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公开问世以来，围绕马克思异化理论的争论就没有停息过。在中国，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异化概念的解读产生了诸多学术成果。在国外，当代学者对马克思异化理论的阐释，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文本解读派，以艾伦·伍德、奥尔曼、塔克、布坎南和塞耶斯等人为代表，其核心论题包括异化理论是否贯穿于马克思思想的始终、马克思早期文本与《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异化概念之间的异同、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是否具有规范性维度；另一类是运用发展派，以弗洛姆、马尔库塞、列斐伏尔等人为代表，其主要特征是立足20世纪资本主义的新趋势新特征，运用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诊断当代资本主义的症状、探索超越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比较而言，前一类阐释更为重视从思想史语境出发阐发马克思异化理论的深刻内涵，后一类阐释更为关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马克思异化理论的时代意义。近年来，美国学者大卫·哈维和德国学者哈特穆特·罗萨延续后一种阐释路径，分别提出了“普遍异化”和“新异化”理论。这些当代阐释对于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探索替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方案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大卫·哈维的“普遍异化”
异化概念通常被认为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特别是马克思早期思想的重要范畴，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后来彻底放弃了这一概念。即使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以讽刺的语气嘲弄了哲学家们所熟悉的“异化”术语，他仍然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不加引号地使用“异化”一词。不过，这一时期的“异化”已经从人道主义视域中对私有制批判的核心概念转变为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中描述性的附属概念。尽管如此，在哈维看来，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异化理论不失其思想魅力和当代价值。哈维说：“我认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异化进行的分析是非常重要的，其中对于各种精神状态和感性剥夺的联系是相当出色的。”他甚至指出：“在当下，我们非常有必要重新回到《1844年手稿》（即《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引者注）并把这些东西重新拿出来再讨论。恰恰是马克思这个时候表达的感性力的部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视域。”从这一理论视域出发，在《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一书中，哈维不仅明确把“普遍异化”这一“人性的反叛”界定为资本社会的普遍矛盾之一，而且认为“异化这一主题存在于本书已检视的许多矛盾中”。2018年，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的专题论文中，他进一步阐述了这一观点。
（一）无处不在的异化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的异化理论隐含着双重逻辑：一是人的类本质及其异化；二是资本与劳动的矛盾关系。如果说前者反映了这一时期马克思异化理论的人本主义视域，那么后者则蕴含着马克思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萌芽。正如哈维所言，马克思“早期著作中对异化的理解没有植根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生成的工人的日常生活和劳动现实”，而是植根于人的类特性；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异化的普遍性产生于资本内在的历史趋向，如世界市场、阶级关系、竞争规律当中。因此，哈维主要依据《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来考察当代资本主义的异化现象，揭示出异化的普遍性特征。
哈维从“异化”一词的原初含义出发，考察了异化的多重含义。异化起初是指代产权转让的法律用词。在财产转让的过程中，自己的东西属于别人。这一含义被引申到其他领域。在社会关系方面，异化指对人或体制的信任丧失；在心理方面，是指作为被动心理现象的疏离和作为主动心理现象的愤怒、敌意以及由此而来的激烈行为。不仅如此，哈维认为“异化”一词的多重含义适用于说明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关系的丰富内涵。这是因为，虽然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交换符合劳动合约的规定，受到法律保护，但是这一交换中包含着异化。也就是说，工人被迫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并且在劳动过程中与自己的产品以及自然界和社会关系的诸多方面相疏离，感受到自己的创造本能的缺失，因而会由于劳资交换的欺骗性而产生愤怒和敌意。
由于哈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域中阐述异化的多重含义，所以，他所理解的异化主题广泛存在于资本社会的许多矛盾中，或者说，资本社会的诸多矛盾从不同方面反映了形式多样的异化。例如，在交换价值的支配下，商品的使用价值变得无足轻重，商品与感官的联系被阻断；分工的盛行与阶级的形成，既让人们无法把握整体，也在人们之间形成了巨大的鸿沟；财富分配不均以及资本实现领域的剥夺式积累，让人们不再期望社会平等和正义，甚至变得民怨沸腾。哈维还进一步论述了经济异化、整体异化以及无所不在的异化，从而揭示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异化。他指出，在经济领域，异化不仅是指资本对劳动的剥削，还包括价值实现、分配和消费领域的失业、消费主义、土地掠夺、去工业化、劳役债务、金融诈骗、房价和食品价格上涨等现象；在经济领域之外，异化表现为政治失序、公共服务滞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种族主义、警察暴力、军国主义、战争、酗酒、自杀、抑郁、官僚主义、环境污染、中产阶级化、气候变化等；在全球化背景下，随着资本积累的社会扩张和地理扩张，资本关系支配几乎一切领域，不同地域和时期的个体都能感受并经验到异化。总之，异化超出了生产、经济和空间的界限，具有普遍化的特征。“异化无处不在。它存在于工厂的生产和家庭的消费中，它支配政治和日常生活的绝大部分。”
（二）普遍异化的原因与机制
在论述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世界日趋严重的普遍异化后，哈维进一步探讨了普遍异化加剧的原因。一方面，哈维立足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分析了导致普遍异化加剧并蔓延的多方面因素。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制造业的去工业化导致有意义的工作和让民众团结在一起的社区的衰落，甚至引发了具有无政府主义性质的街头暴乱。在这些国家的一些农村和小城镇，农业的日益工业化和资本化摧毁了小农生活方式的经济基础，造成经济衰退。随着运输和通讯技术的发展，产品的设计和生产相分离，发达国家的传统工人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力量日渐衰微，围绕工厂劳动而形成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凝聚力被削弱。这些情况由于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工厂从发达国家向其他国家的加速迁移、发达国家的劳动力供给不稳定，以及移入发达国家的劳动力增加而愈发严重。总之，经济的不断发展没有带来人们收入的大幅上升，反而加大了贫富差距和收入不平等。哈维指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精英和统治阶级通过操控生产和交换的区域性配置，不断巩固他们在经济和政治上的特权，独享经济发展的收益，而广大劳动者收益甚少或一无所获。
另一方面，哈维根据资本周转的整体图景，揭示了普遍异化背后的资本运动机制。他试图结合资本周转的总机制，从理论上揭示普遍异化的根源。他认为，作为整体或总体的资本周转包括生产、实现和分配三个环节，即资本通过商品生产而增殖、价值通过商品售卖而实现、变现的资金在资本与劳动力以及资本所有者与国家之间进行分配。而推动资本周转的动力，除了对剩余价值或利润的追逐外，还包括欲望、需求或期愿。在哈维看来，如果说，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以往主要表现为生产环节中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斗争，那么，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如今更多出现在价值实现和分配环节。在价值实现环节，国家通过增加财政支出而制造能实现资本盈利的需求，民众则由于住房、交通、医疗和教育等需求无法满足而参与反对资本主义的抗争。“随着工厂在世界上许多地方消失，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的一个前沿阵地出现在了价值的实现领域而非生产领域。”哈维通过分析技术变革与消费主义的关系，详细论述了资本逻辑对民众需求的宰制。借助高兹对“工厂的理性化”的分析，哈维力图揭示出技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运用和演变与工作和社会价值的根本变革之间的密切联系。高兹对“工厂的理性化”的分析表明，资本主义社会的技术运用不仅使个体在工作中遭遇异化，而且异化了个体的消费和需求，这是因为技术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核心，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念，使劳动变得无意义，使人们沉迷于消费来加以补偿，从而削弱了冲击经济理性和挑战资本权力的反抗力量。哈维进一步将这种现象称为“异化或补偿型消费主义的发展”，并且指出，“生产方面节省的时间越多，资本越迫切需要将这些时间吸收到消费和消费主义中”。在他看来，之所以本应节省时间的技术的普及反而减少了人们从事自由创造活动的时间，是因为“资本将消费时间问题当作资本积累的潜在障碍处理的结构化方式”，让人们不得不在工作和消费中接受资本主义的所谓经济理性，服从资本积累的逻辑。此外，在分配环节，国家通过借钱或者财政赤字的方法来促进资本主义积累机制的发展，资本主义国家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勾结创造了大量债务，让民众背负各种形式的债务、国家政治也受到债务所有者的支配。
（三）超越异化的革命人道主义
哈维对普遍异化现象的分析表明，从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到韩国农民的抗议斗争，从北非和中东因为食品价格上涨而发生的暴动到个人和国家的沉重债务，人们对整个资本主义体系深感不满。这种普遍的愤怒和不满正是哈维的普遍异化概念的主要内涵。在哈维看来，普遍异化概念绝非关于经验现实的描述性范畴，而是引领政治行动的规范性范畴。虽然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各种形式的无法根除的矛盾，但这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体系会自行崩溃。相反，资本会利用大规模监视、种族灭绝、军事镇压、思想控制等手段存活下来。他坚持认为，必须借助外力才能夺取资本家阶级的权力、终止资本积累。对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新自由主义的兴起而在世界各地出现的以非暴力方式进行的零散且众多的反对运动而言，当前迫切需要的是“一个具有说服力的、可以与集体的政治主体性结合的宏愿”，从而为人们的政治行动提供基础和活力。进而言之，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及其后果，“这一切衍生出的具有催化作用的政治问题，是设法辨明、正视和克服资本的经济引擎产生的许多形式的异化，并将压抑已久的相关能量、愤怒和挫折感导向一股一致的反资本主义力量”。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不能完成这一任务，是因为它主要从技术与阶级的矛盾关系出发探讨解决问题的方法，忽视了这种革命性变革所涉及的主观、心理和政治问题，反而陷入流行的经济理性和拜物教的窠臼，甚至走向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如前所述，哈维对普遍异化根源的分析，已经揭示出资本逻辑支配下技术变革与价值观念之间的密切关联。
如果说，哈维的普遍异化概念从否定的角度为当今世界的反资本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提供了区别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概念和分析框架，那么，基于这一概念而提出的“革命的人道主义”则是哈维为反资本主义运动所提出的政治理念。相信人类凭借自己的力量改善自我和世界的人道主义观念由来已久，它不同于宿命论与目的论，演变出宗教人道主义和世俗人道主义两种类型。虽然人道主义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倡导放纵感官享受、无限拔高人类的地位以及歧视特定族群和性别等阴暗面，但它始终激励着人们去帮助他人、实现自我，追求更有意义的生活，从而推动了世俗人道主义在当代的复兴。尽管如此，哈维指出，世俗人道主义之所以难以摆脱其阴暗面，是因为它始终面临普世关怀与阶级利益、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冲突。“人道主义传统的困难，在于对人道主义无法回避的内部矛盾的充分认识，并未内化在该传统中，当中以自由与控制之间的矛盾最为明显。”基于这一原因，阿尔都塞等左翼学者将人道主义和异化观念从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清除出去。世俗人道主义的理论不足也与近年来非政府的慈善组织的活动虽然有所增加但无济于事的趋势相一致。尽管如此，哈维旗帜鲜明地反对阿尔都塞的立场：“在我看来，为了反抗各种形式的异化和根本改变受资本支配的世界，我们迫切需要明确有力地提出一种可以与基于宗教的人道主义结合的、世俗的革命人道主义。”与资产阶级的自由人道主义不同，革命人道主义抛弃了关于人类的某种不变或既定“本质”的观念，不惜以牺牲少数人的利益来追求大多数人的幸福未来。哈维以弗朗茨·法农的革命理念和实践为例，揭示出革命人道主义的核心是以无可避免的暴力、革命的方式重建人性。不仅如此，哈维尤为强调这种革命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他主张将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资本论》统一起来，通过分析资本社会的根本矛盾、变化的矛盾和普遍矛盾，探讨改变世界的人道主义计划。为此，他谋划了针对资本社会矛盾的17条建议，试图为政治实践提供方向和活力。
二、哈特穆特·罗萨的“新异化”
在探讨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时，哈维论述了资本周转和资本积累所蕴含的加速倾向。一方面，为了在竞争中保持优势，资本必须占有更多的剩余价值，加快其在不同物质形式之间的流转速度。因此，“在资本的历史上，加速的倾向显而易见。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技术和组织创新的目的，是加快事物的速度和减少物理距离造成的障碍”。另一方面，资本在积累过程所追求的复合增长必然趋向加速。“资本总是追求增长，而且必须是复合增长。”这种指数型的增长越往后越会出现加速的情况，从而破坏增长所必须的生态环境等物质基础，导致资本的极限。哈维还具体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各领域愈演愈烈的加速现象。例如，以计算机为代表的节省劳动的技术创新、金融和银行业的业务创新、消费主义加剧以及生态环境恶性退化所呈现的加速趋势。不过，在哈维这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各领域的加速现象本质上从属于资本逻辑的内在趋势。而德国学者哈特穆特·罗萨则力图从时间结构来考察当今时代的变化和特征，用加速表征晚期现代社会的时间结构。在《加速：现代时间结构的变化》（2005）、《共鸣——一种世界关系的社会学》（2016）等著作中，罗萨提出了社会加速批判理论，揭示了晚期现代社会的新异化形式，并且探讨了超越这些新异化形式的共鸣关系观念。
（一）异化概念复兴的理论基础
与哈维一样，罗萨也通过重新阐释青年马克思的异化概念来推进对现代社会的批判。他说：“我更大的目标是重建一个由马克思和早期法兰克福学派所发展出来的，但却被霍耐特和哈贝马斯放弃的批判理论概念：异化。”不过，不同于哈维将分析和批判的矛头指向资本主义的经济引擎及其运作方式，罗萨深入考察与现代化和现代性息息相关的、超出经济范畴的社会加速现象，展开了对晚期现代社会的异化形式的批判。具体而言，他从时间维度推进现代社会批判，从以下三个方面论述了支配现代社会生活的加速模式及其表现和机制。
首先，社会加速是现代社会时间结构的重要却被忽视的特征。在罗萨看来，深入考察现代社会的社会结构和生活质量、宏观面向和微观面向，必须从时间结构入手。这是因为，“尝试从我们所称之为‘现代性’的动态性和稳定性、内在的张力和发展趋势中，发现那些结构复杂体和意义复杂体的特性的人，只要将他的工作从时间结构的特性、逻辑和发展入手就可以了，因为就像通过放大镜一样在这当中能够认识到决定这些布局的原则和趋势之间的相互作用”。身处现代社会的人们，总是通过与时间关联在一起的规范、期限和规章来安排自己的生活，特别是让自己的活动与资本主义体制的需求保持协调或兼容，而时间本身具有的非政治性、非规范性也容易让人们忽视其结构性和强制性，从而陷入现代主体的自由幻象。在社会学理论的发展中，尽管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等古典社会学家在反思现代性体验时注意到了社会加速现象，但后来的社会学转向现代社会的非时间、恒定的方面，其结果是简单割裂前现代与现代之间的联系，忽视了现代社会的变迁。鉴于时间结构的重要性和社会学研究的不足，罗萨主张从时间结构入手，探讨现代社会生活的加速现象，建构一个有着清晰概念且与经验相容的分析框架。他说：“在我看来，社会加速是现代化的核心过程，所以现代社会批判必须首先而且要格外关注社会加速。”
其次，社会加速在现代社会呈现为三种加速形式。罗萨指出，虽然没有一种囊括一切的加速模式，也不是所有现象都在加速，在一些领域甚至存在减速现象，但是现代社会的加速形式可以概括为科技加速、社会变迁加速和社会步调加速三种。科技加速是指生产、运输和传播领域的加速及其对社会生活的时空知觉和组织方式的改变。在时空知觉方面，人们感知世界的方式从空间优先变为时间优先，感知物体的“前后左右”被“早晚”所代替；在时空组织方面，在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时间遭遇压缩，空间距离被缩短，进而变得不重要，学校、银行和旅馆等地点成为没有历史、独特性或关联性的地方。社会变迁加速是指社会本身的加速，即“态度和价值，时尚和生活风格，社会关系与义务，团体、阶级、环境、社会语汇、实践与惯习（habitus）的形式，都在以持续增加的速率发生改变”。它意味着，人们所经验的“当下”的时间区间正在不断萎缩。在晚期现代的西方社会，社会加速突出地表现为，越来越高的离婚率和再婚率，以及更换工作的速度、家庭和职业的改变频率。社会步调加速是由于一定时间单位内行动事件或体验事件的量的增加，人们在更少的时间内要做更多的事，从而形成时间匮乏的体验。它表明，科技加速没有让人们觉得时间充裕，反而感到时间短缺并为此恐慌。
再次，社会加速的推动机制也表现为三种形式。通过分析社会加速的三种形式，罗萨指出，科技加速本应减少工作时间，实际上却导致生活步调的加速。这表明，一方面，科技加速不是导致时间匮乏的原因；另一方面，“现代社会的特征，就是事务成长量与科技加速命中注定般地结合在一起。”究其原因，罗萨概括出三种推动机制：一是作为社会动力的竞争逻辑。竞争既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获利原则，也是区别于前现代社会并支配现代社会生活所有领域的核心原则。为了节省成本、保持竞争力，人们节约时间、提高资本循环速度、加速创新。对于国家和个人而言，竞争是推动加快创新速度、完成自我实现的主因。因此，提升速度或节约时间的加速逻辑就处于现代分配模式的核心位置。二是作为文化动力的永恒应许。从文化的观点来看，现代社会的世俗性，特别是在此世追求生活的富足、体验人生起伏的观念，是社会加速的重要推动机制。人们在面对死亡等终极问题时，通过不断加快生活步调、努力追求幸福生活来作出现代性的回答。三是作为自我推动系统的加速循环。如前所述，科技加速反而导致生活步调加速，而不是减轻人们的负担。不仅如此，科技加速还会带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面向的加速。社会变迁的加速也会推动生活步调和科技的加速。因此，在现代社会中，一旦停止竞赛或维持现状，就等于落后。总之，上述三种加速形式已经在晚期现代社会形成“一种环环相扣、不断自我驱动的反馈系统”。
（二）晚期现代社会的异化形式
在社会加速理论的基础上，罗萨展开了对晚期现代社会的批判，揭示了晚期现代社会的异化状态及其表现形式。
罗萨认为，社会批判理论的起源可以追溯至马克思的早期著作，而他所倡导的社会加速批判，既是对马克思开创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发展，又内在地包含着功能批判、道德批判和伦理批判等形式。社会加速理论的伦理批判认为，个体化、多元化与人们的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增长趋势之间的基本矛盾，是现代社会加速竞赛的竞争导向的必然结果。也就是说，现代社会通过严格的时间规范来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需求，让人们产生没有满足社会期待的罪恶感，进而如同困在滚轮中的仓鼠一样滚得越来越快。结果，现代性所允诺的个人自主性并没有实现，个人的自我实现与政治系统的改进都要适应社会加速度逻辑，以确保竞争优势。罗萨认为，这一结果就是晚期现代社会的异化状态。“在加速的社会情境当中，一方面仍许诺行动者有自主性，但另一方面遵守和实践这个承诺的可能性却越来越渺茫，而这必然会造成异化状态”。作为一种状态，异化就是指主体自愿采取的某一行动，实际上违背了其真正的意志，从而让主体在没有外在压迫者的情况下感觉自己被他人管制。
为了进一步从社会加速逻辑的视角考察晚期现代社会的异化，罗萨分析了五种异化形式：一是空间异化。它指涉数字化、全球化时代中自我与世界的关系。一方面，人们的社会亲近性和相关性均与空间临近性相脱离，那些与我们有着密切交往的人不必在物理距离上与我们邻近；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加速造成的流动性及其与物理空间的脱节，我们花费时间所形成的与特定空间的熟悉感和亲密感消失了。二是物界（Dingwelt）异化。它主要是指人们生产和消费的物品的异化。这些物品本应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成为人们的日常体验、身份认同和生命史的一部分，但是在社会加速过程中，它们被迅速更换、抛弃，变得陌生化，因此，主体的经验和知识不再适用，其特质也被改变。三是行动异化。它是异化状态的典型表现，契合罗萨关于异化状态的定义，即“一种我们所做的事（即便是我们自愿做的事）并不是我们真的想做的事的状态”。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人们大多不知晓各种设备和工具的运行机制，另一方面是因为在竞争和加速面前，人们更愿意选择容易满足的欲望，更愿意占用商品的潜在可能性和使用权，而非商品本身。结果，人们失去了对事物的本真的、珍惜的感觉，没有宛若在家的感觉。四是时间异化。它是指对时间的主观体验所发生的变化。在晚期现代社会的数字生活中出现了“体验短/记忆短”的时间模式，它不同于经典的“体验短/记忆久”或是“体验久/记忆短”的时间模式，具有去感官化、非全身心投入和去背景化的特点，仅仅在我们的生活体验中形成孤立的行动和体验片段。由于我们无法整全地或有意义地将这些片段联结在一起，所以，“结果就是，时间似乎‘落得双重下场’：飞快流逝，却又在记忆里不着痕迹。”五是自我异化与社会异化。它是上述四种异化的结果，是指虽然我们在短时间内经历诸多变化，遇到很多陌生人并与之交往，但实际上它们没有被很好地吸收到我们的生命经验中，不仅我们的行动与体验是彼此割裂的，而且我们的生命体验是碎片化的，所以，我们与世界和自我相异化。
（三）超越异化的共鸣关系
如前所述，异化是罗萨从社会加速逻辑的视角诊断晚期现代社会的病症而得出的结论，其所揭示的是主体与世界之间的疏远、冷漠甚至是敌对的关系。在罗萨这里，社会加速批判及其异化概念回答了“我们的生活为什么不美好”的疑问，为解答“什么是美好的生活”这一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提供了切入点。这就意味着，要在晚期现代社会实现美好生活，就必须摆脱社会加速背景下的异化状态，构建主体与世界之间的理想关系。而主体与世界之间的非异化关系或状态，就是罗萨所称的“共鸣（Resonance）”。在他看来，丰富而多面向的“共鸣”经验可以构成“美好的生活”的主要内容。这里所称的“共鸣”不是一个认知性的概念，而是存在主义的或感性的概念。尽管我们对于世界的理解及其认知结构，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们关于世界的经验，但是，如果主体与世界之间仅限于因果性和工具性的互动是不够的，它会导致主体与世界格格不入。进一步而言，作为主体与世界之间的非异化关系，“共鸣是一种刺→激（af←fection）（一些事物从外部与我们产生关系）与感→动（e→motion）（我们通过反应对此回应并与之建立关系）的双重过程”。它既包括主体接受外部世界的刺激并作出回应，又包括主体在这一过程中所建立起来的关系；在这一过程中，主体以及主体所经验的世界都被改变。总之，共鸣不等于回音或合音，而是意味着主体始终依赖他者，并且在与他者的互动，甚至在与他者的差异、对立和矛盾中形成关于世界的感性经验。用罗萨的话来说：“共鸣是一种处于协调和冲突之间的情境。”
可见，共鸣经验或情境是罗萨在诊断晚期现代社会的弊病之后所提出的治疗方案的核心。共鸣看似难以捉摸、转瞬即逝，但并非难以触及、不可实现。罗萨详细阐述了构建共鸣关系的两个前提：一是需要主体的“共鸣意向”，它是指“一种会倾听和回应的态度（而不是支配和控制的态度）、一种与接受社会脆弱性相应的开放性及一定意义上的自我效能感”；二是要遵循特定的“共鸣轴”（Axes of Resonance），即主体与世界之间共鸣关系的不同面向。罗萨概括出三种面向或共鸣轴：一是将我们与他人联系起来的横向的社会共鸣轴，如家庭、友谊、政治等；二是我们用某些物体所创造出来的对角线的物质共鸣轴，如工作、学校、运动和消费活动；三是纵向的存有性共鸣轴，即包括自然和艺术在内的、类似宗教体验的探寻自我、发现自我的体验。需要指出的是，“共鸣意向”和共鸣轴，都不是纯粹个体的、认知意义上的，而是由历史和文化、集体和社会所构建和维护的；也不必然是愉悦和谐的经历，而是需要主体以开放的心态去承担受伤的风险，以非预测、非控制的方式去接触和改变世界。为了克服异化、走出晚期现代社会的文化困境，罗萨还参与了一个研究项目“耶拿计划”，尝试在多个领域吸收各种共鸣经验，探索一种全新的社会文化模式。这一计划既包括爱情、友谊和民主政治，又包括在自然中的经历以及照料和教育子女等活动。
三、异化与资本主义批判
尽管哈维和罗萨都侧重于从运用发展路径来阐释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但两人并没有完全回避这一理论的文本基础和思想性质等问题，并且在这些问题上呈现出颇多相通之处。他们都反对关于人性或人的本质的形而上学观念，强调异化理论在马克思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哈维自称不是哲学家，也不从哲学的视角来讨论马克思的异化概念，而是关注与异化概念相关的非常实际的问题。他说：“实际上，我关注的就是现实过程当中异化概念的现实发生和布展。”他一方面承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异化概念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因而并不试图将二者统一起来，另一方面更为重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意义上的异化概念，特别是其中所蕴含的感性维度，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上赋予这一概念丰富的内涵。罗萨多次强调，现代社会哲学不再以外在的或不变的人类本质或天性观念为规范基础。他指出，异化是源于青年马克思、并被早期法兰克福学派所发展的批判理论概念；青年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就已经包含着社会批判理论的三种形式，即对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矛盾的功能批判、对根本的分配不公的道德批判，以及对异化生活和虚假意识的伦理批判。不仅如此，哈维和罗萨对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当代阐释还从以下三方面推进了资本主义批判，丰富了西方学者的社会主义理论。
（一）传承马克思主义的学术传统
马克思所生活的19世纪是社会科学从哲学形态走向科学形态的重要时期，政治经济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学科逐渐摆脱思辨哲学的影响，走向实证科学。马克思不仅对催生这一重大变革的自然科学研究抱有极大兴趣，通过吸纳自然科学而为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以及政治经济学批判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且充分借鉴了当时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众所周知，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来源。随着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的整理发表，人们发现，马克思从早年到晚年始终关注不同形式的人类学研究，在晚年笔记中倡导一种更博大、更深远的历史方法。不仅如此，对于19世纪方兴未艾的实证主义社会学，以及德国流行的历史法学派，马克思也进行了批判与吸收。总之，受到近代自然科学巨大历史成就的影响，包括马克思在内的人文知识分子都深受科学理性世界观的影响，试图建构关于人类历史和现代社会的科学理论。马克思既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支配下的社会科学那里吸取了新的视角、观点和方法，又与之展开直接论辩，在思想论争中进一步阐明观点、完善理论。可见，关注并吸纳同时代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是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一大特色。
19世纪末以来，西方几代马克思主义学者在人文社会科学诸多领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展开研究，产生了一大批丰硕的理论成果。如今，马克思主义已经深度参与到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的研究与争鸣，俨然成为重要的研究范式和学术传统。作为活跃于西方主流学术界的大学教授和知名学者，哈维和罗萨对马克思异化概念的阐释和发展充分吸纳了当代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并在各自擅长的领域内传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学术传统。哈维起初是地理学教授，后来从空间视角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且结合对《资本论》的解读，展开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研究。从哈维对马克思异化概念的阐释来看，他所延续的主要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传统。在集中探讨异化概念的《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一书中，他实际上是依据马克思《资本论》的理论分析，结合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全面考察了资本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行机制中不同性质的多个矛盾。在他这里，异化不只是资本社会的诸多矛盾特别是普遍的矛盾之一，而是贯穿于资本社会的全部矛盾，是资本社会最致命的矛盾。
作为社会学教授和法兰克福学派第四代代表人物，罗萨传承了马克思和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学传统，从时间维度考察现代社会的内在结构，剖析现代性的根本矛盾，由此重新定义了异化概念、论述了异化形式。从罗萨对马克思异化概念的阐释来看，无论是论证社会加速逻辑，还是分析晚期现代社会的异化形式，他都广泛吸收了社会学、心理学和经济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例如，他引用对生活步调的跨文化的经验研究来证明生活步调的加速，引用对“主观时间矛盾”的经验研究来推论晚期现代社会的时间异化形式。由于大量征引社会研究领域的研究结论、探讨社会学研究的前沿论题，罗萨的代表作《加速：现代时间结构的变化》和《共鸣——一种世界关系的社会学》被视为21世纪以来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成果。
（二）拓展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总体批判
与19世纪很多社会理论家不同，马克思致力于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展开对资本主义的总体批判。在《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第一次科学地说明了资本和劳动的关系这一“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从而“把现代社会关系的全部领域看得明白而清楚”。《资本论》以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矛盾关系为切入点，考察了现代社会的整个体系和全部领域。尽管如此，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体系的范畴排列是围绕着资本这一核心概念而展开的。这是因为资本不是物，而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是主导其他一切生产形式和生产关系的“普照的光”，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基于这一考虑，马克思不仅在三卷本《资本论》中详细论述了资本的生产、流通和总过程，而且曾计划在论述完资本后再考察地产、雇佣劳动、国家、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可以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本质上是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对资本主义的总体批判。
当代资本主义在诸多方面迥异于马克思所处的19世纪，以至于一些学者放弃了马克思的总体批判思路，转向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态等领域的分析和批判。与之不同，哈维和罗萨在考察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和特征时，通过运用发展马克思的异化概念而延续了马克思的总体批判思路。一方面，他们都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广泛存在某种意义的异化状态。哈维对“异化”一词多重含义的辨析，实际上是用异化概念涵盖资本主义社会在生产、政治、社会和价值观等客观和主观的层面所出现的疏离、不公、愤怒、怨恨和挫败等弊病。罗萨虽然是在伦理批判的维度探讨晚期现代社会的异化形式，但他所概括的五种异化形式涉及时间、空间、物界、行动以及自我和社会等多个方面，以另一种方式涵盖了当代社会生活的整体格局。相比于马克思主要用异化来形容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对立关系在生产空间的表现，哈维和罗萨的异化概念指向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更为广泛的领域。另一方面，他们都试图揭示导致这种普遍异化状态的根本机制。哈维延续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路径，从价值的创造、交换和实现等入手，全面分析了资本周转机制及其所依赖的技术因素以及它们对价值观念所产生的影响。罗萨则继承了马克思和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传统，聚焦现代性问题，通过分析现代社会的时间结构而提出了社会加速逻辑，并探究晚期现代社会的各种异化形式。总之，他们都延续了马克思的总体批判思路，从不同角度深化了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运行逻辑的认识。
（三）探索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
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不仅从总体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和矛盾，而且提出了从根本上消除弊病、解决矛盾的方案，设想了超越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社会。早在《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就主张用人的解放超越资产阶级革命意义上的政治解放，以消除个人在国家生活和私人生活中的二重化，并且倡导无产阶级担当革命的主体以摧毁一切奴役制，真正实现人的解放。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进一步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强调共产主义是在现实中不断地积极扬弃私有财产的历史性过程，旨在实现包括感官能力在内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全面丰富。后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和《哥达纲领批判》等著作中，马克思全面论述了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条件和基本原则。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社会建立在高度发展的生产力和充分涌流的集体财富的基础之上，将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消除僵化的旧式分工体系和盲目的无计划生产，实行普遍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有计划的社会生产以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形成与之相适应的道德和价值观念，完全实现人的“自由个性”的充分发展，因而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人的联合体”。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马克思所提出的替代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方案被写入世界范围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纲领，激励着无数进步人士反抗殖民压迫、追求独立解放。不过，随着苏东剧变和新自由主义的盛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谷，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大肆宣传的“资本主义无可替代”（There Is No Alternative）的口号一时间甚嚣尘上。即便如此，世界范围内的有识之士仍然在孜孜不倦地探索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替代方案。如果说，世界各国层出不穷的社会实验、罢工抗议和街头运动是探索资本主义替代方案的政治实践，那么，作为学院派思想家的哈维和罗萨所代表的是探索资本主义替代方案的前沿理论思考。哈维之所以重视马克思的异化概念并且将资本社会的诸多矛盾都纳入异化的范畴，就是因为异化能够集中反映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机制对人的主观和客观方面的全方位破坏，从而激发民众的反抗意识、斗争精神和团结观念。他所提出的“革命人道主义”理念就是要消灭当今时代的普遍异化，以暴力革命的方式来实现大多数人的幸福。罗萨也试图为晚期现代社会的弊病提供解决方案。他思考的重要问题是“什么是美好的生活”和“我们的生活为什么不美好”。在他看来，前一个问题是人类最重要的问题，后一个问题则是探讨前一个问题的切入点。他依据社会加速逻辑理论而揭示的晚期现代社会的异化形式，以及他所提出的超越异化的共鸣关系，分别构成对这两个问题给出的答案。虽然哈维和罗萨的方案各不相同，但他们对资本主义替代方案的探索都奠基于各自对资本主义的总体批判，继承了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因而丰富了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思考。当然，就其内容而言，无论是哈维的革命人道主义方案中的具体建议，还是罗萨的共鸣关系方案的项目措施，都满足于局部范围的改革并诉诸应然的规范性原则，回避了更为根本的制度和主体问题，因而不可避免地带有空想性质和改良色彩。
来源：《理论探索》2025年第1期
网络编辑：保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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