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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关于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的原因

　　面对2008年爆发的迅速引发全球大动荡、加速世界大变革大调整的国际金融、经济危机，西方一些左翼学者和共产党人从不同视角对这场金融、经济危机的原因进行了反思，其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把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的“深层原因”归结为“金融化”

　　尽管世界纷纷以美国为例来解剖此次作为“一个长期进程的产物”的世界金融危机的原因，但美共主席萨姆•韦伯（Sam Webb）认为，许多人只是觉察到了这次危机的“直接原因”，他们“并不知道金融化是把美国金融体系和经济带入万丈深渊边缘的深层原因”。他指出，“金融化是一柄双刃剑。正是金融化的成功促使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产生了新的薄弱环节，使其变得不可持续。

　　（二）认为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的“停滞趋势”

　　国际著名左翼杂志《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主编、美国俄勒冈大学社会学教授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认为，这场危机的根本原因是，从20世纪60年代末战后繁荣结束以来，实体经济中的生产和投资一直处于停滞趋势。鉴此，资本主义就通过使经济金融化的方式来弥补停滞趋势的后果，这使金融泡沫恶性膨胀并和实体经济的表现越来越脱离，69最终导致了当前美国和世界的金融危机。

　　（三）强调新自由主义是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的根源

　　世界著名左翼学者、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院教授诺姆•乔姆斯基（Avram Noam Chomsky）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南方大部分国家遭遇的粮食危机和北方国家遭遇的金融危机有一个共同的来源：1970年代以来向新自由主义的转向，它终结了二战后美国和英国创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国马萨诸塞州立大学经济学教授、国际知名左翼学者大卫•科茨（David Kotz）也认为：“这次金融危机是1980年以来新自由主义在全世界泛滥所导致的一个非常符合逻辑的结果。”

　　（四）强调经济危机的爆发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产物

　　国外的许多共产党组织都秉持这一观点。希腊共产党指出，“在危机袭来时，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被资本家占有之间这一基本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变得越来越明显”。著名左翼学者、美国纽约大学皇后学院教授威廉•K•塔布（William K.Tabb）认为，“生产过剩与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导致了这次金融、经济危机，他指出，由资本占有的剩余价值不能在生产领域找到出路,就涌入了金融投机领域,在那里,它被吸进投机的泡沫中,这些泡沫终将破裂,并在整个经济领域中造成混乱和痛苦。”

　　（五）认为金融危机是“近几十年来全球化进程不可避免的结果”

　　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政治局委员西塔拉姆•亚秋里根据“全球化的两个重要特征”得出了这一观点。他认为，探究这次危机的原因，必须对全球化的以下两个重要特征予以高度重视：“首先，这个过程伴随着富国与穷国之间以及一国之内穷人与富人之间的经济不平等。20%的富人们占据了世界总收入的75%。其次，全球化加剧了‘失业和经济一同增长’的现象。资本主义能够维持其利润水平的惟一方法就是鼓励那些穷人努力去获得贷款。然而，当还款的期限一到，必然出现坏账。

　　二、关于应对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的战略策略

　　西方一些左翼学者和共产党人对各国政府从根本上是“维护有产阶级利益”的对策，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同时提出了瞩目于社会公平和改善民生的战略策略和政策主张。

　　1.批评西方各国政府应对危机的举措只是“维护有产阶级的利益”。葡萄牙共产党分析西方各国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各种管制措施后说，这些方案的根本出发点和右翼分子、社会民主党、大资本家们以前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措施一样依然只是金融投机家和大资本寡头。诺姆•乔姆斯基说：“在十亿人面临饥饿的时候，拯救银行并不是最重要的。同时不要忘了在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里承受饥饿困难的数千万的人。”

　　2.批评西方各国政府应对危机的举措没有触及经济危机的根源。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理论家、著名左翼学者克里斯•哈曼(Chris Harman)认为，西方各国政府应对危机的举措从来只局限于在自由市场经济和国家干预之间选来选去。现在，它们转向“国家干预”以应对危机。在他看来，这“并没有触及经济危机的根源”。

　　3.主张对资本主义体系进行根本的改造。著名左翼学者、阿根廷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阿蒂略•博龙指出，要实现对资本主义体系的根本改造，必须以列宁主义思想为指导，“加强群众的组织和意识”，“重建人民群众的社会、政治和思想”，“应从思想上使全社会相信，资本主义应对危机的方法治标不治本”，应“使人民意识到，唯一能够获得积极成果的斗争就是针对资本主义的斗争”。

　　4.强调挽救危机的真正方法是“满足社会底层的基本需求”。约翰•贝拉米•福斯特深刻指出，挽救危机的真正方法只能是满足社会底层的基本需求，而不是耗费普通纳税人的财富为处于社会顶层的少数人打造“黄金降落伞”（golden parachutes）。英国共产党在《左翼纲领》中提出了自己尽量“满足社会底层的基本需求”的应对危机的必要举措，如必须在住房建设、能源和交通领域进行公共投资并实行公有制，在制造业进行大规模战略干预，采取增加退休金和福利的措施等。

　　5.宣称社会主义是结束金融危机的唯一途径。在俄共看来，资本主义的金融、经济危机证明了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必要性。正如久加诺夫所说，“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走向破坏性的危机、社会灾难和军事冲突。只要高利贷者和投机者的权利和利益置于物质和精神价值创造者的权利和利益之上，社会就不会成为和谐的。这一切迫使我们必须加强争取社会公正、争取劳动者的权利和自由、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时代执著地证实了这一斗争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三、关于金融、经济危机对全球政治与安全的影响

　　在西方许多左翼学者和一些国家的共产党人看来，这场金融、经济危机对全球政治与安全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新的此消彼长，世界多极化趋势更加明朗。西方尤其是美国的许多左翼学者认为，这场危机的影响是不对称的，就是说，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受到的打击更为沉重、经济衰退程度也更深，再加上金融危机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根深蒂固的局限性和日益严重的寄生性、腐朽性再次暴露在世界人们面前，大大加快了地域政治力量对比由西方向东方转移和有利于新兴强国的世界范围内的权力平衡调整，以及世界从单极格局转向多极化格局转变的进程。威廉•K.塔布认为：“一个多极化的世界正在给另一些国家提供某种机会。中国、印度和俄罗斯之间进行合作的趋势如果成熟了,将从华盛顿那里实现全球实力的转移。因此,我们很可能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2.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将走向终结。许多西方学者都注意到，金融危机后，许多国家越来越强有力地干预市场进程，凯恩斯主义的应对危机措施似乎“顺应历史新潮流”般地大行其道，倾向社会福利再分配的政策的一个个则如同时代的新宠儿，全球贸易、资本流动和移民人数和金融和贸易保护主义则都呈抬头之势。他们因而大都认为，尽管这场金融危机尚不会造成资本主义的彻底崩溃，但危机无疑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转折点，将终结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英美的自由市场模式将会丧失其部分吸引力和影响力。

　　3.左翼将迎来自己发展的新的巨大契机。这场国际金融、经济危机无疑使西方左翼学者和共产党人更加坚信资本主义难以克服的痼疾，并对在一个缺乏左翼政治运动的环境下复兴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前景生出期许。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WP）编辑乔尔•戈伊尔（JoelGeier）就认为，因为“这场自由市场的灾难，使我们更有论据来争论资本主义的必然失败以及基于人类需求的制度更替”，金融危机无疑意味着“已被边缘化了几十年的左翼终于获得巨大的发展契机”。

　　4.可能出现新的战争和革命的浪潮。美国左翼学者洛仁•戈尔德纳认为，这场自1929年以来最大的资本主义危机可能在为1919年以来规模最大的工人起义准备条件，革命可能会出现突破。萨米尔•阿明也认为，金融危机后“意味着可能出现新的战争和革命的浪潮。这种可能性很大，因为占据支配地位的国家除了想把体系恢复到金融崩溃之前的状态之外，没有任何其他想法。”

　　四、对西方左翼学者、共产党人关于金融危机反思的简要评价

　　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我们对西方左翼学者和共产党人关于国际金融危机反思的林林总总的观点，作如下几点简要的评价。

　　第一，西方左翼学者和共产党人从不同视角对金融危机所作的深刻反思是我们当代需要的觉悟，对我们正确认识国际金融危机的原因、影响与西方国家应对金融危机举措的实质，正确判断后危机时代的国际国内形势，更有针对性地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成效，具有重要意义。对我们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更加自觉坚持扩大内需战略，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更加充满信心地建设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积极主动参加国际合作，维护我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等等，也富于积极作用。

　　第二，虽然有一些西方进步左翼人士敏锐地意识到“马克思的观点对于理解和讨论当前的金融危机是有重要指导意义的”，并把反思的目光开始“投向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进行的批判”，而且还正确地把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基本原因归结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揭示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激化的产物的观点，但是，必须指出，也有更多的左翼人士尤其是温和左翼人士回避资本--劳动的普遍矛盾，有意抛弃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基本概念，他们更倾向于使用“人道主义”、“全球的货币”、“市场经济”、“不发达”、“第三世界”、“东方－西方”、“北方”和“南方”等西方资产阶级的语言，更侧重于和西方资产阶级的右翼一样把这场金融危机看作是人性“贪婪”的结果，因此，应该可以说，他们虽然在反思金融危机的原因时也批判资本主义，但他们的阶级立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而且，鉴于当代资本主义从20世纪70年代已经开始了“从国家垄断向国际金融资本垄断转变”，鉴于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最全面最典型地体现了资本主义国际金融资本垄断阶段“经济加速金融化”、“金融虚拟化、泡沫化”、“金融资本流动、金融运作自由化”、“实体经济逐步空心化”、“劳动大众日益贫困化”、“经济乃至国家运行的基础债务化”这样几个根本特点，以及鉴于在资本主义的国际金融资本垄断阶段，生产社会化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仍在进一步发展，企业内部尤其是金融企业内部的有组织性、计划性同超越国界的全球性无政府状态间的矛盾空前尖锐，生产无限制扩大的趋势同劳动大众相对贫困导致有支付能力的社会购买力不足的矛盾在进一步激化，我们也认为，深入分析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原因，有必要使“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金融、经济危机的基本观点”更为“贴近”资本主义国际金融资本垄断阶段的这一新的实际，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把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归结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日益激化的必然结果”的观点，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金融、经济危机的基本观点”的与时俱进或者说进一步的深化，因为它不仅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金融、经济危机的基本观点，也给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金融、经济危机的基本观点充实了新的时代内容。

　　第三，西方一些左翼学者对西方国家应对危机举措的批评，提出旨在促进社会公平与民生改善的政策主张，不能说丝毫不会影响欧美国家的决策，但从根本上说它们是为缓解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或者说“改良”资本主义制度及其主导下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服务的。因此，应该可以说，西方许多左翼人士和共产党人虽然挣脱了资产阶级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网”，但是却又自觉不自觉地深陷进资产阶级的其他“意识形态网”，尤其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网”之中。在金融危机使欧洲经济发展模式同样受到质疑、欧盟各国普遍陷入经济衰退深渊的情况下，左翼人士的“福利模式”对策就多少显得不太现实了。而且，即便如俄共等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即便一些左翼学者提出了“反资本主义”的要求和战略并宣称“革命可能发生”，但是，因为他们并没有将自己的对策诉诸广大的劳工群众，也没有积极塑造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社会力量并取得这种社会力量的支持，因此，应该可以断定，他们的主张、对策将更多地只是停留“讲坛”和“学术会议”意义上，换言之，他们仍然“可能”再一次丧失历史提供给他们的极好机遇。正如古巴全国人大经济事务委员会主任、著名经济学家奥斯瓦尔多•马丁内斯（Osvaldo Martinez）深刻指出的，“资本主义体系重大的经济危机并不会造成一种预先确定好的政治走向。从这些危机中，可以产生走向左翼的运动，同样也可以出现走向右翼的运动。所有这一切并不取决于经济危机，而取决于在特定的环境中各种政治力量的行动，取决于这些力量的成熟状况，以及它们循序引导政治走向的能力。因此，未来将要发生什么事情，这只能根据目前处于冲突中的各种政治力量的灵活性、娴熟的斗争艺术、正确的战略和领导能力来加以回答”。

　　第四，对于西方左翼学者关于金融危机影响的观点，我们需要一分为二地对它们进行分析。一方面，应该说，他们很好地把握了金融危机后世界格局多极化和世界资本主义面临大调整的新的历史趋势，以及左翼面临的新的难得的历史机遇，但是，必须指出，他们关于金融危机的上述影响有一个“度”的问题。例如，在如何认识国际政治格局调整变化的问题上，一方面要承认世界多极化的趋势和美国霸权地位因为其经济基础被严重削弱，其软实力和全球影响力被大打折扣而受到严重冲击的事实，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国际金融危机对于改变国际政治格局来说，其影响还只停留在量的层面，并没有从质上动摇现有格局的基础，总之，目前尚没有给一超多强的国际政治格局带来“飞跃”式的变化。正如瑞典安全与发展政策研究所研究员约根•斯特罗姆先生所指出的，在安全结构上，美国作为世界上军事力量最强大的国家，对于地区乃至全球的安全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生产结构上，美国仍处于产业链的高端并居于主导地位；在金融结构上，美元还是世界上最主要的储备和结算货币之一；在知识结构上，美国的软实力依旧不可小视，并且创新能力继续领先世界其他国家。因此，尽管美国在这次危机中“很受伤”，但其维持霸权的能力和意愿并未丧失。

　　又如，在如何认识新自由主义走向终结的问题上，一方面完全有理由认为，曾经在过去30多年的时间里,“被吹嘘成一种世界观，渗透到所有生活领域”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学说，即所谓“自由放任”的、“自由市场”的西方资本主义思想体系已经在全世界面前声誉扫地了，但是，也应该看到，作为曾经肆虐全球的所谓“最成功的意识形态”或者说“意识形态霸权”，与资本主义及其私有制，尤其与大资本家、大垄断资本集团紧密相连的新自由主义不会被埋入泥土之中，它仍然存在深厚的世界政治经济和社会根源，“将来有一天经济形势一旦变暖，它还会东山再起。大概只要有大垄断资本集团存在，特别是大金融资本存在，社会就有新自由主义之类的理论观点泛滥。”

　　再如，关于金融危机对左翼的影响问题，一方面应该意识到左翼面临巨大的发展契机有众多事实可以经验和验证，它的客观性不能否认，不能把它只是看成一种所谓“纯粹的”主观愿望；但另一方面也不能否认，这场危机也对左翼带来了艰巨的挑战，尤其是拉美新左翼政府的改良主义就面临这次金融危机的严峻挑战。正如美国著名左翼学者詹姆斯•彼得拉斯指出的，拉美新左翼政权(或称后新自由主义政权)虽然采取了一些反贫困措施和稍微扩大了一些社会开支，但是它们都没有根本性地改变它们继承下来的新自由主义基本经济结构：近几年的经济复苏高度依赖初级农矿产品的出口以及国际热钱的流入，资本相对于劳动的巨大优势仍然如旧，因此当如今的世界经济危机来临时，这些政权日益暴露出其脆弱性。它们可能利用凯恩斯主义来赢得短暂稳定，但凯恩斯主义几年后的失败将使它们被更激进的左翼即社会主义或更极端的右翼即法西斯主义代替。而且，还应该看到，西方左翼人士和共产党人并没有真正做好资本主义制度“取代”意义上的阶级组织及其替代实践和理论的深入思考，他们迄今为止也都没有提出“雄心勃勃要实现变革的观点”。正是鉴于此，美共主席萨姆•韦伯认为，尽管金融危机后的民意调查一再显示，社会主义对美国人民的吸引力在增强，但“显然社会主义还不会立刻被提上政治日程。目前的力量对比和千百万美国人的思想观念还没有达到拥护社会主义的程度——这是我们进行任何严肃的战略战术探讨的起点”。西方国家的共产党和世界左翼政党现在面临的这种情况，使我们不禁想起邓小平1988年10月17日在会见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罗马尼亚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时说的那段极其精辟的话：“现在的情况和过去大不一样。我们走的是十月革命的道路，其它国家再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就难了，因为条件不一样。没有执政的共产党正在寻找其他的、新的途径，但还没有找到一个成熟的观点、成功的办法。总的来看，没有执政的共产党正在衰弱，它们的影响也在缩小。”当然，我们也认为，如果资本主义世界金融、经济危机反复出现、不断加深并导致社会阶级矛盾不断激化，如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如果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断开拓创新和谱写进步发展的新篇章，我们并非不可以作出这样的预见：西方国家的共产党和世界左翼政党将日益活跃在各自国家政治生活的前台和世界政治格局的中心舞台，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将成功走出“苏东剧变”以来的低谷，等等。

　　网络编辑：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