美国体制演变中所固有的,美国对其他国家的政治关系就是要保卫和扩展自由并在互惠基础上保证经济繁荣。”

　　如果按照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对“意识形态”的定义,即“意识形态”是“具有符号意义的信仰和观点的表达形式,它以表现、理解和评价现实世界的方法来形成、动员、指导、组织和证明一定的行为模式或方式,并否定其他一切行为模式或方式。”那么,无疑美国政治学是具有严重意识形态倾向的,他们对美国现实制度的研究可以说是“既保守又反政治”,而对于与美国制度存在重大差异的国家,他们则试图把它描述为反民主、反现代,甚至反人类的现代社会的“敌对者”。对于美国政治学的这种意识形态性质,美国政治学界的有识之士早就有过清醒的认识。

　　在20世纪60年代末,加利福尼亚大学政治学系的师生就曾发起过关于政治学科学性的大讨论,他们的调查结果认定,“大多数政治学者在掩盖自己的党派归属和意识形态,他们自称遵循客观的科学法则,是事实的发现者。而他们实际上是以行为主义研究来为权力服务的,他们并非是纯专业知识分子,而是伪装为‘不问政治、不偏不倚、价值中立’的技术专家,实际上是服务主流派的政治谋士”。“那些研究微观琐事的政治学者的作品虽是不关心政治的,但在分析技术的掩盖下自觉不自觉地出卖给了美国的外交政策的目标。政治学与政府官员、商业利益和军方之间充满着神秘的意识形态关系。专业知识分子做不到韦伯要求的价值中立和良心自由,却能以他们的蓬勃发展,驱逐‘偏好自以为是的价值和良心’的人文知识分子。”“总的来说,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学,正越来越具有‘为美国社会统治体制服务’的意识形态特征”。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尽管美国政治学强调去价值化的中立研究方法,主张利用量化手段以及由数据处理技术日益迅速发展而提供的自然科学方法去研究政治问题,但这种研究方法带有很大的伪科学性,因为它忽视了无论是国家行为、政党行为还是公民个人行为都不是与价值无涉和利益无关的。要想做到真正的客观研究,政治学家首先应避免任何政治卷入,其次应超越个人利益和价值观的影响,然而大多数政治学家没有做到这一点,大量事实证明,他们的研究计划和资金来源与国家和各个利益集团之间一直有着紧密的联系。很多研究课题表面上看来使用的是经验的、实证的研究方法,但这些方法的运用却不是为了对现实做分析,而是对现实做评价,是为了证明美国政治制度的合理性。

　　正因为政治学和政治学家事实上很难摆脱意识形态的影响,所以美国政治学标榜价值中立,恰恰暴露了其非科学的性质,因为其进行的不是一个经验判断,无数经验告诉我们,政治行为本身,无论是国家行为还是政党行为都无法摆脱利益和作为利益包装的意识形态的影响。正如英国著名政治学家安德鲁•海伍德(Andrew Heywood)所言:“社会科学研究中存在中立性的虚构神话。自然科学家或许能以客观和公正的方式从事研究,对所揭示的问题并没有预设的立场,但这在政治研究中却难以实现,甚至不可能实现。不管政治如何界定,它要处理的问题都与我们生活和成长的社会的结构和功能有关。家庭背景、社会经验、经济地位以及个人的同情心等,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构筑了一套对于政治和周围世界的先入之见。这意味着不管我们的研究方法如何严格,绝对公正和中立的科学客观性在政治分析中都必然永远是不可企及的目标。积累可靠知识的最大威胁,或许不是这类偏见,而是不承认偏见本身的存在,虚假地声称政治中立。”

　　从这个意义而言,本文强调美国政治学的意识形态性质,并不是出于社会科学价值中立的立场对其进行指责,而是指出美国政治学在指责社会主义国家到处充斥着意识形态的同时,忘记了其自身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特征。对于政治学研究而言,实证研究是不可或缺的,但把实证研究等同于价值中立却是不可取的。中立的科学方法并不能保证产生中立的结果,因为“任何方法都不能抵挡其使用者根深蒂固的道德观念”。阿尔都塞(L. Althusser)在批判那种宣称意识形态终结的观点时,对意识形态有过精辟地分析:“种种事实表明,没有意识形态的种种表象体系,人类社会就不能生存下去。人类社会把意识形态作为自己呼吸的空气和历史生活的必要成分而分泌出来。只有意识形态的世界观才能想象出无意识形态的社会,才能同意这样的空想:意识形态(并非其某种历史形式)总有一天会被科学所代替,并从世界上消失得无影无踪。”政治学不要求政治学家必须拒绝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更不要求他用“科学”的方法去“掩饰”他的价值观,恰恰相反,一个真正期望研究具备“科学”性的政治学家,必须首先考虑到他的研究即使有再强的“科学”动机,也无法摆脱“意识形态”的影响,他应该敢于承认自己研究中的“主观”成分。毕竟,“如果对政治现象不加以评价,就不可能真正把握并理解它们,也不可能真正按照它们的本来面目来认识它们”。（注释略）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网络编辑：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