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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2月3日美共《政治事务》网站上发表了一篇由美共主席萨姆•韦伯撰写的文章，题为《21世纪的社会主义政党应该是什么样的?》。韦伯在文中提出他所设想的21世纪社会主义政党应该具有29项特征，其中包括以“马克思主义”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等一些颇具争议的观点。该文一经刊发，引发了美共党内外激烈的辩论。希共中央委员会国际关系部和德共领导汉斯•彼得•布伦纳分别于4月和7月专门撰文驳斥韦伯的观点，他们认为韦伯的很多提法都是机会主义的翻版。

　　在这些辩论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希共的回应。希共作为国际共产党和工人党大会的发起者以及世界工会联合会的总部所在地，自2000年以来一直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较为活跃的力量。自2009年希腊债务危机爆发以来，希共领导希腊劳工开展全国性罢工，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前沿阵线。希共的观点在包括希共、南非共产党等“激进派”劳工政党和组织中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因此，希共与美共主席萨姆•韦伯之间的辩论折射出当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阵营内部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分歧。双方争论的焦点有哪些?孕育分歧的时代背景是什么?如何评判分歧本身以及分歧双方的代表性观点?笔者试图通过考察上述问题来了解当前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思潮动向，在新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下辨析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大方向。

　　一、希共与美共主席萨姆•韦伯之间的辩论

　　1、关于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

　　韦伯提出21世纪的社会主义政党拥护马克思主义，同时也要批判性地吸收美国激进/民主理论遗产以及其他政治学派的洞见。他建议用“马克思主义”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21世纪社会主义政党的指导思想。他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各自本身的理论都包含强大的分析力量，是指导当前实践的有力的思想武器。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则是斯大林时期苏联对马克思的正统解说，它简化了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苏联式的教条。韦伯进一步指出，解说马克思主义不是某一政党或某个学派的特权，苏联对这一解说权的垄断禁锢了美国共产党员的批判眼光，使一些问题(例如苏联的外交政策和发展历程)成为美共党员讨论的禁区，导致美共党员对许多现象的分析都过于简化(例如把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轨迹视为直线衰退的过程)，对马克思主义之外的思想，例如社会民主主义不屑一顾。

　　希共认为韦伯的提议是用折中的大杂烩理论去代替社会主义政党的理论基石——马克思列宁主义。希共坚持列宁的观点，即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只有那些用最先进的理论武装自己的政党才能成为领导社会主义革命的先锋队。韦伯的关于“斯大林曲解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反民主的”等论调是机会主义的陈词滥调，正是这些机会主义思潮让社会主义政党丧失了理论武器。

　　2、关于社会主义的实现路径

　　韦伯提出21世纪的社会主义政党应该制定阶段性的战略目标，根据对每一阶段政治和社会力量对比状况的评估来寻找合适的联盟对象，并设计相应的战略战术。在当前时期，相对于激进的革命，韦伯更倾向于渐进的改革。在现存资本主义政权内争取进步和民主的斗争(例如医保改革、环保运动、争取平等的教育权利等)与推翻资本主义的斗争同等重要，在当前时期前者甚至更为重要，不能因为这些斗争是在资本主义现有的议会民主框架内展开的，而贬低其意义。事实上，正是前人争取民主的斗争成果为今天的美共党员提供了斗争空间和斗争权利。所以，这类斗争改革既是手段，也是目标，它们是迈向未来激进变革的铺路石。

　　希共认为韦伯完全摈弃了革命斗争，主张永无止境的阶段改革论，而且在韦伯那里联盟的基准不是工人阶级的利益，而是其所称的“全体国民的利益”，这与二十年前希共党内受戈尔巴乔夫影响的人所提出的改革论调惊人地相似。这种观点否认了党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应该发挥的作用，把重点放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的修修补补，甚至直接把帝国主义内的改革斗争视为党的“目标”，使工人陷入阶段改革论的陷阱。然而，在现实中，各类社会民主党和中左政府已经进行了数十年的改革试验，结果如何呢?资本主义体系内的改革曾几何时消灭过人对人的剥削?

　　3、关于意识形态斗争和阶级斗争

　　韦伯提出21世纪的社会主义政党应该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积极参与资本主义民主机构中的选举和立法改革，适时联合执政政权中的进步人士，将选举和立法改革向更为进步的方向推进。他质疑了不分任何情况都把阶级和阶级斗争置于首位的做法，认为现在美国人民的斗争性质不仅仅是反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斗争，而是在国家中争取更大的影响力，并通过这一影响力来促进国内外的变革。

　　希共反驳道:如果一个共产党无法形成意识形态阵线，来驳斥那种为资本主义是惟一永恒的制度辩护的观点，反对形形色色的维护资本主义剥削的管理体系，那么党还怎么唤醒工人阶级和其他受剥削的社会阶层呢?希共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如果共产党没有坚定的、一以贯之的意识形态阵线来抵制不科学的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理论，那么党就不可能领导人民斗争，人民斗争就不可能发展。希共进一步指出，意识形态斗争在当下显得尤为迫切。目前各类由帝国主义集团资助、与帝国主义集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的非政府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这些组织在各种面罩下推动和落实新自由主义议程。韦伯的种种提法模糊了资产阶级民主，特别是美国垄断资本及其代理人政府的阶级性质，只能使美共在迎合民主党选举需要的歧途上渐行渐远。

　　二、对分歧产生的时代背景的分析

　　1、弹性生产导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传统阶级政治的衰落

　　为了躲避20世纪中期声势浩大的工人运动给利润带来的压力，同时为了给剩余资本和剩余商品寻找出口，资本启动了新一轮全球扩张的进程。灵活的跨国生产安排形成弹性化、多样化和分散化的低就业体系。非正规就业，如临时工作、短期合同、自我雇用和层层转包工作形式，都显著增长。传统“工人阶级”，亦即地理上集中和重工业体力雇员人数减少了，个体化的雇员社会取代了大规模、体力型、男性化的就业社区。

　　继20世纪80年代初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对工会发动全线攻击之后，就业弹性化进一步削弱了工会的力量。工会被逐渐排斥在国家权力的通道之外，传统的阶级政治——政治上的分野(政党)能够反映社会中相对稳定的阶级分裂，政治代议制允许在民主框架内表达阶级利益——日渐式微。过去左翼政党，特别是社会民主党的选举能力和政策制订能力依赖于工人阶级的高度集中的组织结构。就业弹性化以后，工会运动越来越难以支持选举，中左政党在选举中接连受挫。社会民主党开始有意识地尝试拉开自己与“旧式政治”的距离，尤其是与诸如工会这样的“阶级政治”代表拉开距离，寻求新的选民人群和政策改革的切入点。在上述背景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不得不重新整合其政治资源，寻找新的权力基础。例如日共2000年11月修改后的新党章规定，日本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党，同时也是日本国民的党。法共2006年3月通过的新党章规定，党的大门向一切社会运动力量和一切民众积极分子敞开。

　　2、新自由主义的压迫激起资本主义边缘地区劳工阶级意识的重生

　　苏联解体后，世界社会主义陷入空前的低潮，不少修正主义政党甚至连修正主义也抛开了，转而支持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转型，例如英国的工党。新自由主义议程包括在发达国家内缩减福利开支、攻击工会运动;在资本主义的边缘国家和地区实行剥夺性积累，或者通过培植傀儡政府来以极低的价格(有的时候甚至完全免费地)获取资产，或者利用信贷杠杆制造主权国家债务危机，债务接收国的资本资产被迫在债务偿还的严格规定下遭到劫掠。过去剥夺性积累往往发生在资本主义体系的最底层——拉美、非洲和东南亚的欠发达国家。然而经过拉美债务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和资本主义连续数十年的不平衡发展之后，资本主义体系底层国家与上层国家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底层国家已没有足够的资本资产价值可供榨取。于是，当这次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爆发时，资本主义体系的次边缘地区也难逃资本资产被劫掠的厄运，希腊便成为美国转嫁危机的对象。在欧洲沉寂了多年的劳工阶级意识，在希腊——目前资本主义统治的薄弱环节被唤醒。在这一背景下，希腊民众积极响应希共的革命观点，希共领导的全国劳工斗争阵线(PAME)瞬时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先锋。

　　三、对分歧本身以及分歧双方代表性观点的评判

　　1、对分歧本身的评判

　　从上述分歧产生的时代背景来看，希共与美共主席萨姆•韦伯之间辩论所折射出的分歧并非当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阵营内部的不同力量之间的根本对立，更多的是不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根据本国的劳资关系现状和政治现实所制定的战略战术之间的差异。不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劳资关系状况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发展造成的。美国通过向世界其他地方转嫁危机，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国内的劳资矛盾，防止对立紧张关系发展到不可控的地步。在共和党和民主党垄断了几乎所有政治资源的环境中，美共的首要任务是建立统一战线、扩大党员规模，使党能够存续下去。除非美国长期陷入严重的经济困顿并且无力转嫁危机，否则美共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只能以一种比较缓和的方式来争取本国人民。相反，目前希腊国内尖锐的社会矛盾有利于希共通过激进的革命来对抗执政政府。欧洲大陆实行多年的福利国家制度逐渐消弭了劳工的阶级意识，由这次经济危机所引发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为南欧各国共产党提供了向劳工揭露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激发劳工的阶级意识，并领导劳工反对资本主义、捍卫劳工权益的契机。由于身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漩涡中心，希共更是遇到了一次争取劳工以反对资本主义的难得的机遇。然而，资产阶级会根据时势改变策略。一方面，希腊执政者迫于国内人民的反抗压力并未很好地落实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紧缩财政的要求;另一方面，如果希腊真的破产或者爆发严重的社会骚乱，希腊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波及欧盟其他国家，损害欧盟的国际竞争力，那么这是德国等欧盟强国不愿意看到的。2011年7月份，虽然希腊政府未能履行紧缩财政的承诺，希腊国债被信用评级机构降为最低级别，欧洲央行还是决定继续援助，就说明了这一点。因此，不排除以下可能，即垄断资本及其代理人会在危机稍微减轻时或者迫于希腊国民的反抗压力，而做出让步，继续实行改良资本主义的措施。为了避免让步和改良浇灭希腊劳工斗争的星星之火，希共近两年一直都在各个场合批判机会主义。从这个角度说，希共对韦伯诸多观点的反驳与其说是写给美共党员看的，毋宁说是写给希共党员和希腊劳工看的。希共为了表明其鲜明的立场，以希共的视角裁剪了韦伯文章中的部分内容来解读，多少会有一点断章取义之嫌。例如在谈到阶级斗争时，韦伯明确指出如果没有阶级意识作为基石、没有工人阶级作为领导，那么在美国实现社会主义就是纯粹的幻想。

　　2、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内在关联

　　韦伯认为马克思、列宁各自本身的理论都包含强大的分析力量，但将二者联系起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则是斯大林时期苏联对马克思的正统解说，不适宜再作为党的指导思想。这一观点割裂了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一脉相承性。马克思的两大发现——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规律把社会主义奠定在科学的基础之上，列宁则结合俄国国情将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运用于俄国革命实践，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典范。

　　目前西方左翼学界存在一种普遍的观点，即认为列宁主义是一种后发国家实现快速赶超的实用战略，与马克思本人的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没有必然的关联。然而，西方左翼学者代表人物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所概括的列宁主义的六大特征——夺取国家政权;增强国家机器;由中央控制的层级结构;把实现快速经济增长和赶超作为首要的政治目标;反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实用主义的实践原则——其实都是列宁从马恩原著中找到的建立和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灯塔。苏联正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发展奇迹，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如果因为苏联解体就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无异于把洗澡水和小孩一起倒掉，更何况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不在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而在于从赫鲁晓夫集团到戈尔巴乔夫集团逐渐脱离、背叛乃至最终背弃马列主义。由于列宁旗帜鲜明地反对帝国主义，所以作为资本主义的心脏的美国一定会封杀列宁及其思想。美苏冷战以来，美国对马列主义的妖魔化宣传导致多数美国民众，甚至左翼进步人士都对马列主义心怀芥蒂。马列主义之于美国的年轻人，即便没有反感情绪，但至少也是陌生的。并且，列宁的主要学说是关于无产阶级如何在资本主义统治的薄弱环节推翻资产阶级，如何从落后的起点出发发展社会主义，这些对于处在资本主义体系顶端的美国而言确实没有迫切的、直接的现实意义。从这个角度来说，韦伯为了使美国人不把美共和马列主义联系起来，吸引更多的人加入美共，而建议用“马克思主义”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如果韦伯懂得科学社会主义内涵，那么他自己应该清楚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是一脉相承的，即便他对外避谈马列主义。因此，21世纪社会主义政党对内需要做的，是在认真研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总结列宁建立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构建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指导思想，不断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

　　3、激进革命与渐进改革之间的辩证关系

　　列宁在谈到20世纪初欧洲工人运动中的分歧时，既驳斥了修正主义否定“飞跃”，认为改良就是局部实现社会主义的观点，也反对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拒绝利用议会讲坛，坐等“伟大日子到来”的策略。他指出，“无政府工团主义和改良主义都只抓住工人运动中的某一方面，把片面观点发展为理论，……，而实际生活和实际历史本身却包含这些各不相同的趋向，正好像自然界的生命一样，既包含缓慢的演进，也包含迅速的飞跃。”因此，希共目前强调的激进革命和美共目前侧重的渐进改革都是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不可或缺的途径。由于量变到质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所以渐进改革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常态，但劳工政党和组织如何在缓慢演进的过程中不受内外因素的干扰，不迷失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一旦条件成熟就果断地开展革命斗争，需要社会主义理论家和实践者认真地思考。同时，社会主义运动也要避免犯左倾冒进主义错误，学会依据时势退却和妥协，以便更好地前进。不过在当前资产阶级仍然身居统治地位，社会主义运动还处在低谷的情况下，可能劳工政党和组织在渐进改革的过程中丧失革命性质的问题更加突出，这也是以希共为代表的“激进派”对以美共为代表的“缓和派”的“担忧”所在。

　　4、传统阶级斗争与新社会运动之间的辩证关系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以来，垄断资本普遍采用跨国弹性生产体制，将资本的剥削逻辑融入各民族国家中早已存在的各种社会结构，如种族的、宗教的或种姓的等级制度，尤其是性别差异，历史性地再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于是，社会认同中的各种“替代性”来源——民族、性别、地区等，正在变得比基于生产中的经济地位而定义的“阶级”更重要。新社会运动的组织基础不是社会经济阶级或其相应的左/右意识形态，而是按照运动主题来规范的，导致旧式工人阶级的政治意义显著衰落。韦伯在其文中以无奈的口吻描述了当代阶级话语的消弭，并提出美共党员应该积极参与新社会运动，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劳工社会认同来源的多样化对传统左翼政治提出挑战，希共所呼吁的意识形态斗争在当下尤为迫切确实有其道理。然而，要在碎片化、个体化和高度流动的雇员社会中重新培育工人阶级意识，使工人阶级再次成为马克思所描述的具有推动历史车轮前进的社会力量绝非易事。其实，反抗生产领域剥削的劳工运动与消除性别歧视、争取种族平等的新社会运动之间存在一种辩证的关系:作为对扩大再生产领域斗争的回应，资本主义往往将非资本主义的等级制度融入再生产过程，从而加强了这些等级差异，并引发相关的斗争。

　　为了将新社会运动与传统的工会运动整合起来，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要在参与新社会运动的过程中告诉各类运动主体——女性、少数裔、移民等这样一个事实，即多数非正规工人都是剥削逻辑与非资本主义等级制度相结合的产物，例如非正规工人中的女性工人、少数裔工人、移民工人。各国共产党需要在劳工中树立这样一个信念，即只有消除资本主义在生产领域中的剥削，各类群体才不会因为非资本主义等级制度的差别而在社会中处于不利位置。纵观20世纪国际共运史，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往往在资本主义陷入危机时出现较大分歧。从今天希共与美共主席萨姆•韦伯之间的辩论中依稀可以看到20世纪初第二国际内部相关分歧的影子。当年第二国际内部的分歧演变成了分裂，第二国际非但没有因为资本主义危机而增强实力，反而解散了。今天，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应该在允许保留分歧的情况下，加强团结，避免第二国际的前车之鉴。

　　（注释略）

　　

　　网络编辑：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