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成为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任务。毋庸讳言，要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分两步走的战略设想，中国仍然面临诸多挑战。其中，解决城乡失衡、代际失衡、精神与物质失衡等重大难题，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以现代化国家建构实现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当前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基于上述认识，我们认为，在人口规模巨大的具体国情之下，在走和平发展道路的选择下，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这三个宏伟目标，必须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抓住关键问题的主要矛盾。
那么，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中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充分、不均衡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因此，通过中国式现代化解决这一矛盾的基本前提，首先是发展问题。对此，学术界和政策研究者已经形成高度共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高质量开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路径，落脚点在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在当前的历史机遇下，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就要通过新产业革命来实现，在保障发展的前提下解决好发展不均衡的问题。我们发现，新产业革命下的区域不均衡问题，集中体现为城乡差距问题。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当前的主要问题突出地体现为新产业革命与城乡差距之间的矛盾。
二、新产业革命与城乡差距之间的矛盾是当前的主要问题
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问题在于新产业革命与城乡差距之间的矛盾。这一基本判断的形成主要基于如下认识。
01解决发展不充分的关键
新产业革命是解决发展不充分的关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任务，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其中，从时代发展的视角看，既有人民物质文化生活需求升级带来的更高水平的个体需求，也有整个社会对可持续发展、对绿水青山的良好环境的群体需求。这些群体和个体需求一方面要通过产业技术的进步，通过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实现加速发展，通过加快“做大蛋糕”的方式来实现；另一方面，需要通过产业技术的清洁化、节省化、可再生化，来推进新能源、新材料、新消费品等领域的技术进步，推进可持续发展。加之中国人口规模巨大，城市化比例不高，乡村人口和低收入人口仍占较大比例，因而对发展速度提出了更高要求。当前的新产业革命，正是解决上述问题的重大历史机遇。新产业革命不仅是产业技术长期停滞后必然出现的技术进步过程，更是人类社会对传统的重化工业体系污染环境、耗竭资源模式的反思成果。目前，新产业革命的主要领域包括纠正传统重化工业体系发展不可持续问题的再工业化领域、关注人类生命质量的大健康领域、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运行效率的智能生产领域、智能社会领域等四个领域。因此，加速推进新产业革命，不仅关系到快速地“做大蛋糕”的问题，也关系到在可持续发展前提下“做好蛋糕”的问题。
02解决发展不均衡的关键
缩小、消除城乡差距是解决发展不均衡的关键。在此，发展不均衡问题具体体现为区域差距、城乡差距两个层面，而从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来看，城乡差距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一般而言，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区域差距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因为，现代产业体系是由产业技术体系和产业空间体系两个层面构成的，这两个层面互为表里，相互联系，相互制约，是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其中，产业技术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特定的产业技术要求特定的区位优势来培育特定的产业，而空间的异质性则决定了不可能所有区域都得到特定技术下的发展机遇。因此，为实现经济增长的高效率、高质量，区位优势较大的区域必然会率先发展，成为一国经济的主要增长极；其他区域则处于伴生性发展状态。这种不均衡的发展模式，在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特别是历次产业革命的展开过程中，都是不可避免的经济现象，且是效率最高的市场选择结果。但在这一过程中，无论发达地区还是相对不发达地区，其收入差距都突出地体现在城乡差距上。迄今为止的工业化过程，通过产业向特定区位的集聚，带来劳动力的集聚，并进一步带来工业部门相关产业和为工业部门服务的服务部门的产业共聚，形成了工业化带动城市化的机制。由此，导致了城乡之间生产技术和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并进一步带来城乡收入的差距。为此，中国式现代化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城乡差距问题是当前主要矛盾中发展不均衡问题的关键所在。
03中国式现代化中的矛盾体现
基于上述认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主要问题在于新产业革命与城乡差距之间的矛盾。当前，中国解决发展不充分的关键在于新产业革命，解决发展不均衡的关键在于消除城乡差距。新产业革命和城乡差距是中国现阶段核心问题的主要矛盾的两个侧面，同时又是紧密相关、相互制约、相互支持的辩证统一体。在当前背景下，新产业革命的推进已经表现出扩大城乡差距的倾向。其一，新产业革命需要良好的产业基础、达到一定规模的高端市场和高级人才、风投资金等资源的支持，使得其主要以城市为中心展开；其二，新产业革命对资金、技术、人才等的需求极其巨大，迫使其选择大型、超大型城市为技术创新发源地，导致上述大量资源以及政策都不可避免地向大型、超大型城市倾斜，从而加剧城乡之间的资源差距、技术差距，进而扩大城乡差距；其三，为调整发展的区域间不均衡，相对落后地区、衰退地区也只能选择更快推进新产业革命的发展路径，而这些地区的财力、人力有限，更扩大了资源流向大型城市的倾向，从而加剧城乡差距。
综上所述，中国式现代化以新产业革命为突破口“做大蛋糕”“做好蛋糕”的过程，必然不可避免地面临如何处理城乡差距问题以在发展过程中实现“分好蛋糕”的挑战。新产业革命与城乡差距之间的矛盾是高质量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所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
三、新产业革命与城乡差距之间矛盾的形成机理
01发达国家的产业革命与城乡关系
进入工业化时代以来，人类经济发展历程主要经历了四次产业革命。而新产业革命之前的前三次产业革命以及20世纪90年代发生的信息革命，基本上是从农业、手工业、商业的产业体系走向重化工业体系并逐步完善重化工业体系的过程。从具体历程来看，发达国家之所以城乡差距并不显著，主要原因在于其成长为发达国家过程中的产业革命与城乡关系并未形成长期的矛盾冲突。这种现象的形成主要基于如下原因。
第一，产业革命的技术创新提高了自然资源禀赋的要素地位。第一次产业革命以纺织机、蒸汽机起步，逐步扩展到钢铁、煤炭、交通运输、机械制造等产业部门。其中，煤炭、铁矿等资源成为工业食粮，其资源产地往往聚集相关产业，成为以该资源采掘加工为主导的工业城市。第二次产业革命则是以内燃机、石油、电力技术为出发点，构建起以汽车、石化、电力系统为主干的重化工业体系的初步框架。其中，石油作为新能源得到广泛应用，石油产地则由此得以富甲一方。第三次工业革命主要以微电子技术为主导，为重化工业体系增加了家用电器、办公机械、信息通信等产业分支，但主要自然资源要素地位开始下降。信息革命则强化升级了通信机械制造业并使软件服务业独立出来成为新的产业分支，并不改变整个产业体系的重化工业本质。上述产业革命过程，特别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都有相关自然资源禀赋优势地区借助产业革命兴起，或走向城市化，或单纯作为产地而致富。这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产业革命对自然资源产地的带动作用。
第二，以往的产业革命带来的主要产业容许劳动力的大量就业。第一次工业革命形成的纺织业和矿业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大量的产业工人；金属冶炼产业、机械制造业也严重依赖人力操作。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纺织、服装、制鞋等日用品产业继续存在于产业体系之中，煤炭、铁矿、石油开采产业，金属冶炼、化工、汽车等重化工业及制造业虽然逐步转向资本密集型，但也具有需要大量劳动力的特征。第三次产业革命的微电子产业主要在生产、组装领域增加了劳动力岗位。因此，在上述产业革命过程各个阶段中技术进步创出的新产业都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需求，吸引（早期则不乏强制）劳动力进入城市，参与工业化过程，形成工业化带动城市化的机制，进而形成了城市人口集聚现象。这使得以往的产业革命同时具有减少农村人口、提高整体收入的作用。
第三，以往的产业革命的策源地和主要现代化国家的人口规模相对较小，使得其城乡矛盾易于解决。历史上的主要产业革命策源地和现代化成功国家如英法德等欧洲国家、美国以及日韩等国，人口总量都不甚大。在大量人口被吸入城市之后，农村残留的人口规模相对较小。这一方面便于工业利益对农业的反哺，提高整个国家的福利化水平；另一方面也促使其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结果也使农民收入大幅提高，城乡收入差距缩小。
第四，国际分工体系初建时期的工业发展可以支撑整个劳动力价格超过其劳动力价值的高估，借助国际分工体系的构建，形成工业国对农业国、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剥削机制。历史上的英法德美日韩等国都是借助产业革命发展其主要产业，占据了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价值链高端位置。而恰好其占据国际优势地位时期的主导产业，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的劳动力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业，容许这些国家有较高比例的就业人口从事这些当时的“高技术产业（相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工作。于是，先进技术带来的高科技产品的分工优势和整体规模相对较小的人口优势，支撑了这些国家产品的垄断地位，进而支撑了所有经济部门的劳动力价格被高估，由此确立了对发展中国家垂直分工的统治地位，并建立高端技术形成高附加值产品、带来超额利润、进一步推进技术创新的循环机制。
由此可见，发达国家的产业革命之所以没有形成与城乡关系的长期矛盾，主要原因在于，发达国家确立其地位所依赖的产业革命在早期的产业技术体系构建时代，允许自然资源占据一定地位，容许大量劳动力依附其生产体系，且人口规模相对较小，加之国际分工体系下形成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体制带来的高额利润，使之实现了整体收入水平的提高，从而缓冲了城乡差距与产业革命的矛盾。
02新产业革命的双重效应及其城乡差距扩大倾向
当前，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特征，也有人口规模巨大的特殊国情。更重要的是，中国式现代化所面临的新产业革命与城乡差距的矛盾则与历史上发达国家兴起时所依赖的产业革命大为不同。新产业革命不再具有以往产业革命增加产业分支、扩大产业体系、吸收大量劳动力、提高自然资源重要性的效应，而是在推进可持续发展、创出新产业、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也具有减低自然禀赋重要性、排出劳动力、产业体系瘦身、增长区域窄化等负向效应。因此，新产业革命不再像以往的历次产业革命那样以“加法”为主，而是既有“加法”，也有“减法”。新产业革命的这种有正有负的双重效应，是其与以往产业革命不同的特殊性。
与以往的产业革命不同，2008年以来兴起的新产业革命的主要目标有两个：其一，实现可持续发展，把人类从资源、环境的约束中解放出来；其二，实现智能化生产，把人类从体力劳动的束缚中进一步解放出来。为此，新产业革命的核心领域有以下四个：一是再工业化领域，目前主要是通过电动车替代燃油车，带动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替代相关传统产业；二是大健康产业，通过基因工程、生物工程等技术创新使人类更加健康；三是智能制造，通过数字技术的导入，使生产过程智能化，解放体力劳动；四是智能社会，通过数字技术的应用，推进信息对称化，节省社会运营成本，提高经济运转效率。
从新产业革命的主要进展来看，其对整个经济社会有推进可持续发展、创出新产业、提高生产效率的正向效应。其对乡村发展同样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如改善农业生产环境，助力农产品生产绿色化；借助智能技术加强信息对称，消除批发、零售等中间环节，有利于提高农民收入；通过智能技术的公共化，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社会运行效率等。
但是，新产业革命同时也具有一定的负向效应，这些负向效应则减少了乡村经济从新产业革命获益的程度，甚至带来不利影响，具有扩大城乡差距的倾向。
第一，新产业革命带来传统经济要素项目的减少和参与度的降低，也导致新要素的信息获益出现城乡差异。技术进步的过程必然影响参与经济活动的要素增减和参与度的变化，以往的历次产业革命在自然资源方面，分别提高了煤炭、钢铁、石油、硅、铜等产业资源的重要性。但新产业革命一方面提高了技术、资本的参与度，增大了信息要素的重要性；另一方面，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的能源替代，使附着于土地上的自然资源地位下降，如煤炭、钢铁、石油等的地位都将在一定程度上被压缩，使得传统资源优势对乡村开发的意义大幅度下降。而新增的可持续资源则有的对乡村经济发展不具有特殊的区域意义，如太阳能；有的意义不大，如风能、潮汐能等，在新的产业体系中占比少，产业价值链地位低。新增的信息要素严重依赖于市场信息的发生和处理过程，使城市成为信息要素的主要产地。因此，从资源禀赋优势视角来看，无论是传统资源禀赋优势地区还是新能源、新材料、市场信息的资源禀赋优势地区，新产业革命都不能为其带来足够大的经济增长效益。换言之，新产业革命之下，靠资源禀赋优势生存的时代已经终结了。
第二，新产业革命带来传统产业体系的瘦身。在物质生产部门，由于高技术替代低技术、清洁技术替代污染技术、数字技术替代机械技术的推进，传统的产业链受到巨大冲击。如在以新能源车为代表的再工业化领域，汽车生产上下游40余个产业中的内燃机、机械传动等产业将彻底消失，石油化工、钢铁等产业将大量减容；在智能制造领域，传统机械制造产业将被产业机器人产业替代，传统研发过程将由数字技术替代，一系列制造过程都将由电脑操作完成；在智能社会领域，智能技术将消除经济运行的冗余环节，批发、零售等产业大量被电子商务平台取代，进而服务业中银行柜员、出租车驾驶、翻译、法律咨询、会计服务等简单人工服务也将被替代，相关产业随之缩小甚至消失。新产业革命的产业体系瘦身效应，对乡村经济具有较大的负面影响。乡镇产业多为传统的农产品加工业、地方特色产业、为中心城市配套的传统机械制造业或从中心城市溢出的钢铁、有色金属、化工等传统重化工产业，其中的一些产业将因新产业替代而不可避免地被淘汰或压缩。
第三，一般劳动力人口流入城市的机会大大降低。在劳动力方面，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的资本密集型产业等都具有大量增容劳动力的功能。但新产业革命一方面通过再工业化、智能生产实现产业体系的瘦身，减少相关产业的劳动力需求；另一方面，在智能生产、智能社会领域通过智能技术的开发和广泛应用，实现劳动力的排出。这种劳动力排出效果，目前已经形成了城市的结构性失业态势，因此无法容纳更多的劳动力流入城市。而与此同时，农村社会培训教育水平相对低下，使农村劳动力人口的人力资本培育效果赶不上新产业革命的节奏，农村劳动力进城定居的难度大大增加。
第四，资源分配的区域选择不利于乡村经济发展。新产业革命的技术创新过程对大型城市、超大型城市的依赖，具有扩大城乡差距、区域差距的一般倾向。新产业革命在产业技术创新过程中需要大量的高端人才和研发资本投入的支持，而且需要较好的产业基础、高端的市场需求的支持，这使新产业革命必须依赖大型城市、超大型城市。在一些发达程度不高的地区，不得不向首位城市集中大量相关资源，使城市间差距也呈现扩大倾向。目前，这种倾向已经使一些地区本已出现的城市群多中心化趋势被打断而呈现出首位城市首位度提高的“逆行”现象。与此同时，由于新产业革命具有上述产业体系瘦身、排出劳动力的负面效应，其维持传统产业稳定、保持就业水平、强化社会救助等社会成本也大大提高。这些客观需要必然导致优惠政策和社会资源也向城市倾斜。随着资源不断向大型城市、超大型城市集中，本已显在的城乡差距必然进一步扩大。这一倾向在新产业革命人力、财力条件相对不足的落后地区、衰退地区将更为显著。
总之，新产业革命的双重效应特征，使城乡差距在新产业革命进程中出现不断扩大的可能，构成了新产业革命与城乡差距这一对矛盾的主要方面。
03城乡差距对新产业革命的双重效应
在新产业革命因其双重效应而对城乡差距扩大形成严重威胁的同时，城乡差距也对新产业革命具有双重效应。这种双重效应是以新产业革命的双重效应为背景的，是新产业革命与城乡差距这一对矛盾的另一方面。
如前所述，新产业革命的推进，虽然可以使整个社会的生产效率提高，带来城乡共同的收入扩大倾向，但这种城乡收入共同扩大的过程不仅不是同步的，而且具有差距扩大的倾向。城乡差距的扩大倾向，一方面源自新产业革命以城市为中心展开，不可避免地造成城乡之间生产效率的差距，进而形成经济增长和收入增长的差异；另一方面，源于新产业革命要求创新资源、产业政策甚至其他社会资源和优惠政策都向城市倾斜，而乡村经济不仅受到新产业革命负面效应的影响，而且缺乏资源投入。
在此背景下，如果选择缩小城乡差距优先的策略，向乡村投入较多资源，则存在延缓新产业革命进程、影响新产业革命效率的可能。其一，新产业革命正在方兴未艾之际，产业体系瘦身过程尚未充分展开，未来产业体系的基本框架也不明朗，盲目扶植乡村产业极有可能将资源浪费在新产业革命将要淘汰或压缩的传统产业上，最终延缓了整个产业体系的重构过程，影响了新产业革命的效率。其二，新产业革命所需资源巨大，产业技术创新成本极高，新产业革命负面效应所要求的社会成本也非常大，这使社会资源变得相对不足。除少数发达地区外，一般区域特别是亟待推进新产业革命的落后地区、已经受到新产业革命负面效应影响的衰退地区，社会资源用于新产业革命已经捉襟见肘，自然无力对乡村收入提高倾注力量。事实上，许多衰退地区、不发达地区的经济政策导向基本是以城市为主、以新产业革命为优先选择的。
但是，如果放任城乡差距扩大，虽然表面上支持了资源向城市的倾斜，支持了新产业革命的创新过程，但也会加重地方财政负担，且对新产业革命技术创新的产品实现过程带来不利影响。其一，城乡差距的扩大，农村失去资源支持，在新产业革命的负面效应下将会造成产业衰退和造血能力下降，危及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将迫使地方政府不得不确保基本的农村财政需求，加重了地方财政负担，延缓了共同富裕的进程。其二，在当前信息发达的社会环境下，虽然城乡收入差距存在，但人们消费结构的升级预期是基本一致的，而且乡村没有城市居民的住房开支压力，其在生活消费结构升级上的支付能力也具有一定的市场规模。因此，保持乡村居民收入逐步提高的态势，有利于为新产业革命提供市场支持。而城乡差距的扩大会削弱乡村居民对收入增长的预期，从而增加储蓄倾向而减少消费支出，最终削弱新产业革命下新技术产品的市场实现。
总之，城乡差距对新产业革命也具有双重效应。在新产业革命进程中，城乡差距的扩大虽然看似支持了新产业革命在城市的推进，但削弱了乡村对新产业革命的市场支持，同时危及国家经济安全、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采取优先缩小城乡差距的战略削弱了发展这一共同富裕的前提，固守传统产业技术就会走老工业基地衰退的老路，带来城乡整体收入下降。
四、解决问题的路径选择
综上所述，新产业革命与城乡差距是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重大挑战，二者作为矛盾的两个方面，不是舍此取彼的替代关系，而是相互制约和相互促进的内在统一关系。为此，我们解决这一矛盾的路径选择的基本思路如下。
01推进新产业革命与缩小城乡差距缺一不可
如前所述，推进新产业革命与缩小城乡差距是当前中国式现代化所面临的诸多挑战中最主要的一对矛盾。那么，是否存在放弃其中之一而专务另一的选择呢？显然，放弃任何一个都是不可能的。
第一，新产业革命是不能放弃的选项，是不能绕行的课题。首先，中国要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宏大目标，不是要实现简单的、低级劳动成果的大量累积，而是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同富裕、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相协调，这些目标在世界竞争推进新产业革命的态势下，靠现有技术是不能实现的，必须通过技术革命实现整个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新产业革命恰好是一个历史机遇。如果我们没有赶上这样的一个历史机遇，我们也要自己主动推进新产业革命，去创造出这样一个历史机遇来。其次，新产业革命是建立在以需求升级为根本动力的市场机制作用下的必然结果。在此之前，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之所以出现经济长期低速增长或萧条甚至虚拟经济膨胀导致的泡沫危机，都是产业技术长期停滞，不能满足需求升级所致。而当世界主要国家都意识到这一问题后，新产业革命应运而生，以“再工业化”满足人们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群体需求，以生物技术、数字技术等满足人们自身健康发展、劳动力解放、便捷生活等个体需求。如果我们止步于当前的技术水平，只追求规模的扩大以积累财富，实际上意味着我们将因固守传统技术而放弃对新需求的满足，既不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也无法从市场获取足够的回报，最终证明靠传统技术也无法实现财富积累，而只能走向衰退。最后，新产业革命不是简单的世界技术进步潮流问题，而是未来世界产业体系重组的契机。中国在改革开放40余年后的今天，已经深深融入国际分工体系之中。放弃新产业革命就意味着我们将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处于利用公共技术、进行粗加工、靠资源禀赋优势生存的产业体系底层。这种状态下根本无法实现人均收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宏远目标。
第二，新产业革命的推进，不存在只发展个别领域的选项，即在主要领域推进新产业革命，对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则延续其劳动力占比较高的资本有机构成状态。这是由技术和人两个方面共同决定的。从技术层面而言，一场产业革命之所以被称为产业革命，不仅在于其技术的创新性具有划时代意义，更在于这些新技术会改变整个产业体系的主要产业技术乃至一般性公共技术，从而带来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如蒸汽机的出现不仅为纺织业提供动力，更为交通运输、采矿冶炼等行业提供基本动力；再如电力的出现使全社会的产业动力系统和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实现了电力化。这次新产业革命也将通过数字技术创新带来所有生产部门、生活领域的智能化，最终实现智能技术向公共技术的转型。劳动密集型部门、资本密集型部门必然受到智能技术的冲击。在基本的智能技术下重组其生产过程，利用智能技术实现劳动力节省不仅是现实可行的，也是乐于为企业接受的。从人的层面而言，一方面，人均收入提高、消费结构升级，使得工资刚性增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业依靠劳动力低成本的生产方式无以为继，必然选择通过技术进步来替代简单劳动甚至复杂劳动和脑力劳动；另一方面，人们对工作的选择倾向也正在向低强度、高收入的方向转移，导致企业“招工难”问题开始凸显并将不断迫使企业转向通过技术进步向技术密集型转移。因此，新产业革命下，虽然有个别产业部门在采用智能技术、实现生产过程自动化领域的进展相对缓慢，但在共同富裕目标下、人均收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进程中，这些传统技术领域最终必然走向生产过程的智能化，必然走向全社会的劳动力解放。
第三，缩小城乡差距不能“暂停”，不能等到新产业革命结束后再通过“分蛋糕”的方式加以解决。首先，城乡差距作为当前中国收入差距的主要领域，是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所面临的核心挑战之一。缩小城乡差距固然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需要长期解决的问题，但也绝不能在现阶段为加速推进新产业革命而暂时或短期放任城乡差距的扩大。放任城乡差距的扩大，将给经济安全、社会安全带来巨大威胁，为“分好蛋糕”增加过多的压力。其次，缩小城乡差距对新产业革命也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提高乡村收入，有利于新产业革命成果的市场实现。特别是在当前信息充分共享的时代，乡村消费预期基本上已与城市同步，新的消费品在乡村同样会形成消费者的功能预期和偏好预期，而随着乡村收入的提高、支付能力增强，这些消费预期就会形成巨大的市场支持力，从而有效地助力新技术、新产品、新产业的发展。最后，缩小城乡差距可以将乡村发展纳入新产业革命进程之中。缩小城乡差距在表象上体现为收入差距的缩小，在本质上则需要以乡村经济的振兴、乡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为前提。在此，将乡村相关的产业技术革命纳入新产业革命之中，推动乡村农业、乡镇工业及服务业整体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将极大地降低缩小城乡差距的难度，减轻社会压力，加速共同富裕的实现。
02城乡共建现代产业体系
党的二十大提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在此，为有效推进城乡要素流动向有利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方向发展，需着力调整城乡要素融合的内容和流向，使之既有利于新产业革命，又能避免乡村要素被城市集聚而导致城乡差距的扩大。为此，应从城乡共建现代产业体系入手，探索推进新产业革命和缩小城乡差距的共进之路。
第一，在产业技术体系构建上，积极推进新产业革命领域向整个经济体系的扩展，重点向乡村经济现代化方向倾斜。前文已述，新产业革命目前的主要领域在以新能源汽车为核心的新能源、新材料等“再工业化”领域，以生物技术为核心的大健康领域，以产业机器人为核心的智慧生产领域，以数字技术应用为核心的智慧社会四大领域。其中，生物技术、转基因技术等与农业生产关联直接且紧密，智慧技术则可以大大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智慧社会也已在电子商务等领域对乡村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当前的新产业革命进程已经具备了向乡村经济扩展的基本条件，应积极推进新产业革命走进改变包括农业在内的整个产业体系的历史阶段，以此使乡村发展受惠于新产业革命成果，并直接纳入新产业革命主要领域之中。其一，大力发展设施农业，推进农业生产工厂化，导入智能机械，实现施肥、灌溉的节约化、精准化，建设智慧农业。其二，借助智慧技术，开发农业生产管理软件，可以推进农业生产管理的智能化，提高农业生产率。其三，积极推进现代农业机械生产，以满足适度规模农业生产的机械化需求。其四，积极推进大健康产业领域的产业链建设向乡村延伸，从原料生产起步构建中医药、营养品、绿色食品的产业链，加强相关产业链核心企业，以及对生物原料的养殖、种植等培育环节的乡村部分产业链管理，提高产业链运营效率。其五，继续拓展电子商务等智慧平台在乡村经济中的积极作用，加强农产品市场预期管理和销售、售后服务，形成以需求为动力的供给自我完善体制。
第二，在产业空间体系调整上，以都市圈建设为方向，大力推进区域产业体系在都市、周边城市、远郊小城镇、乡村的合理分布，努力构建城乡融合发展的空间格局。前文已述，新产业革命对高端资源的需求，使得新产业革命的推进不得不倚重于大城市或超大城市。但这种倾向本身也非完全合理，且主要体现在新产业革命的技术创新环节，我们完全可以通过产业空间的合理配置，在整个新产业革命的推进过程中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其一，产业技术创新研发基地的有效配置可以在地理空间上消除对大城市的绝对依赖。产业技术研发是新产业革命的关键环节，其中包括理论研究、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产业化）等部分。随着数字技术和网络平台的广泛应用，其中的理论研究、技术研发可由科研院所、企业等相关机构以网络空间为依托，采用虚拟集聚的方式，物理上的研究过程可以分别以各自实验室为基地进行，而研究进展的探讨、研究成果的汇集和溢出都可以依托虚拟网络进行；成果转化（产业化）部分可以将有相关产业基础者交给相关产业，无相关基础者则可在通勤可达性较好的城市边缘、周边城镇建设转化基地、摆渡工厂等。特别是基因工程、农业机械等产业的产业转化部分更应放在靠近乡村的周边城镇来布局。其二，对新兴产业也应调整布局，不必一味拥挤在大城市里，特别是与乡村振兴紧密相关的健康食品、中医药、现代农机、休闲旅游等产业，都可以紧贴乡村进行布局。同时，电子商务、医疗服务等产业也应继续推进在乡村的扩展。其三，随着大城市的过度集聚带来拥挤效应的凸显，一些传统产业将被大城市“腾笼换鸟”，这些城市溢出产业可合理布局在大城市周边的中小城镇，增加乡村经济中的工业含量，提高乡村经济造血能力。其四，加速构建链接大城市交通网络的都市圈通勤网，形成以主要产业集聚地为核心的半小时至1小时通勤圈，并构建良好的城市道路、公路交通网，为产业空间调整奠定人流、物流通畅的物质基础，可支持以县城、小城镇为主要节点的产业布局。
第三，积极推进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城乡生活方式的融合发展，以就地城镇化为方向，可以消除城乡间公共服务、社会福利、社会文化的差距。其一，重点加强公众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乡村与城市在水、电、煤气等领域的并网共享，特别是上下水网络建设标准的统一化，以此消除基本生活福利的公共服务差距。其二，加强信息服务，推进乡村智慧社会建设，重点推进5G网络建设特别是智慧教育、远程医疗、公共知识普及等领域的信息网络建设，积极推广智慧平台在乡村产业发展及生活品质提高等领域的应用，一方面可以提高乡村地区信息要素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可以支持农业生产智能化和电子商务、民居旅游等产业发展，并推进乡村社会意识、文化理念与城市的同步发展和深度融合。其三，建设宜居宜业、各具特色的城乡居住环境。一方面保障居民工作通勤的便利性和生活的便利性；另一方面，以鲜明的城乡特色，培育城乡相互交流的社会需求，支持大城市商业、游乐业、文化产业和乡村休闲旅游等产业的发展，形成文化的互动和溢出，并带动社会文化的城乡融合发展。由此，形成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的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并实现城乡差距的全面缩小。
总之，推进新产业革命虽然要求资源向大城市集聚而具有扩大城乡差距的倾向，但这一过程主要体现在产业技术创新阶段，新技术的产业化、产品的实现都可以实现其与乡村的融合发展。同时，乡村经济中不乏与新产业革命交叉的重要领域，更有新产业革命成果的广泛应用空间，因此探寻城乡共建现代产业体系的路径，是化解新产业革命与城乡差距之间矛盾、加速推进城乡融合的重要路径。
五、结论
综上所述，中国式现代化当前的主要问题突出地体现为新产业革命与城乡差距之间的矛盾。其中，新产业革命是解决发展不充分的关键，而缩小、消除城乡差距是解决发展不均衡的关键。但新产业革命的推进具有扩大城乡差距的倾向，使二者构成了紧密相关、相互制约、相互支持的矛盾统一体。历史上发达国家在其成长为发达国家的过程中产业革命与城乡关系并未形成长期的矛盾冲突，原因在于当时的产业革命提高了自然资源禀赋地位、容许劳动力的大量就业，且其人口规模相对较小，使工业发展可以支撑整个劳动力价格高估，并借助国际分工体系的构建，形成工业国对农业国、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剥削机制。而当前的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特征，也有人口规模巨大的特殊国情。更重要的是，中国式现代化所面临的新产业革命与城乡差距矛盾与历史上发达国家兴起时所依赖的产业革命大为不同。新产业革命不再具有以往产业革命增加产业分支、扩大产业体系、吸收大量劳动力、提高自然资源重要性的效应，而是在推进可持续发展、创出新产业、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呈现出降低自然禀赋重要性、排出劳动力、产业体系瘦身、增长区域窄化等负向效应。这种双重效应特征使城乡差距在新产业革命进程中出现不断扩大的可能，构成了新产业革命与城乡差距这一对矛盾的主要方面，并由此使城乡差距也对新产业革命具有双重效应，形成了新产业革命与城乡差距这一对矛盾的另一方面。我们认为，新产业革命与城乡差距之间不是舍此取彼的替代关系，而是相互制约和相互促进的内在统一关系。为此，应从城乡共建现代产业体系入手，探索推进新产业革命和缩小城乡差距的共进之路。
（作者简介：赵儒煜，宁波工程学院区域发展与共同富裕研究院院长，吉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世界社会科学》202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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