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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曼彻斯特笔记》是马克思第一次对社会主义学说进行系统性研究的成果。随着《曼彻斯特笔记》后半部分于2015年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以下简称“MEGA2”）第四部分第五卷出版，国际学术界掀起了一波对马克思《曼彻斯特笔记》研究的热潮。德国奥斯纳布吕克大学的马提亚·伯伦德、英国伦敦国王大学的露西娅·普拉德拉、英国牛津大学的大卫·利奥波德等学者纷纷围绕这一笔记的文献情况、写作背景、摘录内容和理论脉络展开了富有成效的讨论。他们共同关心的问题是马克思对社会主义学说首次研究的理论来源与进展，这不仅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有着直接的关联，而且在两条逻辑——空想逻辑和现实逻辑上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成紧密相关。

　　正如伯伦德对马克思、恩格斯来到曼彻斯特原因的分析：“如果说英国是当时全球资本主义的中心，那么曼彻斯特则称得上是全球资本主义的心脏。”在历史唯物主义创立的前夜，马克思、恩格斯来到曼彻斯特开展研究，不仅在现实中看到了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与变化，而且深入了解了资本主义导致的无产阶级的极端贫困与悲惨现状。马克思也在《曼彻斯特笔记》中摘录了理查德·帕金森《论劳动贫困阶层的现状》一书对曼彻斯特的形容：“世界上没有哪个城市的贫富之间的距离如此之大，或者它们之间的壁垒很难跨越。”所以，在理论和实践上深入了解无产阶级的悲惨现状是马克思、恩格斯此时首要的问题，英国社会主义学说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也使马克思对无产阶级问题有了全新的认识，为共产主义学说的进一步阐发奠定了现实基础。

　　马克思亲眼看到了资本主义机器化大工厂中无产阶级的极度悲惨状况。他在《曼彻斯特笔记》中大量摘录了英国社会主义学者对无产阶级现状的描述，不仅对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的贫困状况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而且认识到在愈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的状况就愈发悲惨。令人触目惊心的是马克思引用的英国贫困问题研究的先驱、小说家弗里德里克·莫尔顿·伊登关于童工和女工的描述：“非常年幼的儿童受雇于棉纺厂，他们中的许多人从伦敦和威斯敏斯特的救济院被收集起来，他们不为人知、不受保护，被法律所遗忘。这些孩子通常在封闭的房间里长时间劳动，经常是整夜都在劳动，他们呼吸的空气被机器上使用的油和其他有害物质所浸透，工厂很少考虑到工人的清洁问题，而且频繁地冷热交换，这些是导致他们普遍生病的原因，这些工厂里会频繁爆发流行性感冒。”这对马克思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这些儿童在该接受教育的年龄不仅过度劳动和普遍感染疾病，而且无法学会任何劳动技能，致使他们成年后也只能继续从事无休止的劳动，而女性童工在这一极端环境下的成长则更为悲惨。马克思认识到，在工厂主的眼中，这些工人并不是“人”，他们“对资本家来说是一种商品，一种制造材料”，所以资本家并不是以对待“人”的方式来对待工人，而是为了更大的利益而无限制地“物尽其用”。这不再是哲学理论上的“异化”，而是无产阶级在现实中确确实实被变成了“物”，这是一种现实的物化，也是导致工人境况悲惨的重要原因，工人活得甚至不如动物。这可能使马克思回想到曾经被资产阶级消灭的奴隶制，所以他多次穿插摘录了伊登和约翰·韦德的著作，多次中断对伊登的摘录转而去研究韦德关于奴隶制历史的描述。马克思看到，在资产阶级兴起的初期，“如果一个人拒绝劳动，并且游手好闲三天，他将被用烧红的烙铁在胸前烙上字母V，并将被判为奴隶，为期两年。主人将用面包和水，以及认为合适的腐肉来喂养他的奴隶，并通过鞭打或锁链来驱使他的奴隶劳动；如果奴隶不劳动14天以上，将被判处终身奴役；如果奴隶选择逃跑，将作为重罪被处死。在现在英格兰南部的许多教区，穷人仍然是以这种方式生活的，他们被称为roundsmen。”马克思不仅看到在英格兰南部穷人仍然以奴隶的形式存在，而且认识到无产阶级与奴隶存在的相似之处。尽管奴隶制在表面上被废除了，但是却以一种隐秘的方式被延续了下来，无论是无产阶级还是奴隶都没有摆脱强制劳动和极度贫困的悲惨状况，甚至无产阶级的生活还不如奴隶。“奴隶制与自由劳动相比，唯一的优点就在于它使主人有了养活奴隶的动机，就像养活牛一样；一旦劳动者获得独立，这种约束就会松动。”换言之，奴隶和无产阶级都是出卖自己的劳动，但是在奴隶主看来，奴隶是所有权归奴隶主所有的可以劳动的生命，所以必须养活他们；而在资本家眼中，工人只是商品或机器，所以他们根本不会关心工人的死活。无产阶级的境况已经到了退无可退的极度悲惨程度，这促使马克思要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制造的新型奴隶制。

　　马克思重点关注了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巨大贫富差距，特别是英国社会主义代表人物威廉·汤普森对这一现象的描述。马克思摘录道：“材料、建筑物、机器、工资都不能增加其自身价值，其附加价值仅来自劳动。在一般情况下，工人至少被资本家剥夺了一半的劳动……那么也许 9/10 的人类可实现的生产将永远无法实现，99/100 的人类可实现的幸福将被牺牲。”在汤普森看来，只有劳动才能创造“附加价值”，是劳动创造了比自然物质价值多出来的那部分价值，这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朴素的剩余价值，但是此时的马克思更关注的是无产阶级的状况，也就是工人的劳动（劳动应收获的工资）被资本家剥夺了一半，并成为了一种看似合理的规律，这导致99%的人类的幸福被牺牲。其实，不仅是工人当前的劳动成果被掠夺了，就连过去积累的劳动成果也被资本家无情地夺走：“遗留下来专为现在这一代全体利益的，都是被剥夺了，并且由以产生的一切利益，完全是被那些特殊人物和阶级所独享了。”在《布鲁塞尔笔记》中，马克思曾认识到所有的生产活动都是以过去积累的物质生产条件为前提的，但是在《曼彻斯特笔记》中，马克思进一步看到过去积累的物质生产条件变成了积累的资本被资产阶级霸占了。所以，马克思在笔记中气愤地评论道：“抛弃那些过分富有的人赡养穷人的荒谬论调吧！他们什么也不给穷人，他们只是和穷人交换，就像穷人互相交换一样！”马克思认识到，将希望寄托于富人救助穷人是不可能实现的，在现实中富人绝不会主动承担扶养穷人的责任，富人只会用金钱去购买（强制占有与剥削）廉价的穷人的劳动，这看似符合市场规则，但是最终只会导向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因此绝不可能将社会主义的实现寄托在资产阶级的身上，这促使马克思从无产阶级自身来寻求未来解放的出路。

　　那么，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不平等交换是如何发生的？马克思摘录约翰·弗朗西斯·布雷的作品写道：“工人们一直都是拿一整年的劳动去向资本家换取仅仅半年劳动的价值，这就是我们一直所实行的不公平的交换制度，并且从中产生了现存于我们之间的财富与权力的不平等。这种交换不平等的必然结果是——买进是一个价格，卖出是另一个价格——资本家继续是资本家，工人继续是工人，一个是统治阶级，一个是奴隶阶级。在生产者和资本家之间的一切交易，都是一场显而易见的诈骗，一场彻底的闹剧。”过去的政治经济学家更多是从贸易的角度去谈论交换，但是由于工人和劳动在资本家眼中只是商品或者材料，所以布雷认为资本家与工人也是一种交换，而且是一种不平等的交换。由于双方本身在地位和财富上的不平等，资本家用一半的价钱就交换了工人的全部劳动，这是一种赤裸裸的掠夺。这可能对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探讨工资问题有所启发，即每个工人不是为了利益去参加这场交易，而是为了生存不得不参加这场荒唐的诈骗交换。但是到了《伦敦笔记》时，马克思才开始明白这种掠夺背后包含了复杂的颠倒机制，这一机制使这种交换被包装成了一种平等的关系。只有揭开这个虚幻的面纱，才能对这种掠夺展开最彻底的批判，剩余价值理论由此诞生。

　　因此，在这种不平等的交换中，工人必然陷入悲惨的境况之中，马克思继续摘录和评论道：“生产者在他与资本家交换时所得到的，并不是资本家的劳动或劳动成果，而是劳动！通过货币的媒介，劳动阶级不但为了要保持他们自己的生存不得不去劳动，而且他们还要担负别的阶级的劳动。生产阶级那里无论得到什么，都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劳动阶级支出了他们自己的劳动并且维持了他们自己，同时还替资本家支出了劳动而且还要维持他们！”马克思清醒地认识到，看似是工人出卖自己的劳动换取报酬，但他们通过交换真正得到的却是看不见的剥削关系：工人不是为自己劳动，而是为资本家的财富劳动，工人竞相努力地劳动其实是让资本家过上了更好的日子。这就导致了一个恶性循环：工人越努力越悲惨，相反，资本家越富裕。这让马克思深刻地警醒，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不是靠工人加倍地工作干出来的，这一恶性循环只会使无产阶级退无可退，资产阶级被推翻是现实的必然要求。

　　英国不仅是当时发达资本主义的高地，也是酝酿社会主义运动的汇聚之地，正是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为当地无产阶级带来了愈发悲惨的境遇，构成了社会主义运动酝酿的现实因素。所以，来到曼彻斯特的马克思必然要从无产阶级的现状出发，去研究在英国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从而帮助他批判性地厘清社会主义运动的现实条件、实现方式和未来设想，为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奠定理论基础。英国社会主义学说和宪章派代表人物布雷从社会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结合的角度对未来社会主义的设想引起了马克思的关注。

　　（一）对社会主义运动诸现实条件的考察

　　马克思考察了社会主义运动的诸多现实条件，包括社会主义运动的革命主体、主体的世界性、社会主义运动的必要社会条件等内容，客观研究了英国社会主义学说的重要争论与突出贡献，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提供了批判性的借鉴基础。

　　第一，确定社会主义运动的主体。在当时的英国社会主义思潮中，社会主义运动的主体问题始终是争论的焦点。例如，当时的改良派认为每个社会都有贫苦和对社会不满的人，这种不幸是每个社会的必然存在，但是如果他们想要通过革命来改变，就只会带来更加不幸的后果。面对这一毫无论据的危言耸听，布雷指出：“社会上没有任何一个阶级能比生产阶级（produktiven klassen）更密切地影响政治或社会变革；也没有任何一个阶级更需要寻求真理和展望未来。”马克思在这里认识到，工人即参与生产活动的无产阶级是变革的主体，他们改造自然、创造价值却被剥削和奴役，却过着极为悲惨和贫困的生活，只有生产阶级才关注社会革命，并关心未来，只有他们才能改变世界。这在共产主义革命方面给予了马克思极大的启发，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的无产阶级立场的初步确立不同，马克思在这里进一步确定了革命主体。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还在帕金森的著作中进一步认识到两个阶级的划分：“如今存在着两种阶级在思想上激烈交锋，每一个都拥有令人信服的理由。这两个阶级就是给予者（资本家）和接受者（贫穷的工人）。”这有可能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阶级划分的理论动因，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才会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即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第二，将革命主体的范围扩大至全世界。1847年，正义者同盟改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后，马克思、恩格斯为同盟制定了新的口号，即将“四海之内皆兄弟”改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过去我们的研究更多地关注了这一口号的阶级性，即从无差别的联合向阶级性联合的转变，资产阶级不是无产阶级的兄弟，而是要推翻的对象。但是我们往往忽略了一个前提：全世界。为什么马克思、恩格斯要强调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联合，而不是最发达的英国先革命？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已经认识到，无产阶级的重要特性之一就是世界性。马克思在《曼彻斯特笔记》中摘录了布雷的话：“每一个国家的劳动阶级不是都像牛马一样，非但没有心脏，而且没有灵魂，只是听天由命一直工作到死为止么！”也就是说，无产阶级的悲惨命运不仅仅存在于某个国家，而是存在于全世界所有的资本主义社会之中。而之后在《居利希笔记》中，马克思进一步看到了是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世界性塑造了无产阶级的世界性，从而带来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无产阶级必将成为资产阶级的“掘墓人”。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才会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提出：“资产阶级既然榨取全世界的市场，这就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也是基于此，马克思会在晚年给查苏利奇的回信中表示，俄国的共产主义离不开世界性的共产主义运动。可见，无产阶级的世界性成为马克思共产主义学说中的重要线索，其理论起点很有可能就是《曼彻斯特笔记》。

　　第三，考察社会主义运动必要的社会条件。从主体方面来看，马克思摘录了布雷的话：“只有人们受了极大的迫害之后，才能想到极大的改革。”布雷认为当一个人遭遇极度的贫困和悲惨后，就会被迫发生改变，而生产阶级就是这一无路可退的主体。从客体条件来看，布雷认为机器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基础，“现在社会的体制是机器所孕育的，同时它也会被机器摧毁”。马克思在这里意识到，社会的体制是有其基础的，而现在的社会体制建立在机器化大生产的基础之上，这已经说明了机器化大生产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给予了马克思生产话语极大的促进，使马克思看到是一定的物质生产决定了社会的运行与上层建筑，物质生产的方式决定了市民社会的交往形式。所以，布雷总结了推翻资产阶级制度的现实条件：“资本的变化或为实现这种变化而进行的资本积累——这是已经研究过的任何计划取得成功的两个绝对不可缺少的条件。”这一现实条件的考量是布雷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带给他的，这也促使马克思从客观的社会现实出发去思考未来共产主义实现的条件。马克思对这一观点批判性借鉴的结果可能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序言中提出的“两个决不会”的著名论断：“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二）对社会主义运动实现方式的考察

　　马克思系统研究了布雷提出的社会主义运动实现方式，他既积极学习借鉴了布雷的具体观点，又批判性地扬弃了布雷的空想性质。尽管马克思并没有完全同意布雷关于社会主义运动方式的设想，但布雷却给予了马克思观察资本主义社会以及如何组织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启发，为新世界观的创立提供了与政治经济学不一样的理论基础。

　　布雷在其著作中开宗明义地写道：“全部历史都在为人类的希望和幸福敲响相同的丧钟。”他在第一章开篇就对人类历史进行了定义，认为整个人类的历史都是人类不幸的历史。无独有偶，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第一章开篇同样做了一个定义：“至今所有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布雷认为尽管人类的历史不断发生变革和革命，但是并没有改变人类不幸的命运。而马克思虽然也承认人类历史是不断革命和运动的，却更精准地将其描述为阶级斗争。相比于布雷的悲观看法，马克思对历史现实的描述更为客观，这是马克思头脑中现实逻辑战胜人本主义逻辑的具体体现。

　　在叙述了人类历史整体后，布雷继续对社会的一般规律进行分析，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比喻：“社会是一种人为的存在状态，是人类理性对上层建筑的应用，而上层建筑的基础只是由自然界奠定的。”这一“基础—上层建筑”的比喻无疑对马克思产生了重要影响，布雷认为，社会与自然的区别在于，社会是一种人为性的存在形态，其基础是自然奠定的，但上层建筑是人类理性的应用。所以社会中人的行为必须符合理性的引导，才能逐步走向社会主义的社会形态。马克思当然没有接受这一理性预设的社会形态，马克思在1843—1844年批判黑格尔的时候就已经认识到这一理性国家观的虚假性，但是他却借用了这一创新性的比喻，将其异轨为《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国家（上层建筑）和由生产与交往构成的社会组织（基础）之间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话语。

　　那么，符合理性引导的行为是什么样的？布雷认为：“整个运动只需要最简单形式的合作，就像现在存在于每个行业和工场中的合作一样。”布雷设想的这一社会主义运动方式与罗伯特·欧文设想的合作制工厂一致，似乎只需要按照工厂的平等合作就可以实现一个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但其空想性在于“不是引进新的原则和行动方式，而只是把现有的原则和方式应用于一个新的对象”。这必然会导致社会主义运动的不彻底，甚至这一运动从开始时就注定无法完成。马克思超越他们之处就在于以科学的生产话语来透视社会发展的基础，以生产方式的变革来彻底推翻资产阶级社会，这也正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现实逻辑超越空想社会主义之处。

　　所以，布雷的社会主义方案是渐进式的，“不能指望社会能一下子就完善起来……当人们把所有的同胞都看做一个大家庭的成员，拥有共同的利益并向共同的目标迈进时，社会就会在不知不觉中逐渐进入所需的状态，并建立起对最高文明水平至关重要的制度和习俗”。这在现在看来是十分幼稚的幻想，甚至接近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宣传，但在19世纪的欧洲却收获了大量工人阶级的支持。马克思可能在这里认识到的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学说必须能让工人阶级容易理解和接受，描述苦难加上展望未来这种简单明了的论述方法更容易获得工人阶级的支持，这就意味着哲学的晦涩话语必须删除，这一认识将导致《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资本论》等著作中哲学话语的集体缺场。然而，这种渐进式的社会主义设想与马克思彻底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张有着本质性的不同。将希望寄托于社会本身就是一种空想，不仅资本主义社会不会自己走向灭亡，而且还抹杀了工人阶级的主观能动性。甚至，布雷还反对暴力的武装革命，他认为政治的革命会导致社会动乱，所以主张被动等待社会自身变化。马克思当然不会同意这一观点，这促使马克思必须建立一种科学的社会主义学说，与空想的社会主义思潮划清界限。

　　（三）对未来社会主义理想状态的考察

　　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状态的设想，空想社会主义学家们有着不同的观点与理想。而布雷的设想是较为特殊的，他结合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提出了具有股份制公司特点的未来社会主义状态，这极大地引起了马克思的关注。

　　布雷设想道：“这将是少数个人为实现某种目标而进行的联合的延伸，变成一个国家人民的联盟；正如一个股份公司比个人更强大一样，一个由这种公司组成的国家将比任何孤立的组合更优越。”布雷将股票公司制度视做未来社会的美好蓝图，他认为这种联合是人民的联合，而且是老有所养、幼有所教、男女平等的社会形式。殊不知，这种股份制公司以及其延伸的股票形式现在恰恰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大资本家盘剥他人劳动与金钱的最有力工具。可以说，此时的马克思对股份制公司是不太熟悉的，他只是大量摘录了布雷的这一大胆创想，并没有留下自己的评论。

　　不过，也许是受到布雷的启发，马克思在《曼彻斯特笔记》之后一直十分关注这一特殊的金融形式，分别在《居利希笔记》和《伦敦笔记》中摘录了股份制形式的公司，并在1856年7月11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分析了股份制公司对于消灭资本主义所可能发挥的作用：“不能否认，在工业上运用股份公司的形式，标志着现代各国经济生活中的新时代。一方面，它显示出过去料想不到的联合的生产能力，并且使工业企业具有单个资本家力所不能及的规模；另一方面，不应当忘记，在股份公司中联合起来的不是单个人，而是资本。由于这一套做法，私有者变成了股东，即变成了投机家。资本的积聚加速了，其必然结果就是，小资产阶级的破产也加速了。”马克思对待股份制公司的态度是辩证的，他既看到了其带来的巨大生产力，也预测了股份制公司加速资本主义走向危机与灭亡的可能性，并且股份制公司的这种联合形式也可能使私有制过渡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在这一点上，布雷的观点可能对马克思有所影响。

　　然而，布雷并没有描述这一美好的状态如何实现，没有阐明这种联合性的生产是建立在什么样的生产力基础之上，又是如何摆脱资本之剥削的。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重点论述的不是未来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样，“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而是如何改变世界和彻底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是“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构成了马克思的现实逻辑与英国社会主义的空想逻辑最本质上的不同。

　　在系统研究了托马斯·罗·艾德蒙斯、汤普森、布雷等当时流行的社会主义理论家的著作后，马克思转而去大量摘录了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罗伯特·欧文的一系列著作和文章，包括《论人类性格的形成》《关于教士阶层婚姻的演讲》《在曼彻斯特的六次演讲》和《新道德世界书》（四卷本）。在这里，马克思集中关注了欧文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论断，不仅为唯物史观认识论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且也在对欧文的批判中逐步确立了共产主义实现的主体可能性。

　　欧文的论证是从人的精神世界之形成开始的，欧文敏锐地指出：“每一个人的性格是由他自己形成的”，人们对自己的性格和行为负责。但是欧文认为所有人的性格都是“为他性（formed for him）”的，马克思用下划线标注了这一词。换言之，人的性格和行为有两个来源：从纵向来看是长辈到晚辈的代代传承，从横向来看是外界环境的影响，与人自身是没有关系的。值得注意的是，欧文认为的外界环境并不仅仅指的客体之物（thing），而是“事情（affairs）”，是与人有关的活动和关系支配着人，这可能对马克思透视历史唯物主义之“物”有着重要影响。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中，马克思、恩格斯既肯定了物的感性存在，又透视了物看不见的存在，即物何以成为物、活动何以生产物的过程，此双重透视的科学认识方法阐释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复杂关系。然而，欧文对环境的强调取消了主体性，他认为“人的意志决不能控制自己的看法”，而布雷也继承了欧文的这一观点，认为“人类的单纯品性本是像一张白纸一样，可以接受每一种不同的印象，环境和生活的影响培养了人”。这一唯物主义的观点当然是正确的，但却是不深刻的，其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大差别之一就是主体的缺场，马克思绝不会同意这一观点。因为无产阶级这一主体是马克思一切理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如果认为人没有办法主动改造和推翻现有的制度和革命，那么社会主义的实现也就要被动地依靠社会本身的变迁。所以，恩格斯在1888年为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有一种唯物主义学说，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认为改变了的人是另一种环境和改变了的教育的产物，——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这段话补充说明道：“例如在罗伯特·欧文那里就是如此。”可以明显看出，马克思的这句话就是指向欧文与布雷的外部决定论，马克思的新世界观超越欧文和布雷之处就在于创立了从实践出发的主客体双向互动关系，在他看来，“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

　　在此基础上，欧文进一步提出人的本质是由外部环境决定的。马克思摘录欧文的《新道德世界书》道：“人是一个聚合的本质，他的性格是由他生下来的体质和组织，以及外在环境（Umstnde）对其组织的影响而形成的，这种影响会从他出生一直持续到死。”马克思积极吸收了欧文关于人本质形成的观点，欧文认为“人”是一个聚合的本质，是所有外在环境对人的影响的总和，由于每个人的经历不会完全相同，所以每个人的性格也不同。而马克思则从社会关系的维度对人的本质进行了更加精确的定义：“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超越欧文之处在于，他认为环境其实也是人改造的结果，所以人的主观能动性不仅能够改造自然和社会，也能改变自己，“人—环境—人”的复杂双向建构是历史唯物主义话语中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重要突破。欧文提出：“每个人都是在某些外部环境中生存的，这些环境在他一生的早期对特定组织起作用。”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在用德语转译欧文时候用的是“环境”（Umstnde）一词，这个概念在德语中的基本含义是情况、事态。而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使用了这一概念：“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改变旧的环境（Umstnde）。”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形容的是过去生产力积累下来的情况，人们必须在历史性的情况中生产和改变，这一概念是具有历史性的，而欧文将Umstnde视为每个人自出生以来生活的周围环境。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阐释意识与环境的关系中却使用了另外一个环境概念：“我对我的环境的关系是我的意识”中的“环境”是“Umwelt”。虽然这两个概念在中文语境中都可以翻译为“环境”，但是Umwelt更加复杂，其不仅有自然环境的含义，也有人与人社会关系环境的含义，背后包含了人与自然、人与人周遭环境的双向关系，所以马克思用“对”（zur）这一含有方向的介词来表示人的意识与环境的关系，而不是用欧文所用的“环境行为对（auf）他”的外部决定性概念，这在自然、社会、主体性方面都大大超越了欧文的外部决定论。

　　总的来看，与青年马克思思想相似的是，英国空想社会主义的主要思想也存在着两条逻辑。在历史唯物主义诞生和萌芽前，人本主义的哲学逻辑与经济学的现实逻辑一直在马克思头脑中斗争，并在不同文本中呈现出不同的主导逻辑，而随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愈发深入，特别是在《布鲁塞尔笔记》中生产话语的逐渐萌芽，现实逻辑开始占据上风。而在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主要观点中，从现实出发的逻辑和从空想出发的逻辑同样在进行着角逐，他们既看到了现实无产阶级的悲惨状况和经济学描述的社会规律，又对未来美好的社会充满憧憬，却没有一个切实有效的方案将悲惨的社会转变为美好的生活。而由现实逻辑主导的马克思此时更加关注英国社会主义的现实逻辑，不仅批判性面对了英国社会主义的空想逻辑，而且在这一空想逻辑中镜像性地扬弃了自我的人本主义逻辑，进一步确证了自身的现实逻辑。所以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的“改变世界”不仅仅是一个宣言，而且代表着基于现实的社会历史规律而提出的切实有效的方案，昭示着新世界观的诞生。

　　第一，马克思对欧文的两条逻辑进行了批判性超越。在欧文头脑中存在两条逻辑，唯物的（外部决定论）和空想的（未来社会道德幻想），空想的逻辑是其主导逻辑。从现实逻辑来看，欧文设想的未来社会并不是完全的空中楼阁，他十分关注现实社会的运行规律。马克思摘录了欧文关于人与社会构成的科学要素的论述：其一，人性的规律，“证明人是社会存在”；其二，生产过程中的实践规律，了解“最佳生产方式的原理和实践”；其三，分配过程中的实践规律，“了解将这种生产有益地分配给所有人的最佳方法的原理和实践”；其四，通过对人与社会规律的了解，建构新的教育环境，“形成一种新的情境组合，使孩子成熟时成为最理性的人”；其五，建构一个新的社会组合方式，“以适当的比例将社会科学的这些不同部分结合到一个系统中，以最好的方式为所有人获得并确保最大的永久利益和享受”。可以看出，欧文不仅提出要了解人性的规律，而且已经将人形容为一种“社会存在”。虽然这与马克思、恩格斯使用的“社会定在”有所区别，即只是从外部决定论来谈论人与社会的关系，但是这一观点必然也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同时，欧文对生产方式和分配的规律十分重视，将生产方式作为生产过程的核心环节，可能也促使马克思进一步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关注这一范畴，进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从生产方式的角度来历史性地看待社会的一般性历史发展。然而，从空想逻辑的角度来看，欧文社会主义的关注点是未来世界是多么美好的：“科学的安排将会建立起来，财富在那时将始终对于人类的需要和愿望来说都是涌流的，所有对个体积累的努力，任何一种不平等的情况都将被坚决取缔。”而马克思的关注重点则是如何推翻现有的资产阶级制度。欧文是在“解释（未来）世界”，而马克思是在“改变世界”，这是两者最大的理论异质性，也是马克思现实逻辑的重要落脚点。

　　第二，马克思对以汤普森为代表的宪章派空想逻辑进行了无情揭露。汤普森从劳动价值论出发，认为财富分配是不均衡的，社会应该从智慧与道德出发来分配财富，但是现实过程中财富的分配与智慧、道德的关系却出现了一种颠倒：“正是由于待遇的不同，一方变得觉醒，另一方变得无知，一方变得道德，另一方变得罪恶。应由谁来分辨一个人是聪明善良的呢？至少是他对分配不均的宣称。”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汤普森等人谈论的内容都是现实发生的事情，但是他们的主导逻辑是“应该”的价值悬设，在现实中期许了一种不可能性。汤普森只分析了财富的分配为什么“应该”颠倒过来的理论原因，却没有阐释“如何”颠倒过来的现实可能性，这与之前马克思的人本主义逻辑是一致的。不过，马克思通过对汤普森未来方案的仔细研究，能够很明显地发现这些空想方案的非现实性，通过否定空想社会主义，来达到镜像性否定自己的人本主义逻辑残余。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汤普森的一切设想都是基于想象中的“平等安全与自愿交换”。汤普森认为：“一件东西的价格应该是它所耗费的劳动，或者说是完全等同于，而不是多于它的价值。”这一观点合情但不合理，如果现实能像汤普森想象的这样基于劳动平等交换，那么人与人之间的财富分配确实会更加和谐，但遗憾的是，汤普森并不是造物主，世界上也不存在造物主。现实社会的规律也不会按照任何人的主观意志而改变，这一“应该”只能沦为空想。在这一点上，我们也必须承认伯伦德指出的政治经济学的语言与空想社会主义语言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异质性，资本主义社会的现状使马克思对空想社会主义始终保持着批判性的距离。所以在现实逻辑的主导和对空想逻辑的彻底扬弃基础上，马克思才会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道：“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现实的运动，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因此，马克思特别摘录了帕金森对宪章派的评价：“宪章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上是一种产生自现实的或者幻想的不公的不满，或者是对个体，或者是对社会整体。”马克思已经看到了宪章派和其他社会主义学说的空想性，这也促使他从现实出发阐释一种科学的共产主义学说。

　　第三，马克思批判性地借鉴了布雷的“两种声音”。德国学者马提亚·伯伦德借用莫里斯·布朗肖的“两种声音”的文本分析方法，认为布雷和青年马克思是典型的两种声音的交织，即政治的语言（社会主义学说）和政治经济学的语言。

　　从社会主义学说的角度来看，布雷提出了三点假设：（1）一切人都是一样的，无论是在本质方面、来源方面，还是在生存方面；（2）物质资料在自然状态之下，对人是没有价值的，并且必须通过劳动的媒介，才能为人所用；（3）由于本性和需要相同，所以人的权利必须是平等的，因此一切生产资料和土地都应该是公有的。

　　可以明显看出，布雷的这个论述是基于人的本性和基本需要之平等性，来设想财产和权利公有的应然性，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的人本主义逻辑论述思路是一致的。

　　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更重要），马克思着重转述了布雷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看法。首先，布雷认为，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现存制度的基础”的学说，而且事实证明他们在关于现代社会基本原理方面“已经找到了一些基本原理了”，但是这一基本原理最终指向的是劳动人民的悲惨未来。这是布雷对政治经济学原理的肯定，也使马克思看到若想对现代社会制度有深入的了解，就必须学习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政治经济学家们在这方面的确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也是马克思一生都在与政治经济学打交道的原因。其次，布雷认为政治经济学家的判断在一定的情况下是准确的，但是并不一定适用于一切情境，他们“在某一些原则，在某一些情况下，是对的，但是这一些同样的原则，并不是在一切情况之下也是对的”。这恰恰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与历史唯物主义相近的观点：一定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不存在永恒的经济学规律，一切学说和意识都是在一定的社会情境中产生并适用的。这一观点给马克思以启发。并且更重要的是，布雷提出要“在他们（政治经济学家）自己的阵地上并且用他们自己的武器与之作战”。在相同的基础上批判和反驳政治经济学，这无疑十分困难，却极大地引发了布雷与马克思的共鸣，因为这恰恰是马克思一生始终在坚持做的事情，我们不得不钦佩马克思卓绝的努力。正如伯伦德所言，布雷与马克思在这一点上的出发点是一致的，但是两者却走向了不同的方向。布雷走向了空想社会主义，而马克思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道路上为寻找人类解放的可能性不断攀登真理的高峰。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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