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刊《东欧政治与社会》2009年秋季号刊登了斯洛文尼亚学者米迪亚·维利科尼亚题为《转轨中的失落——后社会主义国家中的社会主义怀旧现象》的文章, 分析了近些年来后社会主义国家中出现的社会主义怀旧现象:调查数据显示, 原社会主义国家的大多数人现在对社会主义瓦解感到惋惜, 并且认为在社会主义下比在资本主义下生活得更好。但是, 也有相当多的人反对回到过去或认为重建社会主义没有现实可能性。文章内容如下。
一、怀旧是对过去的一切不加批评的赞美
现在, 东欧人至少采用了四种办法来对待他们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几十年。第一种对待过去的办法是摈弃——反怀旧。在大多数主流话语中, 社会主义时代几乎完全被抹去了。新的意识形态, 例如民族主义、自由民主主义、自由市场思想和消费主义, 在彻底谴责过去的一切的基础上得到倡导和发展。我们听到诸如共产主义帝国、恐怖的几十年、死亡文化、可怕的年代、嗜血的暴君、红色的共产主义野兽, 等等, 均属此类。第二种对待过去的办法是“遗忘”, 对1989－1991年之前的一切闭口不谈,好像过去的事情从未发生过, 一切都是后来才有的。于是出现了一些耳熟能详的比喻, 例如民族的春天、民主的觉醒或新的开始, 等等。第三种办法是历史修正主义, 完全重新解释社会主义的过去——例如, 什么东西都是苏联人或一批当地布尔什维克分子强加的, 对多数人的恐怖, 等等。第四种办法是怀旧, 一种不管实际情况如何而对过去的一切不加批评的赞美。本文只研究这些办法中的第四种, 即对社会主义几十年的怀念, 不过, 这种研究是在对待过去的其他三种做法的大框架内进行的。
二、怀旧是个人的, 但也有广泛的社会性; 怀旧具有工具性,也有其他复杂性
在我看来, 怀旧是一个复杂多样、不断变化、充满情感的个人或集体的(非) 工具化叙述, 这个叙述对浪漫化的逝去的时光、人民、物品、情感、感觉、事件、空间、关系、价值、政治和其他制度感到痛惜并加以美化, 而且所有这一切与糟糕的现在形成了鲜明对比。它是对不可逆转地逝去的过去的惋惜和渴望, 而且它常常包含着一种乌托邦式的愿望, 甚至是使之回归的努力。怀旧通常完全由对一个安全社会、安宁时期、繁荣和人民之间的团结的各种想像所组成。尽管怀旧指向过去, 但是它也间接地涉及现在, 尤其是在对更加美化的未来的承诺和期望实际上没有实现的时候。在对现实不满的刺激下, 它创造并满足了对美好过去的想像。总而言之, 越是对没有实现的愿望和承诺感到失望, 就越是容易怀旧。
在德波两国的后现代后工业“景观社会”和鲍德里亚的拟象中, 当所有基本社会现象和范畴都需要重新考虑、重新界定时, 怀旧具有了新的维度。它不仅可以从狭窄的积极角度理解为对怀旧者“实际上”经历的过去事件的美化记忆, 也可以从建构的意义上理解为一种叙事社会建构而非一个原生类别。这种“间接怀旧” 犹如从他人的怀旧叙述中拿来、借用和“窃取” 的某种东西, 但像“直接怀旧” 一样强烈、有说服力和“真实”。换句话说, 有些人即使实际上没有亲身体验, 也会对某个时期、制度、个人、文化等产生怀旧情绪。有关过去的积极形象现在可以轻而易举地从大众历史、媒体文化、政治用语和其他公共话语的超级市场上获得, 而不仅仅从“亲身” 经历中获得。然而, 它们不能被简单地原样照搬。如果说直接怀旧是严肃的、模仿的、醉心于现实主义的重构, 那么间接怀旧则是讥讽性的、不严肃的, 有意折中和侮慢不敬的。后者的一个例子是对铁托骑车照片的蒙太奇处理, 照片中的铁托骑着一辆大摩托车, 身穿夹克, 两手刺青, 其中一只手放在一张Yugo 流行乐的CD封面上; 还有一只闹钟上面有斯大林像, 上面写着“我会回来的”。
对社会主义的怀旧现象在1989年、1990年或1991年革命浪潮过后很快就出现了, 它们震动了几乎每一个人——从反共的持不同政见者到新机会主义者或新时代机会主义者, 从外国观察家到这些社会里的普通人。人们问道: 新的涂鸦采用共产党口号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青少年穿着印有前领导人头像的T 恤衫? 为什么社会主义时期在民意调查中排名很高? 是谁在买红色几十年的旧物? 又是谁在生产、出售和购买新的共产主义纪念品? 什么人对如此众多的纪念过去时光的网站感兴趣? 很快, 时尚报刊、公共交谈、政治声明和学术圈里开始出现对社会主义怀旧现象的第一批(似乎有理的) 解释。他们中间有的人认为, 怀旧只是东欧的另一个独特现象——好像当代世界其他地方根本就没有发生过! 还有的人认为, 怀旧只不过是一种个人现象而没有什么别的意义。我认为, 它是个人的, 但也有广泛的社会性。不过, 舆论认为, 对社会主义的怀旧则是由各种不同的群体虚构、捏造、强加于人的,其目的是开辟一个新的商业市场, 获得政治信誉,赢得民众的支持, 获得艺术灵感, 等等。因此,许多学术研究只考察了这个现象工具性的一面,仅仅把它局限于“怀旧产业”。我同意怀旧是工具性的, 但是只看到其工具性一面会忽视其复杂性。它的有些特征和表现形式绝对没有充当霸权话语的野心; 它们不想说服任何人相信任何事, 它们本身就是目的。
在我看来, 有必要从方法论上区分对于怀旧的两个视角和态度。一是怀旧文化。它是一些社会群体为了达到某种目标自上而下建构起来、然后提供或强加给其他人的一种(物质化的) 话语。俄罗斯街头出售斯大林像章的小贩、马其顿政党“铁托的左翼力量联盟” (Union of T ito’s LeftForces) 的领导人、出版波兰(苏联或东德) 革命歌曲选的唱片公司, 在所有转轨国家电视节目或一些旅游项目中扮演社会主义领导人的人, 或回归社会主义美学时尚的设计者, 均属此类。他们都有一个明确的目的, 即利用人们对那些日子的怀念。第二是怀旧者的文化。它是怀旧者的一种流行信念、思维模式、怀旧感情和活动。简而言之, 是自下而上的怀旧。它的存在证据可以在民意调查、不同人的交谈、一些怀旧场所剪贴簿上的题词、徽章、对旧制度圣地的“朝圣” 等中找到。这两种怀旧在大多数时间里是交织在一起的, 它们相互联系, 但也不一定如此。
三、对社会主义的怀旧, 不仅形式和性质不同, 而且含义也因人而异
作为第一步, 有必要先看一下新政治话语中官方的反怀旧表现。也就是说, 在每一次变革或戏剧性事件发生之后, 总会出现如何面对过去的问题。在当代政治中, 弗洛伊德所说的“重复创伤”出现在不同的物质实践和活动中。在前社会主义国家, 这种长期创伤似乎是由博物式展示和(一定程度上的) 消费主义“治愈” 的。下面这些机构也持这种反怀旧态度, 接受主流意识形态对过去的解释并使之合法化: 布拉格的共产主义博物馆(Museum o fcommunism) 据设计者的要求, 把共产主义——梦想、现实和梦魇作为主题。布达佩斯的塑像公园( Statue Park) 的理念来自1989年夏天建立的国家列宁公园, 它于1993年在该市郊区开园, 展出了共产主义专制政权建造的44个巨大的纪念碑。常年对外开放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展( Soc ia list Realism) 设在波兰东部一座旧贵族王宫里, 展出了数百件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美学标准创作的塑像、纪念物、绘画、招贴、装饰品、宣传板、明信片、徽章, 等等。设在莫斯科新特列契亚柯夫画廓附近的所谓的坍塌纪念物墓地(Graveyard of the Fallen Monuments), 看上去更像是一个堆积来自全国各地被折掉的苏联纪念物的露天仓库, 连一份正式的讲解手册都没有。东柏林的民主德国博物馆(DDR Museum) 收集了社会主义时期的日常生活、技术文化、体育、教育制度和设计物件。立陶宛的格鲁塔斯雕刻公园(Grutas Park) 设在一个重建的苏式“文化之家” 里, 展出了众多雕塑,还有一个多媒体节目, 它看上去更像是一个社会主义的迪斯尼乐园。
除纪念品商店之外, 所有这些地方有两个共同之处。第一是超现实主义的模仿: 它们充斥着各种各样的物品, 给人留下了社会主义时代意识形态完全饱和的印象。展示超过了现实: 从来也没有一个地方的社会主义制度像这些博物馆式的模仿一样完美无缺、包罗万象。第二是家长式的警告: 它们提醒参观者小心那个时候的魔鬼,而它们对那个时候的刻画完全是消极的。
但是, 如果过去真的如此恐怖, 为什么今天还有那么多人不同意这种对过去的新霸权式的谴责呢? 他们对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度过的几十年态度比较复杂, 因为它还包含了怀旧情感、叙述、行动和生产。但这里我们面临一个问题, 即怀旧情感从来都是片面的, 它是一个经常变化的酸甜苦辣组合, 是滑稽与严肃、沉默与坦率、迷恋与恐惧、吸引与拒斥、纪念与嘲弄等等的组合。公共场所、消费品、图案设计、大众文化、公共事件、政党政治、街头文化、艺术、数字世界或民意调查, 无论采取什么形式, 怀旧现象均表现出明显的差别。
我先谈一下公共场所, 这是草根表达怀旧和崇敬的地方。在布加勒斯特的根恰公墓齐奥赛斯库墓前, 多年来旧时代的怀念者一直在摆放鲜花和象征社会主义的纪念品。在波斯尼亚东部一个小村子的私人院落里竖立着一尊巨大的铁托塑像,它带有祭坛一样的装饰, 常有不知名的路人在此献花。在前南斯拉夫许多地方, 每逢铁托生日、忌日和社会主义南斯拉夫创建日, 都有数以千计的铁托主义者公开集会纪念。但是在有些地方,社会主义的过去被嘲讽性地再现。
那些日子的一些消费品、商业品牌、食品和饮料经过与新产品的残酷竞争生存下来, 如今在国内市场和寻找异国新奇产品的游客中间非常畅销。东德的可口可乐“ V ita Cola”、南斯拉夫的可口可乐“ Colta” (后者过去和现在的广告词都是那句话: 我和您的青春饮料), 今天仍在市场上销售。其他一些产品也是如此, 例如匈牙利“Macko” 或克罗地亚“ Buco” (都是很容易被涂开的奶酪), 立陶宛的“ Soviet Sausages”, 克罗地亚的巧克力棒“Zivot ijsko Carstvo”, 塞尔维亚的须后水“ Brion” 匈牙利的香烟“Symphonia” 斯洛文尼亚的香烟“Filter 57”, 或波兰的香烟“ Popu－larne”, 塞尔维亚的巧克力冰激淋”“Eurocre－am”, 或匈牙利的鞋子“T izsa Shoes”。我认为, 这些消费品在完全不同的环境中生存下来并在商业上取得成功, 至少应部分地归功于民众对那些日子的愉快记忆。消费者的逻辑可能是这样的: 不许抹掉我们的过去; 我们接受新东西, 但我们也买过去的好东西。这种为牟利而怀旧的第二个方面是各种活动和观光项目,主要是针对外国游客的, 例如东柏林的“东部怀旧游” 或“乘特拉贝特车东部游”。这种怀旧的第三个方面是社会主义纪念品(社会主义时尚物品) 或小商品(日常用品) 市场, 这些东西在古董店里, 在跳蚤市场上, 在一些怀旧活动、庆祝和周年纪念活动中均有出售, 当然, 在网上也有销售。在前苏联各国, 它们被称为列宁纪念品。
我敢肯定, 那些日子的司空见惯的形象也深深地扎根于当代大众文化之中。老电影回顾展, 那个时代的一些摇滚乐队的重聚, 他们的原唱歌曲重新灌制CD 唱片集, 一些新乐队和艺术家对这些歌曲的翻唱, 社会主义形象在电视节目(例如斯洛文尼亚国家电视台青少年电视节目青年接力赛) 以及更普遍的大众娱乐节目中的再现。在日常文化层面, 怀旧进入口头语言, 例如在波黑, 称某人“铁托”, 表示他确实像王者一样与众不同。
根据严厉谴责社会主义的过去的主流话语来判断, 社会主义时期不可能是一个合适的展示对象。但是它不仅被公开展示, 而且得到普遍认可。例如, 2009年3月初在贝尔格莱德举办的铁托的影响历史展览, 在媒体上掀起了一阵波澜, 吸引了来自前南斯拉夫各共和国的大批参观者。2006年保加利亚索菲亚组织过类似的社会主义艺术品和日常生活用品展。波兰多次举办社会主义特别是苏联招贴画展览, 整个转轨期间都保留了对铁托的尊敬, 它们现在是南斯拉夫怀旧者政治旅游和集会或只对历史遗迹感兴趣的游客最青睐的目的地。
红色怀旧的第二个特征是政治。红色怀旧很容易被政治化, 也成为议会民主条件下一个政党政治因素。在俄罗斯, 对苏联时期的怀旧是根纳季·久加诺夫领导的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议程的一部分, 而社会主义和苏联的画像是游行集会的必备之物。在斯洛文尼亚, 有争议的斯洛文尼亚民族党领导人、极右分子兹格马· 叶林契奇( Zgago Jelinc% ic%)颂扬铁托是斯洛文尼亚母亲之子、各党派领袖、南斯拉夫元帅, 而且总的来说是一个很酷的人。他还在自己家的院子里竖起一尊铁托雕像。在我看来,这是因为其他所有斯洛文尼亚政治家, 包括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开始自己的政治生涯并在议会民主制度下成功地继续自己政治生涯的那些人忽视了铁托。不过, 大多数斯洛文尼亚人认为, 铁托是一个积极的历史人物, 这给叶林契奇的党带来了信誉。
社会主义似乎还存在于后社会主义城市的街头文化中。它可能是官方的, 得到了国家或地方当局的支持: 例如, 仍有众多街道、广场或建筑物以社会主义领导人、英雄或重要的社会主义事件命名。确实有很多纪念碑被拆走或毁掉(甚至卖掉), 但也有很多被保留下来。作为一种象征, 共产主义的红星仍然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三一大教堂的塔尖闪耀。不过, 涂鸦、图案、即时贴和其他街头艺术提到社会主义也可能是无意识的。在卢布尔雅那, 有一幅招贴画写道: “11月29日, 共和国生日万岁! ”(它指的是南斯拉夫而不是独立的斯洛文尼亚! ) 和“生于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在布加勒斯特, 齐奥赛斯库被描绘成一个嚷嚷着“我五分钟后回来! ” 的天使。
过去的时代、主题和美学, 一直为艺术提供巨大的灵感, 尤其在后现代性的创作折中主义中——后者游荡于过去的风格、拼贴艺术、模仿作品、重写、挑衅、去语境化、解构主义、弥散、去经典化、反叙事观、无聊和滑稽模仿之间。80年代起的斯洛文尼亚的新斯洛文尼亚艺术集团的返前卫派,对琐碎的政治历史问题、人物和象征进行讽刺性再解释的苏联波普艺术, 以及当代艺术家谢尔盖· 巴嘎耶夫( Sergey Bugayev) 等, 都是在对过去的欣赏、杂合与挖苦嘲笑和蓄意修改之间搞折中的例子。类似的影响在摇滚和另类音乐场景中发挥作用, 也反映在穿着印有社会主义制度的形象与人物的T恤衫的朋客, 以及将老的社会主义、党派、反资本主义和改变全球因素融入其音乐、歌词和现场表演的斯洛文尼亚等新Yugorock乐队身上。同样的结合在两首歌曲中也可以看到: 一首歌曲是《生于波兰人民共和国》; 另一首歌曲是马其顿歌手演唱的《一切如初, 只是他已不在》, 这里的他指的是铁托。
社会主义在东欧政治版图上消失了, 但是它在网络世界似乎还好端端地活着。谈论社会主义的网站、博客、互联网小组、网络商店的数量多得惊人, 而且大多是正面议论。这里仅举其中几个为例: 匈牙利-德国的“www. Nos-talgia,net” 关心所有后社会主义东欧国家的情况, 阿尔巴尼亚的“
www.enverhoxxha, info” 明确对恩维尔· 霍查及其社会主义表示崇拜, 保加利亚网站“http: / / red.cas.bg” 的抱负是“创建和发展一个当代保加利亚共产主义批评读本目录”, 而“ I lived Socialism 网站”(
www.spomeniteni,org ) 汇集了人们对那个时期的回忆。此外, 社会主义时期的节假日贺卡、庆祝这些节日的系列图片以及笑话, 也通过不同的邮寄名单发给知名和不知名的网址。社会主义的主题在手机铃声和屏幕图像上也可以看到。所有这些以及其他例子都有说服力地表明, 对以前制度的欣赏不限于老同志, 在今天的年轻一代人中也很普遍。我把这种现象称为“新怀旧”, 即把对(社会主义的) 过去的积极态度与当代的其他(亚) 文化和(亚) 政治因素融为一体的调侃性的、无教条的、间接的怀旧。
舆论研究的结果令人感兴趣, 对许多人来说, 令人震惊甚至令人担忧。1999年, 德国东部的一次民调显示, 在“牢骚满腹” 的东部人中, 有40%的人声称, 他们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过得更幸福; 而且大部分人断言,他们对经济变革感到遗憾。在斯洛文尼亚,转轨十年后, 约50% 的人坚信社会主义制度好于目前的民主制度( Simencka 2003,188)。2002年, 波兰进行的一次民意调查发现, 56% 的受访者确信他们在盖莱克领导下( 1970 - 1980 年) 过得比今天“更好”。2002年, 保加利亚3 /4以上的受访者抱怨说, 1989年以来他们的社会地位下降了, 表示地位改善的受访者还不到8%, 认为地位没有变化的人约占8%。5年前, 60%到65% 的罗马尼亚人说1989年以前他们过得很好。
1996年, 乌克兰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了人们对乌克兰哪个时期的看法最积极(可能不只一个回答): 勃列日涅夫时期( 1964 - 1982) 为57%, 赫鲁晓夫时期( 1958 1964年) 为33%;改革时期为20%, 革命时期为17%, 而后苏联独立的乌克兰时期只有15%。1999 年, 85% 的俄罗斯受访者对共产主义和苏联制度的瓦解表示惋惜, 这是1991年以来这类调查中的最高数字(这一年的另一次民调是3/4)。而2004年的一次调查发现, 74%的受访者仍对苏联的消失感到惋惜。2006年, 在回答“ 你为苏联瓦解感到惋惜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的问题时, 55%的人选择“人们觉得自己不再属于一个大国”; 49%的人选择”单一经济制度被毁掉”; 36%的人选择“互不信任和痛苦增加”; 35% 的人选择“与亲戚朋友的关系被破坏” ( Levada Center 2006, 183)。2009年, 当斯洛文尼亚的一个电视节目问道“在哪种政治制度下生活得更好” 时, 电视投票显示: 60%的人回答“在社会主义下”, 40% 回答“在资本主义下”。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以来的一些民意调查显示, 大多数斯洛文尼亚人认为他们在南斯拉夫时期的生活“好” 和”“比较好”: 88.1% ( 1995 年)、88.2% ( 1998 年)、86.9% ( 2003年) , 而回答“不好” 和“非常不好” 的人只有7.0% ( 1995 年)、5.5% ( 1998年) 和5.2% ( 2003 年) ( 见Tos et al, 1999,565, 872; Tos et al, 2004, 474)。
四、人们怀念过去, 但不想回到过去
尽管有证据显示民意调查受访者对社会主义的过去不乏好评, 但是应当注意的是, 在问及他们是否想回到过去时, 结果却相反。在1995年斯洛文尼亚的一次民意调查中, 多达78.20%的受访者“完全” 和“多半” 不同意重建以前的共产党领导的自治社会主义制度, “完全”和“多半” 同意重建的人只有11.4% ( Toset al, 1999, 615)。在2001年的一次民意调查中, 对“我们应当恢复共产党人的统治”的主张, 68.1% 的受访者表示“ 强烈反对”和“非常反对”, 表示“非常赞成” 和“强烈赞成” 的人只有20.2% ( Tos et a l, 1999,2004, 300)。在1996年对乌克兰人进行的一次调查中, 对“你是否认为乌克兰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恢复社会主义制度” 的问题, 大多数人的回答是否定的( 54% ) , 只有1 /4是肯定的。2006年, 俄罗斯受访者对“你想重建苏联和社会主义制度” 的问题的回答差别更大: 48%的人选择“想, 但我认为现在不现实”, 12% 的人选择“想, 我认为很现实”( Levada Center 2006, 183)。
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了怀旧——人们从正面怀念过去——的本质: 人们怀念那些日子,但是他们不想回到过去。他们也不希望重现过去的制度。他们偏爱过去, 甚至与回到过去的想法调情, 主要是因为他们相信它们绝对不会回来。
对于当代后社会主义社会的怀旧现象,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解释。第一, 怀旧是不适应新环境而想生活在“漫长的昨天” 的人们的一种消极逃避和宿命策略。作为一种“理想化的情感庇护所” ( Ba lazs 2007, 67) , 怀旧思想批判当前; 然而, 它不是务实的, 甚至是没有纲领的——它没有一个清晰的“行动计划”, 也没有重建过去的抱负。第二,怀旧也是填补当代社会合法性欠缺的一种省力办法, 因为这些社会的“合法性危机” 是一种“认同危机” (Habermas 1975, 46): 这是“资本主义社会一直依赖它们自己不能再生产的文化边界条件的原因; 它们寄生性地依靠残余传统滋养自己” (H abermas 1975,76; 又见Habermas 1975, 77); 怀旧的常规意识形态功能——即在现存世界上创造保留(后) 现代绝望的“另一个世界” ——实际上至今仍未改变。它从过去中寻找庇护的逃避主义实际上给它的拥护者提供了一个如何在今天生存下去的狡猾策略。怀旧在这里就像是一个故意欺骗、一个策略行动、一个漂亮诡计: 一个掩盖始终存在的合法性欠缺的烟幕。第三, 怀旧是一种反抗, 是抵制新的意识形态叙事、历史修正主义和强加的遗忘, 维护个人历史和集体认同的一种策略。因此, 它可能成为冲破当代霸权话语和做法的压迫的解放力量。
不过, 除了这三种解释, 还有一种对后社会主义怀旧情绪的深层解释。埋藏于怀旧情绪、叙事和实践核心的, 而且很多怀旧者仍然没有察觉的, 是潘多拉盒子里没有释放出来的东西——希望。怀旧实际上是一种向后看的乌托邦, 一种对安宁世界、公平社会、真正友谊、相互团结和普遍福利的愿望和希望。简言之, 对完美世界的渴望。因此, 它不是一个回忆过去的主观的、武断的、意识形态的努力, 因为它是一个超越现在的、一个决心未定的、不明确的、无明确方向的希望(正如B loch在1981年所描述的那样)。所以对社会主义的怀旧实际上并不是绝对只与过去的时间、制度、价值、关系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有关, 它体现了一种乌托邦式的希望, 即肯定有一个比现在好得多的社会。
[张文成: 中共中央编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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