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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rcantilism一词有人认为源自19世纪后期的德语merkantilismus,牛津英语词典(OED)猜测，它可能更早源于十九世纪法语中的mercantilisme,但无论如何，其滥觞于《国富论》中的mercantile system。然而，斯密在《国富论》中使用“商业体系”一词时并没有给予它明确的定义。例如，在第四篇中所指控的“重商体系”主要针对的是当时英国(也部分地包括法国),但在前言部分，他又将之扩展至“罗马帝国灭亡以来”的欧洲各国。因此，Magnusson认为“重商”术语定义太过随意(liberal)。

　　或许由于这种模糊性，这一术语的适当性在学界始终存在争议。早在1841年，李斯特就认为，被流行学派误称的“重商主义”实际上应该被称为“工业主义”,而斯密的学说才是“道道地地的‘重商主义’”。1914年Mann也强烈反对将16—18世纪的著作归于重商主义名称之下，认为将重商主义同国家干预结合起来是不合理的，因为从实际意思和语言习惯看，“重商主义”和“国家干预”很少有关联点。Horrocks在1925年指出，“商业体系”一词并没有准确描述出用它命名的理论和实践的复杂本质，其中的修饰词“商业”总体上不足以表示它所指的管理体制的范围或目的。Cole在1939年认为，重商主义不是一个经过良好构思的经济哲学概念。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中给重商主义加上了引号，以示对“敌对的批评者”创造重商主义这一术语的不认可，并且他本人也一直尽力避免使用这一词语。罗宾斯认为，“重商主义是一个模糊的概念”。

　　尽管该词备受争议，但却没有一个更合适的词取代它，因而引发学术界持续的争议：首先，重商主义是指一套理论体系还是一套政策体系。自Heckscher在1935年提出这个问题以来，争议始终存在。多数人认可重商主义是一种学术思潮，却对它是一种特殊的经济政策取向的说法高度怀疑，因为它并非同一时代的经济政策。Magnusson认为，“政策和思想应该根据历史分开处理”。

　　其次，是否真的存在所谓重商主义。Judges就对Heckscher的mercantilism著作提出质疑，“从来没有一个这样的信条，也没有一位传教士置身于这样的事业”,他怀疑能否在17和18世纪的经济学者中找到这样的基本原理。在他看来，重商主义是由“一帮通过滥用其先辈的被质疑的迷信的荒唐想法来强化对他们自己信念依恋的人”构建的。Coleman也认为重商主义是编年史中的一条“红鲱鱼” (即为障眼法),这个不存在的实体实为误导，是给根本不同的事件和观点赋予了一个错误的统一性。主流学者则反对以上两位历史学者的观点。例如Lipson认为，这一术语至少某种程度上是有用的。Magnusson也认为，这些否定观点不意味着17和18世纪早期重商主义作家的经济学文本没有某些共同的目标、观点和概念。

　　其次，重商主义的核心原则是否为追求贸易顺差、混淆货币与财富概念。对于重商主义的核心是追求贸易顺差，李斯特认为这种说法是荒谬的，是“随后的学派硬加在工业主义头上的”。Suviranta也认为，这种观点完全是误导。相反，威尔逊认为，斯密关于重商主义原则体系的“两架巨型机械”(鼓励出口和限制进口)说的是事实。罗宾斯认为重商主义者的确关心国际收支差额，但是他反对将重商主义的核心定位在混淆了货币与财富这一意义上。

　　最后，重商主义与古典经济学的关系。传统观点认为，重商主义同斯密开创的古典经济学很容易区分，但是熊彼特指出，至少就经济分析而言，“重商主义者”和十九世纪的“自由主义者”不存在任何鸿沟。Magnusson指出，《国富论》其实受到了许多重商主义前辈的启发。Grampp也认为重商主义和古典经济学共享着一些重要的思想。在经济思想史上，“重商主义”是一个几乎所有人都耳熟能详的术语，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经济学说比重商主义出现并持续的时间更长，但与此同时，如此重要的学说却“仍缺少智识上的名望(respectability),未能引起经济学界的重视”。联系近年来的保护主义、逆全球化现象表露出明显的重商主义取向，围绕重商主义的争议无论在理论上还是现实中仍在发酵，反思重商主义重新成为西方学术界讨论的话题，需要在更宽广的意义上重新思考它。另外，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成果也被某些人指责是重商主义政策的产物。因此，厘清重商主义术语的争议具有重要的学术和实践意义。

　　本文首先从法国重农学派的著作开始，考察斯密命名这一术语的缘起与所指；然后考察和评价柯尔贝尔体制的政策成效；再从理论层面分析柯尔贝尔体制的内涵，通过与重农和古典学派比较，探讨该体制的实质。最后尝试提出一个涵盖重商主义核心要义且有可能减少歧义的替代术语。

　　目前已知法语词système mercantile最早出现在米拉波1763年出版的《乡村哲学》。然而，这一术语是《乡村哲学》偶然(sporadically)提到的。为了更好地厘清这一术语的起源，有必要对其进行更深层次和更为全面的考证。考虑到“勤奋并受人尊敬的学者马奎斯·德·米拉波”“毫不保留地追随魁奈的学说，没有任何明显不同”,加之《乡村哲学》第七章本来就是由魁奈执笔，该书对重视商业的政策进行了指责，因此本文即从魁奈开始讨论这一术语及其核心所指(无需在意该术语是否是由魁奈首创的)。

　　魁奈的批判对象是百年前的柯尔贝尔体制。魁奈认为，法国农村人口减退、农村财富缺乏、官府任意课税以及民兵召集与赋役的滥用，原因就在于法国上世纪的财政大臣柯尔贝尔“并不理解按照规则的课税方法来征收土地税，以及建立容许谷物自由交易的根本政策”,同时执行过于重视贸易和货币的错误政策。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错误地重视制造业贸易和贸易顺差。

　　在魁奈看来，发展制造业贸易对法国没有好处。一则，发展奢侈制造品商业不仅牺牲了土地生产物，还“使我们陷入杂乱无章的奢侈中”。二则，一国“出售工业品不能从国外吸收财富，这些制造品是靠本国的收入支付的。即使一国的贸易是出超的，这种结果仍然非常可疑”。三则，奢侈品制造业贸易不仅多“依靠垄断特权维持的，而且禁止国民使用此外的手工业品，因而增加了国民的负担”。

　　2.错误地理解了货币。

　　在魁奈看来，柯尔贝尔“眩惑于荷兰人的商业和奢侈品制造业的绚烂光彩，而不考虑货币的真实用途，国家的真实贸易，把祖国投入到不谈贸易和货币以外问题的梦想状态中”;“深信只有以工业为基础的商业交易，能使国王取得金银”[25]39-40的观点是错误的：一则制造业贸易对法国没有好处，即使工业品贸易出超依然不能从国外吸收财富。魁奈认为，作为农业国的法国应该输入手工业品，以促进农产品的输出贸易，“这样就不会有从属于他国的忧虑”。二则，货币只是贸易工具，“在可以售卖的财富的连续不断的交易中，只要有很少量的固定不变的货币就可以了。……因此国家的繁荣不在于它拥有的货币数量，而决定于商品财富是否丰裕，是否值钱”。“货币的数量是随时可以补足的”,“农业国只有在年产量丰富和产品值钱的情况下才可能变得富裕。……一个国家不应当积累货币，因为这会阻碍贸易所带来的财富的增长”。他说，俗人把流通以外贮藏起来的货币看作国民财富或一国的大财源。魁奈认为，商人“认为贸易的任务在于相互夺取货币……他们总是用自己的货币来购买他们输出或输入的货物”,但他们遵循着一种与国家完全不同的规则。由此可以看出，柯尔贝尔体制追求货币不过是便于商人们寻租或柯尔贝尔站在商人立场思考问题导致的错误认知。这就引出了第三条错误，即这一体制与寻租有关。

　　3.商人特权是寻租的结果。

　　魁奈认为，柯尔贝尔固执地发展的非生产性的奢侈品制造业和贸易行业是依靠垄断特权维持的。政府为使制造成本下降而采取压低小麦价格的措施，是商人们要求政府发展贸易的结果。法国给予商人的优惠措施，使商人“能从自己的庇护者那里得到很好的保护”。魁奈指出，“对商人有利而不是对贸易有利，至少不是对有利于生产的贸易有利的特权，只会把我国生产的源泉以及国家和君主的收入彻底搞垮”。魁奈对柯尔贝尔贸易和货币政策的指责被米拉波所采用，进而又成为斯密批评重商体系的依据。斯密也批评了柯尔贝尔压制农业的政策，并指责柯尔贝尔“试图以管理公共部门的模式来管理一个大国的工商业”,认为是商人和制造商设计了重商主义体制。由此来看，斯密几乎沿袭了魁奈的全部指责，并进而攻击了英国学者的论述和英国的政策实践。这样，1600年以来法国流行的零散的经济观点在十八世纪被整合起来置于重商主义名下。接下来，我们检讨一下魁奈等人所指责的柯尔贝尔体制是否应该为当时法国的经济困局负责。

　　“柯尔贝尔主义”长期以来都被看作一套特殊的经济政策体系。[27]25这套政策体系的主要特征如下所述。

　　魁奈认为，柯尔贝尔的第一个核心错误是重视工商业。魁奈使用的mercantile一词和斯密提出的mercantile system, 首先针对的就是柯尔贝尔强调发展商业尤其是国际贸易的观点。柯尔贝尔确实十分重视发展对外贸易，并且为追求贸易差额实施了奖出限入政策[28]66,这是事实。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按照柯尔贝尔研究专家Cole的说法，柯尔贝尔以民族国家为思考对象,目的在于使法国富强。针对当时应该优先发展经济还是军事的争论，柯尔贝尔和同时代的重要人物卢瓦分别持不同意见，对两者优先次序看法不同。柯尔贝尔主张先发展经济，再创建强大的军队。在这种背景下——暂且不论目标本身的合理性，只讨论目标与手段的关系——柯尔贝尔认为，制造业国际贸易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其本身，也在于它对国家货币数量、收入的提升和国家福利的影响。

　　在柯尔贝尔看来，在提高生产力的所有手段中，建立工业是最重要的。他认为，制造业是“国家繁荣的丰富来源”。制造业雇佣闲置人员，给妇女和孩子谋生的机会，增加人口，加速货币流通，保证货币留在国内，帮助人民交税。然而，当时法国发展工业不仅困难而且昂贵，因此国王必须帮助企业家，要赋予他们特权和金钱，如有必要，也可依靠适当的商业组织。政府必须调控工业，且保证其产品质量，以保护消费者，防止对外销售下降。帮助建立和发展工业的首要方法之一是鼓励和监管商业，主要是奖出限入，鼓励原材料进口和制成品出口。其具体措施不仅包括奖出限入的保护关税政策、人口及成本控制政策、产业扶持政策、技术进步措施、劳工专政和质量监管政策，而且还包括差异化的地区、产业和财政政策。单纯从绩效上看，柯尔贝尔的工业发展政策无疑是可取的，至少不算失败。结果是，新的产业建立起来了，“法国境内工厂星罗棋布，所有外国人都注意到了这场经济革命”,所有欧洲政府都认可他对充分就业的关注。这种工业成果不仅获得了坎蒂隆的高度评价,也获得魁奈的认可，李斯特甚至认为法国工业的全盛时代是从柯尔贝尔开始的。

　　对于贸易与商业，柯尔贝尔认为，对外贸易不仅可以获得货币(而货币的多寡决定国家财富的大小),推动经济复苏,提高国家对外借款能力,而且还具有发展军事和开拓殖民地的战略作用。譬如通过发展对外贸易推动海军实力提升、扩展法国商品的市场、维持所需产品的来源，通过特许贸易公司推动法国的造船业、港口设备和航海业的发展。从最终结果看，柯尔贝尔让法国拥有了一支比当时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强大的陆军和海军，他的“海洋和殖民成就纯粹是他远大抱负带来的结果”。“港口的改善、海军训练的进步、海上法令的统一，都代表了不折不扣的成功”,他组建的大公司“成功地大幅增加了贸易量，即使在公司解散后依然如此”。另外，他所实施的许多制度措施在今天的法国依然发挥着影响。同时，柯尔贝尔也没有忽视国内商业。他希望从政治和经济上整合整个国家，不允许地区间存在巨大的差异。例如他实行了统一而有效的税则，减少关卡路障，打击非法过路收费，取消了部分国内关税或关税名目，使本国工业在国内获得了稳定市场。他还建议拨出大量资金改良公路和开凿运河，并努力实现道路和河流方面“某种国有化”,使法国“最终拥有了第一个真正的公路系统”。这些措施不仅促进了法国工商业的发展，而且也维系了国家的统一。

　　当然，与此同时，柯尔贝尔并没有忽视农业。针对重农学者指责他的农产品低价(为工业)、阻碍谷物自由交易和不合理的税收等措施，Cole就认为，“一个普遍的误解是，重商主义的思想家赞美工业而忽视农业，没有比这更远离事实。”斯特也认为，尽管柯尔贝尔倾向于提升工业和商业，但也绝没有忽视农业。

　　关于税收问题。路易十四统治期间税率高且税目繁多、复杂，既与路易十四好战的军事需要和贵族奢靡消费造成的支出压力有关，又与法国当时的税收结构有关，特别是贵族、牧师、公务员及土地所有者等均通过豁免或各种手段少交税，导致税收负担主要落在第三等级人口上。各种苛捐杂税普遍且沉重，导致农业低效率。不仅米拉波进行了强烈抨击，杜尔阁也指责这种“非理性的税收体制带来的灾难性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柯尔贝尔加重消费税，让那些逃避人头税的人无法逃避消费税，这种税和重农学派的先驱人物沃邦元帅设计的个人收入税(即皇家什一税)相近。此外，柯尔贝尔还尽可能地撤废或限制内地关税，降低对地产的直接税，减省以前严苛的征税手续，平衡租税负担。魁奈也承认柯尔贝尔减轻了土地税，预付了农业者的费用。

　　关于禁止农产品出口。实际上，柯尔贝尔“只是当谷物供应不足、价格高涨时，才禁止谷物出口”谷物供给不足有多重原因，特别是饥荒和战争时期粮价高涨，限制粮食出口是很自然的事情。柯尔贝尔禁止小麦出口和进口粮食是出于对饥荒的恐惧和战争的需要。

　　关于压低农产品价格。柯尔贝尔不仅没有禁止粮食输入、限制进口,而且只是在粮食供给不足时才限制粮食出口，所以他并不是有意要压低粮价，而是为了稳定粮价，通过粮食储备来稳定粮价是行之有年的传统。法国18世纪普遍存在食品短缺现象,因此控制农产品价格的措施与柯尔贝尔没有特殊的关系，毕竟他担任财政大臣不过20年左右。法国的农业生产率低于英国，因为法国的农业盛行封建的“分成租佃制”,社会结构或制度性因素才是法国农业落后的主因。尽管重农学者认识到了这一点，但也仅仅阐述了原则，却无法付诸实践。重农政策的几次改革均以失败告终，都证明最大的阻力在于封建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中的既得利益者，最后只能通过法国大革命解决。

　　综上，柯尔贝尔没有单纯为促进工业的发展而有意地忽略农业。他曾努力通过降低利率的办法使农业获得了更大利益，倒是魁奈为农业生产者的利益而主张对利息率实行法律限制的建议遭到其追随者杜尔阁的反对。这说明，法国农民遭遇的苦难，柯尔贝尔只是代人受过。

　　总体看，柯尔贝尔的产业政策是成功的，他当政以后，“法国才第一次有了大工业”。李宗正指出，十七世纪下半叶法国工商业的发展应归功于柯尔贝尔。尽管由于国王、教会和贵族势力等原因未取得持续的成效，但要客观地评价柯尔贝尔，需要考虑当时他所处的孤立处境。毕竟当时很少有法国人“把目光投向海洋，也很少被工商业所吸引”。

　　魁奈指责柯尔贝尔的第二个核心错误是未能搞清楚货币的实质。其实，最早的相关指责来自布阿吉尔贝尔。考虑到布阿吉尔贝尔的货币观更早且影响了魁奈，在此部分将重点围绕布阿吉尔贝尔的相关论述进行讨论。

　　柯尔贝尔对货币问题的态度与重农学者存在差异。在柯尔贝尔看来，首先，充盈的贵金属货币是实现国家强盛这一政治目标的必要手段。受西班牙辉煌事迹的影响，许多法国人认为，国家的力量依赖于其国内可持有金银的数量，甚至单靠充足的货币便能繁荣并强大。路易十四在位七十多年，几乎一半的时间都在发动或进行战争，战争消耗当然很大，自然对金属货币的需求就大。相反，布阿吉尔贝尔却认为，“君主不是用金钱来维持陆军或海军以及支付公务人员的薪俸的”,君王没有足够的物品分配给军队给养是因为过分重视货币导致王国内部大量生产这些产品的土地被荒废，且效率低下。其次，关于货币与经济，柯尔贝尔的金银货币观和布阿吉尔贝尔纸币货币观不同，前者承认货币具有多重经济作用：第一是金银货币可以度量富裕程度。相反，布阿吉尔贝尔却认为，硬币不是财富，其数量和富裕无关，货物是目的，货币是手段，不能吃不能穿。尽管布阿吉尔贝尔从生产的角度解释财富，并用土地和劳动来度量财富没有错,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柯尔贝尔或重商主义者从收入的角度(获得的金银数量)衡量财富就是错的。第二，货币是影响国家富裕的因素。柯尔贝尔认为，国家发展对外贸易和工商业所带来的货币数量决定着国家的财富，使法国富裕，使国王得到满足。考虑到他重视法国的普通消费品和奢侈品自给自足，他很可能认识到货币对投资形成和生产增加的重要作用。第三，作为财政大臣，他清楚地知晓国家的力量依赖于财政，财政依赖于税收，而税收征收又依赖于货币的丰裕。因此一个国家“货币的丰裕能让国家变得伟大和强大”。所以也不排除他考虑到了货币增加对税收的影响。

　　更关键的是，柯尔贝尔可能已经认识到了货币短缺的危害性与货币稳定的重要性。对于柯尔贝尔来说，“一个强大稳定的货币不仅是经济健康的表现，而且事关国家声望”。柯尔贝尔重金主义政策最核心的手段是“‘靠贸易以及依附于贸易的一切’来获得货币”。从结果看，他成功地维护了货币的稳定，“在此时期法国货币对外币的汇率很少有变动”。即使欧洲17世纪末纸币的兴起反映了从金属通货贬值中不断产生出麻烦，货币依然很重要，而非像重农学者所说的不重要。在纸币兴起的背景下，布阿吉尔贝尔明确抨击货币重要的流行观念,这在金属货币仍占主导的时代无疑具有超前的预见性，但也存在一些悖论或错误：首先是对米达斯之误的误用。布阿吉尔贝尔借用米达斯困境的比喻说明商品更重要，而金钱不重要,这种观点仅从物质生产的角度解释财富(其局限性在于忽视甚至错误地对待收入与支出的分析),而不了解货币的宏观经济效应。其实奥雷斯姆引用奥维德《变形记》中提到的贪婪国王米达斯点石成金结果活活饿死的寓言，只是用来说明“货币不能直接适应人类生活的需要，而是用以便于交换自然财富的一种人为的手段”,但这并不证明货币不重要，实际上货币极其有用，是“须臾不可离的”。其次，布阿吉尔贝尔不理解货币短缺与贬值的困境。在布阿吉尔贝尔看来，银钱如果短缺，很容易用羊皮纸币补充，并用当时的物价上涨和货币贬值来证明。然而，这恰恰是问题所在，因为货币贬值或物价上涨正是银钱短缺和纸币超发的后果。另外他还反对货币短缺(或他所说的羊皮纸货币外流)是商业停滞的原因,当时经济萧条的原因恰恰是因为通货紧缩。

　　总之，布阿吉尔贝尔与柯尔贝尔在货币问题上的看法不同，他对柯尔贝尔的批评很多都站不住脚，不能证明柯尔贝尔的货币政策是错的。

　　魁奈指责柯尔贝尔的第三个核心错误是关于寻租问题。这一指责最早也来自布阿吉尔贝尔。他认为，法国之所以破产就是因为大臣先生们被商人收买，商人因此获得保护以谋求更大的赢利，给法国造成伤害。这种声音即使当今仍不绝于耳。例如，Ekelund和Tollison就认为法国绝对主义王权体制和国王的专制力量较英国的议会民主体制更容易产生寻租现象。然而，这种指责并不客观，实际上，许多干预政策都是当时特定环境下的产物。例如针对魁奈的寻租指责，杜尔阁就认为：“这些愚蠢的话是同贸易的原则和正确管理经济的原则相矛盾的”,尽管个别情况也会经常存在。于寻租的指责实则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虽然不排除柯尔贝尔个人及其家族可能存在的不当动机和行为，但就其政策整体而言，“对公共利益的忠诚是毋庸置疑的，裙带作风和个人贪心不应当掩盖其严格的敬业精神及其崇高的国家概念……个人自身的矛盾性……实际上也是那个时代的矛盾性”。他“对法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宏大期许，与其对国家政权的激情和对国王的忠心都是难以区分的”,甚至布阿吉尔贝尔、魁奈和斯密也都承认柯尔贝尔清廉、善良、正直、精明能干。柯尔贝尔体制以管制和干预经济而闻名，这种管制总体上是以公共利益为主导的。他建构了详细的管制系统，用以控制产品的价格与质量，致力于消除国内障碍。很多做法是超前和有远见的，体现了服务公共利益的精神。

　　柯尔贝尔可以位居当时最伟大的行政官行列。他领导的时代是法国王权、国力和文化领导力的顶峰。他深爱经济事务，重视经济优先于军事。只有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方可言说柯尔贝尔主义。因此，如果要客观评价柯尔贝尔体制的绩效，则必须要从经济学的角度，特别是宏观经济学角度进行评价，而重商体系术语并不能反映其核心内涵。问题在于，约一百年后重农学者对柯尔贝尔体制的指责主要针对的是诸如产业、就业、货币及国际收支等政策(都是当今各个国家着力解决的经济问题),而政策是多变和动态调整的，以绩效为导向。基于此，我们认为，只有从理论上进一步探讨这一体制背后的经济学逻辑，才能真正把握其实质和适当的名称。

　　柯尔贝尔的政策吸纳了本国重商主义先驱的思想及荷兰和英国的有益政策[41],例如17世纪初亨利四世的财政大臣拉费马斯以及蒙克莱田(Montchrétien)(又译孟克列钦)[42]。鉴于柯尔贝尔几乎完全执行了蒙克莱田的主张,且蒙克莱田影响了17世纪法国的经济思想，在此的文本分析将重点聚焦于蒙克莱田的著作。

　　首先是关于国家经济绩效及政府责任的比较。在《献给国王及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的著作中，蒙克莱田着力强调了国家与其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这种经济民族主义初期的国家建构(state-building)需要行政结构的强化与中心化，以有效地对国家进行政治控制，并激励和统合国内经济活动。这种体系属于韦伯意义上的理想类型,即把经济学定义为一个新时代的类似于家庭管理的国家管理，管理好经济对于政治和军事实力至关重要。虽然每个人受私人利益动机的驱使，但这种自利行为未必会自然地导致公共利益，因此统治者在经济事务上应发挥更大作用，要控制并引导国家经济。这种经济民族主义明显有别于重农学派基于理性主义以及个人主义的思考方式和诉诸于自然秩序为特定阶层优先性辩护的学说。

　　其次是关于核心理论问题的比较。蒙克莱田并不关注利息、价格等问题[27]178,他直截了当地认为一国的主要财富依赖于四种因素：有利的地理位置，丰富的自然资源，大量勤劳的人口以及对前三项认真的管理，并且特别强调最后一项，即政府管理和控制经济，期待“理想秩序”观念得以实现，并认为这是统治者的责任。这种观念基于政治视角，与魁奈的社会视角存有明显差异。两者的核心理论比较如下。一是对财富来源行业构成的不同理解。蒙克莱田认为法国有丰富的农业和其他自然资源，人口众多，建立制造业不仅可以确保法国自我维持，还可以解决就业。他呼吁法国国王将注意力集中于第三等级——苦力、工匠和商人，因为他们是最被忽视的群体，且对国家的繁荣极其重要。认为商业是国家经济活动的基础，是各种手工业的目的，而目的是一切理由的理由：没有利润，无人会冒风险。不过，他不认为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或源泉，只是国家独立强大的一部分。

　　魁奈则把实际财富划分为生产性财富(能提供收入)和非生产性的消费财富(满足消费需要)。他认为，工业制造品都属于后者，“它们是靠收入来购买的，但本身不能产生收入”,农业才是“一切利益的本源”,“只有农业才能创立保卫财富所必需的武装力量”。“如果没有农业生产物，工业和商业是没有另外的财源”。“土地是财富的唯一源泉，只有农业能够增加财富”,在魁奈眼里，工商业都是非生产性的。

　　二者比较来看，蒙克莱田对财富的理解较为简单，对不同行业没有做明显的区分，而魁奈对财富的差异化区分，特别是工商业的非生产性的定位是不可接受的，即使影响了魁奈的布阿吉尔贝尔和坎蒂隆也都认为工商业者是生产者。按照当前国民经济的价值核算标准，魁奈的划分标准是一种倒退。魁奈在工业革命前期仍然提出重农轻工的主张，实在令人匪夷所思。虽然魁奈深化了对剩余问题的认识，但他仅认可农业产生剩余，否认工业产生剩余，还忽略了国际贸易盈余带来一国财富的积累，这也导致他难以认识货币的重要性。对一国经济来说，贸易顺差不只是衡量财富的指标(体现该国的生产能力和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还是重要的资金来源。衡量财富的方法不仅包含生产法，还包括支出法和收入法。重农主义从生产法的角度衡量财富，重商主义者则从支出法的角度计算净出口带来的总需求，净出口带来的货币就是收入法衡量的财富，三种方法只是衡量国家财富的不同方式。实际上，布阿吉尔贝尔及魁奈重视货币流通和消费就是支出法的应用或是变相地说明支出的重要性。

　　二是关于货币问题的认知差异。蒙克莱田认为金银货币非常重要。他称赞货币是军事的神经，认为黄金比铁更有威力，获取黄金最重要的方法是发展对外贸易。在贵金属货币时代，作为国际货币的贵金属不仅能确保对全球商品、资源和劳动的控制权，还可用来建造船只、支付军费、支付税收、招募雇佣兵、购买那些国内不能生产的必需品，而且还是应对钱荒的必然选择。即便到了纸币开启的时代，约翰·罗、坎蒂隆等仍然承认贵金属货币的重要性，而且还懂得货币具有刺激投资、解决就业和推动经济发展的调控作用。

　　相反，重农学派，特别是布阿吉尔贝尔的货币职能论则存在着明显的不足。除了前面提到的几点问题外，布阿吉尔贝尔还高估纸币的应用前景,其贬低货币而强调消费的观点也是倒因为果。重农学者和斯密对重金主义的嘲讽是错误的，蒙克莱田、约翰·罗、坎蒂隆希望权力当局管理货币其实是最早倡导货币政策的建议。

　　三是关于政府作用问题的认知差异。在蒙克莱田看来，管理经济是统治者的责任，也是国家财富增长的核心因素。相反，重农主义者主张符合自然法的自由放任政策，要求按照自然经济规律管理国家。在这种认知理念中，政府不是经济主体，只是一个经济系统的外生因素。

　　最后，从后续传承及争议来看，令人遗憾的是，随着启蒙时代的来临，重商体系的干预主义思想逐步被抛弃，然而其政策主张却影响深远，周而复始地出现。例如从16—18世纪重商主义到19世纪德国和英国的历史学派，再到1930年代的凯恩斯，以及1960年代的学者对柯尔贝尔工业化行为的赞美，很难让人否定这种体系独特的成功之处，“使人们相信国家和政府对经济干预的内在动力”,“这是一个周而复始的循环运动，一直发展到今天”[18]16,18。这种周期性运动表明重商主义的内核中存在一些合理因素，并在其后续发展中进一步凸显。例如，专门研究过柯尔贝尔体制的斯图亚特也像蒙克莱田一样，主张政府积极干预经济，认为经济发展的推动者是开明的君主或政治家的温情主义统治。不信任个人追求自身利益会导致公共利益的自律机制，而是将国家比作总是走错的钟表，为使其运转正常，需要政治家调节使其协调。例如，在需求管理方面，斯图亚特认为政治家要根据需求的变化进行干预，影响就业或促进经济向不同阶段转化。产业政策方面，他主张工业发展是经济整体发展的先决条件，强调幼稚产业保护和低工资政策，在工业发展的同时反哺农业。他在对外贸易领域追求的是工作机会盈余而非贸易余额——一种他所称之为国际竞争的精致策略，其实质依然是需求管理。在货币领域，他反对货币数量理论,强调纸币理论与需求管理政策相结合，以解决就业问题。

　　相反，重农学派理论影响较大，特别是经过斯密的改进，这一体系对当今主流经济学都产生了较为重要的影响。另外，就产业政策主张而言，重农主义对农业的强调“恰是在一个已见到工业革命曙光的时代里已经过时的东西”。他们对制造业产品出口的反对与法国经济的发展趋势背道而驰,同样，斯密也没有意识到当时技术领域发展的重要性及工业革命。这与斯图亚特强调技术进步的作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考虑到斯图亚特更重视外贸的作用，以及他对就业的重视，那么外贸对英国的工业革命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实际上，自由贸易首先始于欧洲大陆，进而推动它在英国获胜，而不是反过来,似乎更显示斯图亚特强调对外贸易和技术进步的主张就其时代而言并非荒谬。总之，前述重商主义的产业政策、强调货币重要和政府干预都意味着政府成了宏观经济系统的主角，其目的本身不仅在于政府存在的经济意义，也是应对大国竞争并确保国家经济利益的需要。下面我们将就这种经济民族主义所衍生出的几个主要问题或争议进行简要讨论。

　　1.大国竞争的零和博弈在特定情况下是成立的。

　　对于大国竞争，蒙克莱田和斯图亚特的确都表达了零和博弈的思维[32]191,对此布阿吉尔贝尔和魁奈也或多或少地表达过反对意见。当然，从理论上讲，重农学者的观点无疑是可取的。然而这种基于纯粹理性推理的苛刻条件，在18世纪及以前根本就不存在，当时欧洲主要大国均执行着利己的经济民族主义政策。在这种情况下，许多重商主义者务实地主张单边主义贸易政策也就自然而然了。如果结合这种语境，那么自由贸易导致共赢的观点并不令人信服。对柯尔贝尔的大国竞争政策所导致的零和博弈的指责，缪拉就认为，“绝不该忘却的是，重商主义的兴起与民族主义概念的问世发生在同一时代”,国家间的“竞争是重商主义理论的题中应有之义”。[29]132“不幸的是，自由放任低估了这种感觉的力量”。另外，在重商主义者眼中，大国博弈的是相对财富实力，而非绝对的财富数量。就像洛克指出的，富有并非在于有多少黄金白银，而在于比其他国家或邻国多多少金银。这种现实主义的博弈，即使现在也不鲜见。当前中美贸易冲突，博弈的就是相对实力。

　　2.构造理性决策的权力体系并非天真。

　　蒙克莱田憧憬的法国是一个单一而秩序良好的绝对主义王权国家，由至高无上的治理者所掌控，按朱庇特一样的神性来形塑自身的行为，即“德性、荣誉和效用是与真正的基督教仁慈融合在一起的”,斯图亚特眼中的君主也一样如此。其实魁奈也认为，最高权力不应当付诸民主，应由统治者集中全面无私地行使。因此，重商和重农都受到了启蒙思想家的批判。当然，这种批判并非错误，但就国家的权力行使而言，并不全面。例如对于有人指责柯尔贝尔“协助强化了国家政权的专横性”,缪拉就认为，“这种指责实乃一种时空混乱”,因为当时法国的封建等级和特权体制盛行导致中央集权不足，国家不统一，政令不畅，甚至路易十四削减法国城镇特权的尝试就因为城镇寡头政治集团的行为而彻底失败了。[29]152,283实际上，中央政府的适度集权(尽管并不必然是专制的)是经济效率必要前提。对于重商主义理想化的政治家，或假设权力当局全能或能做善事并能做好，或有错能改， Hutchison就认为是可悲和天真的。其实这种指责尽管不算错误，但也并非客观。政府维护社会秩序，推动经济进步，确保国家和谐的职能，任何政体的国家都需要。尽管现实中这种理性化并非总能做到，但毕竟理性决策是权力当局的职责所在。

　　3.基于国家利益的经济政策并非完全是寻租的结果。

　　尽管魁奈曾对重商主义提出过寻租的指责，但他也赞美开明君主，认为他们的良好治理对一国的繁荣不可或缺，视君主为自然秩序的“看得见的手”,并为君主提供了足够的干预空间。法国产业的重要进步经常甚至永远源自于政府或国家的政治意愿，况且，国家从产业的退出具有导致产业彻底终结的巨大风险。国家政权的存在可以弥补私人企业活动缺乏协调的缺陷，这在当时的英国和荷兰都可以见到。当然，不能排除蒙克莱田为制造业呼吁的做法存有寻租的可能。例如他特别呼吁支持金属工艺制造业——因为在写作政治经济学著作时，他正在经营一家五金工厂。但是，人们同样可以指责自称为农民利益代言人的魁奈也存有寻租嫌疑，当时正在崛起的自由派制造业者、商人就认为重农学派抵制他们的利益。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寻租与否，而是政策主张是否符合当时的条件，是否有利于国家富裕。

　　4.经济民族主义催生并包容了个人自由主义。

　　通常认为，重商主义强化专制，而重农学派鼓吹自由，其实重商主义者并没有否定个体自由与自利。例如在孟克列钦的眼中，政府应确保每个个体去做他最有天分的事情，每个个体都应拥有创造性地做事的自由。他主张承认这个世界的现实，接受人们的实际状况，而后用野心和贪婪来推动他们，用精巧的政治经济学确保他们为公共之善做出贡献。统治者需要基于国家利益，灵活地适应时势加以管理。柯尔贝尔也没有忽视经济自由的价值。在其通信中经常出现的口号是，“自由是贸易的灵魂”,贸易必须是“完全自由的”,它是“人的自由意志的结果”,“商业通常存在于所有人的自由买卖之中”。其实，在斯密所处的时代，自由主义观念已经不新鲜了，甚至有人认为《国富论》在面世时就已经过时了，因为它倡导的理念已基本实现。[51]例如，斯图亚特不仅不反对个体自由，而且自认为是个坚定的自由主义者，甚至提出了当今自由主义者共同认可的公共利益，视其为由私人利益合并形成的。[45]348不仅如此，他还认为，经济发展会促进自由的增加。 “很明显在国家取得经济统一后，将会导致这个国家经济生活的更大自由”。管理当局虽然不以自由放任为目的，但这不意味着自由放任就是国家的敌对者，遗憾的是重商主义经常被误解。

　　米拉波等重农学派学者将重商主义描绘成以政府干预为特征的经济政策体制，即柯尔贝尔主义[52],斯密却将其解读为混同了财富与金属货币[37]36,并且没有从休谟的观点中吸取“营养”(休谟对商业的评价相当正面[53]),而是把其命名为“商业体系”,并将其负面化。不过，斯密称柯尔贝尔体制是“限制和管理的学说”,“试图以管理公共部门的模式来管理一个大国的工商业”[3]472,倒是对的。不仅蒙克莱田和斯图亚特的著作体现了这样的特征，而且后来的学者也几乎都这样定义重商主义。如果这才是重商主义最重要的特征，那么仍称其为“重商主义”是否还合适呢?

　　不论什么经济学说，当时都自称为政治经济学。蒙克莱田和斯图亚特如此，魁奈、米拉波也如此。在斯密看来，魁奈提出的政治经济学的概念是对的，即研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而其他学者却没有完全围绕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进行讨论。于是，斯密就将“真正的政治经济学”定义为“探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而且探讨政府所有其他部门的事情”[3]482。斯密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定义体现了他想从理论和政策(或实证和规范)两个维度，不仅要揭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同时还要在这个前提下探讨政府部门应该做什么。斯密给人的印象是，除了《国富论》第五篇提到的三项国家职能(国防、司法和其他公共职能)之外，不太相信政府干预。但实际上《国富论》多处提到与自由放任理念不完全一致的实用主义的政策主张，例如支持航海法、赞同管制纸币发行和利率等。这些主张是基于政策或应用领域提出来的，和蒙克莱田及重农学者所说的政治经济学并无二致。然而，这种主张一旦融合了关于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理论探讨，那么问题就出现了。19世纪的约翰·穆勒、杰文斯、瓦尔拉斯以及门格尔都认为，科学的经济学不能包含规范的价值判断，经济学的实证分析要和涉及价值判断的规范分析分开处理，最终使“政治经济学”中的政治被剥离出去，被所谓纯粹的“经济学”所代替。这是否意味着魁奈和斯密误用了政治经济学术语呢?

　　尽管魁奈使用了政治经济学的术语，但他实际上把研究命名为经济学。魁奈试图强调，经济学研究的是符合自然法的基本规律，说明财富的性质和原因，并从建构理论的角度研究经济学。如果魁奈定义经济学的方式可取，斯密为什么没有采纳呢?可能原因在于，斯密的经验主义思想使其难以在纯理论与实用主义政策之间进行区分。斯密在理论上特别是关于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理解更接近重农学派，整体上否定了政府的作用，但在具体的政策主张上，斯密其实更接近于重商主义者。他认为重商主义者发展了他们想发展的产业，而重农主义者却伤害了他们想发展的产业。“从这一点上看，他们的矛盾之处甚至可能比重商主义还大”在这种情况下，斯密认为魁奈的政治经济学才是真正的政治经济学，这如何能成立呢?是否斯密误用了政治经济学的术语呢?当然还需进一步的研究。

　　其实，斯密和魁奈的经济理论关注的是社会的具体的物质财富产生的原因和性质，揭示的是社会层面的微观经济世界的运行规律，其规范的指向也只能针对社会经济或微观经济。而蒙克莱田或斯图亚特关注的是产业、就业、总需求以及通货紧缩等在当今看来完全是宏观经济学的问题。两者有联系，但并非完全是一回事(当然对此还可更进一步探讨)。

　　另外，在斯密时代，除了政治经济学的术语外，英国的重商主义者还提出过以下术语：如Postlethwayt在1757年提出的政治商业学，Clement在1695年提出的“贸易科学”,配第1690年的“政治算术”或“政治解剖学”等，斯密为何要选择魁奈或米拉波随意使用的商业体系术语呢?毕竟，当时英国和法国的经济体制和发展程度存在许多不同和差异。

　　在这种情况下，斯密使用重商体系术语就易于产生本文开头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笔者认为，基于其核心实质，“重商”体系不过是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经济学。不仅国家是重商主义理论中最重要的行为体，而且也是现代国际体系，特别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定以来推动新兴民族工业和贸易发展的主导力量。因此，它的最适当术语是他们自己命名的“政治经济学”。

　　来源：《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25年第2期

　　网络编辑：保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